199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竞赛

  1503亿财政赤字引出的话题
  本报记者 李建兴
  ●会不会引起政府债务危机?
  ●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会不会产生“挤出效应”?
  今年我国政府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财政赤字预算为1503亿元。这是否会引起政府的债务危机?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投资会不会对企业和民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问:今年为何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答:纵观1999年国际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慢,国际贸易环境更加趋紧,因此,扩大出口会更加困难。再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需求的制约,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低迷,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较大的改观,而且国内需求的启动还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今年中央财政支出规模减下来,将影响去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很难保持今年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压力很大,并且灾后重建、水利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任务非常艰巨。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从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需要出发,都要求今年继续实行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否则,就不能缓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压力,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
  问:债务和赤字规模的扩大会不会引起政府债务危机?
  答:从目前情况看,债务和赤字规模的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是不必要的。首先,在债务规模方面,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60%,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1997年,我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均低于国际警戒线。其次,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呈偏松状况,认购国债的能力较强。第三,从我国现有国债的期限结构来看,现有的国债期限分布于一至十年,而且本息偿还规模分布较为均衡,长短期搭配基本合理,不会形成个别年份集中兑付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这是中央财政偿还债务的最基本保证,也是我国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最基本的判断依据。
  问: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
  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并不会导致货币超量发行。近两年,我国银行存贷款差额较大,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且也有利于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丰富,工业消费品充裕,物价价位较低,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问: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会不会对企业和民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
  答: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一般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而我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的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性的基础设施方面,并注意把握财政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措施的配套实施,相信可以较好地避免“挤出效应”。第一,从当前的经济环境看,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商业银行资金存贷差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将过高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加大对企业和民营部门不愿涉及的投资领域即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第二,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第三,从投资的领域看,中央政府对发行国债所筹资金的使用方向都有严格的规定,确定资金使用只能选择基础设施项目,决不搞一般工业性项目。由于直接回报率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般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因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挤出效应”。
(附图表)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扩大内需:今年做什么
  ——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郑新立
  本报记者 费伟伟
  问:去年,我们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战胜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要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是不是需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政策?
  答:扩大内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目前之所以出现市场需求不振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增长受阻;城镇居民消费正处于转型时期,以吃、穿、用为主的消费基本得到满足,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由于受体制和政策的制约,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农村居民的购买力过低,对城镇已经饱和的商品缺乏接替购买能力;非国有单位投资受市场需求、心理预期和资金供给等因素制约,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可以支撑较高的投资率,也是增加即期消费的重要条件。因此,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问:去年扩大内需,主要靠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大对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乡电网、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今年在投资方面将有哪些变化?
  答:今年扩大内需,要继续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使去年已经开工的项目尽快竣工,交付使用,以发挥投资效益。同时,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要求,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振兴技术装备工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
  问:去年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而非国有单位投资仅增长1.1%,不仅远远低于国有单位,而且远远低于改革20年来非国有单位投资年均增长28.6%的速度。这种状况显然不适应扩大内需的要求,今年应采取什么措施加以解决?
  答:今年,在继续增加国有单位投资的同时,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非国有单位增加投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投资的增长,就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目前的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应从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投资政策、出口经营自主权和政府扶持力度等各方面,为非国有单位增加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
  问:在继续增加投资的同时,如何扩大消费需求?
  答:要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消费体制,调整消费政策,启动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在继续增加居民吃、穿、用消费的同时,着力增加住和行的消费,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要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通过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地价,以降低房价。扩大住房信贷,完善住房二级市场,促进城镇住宅业的健康发展。大力开拓服务消费市场,推进文化、体育和非义务教育及非基本医疗保障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积极促进社区服务和旅游业等服务业的发展。
  问:目前农村市场购买力偏低。不少城镇已经饱和的商品,农民买不起,有的买了也没法用。今年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应如何着手?
  答:今年应下大力气开拓农村市场。目前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5∶1,差距过大。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取消对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使之有利于农村的能人向小城镇转移。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强水、电、路、通讯、电视接收装置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各类家用电器进入农民家庭创造条件。
  问: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为扩大内需服务?
  答: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这批国债去年已完成52%,剩余部分将在今年完成。为了保证已开工项目按期完成,今年还应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增发国债。此外,要配合适当的货币政策,鼓励对企业和个人增加贷款,重点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高技术产业、消费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专家学者谈再就业

  再就业要避免误区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
  本报记者 朱剑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当前的失业和下岗问题,不是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几个原因同时促成的。只有把握住这多种原因,才能有针对、有重点、有区别地选准治理措施。也是从这种多因性质出发,他认为目前失业治理中有几个误区要引起注意。
  蔡昉对记者谈到,再就业以及就业工作的误区之一是,一些地方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做是城镇职工再就业的障碍,从而制定了许多排斥和歧视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例如,一些城市通过设置各种收费,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有些地方则明确规定哪些岗位不允许雇用外地劳动力,个别城市不断分批宣布的限制岗位多达近百种。
  蔡昉认为,出现这种误区是因为一些地方没有认识到外来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就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事实上,一些城市政府苦心清腾出的工作,本地人却不愿意去做。“有人没事做”和“有事没人做”,在很多城市都一直存在着。比如家政、建筑等工作,基本上没有大城市的居民愿意干。所以,采取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策不仅无助于降低城市的失业率,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发育。此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占农村人口的1/3,清退农民工会使农民收入下降,对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反过来还会再增加城市失业。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有一些人主张降低劳动参与程度来减轻就业压力,比如企业内采取轮班制来分享岗位、提前退休、妇女回到家庭等,这是误区之二。蔡昉认为,这种思路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对于大部分原来工作的职工来说,回到家里也好,提前退休也好,减少职工在企业的劳动时间也好,都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劳动者要退出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他们通常是要积极地寻找第二次就业门路,所以这种办法不会减少劳动力总供给。第二,这种减少劳动供给的办法,通常会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所以一旦实行,其结果将是引导企业减少劳动力使用,而并不鼓励全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不能真正解决再就业问题。
  误区之三是,对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过于急切,希望能马上由社会来负担传统上由企业负担的下岗工人。蔡昉认为,从长期看,企业保障改革为社会保障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思路。但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替代旧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们国家还处在发展中阶段,现有体制更具有转轨中的特征,所以,我们在选择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时,要特别注意防止走向我们根本承受不起的福利体制。希望用社会保障来解决目前的下岗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失业保险是在常规条件下的保险机制,而当前的失业和下岗具有超常规的特点。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步较晚,缴费率也较低。而通常社会保障水平与基金规模和缴费率之间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在加快实现长期的改革目标的同时,目前应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首要任务。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该打“护假者”
  晓白
  一次聚会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感叹如今打假难。且不说取证艰辛、鉴定复杂以及制假售假者的抵抗,最令人棘手的,还是一些本该以打假为己任的官员出来护假。这话引起不少共鸣。据了解,过去两年中国家有关部门曾几次组织力量赴福建云霄、广东饶平等地突击查处机械化生产假烟的窝点,结果每次都有政府机关的人员给造假者通风报信。在广东饶平,十几个造假窝点竟然在一夜间拆得干干净净,使数百名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人员组成的“打假”队伍无功而返。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地方官员亲自出面干涉打假、当地公安干警对造假者围攻打假者视若无睹的事件。
  全国范围的“打假”活动已开展6年多,如今的确做到了对制假者毫不手软,对售假者查处坚决,但对护假的官员们呢?则显得有些软弱。从法律的角度看,打击假冒伪劣并不单纯是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事儿,也是各级政府及执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不想着如何整顿取缔假冒伪劣活动,而是任其在眼皮底下泛滥,这本身就是严重的失职;而明目张胆地出来护假,对打假者横加阻拦,其可恶程度,较制假售假者尤过,实在该打。
  这些人出来护假,有认识上的原因,更多的恐怕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或者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看成致富的门路,借此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他们或者干脆与造假者勾结,“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给造假者暗开方便之门。几年前周口地区的药品打假屡次检查都拿不到有力证据,最后不就查明是因为当地县委书记收受贿赂暗中阻挠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护假”者也是反腐败。
  “打假”要向纵深发展,必须拆掉“护假”的篱笆墙。我们已经有不少专门针对制假售假者的法律法规,而对护假者,也同样需要在立法上、制度上下几帖猛药,如建立地方政府的“打假”领导干部责任制,对某些地方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而又在限期内没有解决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失职责任等。
  对护假者手软,就是对造假者纵容,“打假”工作也难以取信于民。在坚持“谁制假,打谁;谁售假,打谁”的同时,“打假”更应该明确这样一点:谁护假,打谁。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60年代我国地下水年开采量是20亿—30亿立方米,目前已突破1000亿立方米,全国有100多座城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地下水超量开采到何时
  本报记者 董纪新
  闻名中外的西安大雁塔正在变成“斜塔”。有关部门发现,由于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大雁塔近年向西北倾斜了一米。在西安市区还出现了十余条地裂缝,最长的达12.8公里。这种现象如今在我国已不罕见。
  日前,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地下水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导致大面积地下水的不合理开采、超采,已引发诸多生态环境问题。
  长期超采引发严重生态环境问题
  据水利部的专家介绍,我国在60年代以前,地下水的开采仅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作为城市供水水源,年开采总量约20亿—30亿立方米。而目前,地下水的年开采总量已突破1000亿立方米,占全国供水总量的20%。其中,我国北方17个省、市、区地下水的开采总量占全国地下水开采总量的88%,占北方17个省、市、区供水总量的1/3以上。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0多座城市和一些井灌区的地下水水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持续下降,有的地方地下水资源已濒临枯竭。以太原市为例,该市是我国北方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地下水超采现象十分严重,自70年代以来,地下水水位以每年2米—3米的速度下降,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面积不断扩大,漏斗中心地下水埋深已降至近百米。
  由于超采地下水,即使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我国南方地区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市,近年来因地表水严重污染,城乡大量开采地下水,造成沉降速率相当惊人的地面下降,一般地区每年为25毫米—30毫米,有的达40毫米左右。据统计,近5年来,该市累计沉降量大于100毫米的面积已超过73平方公里。
  在我国沿海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导致海水入侵,使地下水水质恶化,耕地盐化。据水利部门的监测与统计,在辽宁省的大连、锦州、营口等市,河北省的秦皇岛市,山东省的烟台、威海、青岛市,以及江苏等省的一些沿海城市和地区,都发生了海水入侵现象,入侵总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
  强化管理势在必行
  我国是水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资源量为828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强化地下水资源管理势在必行。对此,水利部的专家们建议: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强化水患意识。超强度开采地下水,必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殃及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水利部的专家们介绍说,地下水埋藏于地面之下,超采地下水造成的危害不像洪水那样明显,地面沉降、海水入侵、荒漠化及地下水水质污染的过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造成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将是很难恢复的,治理起来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强化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配置水资源。造成我国地下水超采状况的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目前,对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仍是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一方面严重缺水,造成超采地下水,另一方面大量地表蓄水却弃而不用,付之东流。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明确水资源统一管理,但目前全国仍有51座大中城市未能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而对水资源实行不实行统一管理效果大不一样,苏锡常地区便是一例。过去,苏锡常地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从总体上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措施,地下水处于无计划开采状态,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地面沉降及其他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为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江苏省政府从1995年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统一管理和调控,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到1998年,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市区的地下水水位分别比1996年上升了1米、1.43米、0.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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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俺要甩开膀子使劲干
  山东省平邑县铜石镇日前召开了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工作会议。刚领了奖品的生猪贩运大户徐守华说:“俺要甩开膀子使劲干,今年力争纳税20万!” 任振国 王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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