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两会专版)
专栏：两会聚焦
确立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
——代表、委员谈合同法草案
本报记者 李士燕 田俊荣 崔佳
1999年3月15日，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们再一次把目光和思绪投向合同法草案。这部包括428条条文的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草案，从1996年开始起草，到本次审议后将付表决，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又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统一市场的呼唤
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是交易，任何交易行为都要有规范，而规范的准则就是合同方面的法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显示，在每年约150万件的经济纠纷中，合同纠纷要占80％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它们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三部合同法从形式到内容存在重复、交叉、甚至矛盾的地方，如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本无二致，但却适用两部不同的合同法。此外，三部合同法调整和适用的范围过窄，有些漏洞需要重新制定法律调整。如对于在交易中利用合同搞欺诈，惩治上却无法可依，亟须作出补充规定；再如，现行的合同法只规定了10大类的合同，有些合同的规范还是空白。人大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公丕祥教授说，消除交易规则之间的分歧，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是把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生活纳入到有秩序的轨道上来的需要，是统一大市场的呼唤。
民主务实的结晶
从80年代末起，中国法学界对如何结束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局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法律界大多数人关于应当及早制定统一合同法的意见，于1993年10月由其工作机构开始着手统一合同法的起草工作。从1996年开始正式起草，1997年5月起向全国征求意见，1998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会议上，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1999年1月12日、13日，李鹏委员长还专门在京召开两次座谈会，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
集万民之智，纳百家之言，合同法草案形成过程处处体现着立法民主，走群众路线的精神；体现着立法要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原则。这，从对一些焦点问题的争议中可见一斑。合同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关于合同的形式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订立合同，除即时结清外，采用书面形式。”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基层法院的同志提出，现在老百姓之间的借贷、赠予、保管等合同不少是通过口头形式订立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的合同类案件中口头合同占35％，应增加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吸收了这两种意见的精髓，建议将条例改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情势变更制度引起了各方瞩目，原草案中对这一制度做了规定。在大会的审议中有人认为，在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时，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合同内容，这维护了合同公平。但大多数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信用背景下，这一制度容易让人钻空子，一些人会制造借口把商业风险视为情势变更，推卸责任。还可能出现因在执行中对情势变更理解不一而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建议，准备付表决的草案中对情势变更制度暂时不作规定。
市场信用的基石
交易没有诚信，市场缺乏秩序已经让我们的企业尝尽了苦头，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蒙受了损失，对此，代表、委员们感触很深。
令人高兴的是，合同法草案将目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能遇到的有关合同方面的问题基本包括进来，尽管有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但毕竟有了解决的法律依据。中国石化金陵石油化工公司经理吴瑞林代表说，合同法草案第七十三条对代位权的行使作了规定，在甲乙丙三方构成的三角债务中，丙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以乙的名义直接向甲催还债务，这样，更有利于化解三角债。
合同法草案内容不仅仅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还和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因为，在它调整的经济关系中，也包括了自然人之间因买卖、租赁、借贷、赠予等产生的合同关系。特别是草案规定的格式条款，即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它广泛使用于供水、供电、贷款、保险、房屋租赁等合同，与消费者息息相关。合同法草案对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充分保护了普通人的利益。
代表、委员们认为，这部重要法律草案的出台只是起点，而让有望即将成为正式的合同法走近每一个公民，让人们了解它，自觉地运用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才是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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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胜新时期“辽沈战役”
——辽宁代表话国企改革与脱困
本报记者 董建勤 新华社记者 张非非 鹿永建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三年脱困”，全国看东北，东北看辽宁。连日来，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辽宁团的众多代表，所见所闻，备受鼓舞。
辽宁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占全国1／10，国有资产总额居全国首位，国有企业所遇的困难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辽宁省把实行主辅分离、下岗分流和分配制度改革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288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54％步入良性循环、38％开始解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从总体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王福成代表说，受亚洲金融危机、成品油走私及特大洪水的影响，1998年企业是3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收入减少27亿元，但经过打击走私和我们的努力，最终实现税、利、费全年上缴27亿元、盈利3000多万元。
全省总计有332万人需要基本生活保障、再就业和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重中之重，压力很大。辽宁省想方设法通过企业自身的改革，大力发展一、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途径来开辟更多的就业机会，摸索了诸如“创建无失业居委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办法，仅1998年全省就有48．1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54万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
省委书记闻世震代表说：“观念一变思路宽，思路一宽天地变。要进一步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树立市场、发展和创新的观念。”1997年辽宁制定了《辽宁省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实施方案》和15个配套文件，确定了三年内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方向目标和改革措施，明确实行省长、市长、厅（局）长和企业经营者的目标责任制。
沈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焕刚代表等认为，搞活国企的关键是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管理中。这家企业在内部模拟市场核算，实行层层互保承包经营，销售收入年年递增。
关键在人。辽宁注重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对经营亏损的企业领导实行一年黄牌警告、二年就地免职，不得异地作官。铁岭市市长姚辉、葫芦岛市市长张东生等代表认为，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生死攸关，“没有管不好的企业，只有管不好的领导”，选出一个好班子，就能带出一支好队伍。
因厂施策，对特殊问题给特定的政策。辽宁经贸委主任王华彬代表介绍说，各有关部门对现有大中型企业一户一户地进行分类研究，具体支持，对60户重点企业实行一厂一策，强调改革要减人增效，下岗分流须稳定，二者不能对立起来。
采访中，辽宁代表们的普遍反映是：“挺难，但是有信心。”正如抚顺市市长周银校代表所说，面对机遇，发展只能靠自己，不能寄希望于国家给多少优惠政策，给多少好处，调整思路才有出路。
省长张国光代表坦言：“困难很大，潜力很大，希望很大。企业走向生机，充满活力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振奋精神，负重奋进，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世纪之交的辽宁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目标被认为是一场和平年代的“辽沈战役”，全省众志成城，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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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丕祥代表建议——
非义务教育产业化
本报记者 龚永泉 田俊荣
“要振兴教育，非义务教育要加速实行产业化！”44岁的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公丕祥代表快人快语。
目前，教育中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公丕祥说，是相对缺乏的教育供给和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矛盾。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群众对教育越来越重视，要求享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江苏为例，从1996年起，高校每年扩招1万人，但高考录取率仍不到50％。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公丕祥认为，在各级政府依法加大对教育投入的情况下，让非义务教育加速实行产业化应是题中之义。这样，有助于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优势。
非义务教育实行产业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20年教育改革的发展已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高等学校向中央和省级两级管理、以省级为主的新体制过渡已取得进展。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全社会教育投入的观念有了新的变化：从地方政府来讲，有的把教育投资视为基础设施投资；从群众来讲，不少家庭已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作了“预算”和“决算”。
公丕祥说，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切忌一哄而上，可在经济、教育较发达的地区先行试点，调动社会和民间的资金，建立开放、多元、富有活力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盘活、激活现有教育资产存量，力求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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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住“农”字不放松
——河南代表谈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本报记者 董洪亮
来自农业大省河南的人大代表非常关注农业和农村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是代表们比较集中的话题。
河南省委书记马忠臣代表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民收入增幅放慢的原因是粮、棉、烟、猪等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乡镇企业经营困难，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收入减少。从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保持农村稳定的高度，马忠臣提出了四条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包括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列席大会的河南省省长李克强说，朱总理报告提出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五项措施，对于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在确保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濮阳市市长黄廷远代表和新乡市市长王富均代表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有许多感触和体会。王富均强调，积极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问题，他希望国务院重视提留、民办教师工资、烈军属补贴等农村实际问题。黄廷远说，保持农业和农村稳定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农民收入，去年濮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702元，为使农民增收，濮阳加大农业投入，市财政支农资金年均增长达10％以上，另外，濮阳注重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近几年兴建了农业园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从美国、荷兰引进的联栋玻璃温室建成投产。
从事柳编制品出口贸易的陶丽华代表建议提高外贸出口农产品退税率；郑州青农科技服务中心良种繁育场场长吴忠相代表建议建立长期稳固的农村信息网络，使农民有指导性地进行生产、销售及农产品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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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难而进争上台阶
———山西代表联系省情话务实
本报记者 安洋
山西团代表们讨论时对经济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十分关注。人大代表、省长孙文盛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进一步认识中央提出的“知难而进”方针的深刻意义。“难”是客观存在，“进”是根本出路，实事求是地逐条分析“难点”，有针对性地深化改革，这些“困难”并不难解决。联系到山西今年经济工作的八项主要任务时，他表示，“要紧扣朱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总目标和要求，在落实上下功夫”。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杜五安代表认为，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把山西的事情办好。要十分珍惜民力和财力，严把质量关，使山西的基础建设真正造福于人民。山西是个能源大省，输煤和发电是优势，梁国英代表提醒到，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困难轻易丢掉这项主业，这样就会“狗熊掰棒子”什么也得不到。他认为要在改革上下功夫，走能源深加工和精加工的路，这样就不愁没有市场。
求真务实是代表们议论最多的话题，申维辰、谭华生、杜玉林代表对此深有体会，他们认为，“中央的大政方针需要实实在在的去落实，容不得半点脱离实际的花架子和形式主义，不然，再好的政策也没用”。山西仍处在经济欠发达阶段，所有的代表对把经济工作推向新的台阶充满渴望，他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修宪和《合同法》的制定，都为山西经济的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省委书记胡富国代表信心十足，“有中央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没有达不到的目标，在山西还是要一方面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一方面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努力为老百姓创造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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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西互补 共谋发展
——访人大代表、福建省长贺国强
本报记者 张翼鹏
“中央把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作为今后发展经济的长期策略，这一方针很适合福建的经济发展。我们把国内市场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因为实践证明那里潜力巨大。”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省长贺国强谈到开拓国内市场时，颇有心得。
为什么今天把眼光转向中西部？贺国强代表说，这是发展的需要。据他介绍，改革开放后福建经济发展快速，经济总量增长很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市场容量有限，福建人口只有3300万，在全国占第十八位；生产资源有限，从总体来说福建是一个缺少资源的省份。根据这种情况，福建的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要两头向外，包括原材料和市场。除了外向型经济，福建特别重视对内搞活，加强与兄弟省的联系，努力开拓省外市场。
谈到政府在开拓市场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贺国强有自己的想法：“政府对于开拓市场不应该包办，我们的方针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不包办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福建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引导企业进军中西部，对口协助是其中的主要形式。贺国强介绍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我们采取互利帮扶。这几年省领导每次带队访问宁夏，都带去大型的经贸代表团，从企业间的合作入手，通过宁夏拓展西北市场。福建莆田的一个企业集团，充分利用宁夏当地价格便宜的马铃薯加工鳗鱼饲料，运回福建饲养鳗鱼。项目很成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由于马铃薯质优价廉，也降低了该集团的经济成本，双方取得了互补的效益。
贺国强代表说，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法，与中西部地区加强交流，闽南人走西口获得的是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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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赢得消费者信赖
——人大代表董伟平谈开拓城乡市场
本报记者 武卫政
董伟平是来自浙江省商业系统的女代表，浙江省优秀企业家。她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扩大内需、努力开拓城乡市场的重要举措非常赞同。她说：“商业企业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企业只有以信誉求生存，赢得广大消费者信赖，拉动城乡消费才能落到实处。”
董伟平和同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商场借打折的旗号大幅度抬高商品原价，或者以次充好，混水摸鱼。她痛心地对记者说，商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坑害消费者，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信誉危机。
董伟平代表认为，要把消费者拉到自己身边，企业必须视信誉为生命，完善与加强内部管理，严把商品质量关、价格关，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杭州百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她自信地对记者说，开拓城乡市场，商业企业大有作为。今年，百大集团在杭州和嘉兴、诸暨的商场，要紧紧围绕“赢得消费者信赖”的目标，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职工队伍管理，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让广大城乡顾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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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朝阳产业”
——访人大代表、陕西省长程安东
本报记者 洪岩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围绕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向记者道出了他的心声：要保持陕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发展的增长点。
程安东说，国际上通常把旅游产业和高新技术、电子信息产业称为“朝阳产业”。陕西作为旅游大省和科技大省，要发挥自身优势，瞄准这两个“朝阳产业”，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陕西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如何把这个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程安东认为，必须加快实现旅游产业化，把陕西建成一个旅游名省。1998年陕西旅游业创汇2．3亿美元。“一业兴，百业旺”。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吸引外资、赚取外汇，而且还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因此，陕西要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陕西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程安东说，陕西今年决定加大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以秦文化旅游区和汉阳陵为重点，向世界推出一批旅游拳头产品。
“陕西要发挥科技优势，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培植电子信息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成为中国西部‘硅谷’。”程安东说，陕西现有2000多个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83万人。今年要继续加大对电子信息等产业的扶持力度，重点发展家用电器、计算机显示终端、通信产品等生产基地，特别要把发展软件业放在突出位置。与此同时，陕西还要积极发展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
程安东认为，只要按照政府工作总的要求，结合地方实际，实事求是，就一定能把陕西的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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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走笔
广集思畅其言
米博华
众多的人口、复杂的国情、艰巨的任务、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这个大家不好当。要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要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要处理和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要凝聚起12亿人民的力量，非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可。这些年，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上正确而稳健，即使面对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仍能趋利避害、从容应对，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活力，靠的就是这个。
今年的“两会”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很自觉地以国事为重，建言献策。地不分东南西北，界不论工农商学，他们都力求从国家发展的全局考虑问题，出谋划策。农民代表关心国企改革，企业界委员关注农村发展，群众代表评议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的同志悉心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这样就大大拓宽了共商国是的思路和渠道，也增进了地区、界别、上下之间在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中的共识、理解和支持。
代表、委员的广泛性决定了“两会”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社情民意。从大量的报道来看，议案、提案以及发言，几乎囊括了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广大干部群众所思所想所议，在“两会”上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大至宏观经济政策，小至一项环保建议。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政议政正是通过代表、委员的工作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稳健而卓有成效推进政治改革的明证。
畅所欲言，是媒体对“两会”报道用的最多的一个词。“畅”，是一种轻松的心情，是一种直言的坦率，是一种自己的意见得到别人尊重的满足，也是一种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因而，只有“畅”才能说真话、道真情。尽管不是所有的意见和观点都尽善尽美，但这种畅快和舒展则是产生真知灼见的良好氛围。“两会”中代表、委员的畅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政通人和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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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住扩大内需商机
——人大代表马跃访谈
本报记者 王彦田
“扩大内需的决策是政府行为，但这对企业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全国人大代表、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马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继续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影响重大。比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实行信贷支持。汽车就是重要的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和购车信贷对扩大汽车特别是家庭轿车的消费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跃代表指出，扩大内需是一个商机，不是说政府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商机就会自动落到每个企业。能否抓住这个商机，关键是要看你能否很快调整企业自身行为，迅速地适应市场需求。东风汽车公司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加快了新产品开发步伐，去年以来新开发的品种就有25个，去年东风公司实现产销双增长，主要原因也是产品结构调整起了作用。马跃代表说：“现在我们没有产量计划，只有销量计划。用户要什么车，就生产什么车，没有的品种就马上组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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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看好农村市场
——人大代表杨绵绵访谈
本报记者 李德民
山东代表杨绵绵递给记者一摞海尔集团的材料。她是该集团的常务副总裁，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说：“看材料之前，先提个问题：海尔怎样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杨绵绵粲然一笑：“别以为海尔只能‘洋’，不能‘土’。”她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继续扩大内需时，要求从各地农村实际出发，生产和供应适销对路产品。为了开拓农村市场，我们生产的家用电器注意了三点：一是功能简单，一开一关而已。怎能让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东按一个、西按一个电钮呢？二是功能可靠，结实耐用，经得起摔打，农村维修毕竟没有城市方便。三是成本、价格要低，因为农民还不富裕。
她说，面对今天的中国农村，服务今天的农民，也得转变观念，不能只卖便宜，只图简单，甚至粗制滥造。开拓农村市场，归根到底，还得靠科技，靠质量，“张飞卖秤砣，人强不如货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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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盘县水塘镇杨旗村农民施兴桃（左）在发言时说，国家拿出扶贫资金帮助山区农民大搞“坡改梯”的办法很好。
新华社记者 刘前刚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万州区棉纺织厂装梭工陈国芬在发言时强调要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 新华社记者 章武摄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公安局干部关福昌在小组发言时认为，执法部门要虚心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
新华社记者 章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