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随着人类对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认识的变化，二十年来人类的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也有了许多积极的发展变化。那么，质量观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文认为，讨论质量观念的发展问题，必须包括人类在质量概念、产品概念以及顾客概念等方面的认识变化。
质量观念的发展
□尤建新
1978年，我国从日本引入了TQC（即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至今已有整整20年了。这20年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开始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了新的认识，具体表现为人类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开始侧重于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与之相适应，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关注重点也从商品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向了人居环境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毫无疑问，人类对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认识变化，也对人类的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的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什么是质量观念？质量观念就是指人类对质量概念的认识，以及由质量概念引申到对产品概念和顾客概念认识的总和。所以，讨论质量观念的发展，必然包括人类在质量概念、产品概念以及顾客概念方面认识的变化。
关于质量概念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对质量概念的认识逐渐从狭义的产品质量发展为广义的企业整体质量。人们相信，只有企业整体的质量高，才有可能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人们对于质量的评判，也从对产品质量的检验、评价，发展为对企业质量体系、过程和产品质量的审核，并且这种有关企业质量的审核结果对于顾客的购买决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类对质量概念的认识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而发生了重大变革。从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起，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人类的全球环境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并由此掀起一场“绿色革命”。20世纪的这一人类最大的觉悟和进步，同样也促进了人类质量观念的发展。质量的概念中隐含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内容，并且在顾客概念和产品概念发展的相互促进下，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对产品认识的变化
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增强，产品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产品概念不仅包括了原有意义上的买卖合同中规定提供的产品，还包括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其它一切后果，如资源浪费和排放污染等不愿有的后果。正如ISO9000族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对产品概念的解释有“预期的”和“非预期的”一样。但是，不管人类是否愿意，这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后果，即“预期的”产品和“非预期的”产品，都已实实在在地提供给了人类。
为了消除不愿有的“非预期的”产品，人类将产品概念推上了绿色化的发展道路，即“绿色设计技术”——“绿色加工工艺”——“绿色产品”。绿色设计技术要求在产品设计中就考虑到使用的原材料、元器件和生产物资是无污染的，并要保证在其后的生产、使用和用后处置中不仅不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还能提高物资的利用率；绿色加工工艺要求工艺流程中能保证不产生影响环境的有害因素；绿色产品要求企业最终提供的产品及其包装物都是无污染的，对环境不仅不产生损害，而且还能再生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显然，产品概念的绿色化是为了使“预期的”和“非预期的”产品都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从产品概念上对质量概念生态化的反映。
重新给顾客下定义
质量概念的生态化和产品概念的绿色化，也促进了人类对顾客概念的重新认识。合同环境下的购买方仅仅是企业顾客的一个方面，企业的顾客还包括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一切受益（害）者，比如资源的节约或浪费、环境的净化或污染等等，都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因此，顾客概念的社会化发展是人类重新定义顾客概念的必然趋势。从社会化的顾客概念来看，由于顾客接受的既有合同中规定的需要的产品（预期的），也有不得不接受的不愿有的后果（非预期的），因此，顾客接受产品付出的代价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顾客为了享受合同中规定的特定产品的功能而付出代价；另一方面，顾客还必须为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而付出代价。当人类社会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被提出来了，并成为提高人居环境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指导思想。
质量管理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TQC的概念到90年代，人类在质量管理思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从词面上有了改变，即从TQC发展为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而且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尤其对于质量管理的目的，明确了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使组织达到长期成功。所谓的社会受益，是要满足法律、法规、准则、规章、条例，以及有关环境、健康、安全性、社会保障、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的社会要求。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已经融合了质量概念的生态化、产品概念的绿色化和顾客概念的社会化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自然成了质量管理追求的目标和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合适的质量水平意味着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质量管理对于保存资源和减少浪费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改进资源的利用，质量管理是当今社会很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一项事业”。
第一次就必须把事情做好
在新的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的引导下，已经有一部分人认识到“第一次就必须把事情做好”。就企业而言，要从每一项活动或过程的开始就抓好避免出现不合格产品的工作，这才是建立质量体系的目的，才能促进产品体积小型化、产品重量轻型化、生产工艺简易化、质量损失减量化的发展。质量管理不仅可以节约资源，还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更好地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但是，仅有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应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树立起新的质量观念；仅有部分企业做到这一点也不够，而应该让每一个企业都能建立起“第一次就能把事情做好”的质量体系；仅仅是企业做到这一点同样还不够，而应该让每一级政府、每一个事业单位都能树立起新的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从而从宏观和微观的各个层面上都充分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认识到不能够“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的代价是很严酷的。这是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的发展，也是企业管理开始向社会经济管理延伸的新趋势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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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公司制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
□甘远志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研讨会，最近在海口召开。来自国内和美国、德国、墨西哥的专家学者9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主题，从经济、法律、政府和企业的角度，进行了热烈探讨，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与会者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寻求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将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是政企分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凡是需要企业董事会做决策的事都由政府部门分兵把口行使职能，既使企业不能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也使本应行使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陷入了对企业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尴尬境地；既使政府像一个超级企业一样去决定国有企业的大事，也使得企业设立与政府对应的机构自办小社会，进而使政府和企业都在职能错位的状态下低效运行；既使得政府这个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不恰当地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也使得本应是经营者的经理层成了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从而造成政府和企业职权边界不清，时而将所有权交给企业，时而又将经营权收回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该下放的没下放，该管的事情没到位，已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不能按照公司法要求进行有效运作的重要原因。
会议认为，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现象，应当将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与对国有资产实行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适当减少国有股的比重，吸收社会投资使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这既可使政府从对企业的无限责任中解脱出来，又可刺激社会诸方面的投资欲望，从而在改变产权结构的前提下，形成多方制约的格局，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有待于包括政府在内的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层等各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真正纳入到法律框架内，严格依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运作，纠正那些违反公司法的做法，这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权益的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实中正在进行的公司制改革，又要求对公司法中有关公司运营的具体规则进行必要的修订，充分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使公司法更臻完善。
专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严格按公司法建立层次分明的人事管理体制，构建权责明确的管理体系。在公司内，要管事管人相一致；在人事管理上，上一层次管下一层次；在责任体系上，下一层次对上一层次负责。（2）董事会成员与总经理、副总经理不能重合，一般情况下董事长与总经理应分设。（3）公司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要严格按公司法运行，完善可以追究董事责任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4）以产权为纽带使国有企业成为拥有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条件的可实行股票上市。（5）公司董事会有权依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政府部门不得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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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住机遇 发展自己
□傅里甫
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蒋金锵同志的著作《机遇论——邓小平机遇思想与当代中国》。这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邓小平机遇观及其在当代中国实践的专著。读罢全书，受益匪浅。
《机遇论》是从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邓小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思想的。首先是历史的视野。旧中国近400年间一再丧失发展机遇，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机遇得而又复失。沉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懂得了丧失机遇的严重后果，懂得了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其次，是当今国际的视野。当今西方国家出于诸种原因，不得不同我国交往和在一些领域与我国进行合作。同时还要看到，由于世界上存在着破坏我国发展机遇的因素和势力，因而我们现有机遇的保险系数是有限度的。我们面临的机遇有没有我国发展所需要的那么长时间，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机遇十分难得。再次，是未来的视野。历史上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和强者称雄的更迭、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已充分地表明，我们必须始终奋力赶上世界现代科技发展的潮流。况且，我们讲的赶上现代科技发展的潮流，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是指的现在的水平，而是未来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在已经领先的情况下，仍然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继续抢占新的制高点。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面前，我们难道不应该紧紧抓住机遇，加倍努力发展自己吗？因此，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关系到我国在下个世纪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从如此开阔而高远的视野来理解邓小平机遇观，自然就能更加自觉地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了。
当前全国工作的大局是改革、发展和稳定。该书作者以其独具的慧眼，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抓住机遇与改革、发展和稳定都具有互生共长的关系。首先，只有改革才有助于抓住和利用客观提供的发展机遇，而僵化停滞则只能丧失发展机遇；只有开放，我们才能走向世界，获取信息，开阔视野，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会看不到世界发展变化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和这种挑战所孕育的机遇，更无从掌握利用机遇的本领。其次，只有抓住机遇，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总之，抓住机遇，把经济搞上去，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再次，社会稳定与否，同能否抓住发展机遇紧密相关。任何一个国家，要抓住机遇获得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发达国家和后起国家在历史上都曾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使自己发展起来，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动荡不已的社会局面阻滞甚至中断了现代化进程。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乱世之秋，都是国家衰亡之兆。进入近代以后，旧中国内忧外患，乱了100年，愈益贫困不堪。“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族人民心向稳定，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使发展的机遇紧握在手。因此，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经验教训都已充分地证明，只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才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
总之，该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补充，从国际到国内，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全面系统地揭示了邓小平机遇观的内在逻辑和深刻思想，从而为人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机遇思想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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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支点
□蔡昉
公认最早讨论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并不断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经济学分支的。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探讨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的的确确颇受这些理论或其中某种理论的影响。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引进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发展经济学一度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青睐。然而对于这种种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我们有的学者通常很随意地全盘接受，另一些学者又很轻率地予以否定。而且从热衷倡导到急忙放弃也显得过于行色匆匆。因而，这种追赶时髦式的引进和批判，都始终不能回答究竟发展经济学在何种程度上有其对中国实践的借鉴意义，又是在哪个方面与中国的实践不甚相关。近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胡必亮撰写的《发展理论与中国》，不是那种轻易接受或随便放弃的著作。这本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发展理论中关于“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二元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工业化战略”、“灰色区域”、“城乡联系”等学说，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密切结合，一方面借鉴其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检验其实际适用性，从而赋予了这些或新或旧的理论与政策以新的生命力或存在的价值。
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认为作者在这本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发展理论的后来者，怎样面对形形色色的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把各种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实践时所显示出来的缺陷都充分揭示出来。一方面用中国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理论丰富发展经济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不同发展理论学说之间的互补性并尝试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进而力求为实现我国城乡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理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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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汕尾卷》
□陈武通 程文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王冰、杨宗传主编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汕尾卷》一书，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共汕尾市委、汕尾市人民政府合作进行调查研究、共同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科研项目。
该书全面分析研究了汕尾市（即革命战争年代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以及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历史与发展状况等，为汕尾市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全面、详细、确凿的基础情况和基本依据。同时，由于该书详细分析了全市及所属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资源、自然环境、基础建设、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发展机遇和远景规划，因而成为国内外客商到汕尾市投资置业的“投资指南”。该书完全按照分层随机抽样进行调查，对调查资料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有较强的科学性。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汕尾市社会科学研究中整体基础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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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史海钩沉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引人入胜，故收视率很高。通过电视剧，雍正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当然，戏剧并不是历史，不能和历史完全吻合。其中，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雍正治贪、西北用兵、年羹尧得罪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剧中只是进行了剪裁和夸张。至于弘历的经历，张廷玉的作用，允祀、隆科多逼宫，弘时谋刺，以及雍正的仁厚性格等等则与历史真实相距甚远。那么，历史上的雍正是怎样一个人，应该怎样评价他呢？请看——
历史上的雍正
□戴逸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允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允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允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唯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允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
由于雍正夺位篡立，激起了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除皇十三子允祥以外，雍正的其他兄弟大多反对雍正继位。允禵是争夺皇位的对手，被从前线调回，永远禁锢。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禟是雍正的死对头，雍正痛恨入骨，将二人迫害致死。皇十子允?和皇三子允祉、允祉的儿子弘晟均被永远囚禁，皇十二子允祹被降爵贬秩，连雍正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满其父的作为，竟站在八叔允祀一边，被雍正处罚致死。据朝鲜的记载，雍正上台，被杀的宗室、官员达数百人。连康熙身边一位照料皇帝起居的内务府官员赵昌，在康熙死后也立即被杀，引起举朝震惊，这大概是赵昌太了解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因而得祸。康熙生前长住畅春园，死后葬在东陵，而雍正长住圆明园，别建西陵，似乎要远远躲开父亲。须知雍正的迷信思想很浓厚，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就会有这类悖于常理的举止。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恧不安，乾隆说：允祀、允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这样说并不是要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