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歌声如诉心声如系
张小曼
我从小就爱唱歌，尤其是俄罗斯的民歌。那宁静深邃的内涵，那美妙动听的旋律，那飘逸潇洒的情调，总是使我深深向往。我还特别爱唱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的苏联歌曲，每当唱起这些歌曲，我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因此无论世事风云如何变幻，都改变不了我这浓厚的俄罗斯歌曲的情结。
今年10月6日，我来到俄罗斯大使馆参加罗高寿大使和俄中友协联合召开的庆祝中俄建交50周年、中俄友协成立50周年的招待会。会上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珂院士向我颁发了“俄中友谊”纪念奖章，以表彰我30年来为搜集张西曼生平史料和中苏文化协会历史做出的贡献。我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招待会上，来华访问演出的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部分演员为来宾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我们这些俄罗斯歌曲的爱好者也情不自禁地来到钢琴旁和这些威风凛凛的军人共同引吭高歌。我们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歌声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回荡。
走出使馆大门，我打开自行车的车锁正准备骑车回家。忽然感到身上很热，我就在离路边副食店不远的砖砌的花台边上坐下来脱毛衣。这时从使馆里走出一对中国的老年夫妇，他们友好地向我打招呼。我看到他们手中也和我一样拿着鲜艳的红玫瑰花，老先生身上也别着同样的奖章。交谈中发现他们来自遥远的黑龙江，是专门研究中苏关系史的老专家。说起俄罗斯，那可是我们共同关心和有兴趣的话题。我正好随身带着《俄语名歌88首》、《难忘的旋律》等中俄文对照的歌本，不料这对老夫妇同样是俄罗斯歌曲的热情爱好者。真是相见恨晚，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本中那一首首旋律优美的歌。他们二老那熟练精准的俄文发音，那倒背如流的俄文歌词使我深深叹服。我们的歌声虽然不大，但是在清静的街道上仍然随着清风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唱啊唱啊，转眼两个多钟头过去了，我们仍然兴致不减，唱起歌来就忘了疲倦，忘了烦恼，也忘了周围的一切。等到我们回过头来，才发现歌声竟吸引了好几位听众驻足欣赏。一位留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小姑娘热情地告诉我们，她已经在旁边静听了很久，并说我们的歌声比她花几百元在剧场里听到的都要好听。副食店的老板娘也告诉我们，她也非常喜欢听我们的歌声。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我和老夫妇不禁开怀大笑。
第二天下午，著名俄罗斯歌曲翻译家薛范在北京图书馆嘉言堂举办了名为“友谊地久天长”的俄罗斯歌曲专场音乐会，由北京民间合唱团联谊演出。另外还有特邀的独唱、二重唱等节目，曲目全部选自薛范编辑《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我参加了以哈外专校友会为主体成立的“快乐的风”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中大多是70多岁的老资格的俄文翻译家，很多人在50年代都曾担任过苏联专家的翻译工作。而且，它是唯一用中文和俄文交替演唱的团体。尽管我们合唱团水平并不专业，尽管大家还要自己出钱做服装和付演出场地费，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颗热爱俄罗斯以及苏联歌曲的火热的心，无论什么困难也不能吓倒我们。
当我们穿着宝石蓝天鹅绒长裙、西服外衣、雪白的衬衣和红领结出现在台上时，观众中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尽管白发苍苍，却都以宛若年轻人的精神风貌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我们的演唱十分成功，特别是我们演唱的以莱蒙托夫的诗句谱写的“雾海孤帆”的歌受到欢迎。临散场时，不少来自俄罗斯的金发碧眼的朋友来到我们的面前，亲切地与我们握手，用不熟练的中文诚恳地说着“谢谢”！我从心里感到高兴，我们在这里参加演出，也同样是为中俄文化交流做贡献啊！演出结束时，我们全团团员同著名俄罗斯歌曲翻译家薛范亲切合影留念。薛范手捧鲜花，胸前佩带着中、俄两国友协向他颁发的奖章，沉浸在幸福中。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心想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多么伟大啊！他应是一切有志于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人们的榜样。（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都市放牛
徐复岭
印度是一个崇尚牛的国家，印度教把牛看作神。印度教视为神牛的那种牛，外表很像我家乡的那种在国内外颇有一定知名度的鲁西南大黄牛。这种牛既被奉为神灵，当然也就免除了一切耕拉劳役之苦，死了以后还得厚葬。不过祸福相倚，大概由于印度神牛长期以来过惯了不劳而食、懒散闲逸的生活，加之无专人看管，任其自生自灭，神牛这一特殊家族的“人丁”并不怎么兴旺。尤其在生活节奏日益趋快的大都市里，其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昔日神牛成群结队徜徉街头的景象已不多见。
然而，今天在德里等印度大城市的街头巷尾，仍能随时遇到一群群的牛。它们或者昂首阔步、目无旁人地横穿马路，或者摇头摆尾、优哉游哉地沿着大街蹓跶，或者爽性卧倒在街心，司机、行人甚至交通警察都无奈它何。有些初到印度的人，由于以前读过有关印度神牛崇拜的文章或听说过这类事情，便认为他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神牛。我去年刚来印度时，也曾有过这样的误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我发现这些牛绝大部分已不是昔日的神牛，而是另外的一类——奶牛或食用牛等。它们毛色或黄或白或花，在离德里市中心稍远一点的城乡结合部或其他中小城市，还能看到与汽车、行人争路的丑陋无比的黑油油的水牛。这些牛与神牛最大的不同在于，神牛是无主人的，没有专人看管，而且食宿均无定所，是真正的“流浪汉”。而现在看到的这些牛都是有主人的，它们白天在街头巷尾或林苑草坪悠闲觅食，晚上则宿于主人的檐下或简易的棚中。
印度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雨量充沛，气候湿热，草木生长旺盛，四季常青；而新德里等很多城市建筑布局开阔，各建筑之间分布有大片大片的绿地和园林，到处都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郁郁葱葱的林木和草地，印度人自豪地称其首都为“绿色德里”。这便为大都市里养牛提供了饲料上的便利条件。加上印度本来就有视牛为神圣的传统，尽管这些牛不是真正的神牛，但它们与神牛毕竟同源同根同属一个畜类。借助神牛的荫庇，这些牛也便趁机繁衍生殖，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多数印度人由于传统的神牛崇拜观念，对于这些混迹于街头的牛们也便听之任之，不加干预。新德里市政有关部门甚至给这些牛的主人签发证明，让这些牛一一“注册”，使它们成为“合法市民”。
大都市里养牛，可以说是具有印度特色的一项“创举”，这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是很难想象的。这一“创举”的确做到了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也解决了少数市民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养牛专业户或半专业户，同时为市场提供了新鲜的牛奶等产品。在我工作和居住的尼赫鲁大学校园的山坡上、马路旁、树荫下或草坪边，有时可以看到牛倌儿放牧着三五头甚至十几头肥硕的奶牛。而在由尼赫鲁大学到市中心的两条主要街道的个别路段，也都散布着数量不等的养牛专业户，放养着一群群的奶牛，甚至还有牛奶加工厂，简直可以称之为“奶牛一条街”了。记得前两年国内有一部电影（或电视）片名叫《都市放牛》的，我当时还怀疑这片名是不是言过其实。不料现在在印度，都市放牛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
大都市里放养牛，这一做法弊大于利的事实已为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所认识，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批评这一现象的文章。据说德里市政当局对此也采取了某些措施，如让牛的主人将牛圈养起来等。去年9月，德里市市政一专员声称，要在德里郊区兴建一些奶牛场，届时牛群将在德里市马路上消失。但一年多过去了，德里街头巷尾牛的数目似乎有增无减。看样子，牛们在印度大都市的街头逍遥自在的日子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波普茨海姆印象
年志勇
在德国一个多月，始终住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叫波普茨海姆，同伴总是叫它小镇，我认为叫小城更好一些。
波普茨海姆是德国的贵重金属加工地，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城。从地图上看，小城地处德国西南部，距离法国很近，东南60公里是著名的汽车城斯图加特。据介绍，二战中波普茨海姆仅在一次轰炸中就死了2万人，而现在小城居民也不过10万左右。
小城地处山区。市区不大，但城市外缘却不小。教堂、别墅和各种欧式风情建筑依山而筑，星罗棋布。街巷坡路很大，街道弯弯，不是很宽。
小城的环境优美、整洁，令人称道。最让我钦佩的不是德国的工业成就，而是良好的环境，似乎每一株树，每棵草都得到了精心的呵护。处处是草坪、鲜花，山上是茂密的森林，生长着松树、楸树，郁郁葱葱，许多树木看起来有四五十年的树龄。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栽花种草，几乎所有居民住宅的窗口、阳台都盛开着鲜花。每逢休息日，总能见到勤勉的德国男人在种花剪草。
街道几乎是纤尘不染，即便是裸露的土地，也要用草皮覆盖上。只要不是公寓，家家门前、路旁都精心栽培花木。杜鹃、牡丹、玫瑰、郁金香还有叫不上名字的花草争奇斗妍。这家多种玫瑰，另一家也许广栽松柏。忽而繁花满树，忽而枫红柳绿，全城就是一个大花园。三条自西南山谷间流出的小河在这里汇集成埃泽奥克河。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水面上有野鸭、鸳鸯在游弋。河床两侧全部用条石垒就，就连河底都铺着石块。每隔不远就有一处小小的阶梯，让河水隔一段就有一个瀑布式的落差。岸边青草依依，堤上高大的梧桐树浓荫蔽日，不知疲倦的鸟儿在啾啾啼鸣。
河堤边有长椅供游人休息。隔着草坪，就是车流不息的街路。宽敞的人行道除了有儿童和年轻人骑自行车外，极少有行人。沿河公路并不宽，车流如潮，车速很快。不过，我从未见过有不管信号灯争道抢行的。没有听到过喇叭声，也没有见过一个警察维持交通秩序。轿车里“奔驰”等豪华车并不很多，轻便的“欧宝”、“宝马”小车占了大部分。所有的装载车、货车车厢全封闭，没有车厢露天的。晴朗的日子，车流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白光。
小城中心有许多店铺，其中有不少超市。管理人员很少，几乎是凭用户自愿挑选，自觉付费，很少见到保安人员如临大敌的情形。我们住的旅馆附近没有居民，都是专门的超市和汽车专卖店。每逢周五停车场上车很多，德国人似乎一次就买足一个星期的物品。周六、周日是全民休息的时候。商店从周六下午2点钟开始就都关门休息了，街上空荡荡，不少汽车载着小船和自行车呼啸而过。小城的公共汽车很漂亮，全封闭式车厢，停车时自动向右边倾斜，以便乘客上下车。乘公汽的除了外地人外，差不多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小城的路边、林中、草坪旁，到处可见为孩子们准备的滑梯、沙坑和秋千等玩具，甚至加油站、商店里都有孩子的玩具。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头戴头盔，骑自行车或滑旱冰，十分自在。婴儿没有被抱着或背着的，都是放在手推车上，嘴上毫无例外地衔着奶嘴。
距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山坡上是一处体育场，依山而筑有三块标准足球场。两块是草坪，另一块是绿绒麻铺就的球场。隔着马路有一个国际标准舞的俱乐部，还有八九个红土场地的网球场。平日里，体育场空无一人，每到周五下午至周日，路边就停放着许多车辆，男女老少全家出动来此休闲运动。更有为了孩子踢足球、射箭、打网球陪练的家长在阳伞下喝咖啡，为儿女加油。
看起来，小城的西北、东北和东南三方向不远有机场，同伴们常为着天上的飞机是军用飞机还是客机而争论。白天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有飞机经过小城上空，有时还有小飞机、直升机和热气球光临城市。小城的上空几乎和公路一样繁忙。每当天气晴好的傍晚，霞光满天，几架飞机同时拖着长长的白烟在天空中飞翔。仰头望去，如同一簇簇绽放的礼花。
小城是整洁的、美丽的，我喜欢这样的小城。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空中啤酒
原因
登上缅甸娑巴纽佛塔的时候，翻译小杨就提到了“空中啤酒”。对酒，我无特殊爱好，但“空中啤酒”这名称，却让我感到新鲜。是的，在缅甸，我喝过仰光啤酒、曼德勒啤酒，它们均以产地命名。如果照此推测，空中啤酒就应该生产于空中了。这可能吗？谁知小杨点点头，很认真地说：“这种啤酒的确产自天空。我们很快就可以品尝到它了。”
带着一肚子的狐疑，我和大家一起坐上车，去蒲甘参观空中啤酒的生产。
在所有树木中，再没有比柳和棕榈更富青春气息的了。柳喜欢临水，枝条依依，有小女子的柔媚；棕榈偏爱热风，剑干羽叶，有少年郎的倜傥。眼前的蒲甘，气候炎热，少雨、少溪涧河湖，是一块干渴的红土地，基本见不到柳树，而常能遇到棕榈。它们往往成行成片成林，在苍凉寥廓的原野上描画几笔青葱，给古老神秘的佛国增添了活泼和生机。是的，我不断寻望着云雾一样飘逸在远方近处的棕榈林，因为在我的家乡很难看到如此高大挺拔和密集的棕榈。
我看到很多棕榈笔直的树干上绑着一把把梯子，枝叶间悬挂着一些小陶罐的奇怪情景。“那是做什么用的？”我忍不住问小杨，这回小杨却笑而不答，一脸的神秘。
终于，中巴车在一片棕榈林的前方停下了。抬头望，天空中当然没有厂房、烟囱和装灌流水线。蓝天白云之下，只有一株株棕榈静穆地站立着，它们纷披的树冠有点像合拢的双掌，捧着一片片灼热的阳光。但是，仔细一看，我就发现，在一株棕榈树的上部，在一片片羽扇般的阔大的树叶的遮掩下，有一位身手矫健的人在收集着什么。他的身上，挂着许多小陶罐。而那株棕榈的树干上，架着一把梯子。他显然是沿着梯子爬到树冠上去的。
“喏，那就是在收集空中啤酒。”手指那株棕榈树树梢，小杨朗声说，一副亮出了谜底的神态。见我们仍然迷惑不解，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棕榈树会结果，划破棕果皮，就会有棕奶流出，小罐就是用来接棕奶的。棕奶就是空中啤酒。哦，原来如此。我无声地笑了。
小杨还告诉我们，棕榈雌雄异株，植株为雌的结圆形棕果，雄的所结棕果为长条形。不论是雌是雄，棕奶味道完全一样。
接下来，陪同的缅甸朋友和小杨把我们带到了棕榈林的背面。这里有一个用土块垒砌的灶，灶旁摆放着很多小陶罐。灶膛里火苗飘动，上面的两口锅冒着热气。主人很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并且向我们每人递上一只粗瓷碗。碗里，盛放着一些液体。它有些浑浊，却扑鼻地芬芳。“缅甸朋友请大家品尝‘空中啤酒’。”小杨的声调这时显得有些激动了。
我一仰头，就把大半碗“空中啤酒”喝个精光。那味道，有些甜，有些酸，有些绵长，有些醇厚，略带酒香，用一句广告词来概括非常贴切：纯天然风味。
我觉得微微有些醉了，主人却又殷勤地向我们碗中进行添加。这次抿一口，却是温温的，甜得透心。缅甸朋友通过小杨告诉我们，棕奶可以加工成棕榈糖。现在喝的，是未熬浓的棕榈糖汁。
临别，主人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只袖珍型提篮。里面，装着一些橄榄般的棕榈糖粒。
我把小提篮装进行李箱，准备把它带回祖国，让亲人和朋友们一尝缅甸的甜蜜。令人遗憾的是，我还要游览缅甸的很多地方。哪怕多么希望，也无法带一点“空中啤酒”回家去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和平的果实
——访日札记
马利
从福冈坐火车到别府，再走差不多两公里，就到了阿苏的初山牧场了。蓝天，绿地，红屋顶。古朴的风铃声摇曳在空中，奏出和谐的日本民族特有的田原风情。在工厂、闹市的喧嚣的背后，有这片宁静，让人感受和平与自然，实在难得。
我们参观了奶牛场，吃了一餐以黑牛肉为主的午饭后，主人别开生面地安排了一次小型音乐会，真本先生在这里要为我们歌唱和平。身着和服，颈挂念珠，真本先生很像一僧人。神态安详，步履稳重，如果不听他十分投入歌唱，你会以为他是一个要去做法事的高僧。
说是音乐厅，其实是商场里一间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房间。雅致、圆形的屋顶，两个红柱子后边是半圆的墙围。一把椅子、两个音箱、两个“麦克”便是全部的设备。真本站在麦克风前，一字一句地念白道：“我们的和平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子。”然后，就放开歌喉。我听不懂歌词，但从他真诚的神态和苍凉、激越的唱腔里，我体会到那是一种祈祷、一种呐喊、呼唤和祝福。
“和平”，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一个全人类都在为之奋斗和争取的生活理想，对于同样饱受过战争灾难的日本人民也应该有着黄金般的色彩。日本朋友介绍说，这些歌唱和平的诗句是著名的诗人板林真名创作的。
广岛，大概是日本人民理解和平最深的一本教科书。战争的灾难，成了几代人抹不去的伤痛。人们在以“和平”命名的公园里，向那些原子弹的死难者献上花束，在那里沉思战争，反醒战争与和平的哲理。可是，我忽然想起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在那里更有无辜的战争受害者的英魂向人们诉说侵略战争的罪孽。
毕竟战争已很遥远了。和我坐在同一片秋阳下的几位日本妇女，很友好地问我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整洁，到处是绿色，是鲜花。
一位妇女说：“日本很小，中国很大。”我说：“日本虽小发展很好，一切都很方便。”那位妇女停顿了一下，不无忧伤地说：一百年后，也许就没有日本了，只有中国。
我猜想，她大约是为日本资源的匮乏而产生出一种危机感。便说：不会的。那时，也许世界一片和平，同一个地球，就是“人类的世界”。翻译传达了我的话，几位妇女几乎同声叫起来，对我竖起拇指，连声喊着：“人类的世界。”
如果说友谊是“和平”结下的最鲜艳的果实，爱情也许是“和平”结下的最甜蜜的果实。只有三岁半的小谷莉奈子，活泼、可爱，十分逗人。中国的爸爸姓“谷”，日本的妈妈叫“奈子”，才有了这个中日结合的名子——小谷莉奈子。看见小谷莉奈子用左手拿笔，我说：“为什么不帮她改改呢。”她爸爸笑着说：“让她自己发展吧！我们不给她规定动作。”
关于“国籍”，似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爸爸和妈妈充满爱意地望着女儿，告诉我：“等她长到22岁时，自己选择什么国籍，我们不会干涉她。中国或者日本，都好！”他们说得那样平静和轻松，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自信。
日本农人用更多的时间和心情装点大地，美丽的田野，像是一座花园。大片的猕猴桃园，果实累累；大片的葡萄园，果实串串。农民们精心地把葡萄用纸袋裹起来，让它们健康成长。地里的野草很多，信本先生说：“这些蔬菜都是绿色食品，不能用除草剂。”
在信本先生家吃晚餐，一切都是最新鲜的，都是刚刚采摘的；啤酒、葡萄酒，也是自己新酿制的。信本的妻子说：“面粉是自己种的麦子新磨的。”
他们把生活打扮得尽善尽美，用更多的心思去接近更自然、更本源的生活。战争、地震、台风，经历过无数苦难的日本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我又想起那一位歌唱和平的真本先生，他的苍凉、热情的歌声，令人难忘。
当我坐上新干线的火车，就要离开广岛去东京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双熟悉的眼睛在人群里搜索。那是一位8岁小女孩明澈、清亮的目光。看见我，她立即跑了过来。我突然想起，这是昨天我刚刚认识的小朋友。她听说今天我们走，特意和妈妈赶来送行。她让我弯弯身子，把一串用粉红色的彩珠串起来的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她妈妈说，这是昨天晚上她亲手一粒一粒穿起来的。
车子开动了，透过窗户，我看见女孩蓝花丝巾和手中的小“五星红旗”在风中轻轻飘动，她们母女的眼里都有泪水在闪烁。我紧紧攥住彩珠项链，孩子，我会把你们的心愿带回去告诉中国的孩子，和平和友谊是中日人民共同的向往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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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件造型艺术品素描
马为民
今年9月15日至11月14日，巴黎市府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上举办了2000年雕塑展。它汇集了54位来自世界5大洲的雕塑家的52件作品，包括两位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其中30件是专为这次展览创作的。市府第一次举行这种露天雕塑展是1996年，展示了从罗丹到60年代的作品，而这次则是反映世界雕塑艺术近30年来的概貌和进入21世纪的发展趋势。历时两个月的展览吸引了近500万观众。
笔者是艺术的门外汉，对现代艺术尤其缺乏欣赏能力。但是，《消散前的记忆》这件造型艺术作品引起过我的兴趣。自感有所领悟，仍难以言传。特借助照片，配上几行记述直观印象的文字，跟读者一块儿品味。
这件造型艺术5米见方，立方体的外部是个框架，由固定成一体的多根方木构成（见题图）。当中的填料取自一座拆除的楼房，有形状杂乱的混凝土块、方木圆木，残缺的桌椅、门框、窗架，废旧的暖气片、水管、铁皮，破损的洗碗池、沐浴缸，瓷马桶，锈蚀的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长短不一的铁条、铁丝、电线，五颜六色的罐头盒、易拉罐、塑料瓶，自然还少不了破箱、烂纸、碎布条、塑料袋……
立方体的四个竖面各固定着两块红底白字的小木牌，分别写着八句话，句句发人思考。这八句话依次是：一个破坏和暴力世纪的历史和终结；两千年的最后一瞥；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未来；记忆的破坏或破坏的记忆；历史的暴力或暴力的历史；什么样的未来？消散前的记忆；在遗忘之上建设未来？
作品一旁的树身上钉着块绿色的牌子，上面的文字简要介绍了作者安娜和帕特里克·普瓦利埃。这对同年夫妇是法国人，生于1942年，其创作灵感萌生于1978年。当时，他们寄居在柏林市，那里还留存有遭受二战破坏的建筑物。他们看到，在回收有用材料之后，这些建筑都被有计划地铲平。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抹杀掉历史的一页。他们因此曾打算建立一个“记忆俱乐部”，后来创作过多件类似《消散前的记忆》的作品。
据认为，现代艺术为欣赏者的思考展现出更加广阔的驰骋空间，比如这件《消散前的记忆》，记忆些什么呢？大可见仁见智。（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希望侯树人摄于德国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