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五个一工程”获奖文艺作品评论征文
内涵深刻的戏剧冲突
路侃
戏剧的核心在于戏剧冲突，每一台戏剧的成败得失关键在于此。看过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的几台话剧，深感其中的戏剧冲突构造得非常精彩。
南京军区话剧《虎踞钟山》以强烈的现实性打动众多观众，连演百场。它的核心冲突是：刚刚被解放军俘虏投降的国民党将领吴觉非能不能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学校教员使用，学员与吴觉非、与刘伯承校长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分歧。刘伯承对此表现出我军高级领导人的广阔政治视野和博大胸怀。他看到的是，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大部国土已经解放，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建设，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急需知识，让吴觉非把知识传授给我军，不是脱离了政治，而正是坚持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为此，刘伯承亲自坐下听讲，教育了大家。随着尾声中刘帅进京任职，全剧将新中国走向全面建设的氛围烘托得更加强烈，中国共产党人“不拘一格降人才”伟大气魄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也更加鲜明。
福建话剧《沧海争流》的戏剧冲突有一种难得的大气派，其矛盾内涵的巨大社会性和深刻性与激烈的历史人生演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艺术冲击力。《沧》剧的表面情节一开始就十分扣人心弦，部将施琅与主帅郑成功之间因意见不和难以沟通而发生心理对抗，并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而更深层的是，作品表现了历史潮流、国家大业与人物性格的冲突，深刻揭示了个人在历史、国家发展中的位置以及顺应历史潮流者英雄千古，背叛国家利益者情理难容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道理，人物性格的变化令人深思。
冲突在时空交错中展开。怒气冲冲的清军将领施琅登上台湾岛，准备向郑成功的后人复仇。但是，背叛者的心理弱势使他对故主仍心有余悸。舞台上突然响起郑成功亡灵的笑声，蒙太奇式的时空变换使现实和历史交织在一起，生人与死人一起回顾起三十年前的事变，戏剧冲突的历史感显得更加深邃。施琅本是郑成功一手培养起来的爱将，在骁勇善战的军旅生涯中滋长了自视甚高的傲气，南征时坚持认为郑成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孰料，初占天心锁却由副将苏冒取胜。郑成功盛怒之下将拒战的施琅削职发落到厦门。施琅的自大意识在郁郁寡欢中愈发膨胀，以交响曲式出现的强烈的定音鼓声开始展现施琅激烈的内心活动，终至叛投清军，其亲属则被郑成功抄斩。积怨造成施琅强烈的复仇的心理。但是，跟随郑成功南征北战的历历往事以及郑成功规劝他时说的如果脱离征战“你只会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铁匠儿子”，令施琅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你让我追随他又离开他，消灭他又成全他，仇恨他又敬佩他……”长达数分钟的大段内心独白充满情节性、社会性、历史感，因而一点不觉枯燥。为了“我要立功于国家，留名于后世”的英雄愿望，施琅终于下令向郑成功神庙祭祀。时代的潮流，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将领的身份，迫使施琅不能不抛弃个人的恩怨，表现出性格对立中的统一追求。
然而《沧》剧戏剧冲突的深刻性还不限于此，它在另一方面还更深刻地表现了权威与大业的关系，其中郑成功的性格塑造有耐人寻味之处。郑成功为了实施南征和北伐大业，建立起高度的权威和严明的纪律，一首反复出现的“举头红日尽，回首白云低。只有天上在，而无山与齐”的歌诗表达了他的宏大志向，但那略带哀婉感伤的旋律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在权威、大业与将士的关系上的悲剧意味。郑成功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大业需要权威的情况下，仍然有处理好上下关系、不同看法以至错误意见的问题，疏于对同僚隔阂小事的细致处理，即使正义在手，仍难免演成祸端。施琅的自我膨胀是明显的否定形象，但其中又含有不同军事见解的成分，因此得到个别人的同情。郑成功忽略了这种细小的地方，以致后来在北伐南京时，明知主帅有误，军中却无人敢去直言，结果全军大败，郑成功含恨病逝。历史上这场反清复明的北伐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败举，但在戏剧中它却提供了一场一波三折的领导艺术的故事。
黑龙江的话剧《一人头上一方天》也让人回味良久。这是一出描写妇女婚姻问题的话剧，但它的戏剧冲突所包含的社会性要广泛得多。逃荒女青青在动乱年代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牺牲婚姻为代价，而将自己对救命恩人的爱埋藏在心底。但是当时代变了，青青的政治经济地位改变以后，她又顾虑地位的影响而没有走出悲剧婚姻的勇气，而当女儿决心追随母亲的恩人去他乡创业时，青青才终于受到震撼。作品把人物情感的冲突和巨大深厚的社会因素结合得浑然一体，创作上的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思想，接受上的愉悦与认识，欣赏与思考，都充分地表现在舞台上下。
戏剧冲突的感染力往往在于它对现实对人生的观照性。这几台话剧的强烈震撼力，都得益于它们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不局限于题材的现实，而是戏剧核心的内容、思想切近于现实人生，因而很容易唤起观众的共鸣。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戏剧的青春传达
仝小改
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剧作《老妇还乡》是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现代剧团把它作为特殊的保留节目。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和不同风格的演出已经形成一项独立的历史传统，我国十数年前也由朱琳等老一辈人艺艺术家演出过此剧。
迪伦马特在这部风格独异的剧作中，似乎为人类的心灵设计好了精密而严酷的实验程序，要看一看人类的单个心灵和共同心灵在金钱、权力和诱惑等压力之下，到底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在这一“人类心灵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金钱、强权、爱情、背叛、真实、谎言、邪恶、正义以及道德的困窘、良心的泯灭、善良的火焰、罪恶的诱惑、生命的挣扎和死亡一步步的压迫……迪伦马特在这部剧作中盛放了太多难以一言道尽的东西，其多种意义甚至在西方凝结成“老妇还乡”这个特定的词语。面对前此的文化积淀，如何在舞台上再度呈现，是摆在所有最新阐释者面前的难题。我们看到王敏指导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九七大专二班的演出，看到了又一个“青春的迪伦马特”。
迪伦马特的剧作常呈现出斑斓多彩的复合光芒，在《老妇还乡》一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雄心勃勃的迪伦马特的庞博风格。现代派的多种手法和古典悲剧的美学倾向交相辉照，荒诞和象征、夸张和变形复调发声，幽默、严肃、写实、戏谑……现实主义的逼近深入和布莱希特的间离疏远都错彩镂金地整合在“居伦”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之中。
在多种因素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并使多种光芒统一在同一条色带上，是艺术最坚硬的核心问题，在年轻学员的演出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了波澜起伏的剧情中那“不变”的谱线。导演充分发挥了演员们的青春热情，把所有的因素都聚拢往“怪诞”这一主线，严肃、讽刺、幽默、辛酸、温情、冷酷、滑稽、游戏……所有的因素都被添加了剂量，从而酿成了“五味俱全”的“怪诞”主味。在“怪诞”这宽容度极大的舞台上，二度创作的自由和年轻演员的激情联合取得了“合理合法”的张扬权力。
这是一场“好看”的戏，色彩、节奏等感觉的展示和“游戏”意味是青年演员们的拿手戏。他们发挥形体动作的特长，使整台戏都在“运动”的节奏中演示。开头和结尾的“火车舞”款坎堂踏，毫不停留也无法停留的节奏贯穿全剧。“汽车舞”、“树之舞”、“小阉人之舞”和时常出现的自由编舞使舞台呈现出生动亮丽的特质，“游戏”的因素使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有一种青春的活跃。有人说单为了开头和结尾的“火车舞”也值得再看一次演出，青春游戏的活跃因素使迪伦马特的沉重主题增添了几分生命的活气息。黑棺式的舞台设计也没能压抑住青春这一抹亮丽之色，这和迪伦马特于绝望中表达希望的内心归旨有暗合之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沉重、昂扬、绝望、快乐、忧伤、黑枯而又鲜亮……多种因素相交合的滋味中看完了这场戏。
青春的参与本身就和戏剧的表达构成“间离效果”。让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来演绎历经变故又归于复杂醇厚的迪伦马特是别一种艺术经验。他们靠着间接的知识和想象，构建着遥远的那个被金钱和诱惑浸泡扭曲的欧洲小镇，他们表演逼肖酷似的地方让我们对他们身处的现实感到不安和惶惑，他们以压抑不住的青春活力拟态变形的部分又使我们看到了怪诞和“间离”。艺术的表现和传达有着丰富开阔的可能性，这一台《老妇还乡》让我们感到了这样一种开放的可能。
几位老艺术批评家看完戏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感慨”二字。我们认为对于迪伦马特的戏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观剧心理。“感慨”不是无动于衷的冷漠，也不是毫不警惕的沉迷和“感动”，“感慨”是有丰富情感伴随的理智活动，是带着情感的思辨，是观罢无语的怅然四顾，是太多的言说却无法言说的空白。“冷漠”是当然的失败，“感动”是终究会觉醒的小醉，唯有“感慨”是与观者个人生活经验相勾连的琴弦，它不时会被日后的生活拨碰出声响。
迪伦马特对自己的戏剧抱有特殊的自负和珍爱。他生怕后人无法演示出他精心盛放的丰富物什，他不厌其详地为演出写出了一条又一条的提示。我们可以把迪伦马特的这种谨细看作是一种热爱，他狂热地爱恋着戏剧，他自然也希望所有的后来经手者都能有这份热烈之爱。我们在军艺这台戏的参与者身上看到了这种热爱，他们绵密用力的热爱可以在举手投足间看出，我们甚至有可能揣测导演要怎样限制他们，才使得他们的青春和热烈不至于“冒戏”顶溢出来。我们从整个舞台暗绷的张力仍可以看出导演、演员们对舞台的刻意斟酌和难以遮掩的对于戏剧本身的热爱。
只有以热烈之爱投身的人才有资格来演绎迪伦马特的戏，是热爱本身使戏剧得以出发和到达。热爱弥合着一切客观条件的不足，热爱直接出发，又迅速到达。有人责问迪伦马特戏剧的冷酷，迪伦马特把脸拉沉下来说：“看我冷漠吗？那是因为我足够热爱！”
有些事情会成为事件，在历史长河中抵御住了时间的冲刷流逝。我们可以设想，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王敏老师和她的学生——这些真正参与这场戏剧的人们那里，《老妇还乡》的排演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事件”，为它付出的辛苦劳作，为它献出的热情和激动，以及它所反馈赠与的启示与感慨，都更为长久地停留在时间之河中，只要肯回望，它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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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观剧的反刍
——看《水下村庄》
林荫宇
过去了的岁月在人们记忆中渐渐褪色，过去了的痛苦深深埋在了人们心底。湖南省话剧团进京演出的《水下村庄》，为四五十岁以上的观众打开了那尘封的门扉，引出的不再是当年难以名状的苦难和无奈，而是一种省悟和省悟后的崇高与沉重。
雾溪的农民们日夜盼望着电灯照亮山区，当亲身参加兴建的水库要放水发电时，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让世代居住的地方被淹、祖屋变成“水下村庄”。以柳庆爹、柳耀堂、柳湘涛祖孙三代为代表的农民们含泪离乡，大迁徙到荒芜的洼土泥塘。临走时，湘涛心仪的姑娘对他说：“眼巴巴地，好不容易电站修好了，你又要走了，享受不到它的光和热了。”——盖房的住不上房，种粮食的吃不饱饭，采煤的取不上暖，教书的自家孩子上不了学……这是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当年有一句名言，叫作“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在“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口号下，将苦涩与无奈欣然吞下，全当成对自己忠诚的考验和对灵魂的锤打。四十年后的今天在舞台上重见重闻此景此情，仍感到一种沉重。《水下村庄》使观众从反观岁月、反思历史中，得到一次思索、反刍的审美体验。
在当地农民诬赖雾溪移民又偷又抢时，柳耀堂先是错怪、迁怒于拎着一袋米的妻子，当众打了她一记耳光，尔后怀着巨大痛苦，挺直着腰板，嘶哑而大声地、一字一顿地宣告：“我们移民，不是贼，也不是叫化子。跟你们一样是人民公社社员。”说罢转身大步走下。此刻，演员的步态、身姿、语言的设计，导演的调度、停顿、节奏的处理，所营造的舞台场面充满着一种崇高，体现了中国农民在困苦和屈辱面前，坚守尊严自强的高洁品格和决不退缩的坚韧性。在此，创作者饱含怜惜的礼赞诱发出观众对雾溪农民的崇敬之情。“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世界上最艰难的路是走进别人心灵的路（澳门，诸德伟语）。”一出戏剧的演出不可能、也不应要求十全十美，只要它能在观众心灵中激起共鸣或者涟漪，那就是产生了艺术效果。
令人诧异的是当较年长的观众在慨叹玩味时，观众席内会不时发出年轻人的笑声，甚至会听到“真好玩！”“忒傻！”的低语——不仅仅是《水下村庄》，在观看其他表现相似历史时期流行的道德观念、传统的做人准则的影视剧作品时，也会听到这种哄笑。不能责怪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人只有活到一定的岁月，才能感悟、理解、宽容某些历史的状况。但是，作为戏剧（影视）的主创人员应当注意到，现今的观众主要是年轻人，虽不要求他们产生共鸣与同情，但应让他们知晓、理解、思索，在历史的回顾中吸取营养和教训，从而得到裨益。
一般作品采取冲淡“苦难”的做法，有的在剧终前加个成功胜利喜庆光明的尾巴。《水下村庄》则是在情节中安排了抒情浪漫的片段：湘涛和女同学将一纸小船送放溪中，洁白的纸船在抒情凄美的歌声中，轻轻地飘摇而去。又如舞台前部一株枝秃叶落的杏树，变成枝头绽满叶芽绿意盈盈的独树，又当场演化成五棵修长挺拔树冠如云的大树。这些场面表现了编导者的匠心善意：敦厚的农民面对苦难仍有欢乐，晦暗时仍见清亮，以乐观通达的态度对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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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文化的人格象征
——谈话剧《轩辕黄帝》黄帝形象的文化意义
肖云儒
看了西安话剧院参加国庆五十周年献礼演出的新戏，心头便泛起雨丝纷披的情思，向民族文化遥远的源头飞去。
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神话，它以“和合”的主题，沉厚的气势和浓重的仪式感、象征感，再现出中华民族在东方大地上迈出的最早几步。
话剧舞台上的黄帝形象，极有典型意义，但不是一般我们理解的性格典型，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典型。或者说，黄帝形象是戏剧舞台上树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原始模型，一个人格象征，一个精神母题。话剧再现了在远古“神话思维”阶段，我们民族如何将对世界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认知，熔铸在一个伟大人物身上，如何以黄帝这个人物来归纳一个民族的生成轨迹和生存需要，表述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特征。舞台艺术形象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只有轩辕黄帝这样特定的题材、特定的历史原型才可能做到。这就使黄帝的艺术形象有了一种和“人文初祖”相应的“绝无仅有”的意义。
黄帝的舞台形象作为精神文化的原型和民族精神的母题，可思考的方面很多。
首先，黄帝的艺术形象全息了中华民族多维生成的轨迹。该剧着力表现了黄帝走遍天下寻求治国之道，既在游历中采撷各地的文明成果，也在战争中向对手学习，在斗争中求团结，最后实现亲睦九族，和合万邦，建立中华文明体系的伟大历史目标。
作者还从戏剧艺术的特点出发，展现了黄帝创造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字符号和共有的图腾象征的生动情节。在仓颉带领下诵读“合——”，“合——”的场面，何等动人心魄。文字的发明，使中华民族有了统一的信息交流密码，有了自己独有的符号象征。文字为中华民族树起了一面旗，至今仍是华人世界最强有力的精神粘合剂。
其次，黄帝的舞台艺术形象含纳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些基本价值。该剧着力表现了黄帝多方面的优秀精神品德，譬如开放、强健自身的创造精神，发展社会、治理天下的入世有为精神等。
黄帝舞台形象还含纳了中华民族文化一些内在特征的种子。从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特点主要有三，即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这在黄帝的舞台形象中都能看到蛛丝马迹。黄帝以德化人，严以律己，在德治基础上，对邪歹暴虐严惩不贷；重知行合一，在看重实践实绩的基础上，推崇人的道德水准和意义境界，这是伦理中心的初始形态。黄帝治国，以家族辐射部落，部落辐射民族，由血缘而至地缘，进而达至族缘，兼达天下，这是家国同构的初始形态。黄帝以人而圣，以圣而神，以人道而王道，以王道而天道，这是天人合一的初始形态。
黄帝的舞台形象也孕育着中华文明三位一体、维新发展结构的雏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政治管理、社会生活管理和生产技术管理三者合一，常常由同一领导群承担，它使得领导者不能不同时关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同时关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黄帝形象的“帝——神——人”合一，即权力——威望——实践合一，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结构的雏形。该剧表现黄帝的历史创造活动，不但有指南车、养蚕、陶器、衣裳、文字、图画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辐射到社会管理、典章制度、民俗风情各方面，体现出中华古代文明这一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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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生启示录
——《中国武警风采录·高原警魂》书后
陈馨
这是生活在中国内地、特别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绝难看到的一幅幅图画：浩瀚的沙漠，高耸的山脉，冷峻的雪峰，奔腾的江河，连绵的边关……还有矗立其上的一座座高原哨所，以及守卫这些哨所的武警官兵们。这些武警官兵在日常的环境中也许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他们都堪称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人间奇迹，表现出中国军人脚踏实地、顽强不屈、无私无畏、崇高壮美的情怀——一种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久违了的人间情怀！应该感谢军旅作家俞进军，是他用饱蘸着激情的、凝重沉雄的文笔，抒写了高原武警官兵生命的极限，像胡杨树一般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展现了他们动人的精神风采。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报告文学集，而是一本可以成为人生启示录的好书！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只求索取不思奉献，而另一些人——如高原上的不少武警官兵却只思奉献而不求索取呢？我想这正是人生境界的不同所致。正如此书《守望家园》中的一位武警军官所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人生坐标点。如果仅仅是为了一时的安逸和对金钱的占有，而放弃对自我生存质量的实现，那必将导致最后的悔叹……”把人生价值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坐标点上，不断追求自我生存质量的实现，是这些高原武警官兵能够做出出色的人生业绩的根本所在。一旦失去了人生的坐标点，放弃了对自我生存质量的追求，那就会沦为平庸，甚至卑琐！
此书中《阿里高原上的行路人》写了一位叫刘思寿的武警支队长，他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阿里高原上生活了整整二十三年。阿里高原的平均海拔在五千米以上，相当于三个泰山的高度，它的最高峰位于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一个严重高寒缺氧地带，每一个在这里活着的人，几乎每一天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天地之中。他们看不到一丝的绿色，也见不到一点都市的繁华。在他们的视野中，只有无穷的山峦和连绵不尽的积雪。褐色和白色构成了他们生命中仅有的两种色彩。荒凉和孤独也同时伴随着他们。而刘思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二十三年没有动过！二十三年里，他曾八次被调动，但他没有一次提过调出阿里的要求。当他服役五年期满的时候，已经准备复员了，但他又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组织上希望他留队继续服役的意见。二十三年里，刘思寿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经受了多少生命极限的考验和挑战，这是不难想见的；因为在这里，一个人即使只求能够生存下来，就是一种本事，何况乎刘思寿，他还得带一茬又一茬的兵？且听刘思寿说：“当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沉默着面对身前身后的高山时，他就没有走不过的难关。”“我一直相信，只要我们活着，就可以战胜一切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出自二十三年生活在“生命禁区”的人的一种生命体验！在《高原警魂》中，不仅仅写了刘思寿，作者还写了许多像刘思寿这样的武警官兵，正是他们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贞，才换来了祖国千山万水的秀丽和安宁，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安康。
这本报告文学集作为《中国武警风采录》之一种，是作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四个省区，采访了地处偏远的近三十个武警支队的九十多个县中队、排点，行程达二万七千多公里，平均每天走了三百公里，抵达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边防哨所，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创作才写成的。现在看来，这本书尽管在材料的取舍、结构和艺术加工等方面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作者真正扎根到生活中去，在艰苦的偏远地区、在最基层的武警官兵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从中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创作精神，在当今有些浮躁的创作界是不多见的，因而也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弘扬人文精神扶持文教事业
《北大之父蔡元培》引起各方瞩目
深圳万基向全国百所知名高校赠书
日前，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了赠书仪式，深圳万基药业有限公司向北大、清华等全国百所高校赠送浙江作家陈军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北大之父蔡元培》。
一代思想巨匠、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堪称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浙江作家陈军毕三年之功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北大之父蔡元培》，于今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该社重点图书出版。这部小说以蔡元培先生的辉煌一生为主线，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我国本世纪初叶思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波澜壮阔的风云际会，是“本世纪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一代人文学者的历史长卷”，被誉为“总结二十世纪人文精神的壮丽诗篇”。在《北大之父蔡元培》作品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一方面着眼于历史史实和事件的真实性，全面展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思想文化错综复杂的斗争历程，另一方面又注重对历史事件背后人文精神的发掘，强调对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考察，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部扛鼎之作。（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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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中华铁人文学奖”是中华铁人石油文学专项基金理事会在石油、石化行业设立的全国性文学大奖。以王进喜的称号“铁人”命名的“铁人文学奖”旨在表彰、奖掖在石油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作家和有影响的优秀作品，鼓励“用文学塑造不朽的铁人精神”。铁人文学奖的设立，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弘扬铁人精神，鼓励和吸引全国作家关注石油工业，以昂扬向上的主旋律，塑造出更多更鲜活的铁人形象，让广大读者了解和熟悉石油战线，理解并热爱石油人物。
首届铁人文学奖的评奖，是石油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今后工业题材的创作，对于宣传石油精神和铁人精神，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经征集作品，审读初评和全国著名文学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评比，共评出获奖作品五十六部，其中中华铁人文学奖特别奖三名，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奖者二十六名，提名奖二十七名。并对十六名国内著名作家分别给予贡献奖、荣誉奖和纪念奖。这次获奖的作品都是在石油战线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石油职工以及全国读者所喜爱的作品。获奖者有长期关注石油工业、关心石油文学事业并创作出优秀石油题材作品的文坛的老前辈张光年、刘白羽、魏巍、李若冰、韶华、张天民等，也有已故的作家徐迟、李季、孙维世等，还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贾平凹、张建伟、郭宝林、李唯等，以及在石油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一批石油中青年作家。
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评奖，翻开了石油文学五十年的五彩画卷，对石油文学五十年的宝库进行了一次极具意义的盘点。石油工业在五十年的发展中，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在石油战线上的独特表现，反映这种精神的石油文学自然成为我国文坛一道艳丽风景。回顾、总结和评选五十年的石油题材文学作品，令人振奋和鼓舞。
五十年来，石油文学艺术，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石油人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拼搏奉献，而且它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也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石油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职工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品位，为石油工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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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金诗含柳翠
——《人民文学》创刊五十年暨“天洲杯”诗歌奖颁奖大会召开
人民文学杂志社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人民文学》创刊五十周年暨“天洲杯”诗歌奖颁奖大会。
《人民文学》是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在创刊号上，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卓然卷首。半个世纪以来，《人民文学》跟新中国一起，同经风雨，共沐春光，走过了五十年光辉又曲折的里程。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文学月刊，《人民文学》是有资格代表新中国的文学业绩参与五十年庆典检阅的。毛泽东的题词，确立了她权威的历史地位和神圣的社会职责。她是体现与展示我国文学创作最高水平、最新成果的殿堂；她是哺育与推荐我国文学园地新生力量、新锐篇章的摇篮；她是映现与折射我国社会生活阴晴圆缺、喜怒哀乐的窗口；她是谱写与记载我国文学历程进退兴衰、曲折嬗变的史册。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工作者的汗水足迹、歌哭甘苦，都在这里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清新深远的印记。
《人民文学》与新中国同时掀开历史，可谓时代的产物，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因而，表现与倡导作品的现实性，成为她的一大特色。创刊至今，她所发表的主要作品，大都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反映，或讴歌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变革，或礼赞在变革中闪烁光彩的新人物新世界，或揭示攸关国计民生的社会课题，或抨击阻碍历史进程的积习时弊。所有这些追踪现实、贴切入世的篇章，组成了新中国波澜壮阔又起伏坎坷的形象画图。近五百期《人民文学》也可以看作新中国的编年史，中国人的心灵史，中华民族的风俗史。
在纪念《人民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的同时，《人民文学》还举行了1999年度“天洲杯”诗歌奖的颁奖。经过初选、复选、终选，共有五位诗人获此殊荣，他们是邵燕祥、郑敏、林莽、陆健、杨晓民。（商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