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一部白区工作的忠实记录
宋平
郑伯克同志是一位老同志。他192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运动，随后入团转党，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全国解放前担任云南省工委书记。这部回忆录就是他在白区工作的忠实记录，其中很大一部分写的是云南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旧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的主要方法、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这种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周恩来同志在1947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称作“第二战场”；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5月30日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新华社评论中则称之为“第二条战线”。他们都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提到同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
我党在白区工作中，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云南地下党的成绩就比较突出。在“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荫蔽为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认真执行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为贯彻这一方针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抓住西南联大这一有广泛影响的重要阵地，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存在尖锐矛盾这一有利条件，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积蓄了比较雄厚的力量，因而在民主运动来潮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高潮迭起，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西南联大和昆明被誉为“民主堡垒”。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独裁，昆明又爆发了以反内战争民主为内容的震动中外的“一二·一”运动。周恩来同志称这个运动是“新的‘一二·九’”。它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场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云南地下党又坚决贯彻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的蒋管区工作总方针，不仅多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中共党的组织始终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发动了农村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纵队的12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中，云南的革命武装就有10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解放了云南的60多个县。最后又争取了卢汉起义，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全云南。真正做到了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里应外合，迎接胜利”。
对于云南地下党的工作成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志都曾予以肯定。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12月15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中，即以“昆明罢课”作为“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周恩来同志1947年9月27日同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人谈话时，在讲到“三勤”政策的执行时说道：“同样由南方局领导而且也执行‘三勤’政策的云南党并没有发生马、王、李三处的同样错误，而且一经上级推动，即在民主运动来潮时起了模范的作用。”（《关于“三勤”政策》）邓小平同志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所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中讲到卢汉起义后又发生李弥、余程万两军叛变时，也曾说道：“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的有力地协同和支持之下，才能迅速地扑灭李余两匪的叛乱。”
云南中共地下党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总的形势下，云南省工委带领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紧密团结广大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也与云南的各种条件有相当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予以指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周恩来同志先在南方局后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长时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的白区工作方针，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他在不同时期对于地下党的斗争策略、斗争口号、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等方面，都有许多具体的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同以往几个历史时期相比是最成熟的，遭受的破坏是最微小的。应该说：周恩来同志那种炉火纯青的指导在这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郑伯克同志的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作了很好的注脚。
当然，这不是说我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没有损失和牺牲。在白色区域，敌强我弱，实力悬殊，斗争就是打仗，损失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像重庆渣滓洞牺牲的罗世文、车耀先和齐亮、刘国奓等共产党员，他们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了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在昆明也有“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和惨遭敌人杀害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他们的牺牲，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高潮。这些先烈们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郑伯克同志今年已是90高龄。他以耄耋之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查阅不少资料，亲自动笔，几经寒暑，撰写了这本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不仅内容详实，而且既写成绩又写缺点，可称信史，为研究党史，特别是研究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当会受到党史工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
（本文是宋平为郑伯克撰写的《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一书所作的序言）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难忘昨天的战斗
张廷发
13年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给我来信，全文如下：“张廷发同志：
我们在编辑《邓小平文选（1938—1965）》，拟收入邓小平同志1948年8月24日签发的给中央报告。此文谈到‘桐柏三分区则从两个团中分散小部掩护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积极歼击反动武装，结果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这种方式比较妥善，即在初期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这段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26页）。您是当时的分区司令员，想请您将这段具体情况写给我们，以便进行考订。您如有空，亦希能约定时间同我们谈谈邓小平同志情况，对我们编选工作进行指导。望速复。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
1986年12月20日”
难忘的战斗岁月
为回答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信中的问题，让我们回到1947年夏季。
党中央、毛主席深刻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于1947年夏季先后发出多次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令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13万多人，日夜兼程，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解放战争由内线转移到外线去，即把解放战争推到长江北岸和汉水流域，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党中央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
我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处长，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组织工作。因伤口复发，刘邓首长令我在邯郸养伤。
10月初伤愈，晋冀鲁豫军区副司长员滕代远同我谈话说：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从老区抽调一批干部和大批资金、物资支援刘邓开辟中原新区建立根据地，还有一批邯郸战役伤愈归队要南下的干部战士，组成南下支队，由你任司令员带队南下大别山。这是刘邓南下前交待的。
南下支队有3000多名地方干部，其中不少是高级干部，以及三个团的野战军归队干部战士，还有一批支前民工。我们由10纵掩护，尽可能避开沿途国民党守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渡黄河，越过陇海线，再过黄泛区，又渡过沙河、汝河，走过黄淮平原，于12月2日到达大别山。
刘伯承说“把他放到这个地方”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10纵首长研究我的工作安排时，刘司令员指着地图说：“把他放到这个地方！”邓政委接着说：“司令员的安排好，要打硬仗哩。”
刘邓首长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那时，三分区管辖南阳以南，襄樊以北，老河口以东，桐柏山以西的襄阳、谷城、光化、邓县、内乡、镇平、新野等7个县，几乎占桐柏军区15个县的一半。
“这个地方”，地处豫鄂两省边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在这里已有重兵防守。南阳有整编第3师，襄阳有整编第56师第104旅。地方部队仅邓县就有12个保安团，这些保安团非同小可，配有国民党高级机关给他们装备的电台，就是说国民党高级机关和他们可以相互联络，他们的装备也比较优良，有火焰喷射器，颇有战斗力。
三分区部队由10纵29旅机关和两个战斗团组建。任三分区司令员的命令一宣布，我立即带领部队奔袭新野，解放枣阳、新野两县；再奔袭邓县东南桑庄，一举歼灭敌守军一个团，活捉上校团长王仞千。地方武装反动头子丁叔恒少将闻讯，急忙调集11个民团、一个直属大队近万人龟缩邓县城内，企图负隅顽抗。
邓县县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城墙高大，护城河河宽水深，内城和外城之间，密布鹿砦、地雷和明碉暗堡，易守难攻。桑庄一仗，我三分区部队歼其一个团，活捉敌一个团长后，丁叔恒下令把城墙外百米内的2000多间民房拆除，制造一片开阔地，妄图阻止我军攻城。
军区决定发起邓县战役，第一次攻击失败。后用爆破法把护城河河水放掉，28旅和我三分区部队从东西两头夹击，发起第二次攻击，攻势异常猛烈，击毙敌第7团团长李华云，歼灭该团。外城守军见河水放干，立即大乱，纷纷弃枪逃窜，我军趁势围歼，共歼敌11个团、一个直属大队共6900余人。中共中央致电刘邓首长，对桐柏军区部队予以表扬。
出其不意击其不备
我分区部队进军新野、邓县以来，积极求战，捕捉一切战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
桐柏解放区打开局面以后，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华中军事会议，决定对桐柏地区加强戒备和“清剿”。1948年1月26日，在南阳成立第13绥靖区，王凌云为司令长官；2月2日决定，将1月30日在汉口成立的第15绥靖区移驻襄阳，康泽任司令长官；与早在信阳成立的第5绥靖区，张轸为司令长官的部队构成犄角之势，开展大规模的“清剿”，妄图吃掉桐柏我军，把我军赶出大别山。
对蒋介石这一手，毛主席早在刘邓大军南下时就预料到了。他对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前途作了三种估计：付出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付出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跟。毛主席还告诫部队，要注意多打小胜仗。
刘邓首长把毛主席这一科学的预测，向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传达教育，干部战士早已成竹在胸。我分区部队进行了轻装，把山炮沉入汉江，骡马放归山林，放弃已解放的城市，把这个包袱让国民党军队背上。我们避开敌人的锋芒，专走山路，密切注视敌我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勇猛出击，打了不少小胜仗。1月27日奔袭光化县以北的张集，歼敌150余人，使襄北与老河口连成一片。1月30日冒雪奔袭镇平，全歼守敌，俘敌营以下官兵150余人，打开了邓北的局面。2月13日夜袭邓县文渠、内乡，全歼守军500余人，活捉新野县自卫总队大队长王演民。3月至7月，参加对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取得宛西、宛东两战役的胜利，第二次解放邓县和第二次解放襄樊。三分区部队无论寒冬酷暑，时常早晨在此地打一仗，晚上又在百里外打一仗。常常是敌人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军已打响战斗，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豫鄂边境敌军哀叹我军神出鬼没，快速歼敌。
我三分区部队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6月，在南阳以南，襄樊以北，唐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建立了新野、襄阳、邓县、光化、南阳等地方政权和人民武装。在这些地区，公开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被歼灭了，打出了一片士气高、民心顺、社会秩序较好的地区。其办法就是分散小部队协助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的部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是邓小平同志1948年8月向中央报告概括的那段话：“桐柏三分区则从两个团中分散小部掩护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积极歼击反动武装，结果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这种方式比较妥善，即在初期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附图片）
1965年1月9日，张廷发（左二）向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汇报空军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战斗情况。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与日月同辉的巨大贡献
——纪念刘少奇同志逝世30周年
李运昌
今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在白区工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组织领导过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坚持八年抗战，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回忆往事，我深感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候的决策之英明，他对中国革命贡献之巨大，可与日月同辉。
一
刘少奇同志于抗战初期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七七”抗战爆发后，当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坚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提出，红军可以一部分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个师东渡黄河后，首战平型关大捷。而后，聂荣臻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这期间，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执行了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决定华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作战，并以主要精力领导了华北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少奇同志在政治上有着敏锐眼光，高瞻远瞩，多谋善断。早在平津失陷前后，少奇同志就向党中央建议，“平绥平津以东地区，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普遍发动游击战”，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当他于1937年7月28日到达太原以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正确地估计了华北抗战局势，认为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要坚持华北抗战，其责任主要落到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身上。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及时领导北方局讨论布置了全华北的游击战争。
二
抗战前夕，从1933年起，冀东就沦为殖民地，我作为冀东党组织的代表，于1937年春到延安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我汇报了冀东情况。白区工作会议之后，少奇同志单独找我谈话，谈话的精神主要有三点：一、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经中央批准改组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你（李运昌）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二、原来的华北各界救国会，要改为“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吸收国民党人和一些爱国的民主人士参加；三、你回去后，要准备在冀东发动游击战争，进行武装抗日。少奇同志谈完话之后，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运昌同志，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时刻，你此去任务艰巨啊，祝你成功，北方局和中央在等着你的好消息！”我也充满信心地点点头，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完成党中央和北方局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把抗日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七七”事变后，我由延安回到天津，找到马辉之、姚依林和林铁同志传达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不久，就接到少奇同志一封亲笔信说：红军已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河北党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作战，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河北省委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信中还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应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冀东和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河北省委认真地贯彻落实少奇指示。1937年9月，河北省委先期派到北方局去的李大章同志，由山西临汾汇报工作回来，带来了少奇同志给我的亲笔信，指令我速回到冀东，成立冀热边特委，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由马辉之同志接替我的省委书记职务。
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于1937年10月回到冀东，组建冀热边特委，着手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三
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在组织发展基本群众斗争的同时，要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冀热边特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37年底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争取了当时在天津的冀东爱国人士洪麟阁、教育界知名人士杨十三和滦县民团头目高志远等，参加了冀东自卫会。各县也普遍成立了“救国会”、“自卫会”、“齐心会”和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仅丰、玉、迁、遵、昌、滦、乐7个县自卫会员就达1万多人，使冀热边区出现了空前的抗日热潮。
刘少奇同志1938年3月从山西回到延安，仍然继续指导北方局工作。在这期间，他为冀东抗日大暴动作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当年5月，他在延安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关于冀东暴动准备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冀东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敌人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中央已派邓华、宋时轮率部队挺进冀东，起义的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建立由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3月27日，他在致聂荣臻、彭真的电报中提出“冀东游击战争的发动应取得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的直接帮助”。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冀东暴动和八路军挺进冀东的计划经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批准。接着，中共北方局给河北省委发来《关于动员冀东人民配合宋时轮、邓华部队作战的指示》，要求动员党员与群众及一切地方武装，援助宋、邓部队，配合作战：一、号召民团、保安队，响应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军；二、号召地方武装加入八路军，组织游击队；三、侦察敌情，报告八路军；四、破坏电线、公路、桥梁；五、帮助八路军筹给养；六、省委及冀热边特委立即派人与宋、邓部队接头。冀东暴动发动起来后，河北省委即转入冀东工作。
7月6日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开始了，首先滦县港北起义，接着就是丰润县崖口起义、蓟县邦均暴动、地北头起义、开滦矿工起义，从农村到城市，起义者风起云涌。从7月6日延续到1938年8月底，是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的全盛时期。北起长城外，南到渤海之滨，西起潮白河，东到山海关，广阔的冀东大地，成了人民的天下。在大暴动中组织起来的10万全副武装队伍，配合八路军先后攻克了9座县城、绝大部分集镇，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铁路交通，包围了唐山，直接威胁了平津。暴动队伍于8月中旬与八路军四纵在遵化县铁厂镇胜利会师，召开铁厂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领导指挥冀东所有部队。
党中央对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1938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致电冀热边特委并转抗日联军说：“中共中央与中央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前线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
9月26日，党中央、毛泽东电示宋、邓：“有全国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有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等东西千余里之大山，便于回旋，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边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但是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革命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克服起义新军中不可避免的复杂严重现象。”10月1日，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指示河北省委：“宋、邓西移，冀东同志仍应坚持游击战争，进行创立根据地”，“李运昌部如可以的话，以改编成八路军为好”，并一再嘱告：“我们正考虑加派部队到冀东去，但是最快还需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实现，请你们无论如何坚持下去。”10月8日，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也电示宋、邓：“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在行军中可能受到很大损失。”其中特别指出：“邓华部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坚持整理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最后还强调提出：“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主力西移时，应配备必要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这些指示，都是少奇同志亲自作的或北方局发出的。实践证明，这对于指导冀东大暴动、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都是非常及时的、十分正确的。但由于领导和省委同志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青纱帐倒了以后不能坚持多久，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结果遭受严重损失。
冀东暴动队伍，因西撤受巨大损失后，经过几年艰苦斗争，建成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
四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出兵我国东北，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后胜利阶段。在毛泽东主席发出《对日寇的最后的一战》的号召下，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一、第二号命令之后，我当时作为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并亲自率领冀热辽军区部队1．3万余人、还有4个地委书记2500名地方干部，于8月中下旬分东、中、西三路，挺进东北。于8月30日，一举攻克了山海关，夺取了铁路交通工具。我军先头部队于9月5日胜利进军沈阳，我率前方指挥部14日到沈阳，消灭了大批日寇残余武装及国民党地下军6万余人，接管了64座大中小城市，建立了人民政权，迅猛扩大了10余万部队。应苏军要求，9月14日冀热辽军区先头部队、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与苏军代表卫斯列夫大校和翻译谢德明乘苏联飞机飞往延安。刘少奇同志这时任党中央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已去重庆谈判）。为了听取前线的汇报，9月15日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他对曾克林说：“你从前线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少奇同志又告诉他：“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的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在曾克林汇报中，少奇同志又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对曾克林说：东北是我战略要地，北靠苏联，南接朝鲜，西临蒙古，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主要战略地区……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最后又十分肯定地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有主动权。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1945年9月17日，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发电报，正式提出了：“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并提出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调华东新四军北上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主力北上等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在指示里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正是按照少奇同志的果断英明决策，在党中央的领导指挥下，我10万部队、2万干部及时进入了东北，争取了先机之利，使东北成了我党的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
回顾少奇同志在组织领导冀东抗日暴动创建华北敌后战场和夺取东北这两大历史事件，使我们深感少奇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洞察世纪风云、关心国家大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棋高一着，后来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他的决策和部署是正确的，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虽然，他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含冤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但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崇高的革命精神、卓越的贡献，将功垂千古，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