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寓教育于管理
——思想政治工作漫谈之三
黄斌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其目的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立足于教育，辅之以管理，寓教育于管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教育和管理犹如思想政治工作的两手，缺一不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必要的灌输、恰当的引导、有益的熏陶等途径，对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施加影响，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思想品德，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锻炼出健康的体魄，从而把人由个体的自然人转变为遵守社会规范、能够为社会进步和发展作贡献的社会人。管理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按照公共的要求和一般规范参与社会生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社会进步和发展作贡献。显然，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教育是通过内在的思想来管理人，管理是通过外在的约束来教育人。教育之中有管理，管理之中有教育。教育落实到管理中，管理上升为教育，才能相得益彰，互补互促，达到塑造人、引导人、规范人的目的。
但是，过去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和处理教育与管理的关系，“结合”的文章做得不够。其结果是，教育失去了管理这个依托，落不到实处，收不到好效果；管理又缺乏教育的人文内涵和精神支持，显得被动、僵化，使人难以自觉地接受。其实，高尚思想道德的培养，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既要靠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又要靠科学规范的严格管理。管理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基础。没有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循循善诱的分析，没有动之以情的说理，管理就难以被接受，甚至让人产生反感、抵触情绪，当然也就很难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通过管理来实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要靠管理来规范。教育不落实到管理上，使人们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并在接受管理的过程中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熏陶，就失去了意义。我们说寓教育于管理，就是既要把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渗透到管理之中，赋予教育以更多的硬性约束；同时在管理中体现教育的精神，提高管理的人文素质，赋予管理以更强的教育功能。如此“软”“硬”结合，教育和管理就更有力量，更有号召力和说服力，更能长久地坚持下去。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中，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中管理和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二者“结合”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脱离管理的教育和脱离教育的管理都无法适应这种巨大变化和崭新形势。我们要努力探索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的新思路、新方法，善于把我们倡导的思想道德原则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中，赋予社会管理以深厚的人文内涵。应抓紧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用法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水平。应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在城市管理、企业管理和农村管理的各项制度中，体现在行业规范、乡规民约、文明公约、行为守则中，使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实践证明，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开展自我教育，通过法规制度建设和群众自我教育，使自律和他律、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是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城乡基层管理的社会化，广泛开展志愿者活动，积极培育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村镇文化等，加强对各类民间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管理，用健康的思想引导它们的活动，使群众在这些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有利于形成团结互助、互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
第9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发展中西部需要新思路
——“加快中西部（长治）发展研讨会”综述
马宏伟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山西省长治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了“加快中西部（长治）发展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在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的思路”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快中西部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挑战
与会代表认为，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发展相比，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中西部发展自身的优势较少。首先，在区位与交通方面，当年东部地区有沿海、侨乡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条件，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可以通过巨额的交通投资来弥补区位劣势，但交通成本的上升使中西部产品（特别是资源产品）的竞争力受到不利影响。其次，在经济结构方面，中西部主要是资源型经济、农业经济，而比重较大的农业、重工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在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上，受小农经济思想和传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很深，中西部地区相对缺乏市场经济意识。此外，中西部地区教育相对落后、人才缺乏等，也是制约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二，当前的经济发展环境趋紧。过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主要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由于二十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外需增长减缓，内需不振，大多数传统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因此，中西部地区不可能再仅仅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从市场需求看，当年面对短缺经济，东部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填补供不应求缺口，获得增长空间；今天，面对相对过剩的经济，中西部的产业发展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空间。从对外开放的态势看，当年东部地区是依靠优惠政策去参与国际分工的，而国内市场处于高保护状态，为幼稚产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保护期；当前，随着国内市场的日益开放，国际竞争压力日益增大。
第三，政策性质发生了变化。当年，为了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国家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现在，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国家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同样是优惠政策，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当年的优惠政策是“顺市场调节”，即政策调节和市场自发调节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今天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政策却是“逆市场调节”，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校正市场偏差。
新思路
面对新的挑战，与会者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必须有新的思路。具体包括：
第一，从依赖比较优势转向增强竞争优势。中西部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在于体现了比较利益原则，发挥了比较优势。尽管有效利用当地资源可以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从长远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其（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未必高，而资源缺乏的国家或地区也能达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发展经济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只有通过竞争优势才能实现。为了培育竞争优势，必须努力激活内部活力。这对于一个地区实现自持续发展，即经济发展是自己能持续而不是依赖外力推动的，至关重要。此外，还要培育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第二，调整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首先，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其次，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一方面，调整布局结构，向小城镇集中，以发挥聚集效应，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充分利用信息、通讯资源等；另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大力发展农牧产品加工业。其三，加快发展小城镇。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可以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不仅可以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而且可以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农民就业门路和收入来源；不仅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城镇人口，而且能够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人口素质。
第9版(理论)
专栏：调查归来
靠名牌赢得市场
——关于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
本报记者郑剑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亚达）是一家以生产钟表为主的大型企业，1987年成立于深圳。在经济特区这块改革开放的沃土上，该公司坚持不懈地实施名牌战略，终于在竞争激烈的钟表行业后来居上。历经十二年的艰苦创业，飞亚达由一个钟表小厂发展为总资产逾八亿元，年创利润八千万元的上市公司，成为国内同行的翘楚。
实践：名牌战略造就了一个名牌企业
树立雄心创名牌。飞亚达早在成立之初，就立下了用十年时间创出国内名牌，再用十年至十五年创出国际名牌的雄心壮志。公司命名为飞亚达，即取“飞出亚洲，达至全球”之意。
飞亚达为什么要树立雄心创名牌？这既是对客观形势分析后的选择，也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飞亚达成立之际，国内钟表行业生产厂家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市场上流行的品牌多达几十个，但基本上处于低水平竞争之中，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定位较低。是像众多同类企业一样走低水平重复的老路，还是另辟蹊径创名牌，为振兴民族工业而努力？飞亚达选择了后者。扛起民族钟表工业的大旗，创出一个世界名牌，这就是飞亚达实施名牌战略的初衷。
怎样来实施名牌战略？飞亚达的主要做法是，紧紧抓住高素质管理、高科技生产、高品位设计和高投入营销等方面，制定一系列高标准、严要求的制度和规范，使创名牌成为企业上下的共同目标，并落实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他们首先选准高档手表为突破口和主攻点，用高科技手段改造手表这一传统产品，研究开发新的高档产品。飞亚达第一代产品一面世，就以走时精准、款式新颖而受到消费者欢迎，“飞亚达”也随着“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的广告词，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九十年代初，瑞士、日本各种品牌的名表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决策层认真研究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决定借鉴国外钟表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走“少而精”的道路，即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取胜，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在工艺上精益求精，把人、财、物集中用到刀刃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后来居上。为此，公司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档表的开发力度和产量，陆续开发出蓝宝石、硬质合金、精密陶瓷等超硬材料高档产品，率先在国内推出不磨损型手表。以“君王剑”系列、“宇宙神”系列为代表的飞亚达第二代产品上市不久，就迅速风靡全国。1995年，飞亚达荣获“中国制表之王”的称号，确立了中国钟表第一品牌的地位。
咬定“名牌”不放松。飞亚达在提前实现了用十年时间创中国名牌的计划后，并没有停下争创名牌的脚步，而是把眼光瞄向了世界名牌。在世界钟表市场上，飞亚达的竞争对手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世界名表制造商，要想赢得竞争，不但要有敢于后来居上的决心，更要有能够后来居上的实力。“抓两头，放中间”，就是飞亚达实施第二步战略的基本策略。所谓“抓两头”，即抓产品开发设计，抓由品牌带动的商业网络；而“放中间”则是指将中间的制造部分交由更专业的厂家去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在制表业得到广泛应用。飞亚达公司一方面努力改造传统设备、革新传统工艺，另一方面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经营管理上，加大投入，不断引进和借鉴国内外最新设备和经验。继九十年代中期将国内航空企业用于飞机设计与制造的UG软件引入手表的设计和制造后，1996年又在国内钟表业率先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一下子将产品的开发制造周期缩短50％，资金占用减少三成，大大提高了公司产品开发能力。为迎接2000年的到来，飞亚达又推出了堪与世界顶级名表相媲美的第三代产品。这一代产品以贵金属为原材料，将18K金、天然钻石等应用于手表，是传统珠宝工艺和现代计时技术的完美结合。这标志着飞亚达再次吹响了进军世界名牌的号角。
在大力开发新产品的同时，飞亚达公司围绕创世界名牌，开展了一系列宣传营销活动，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商业销售网络。近两年来，公司在全国开设了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连锁店，让飞亚达表与其他世界名表同堂展示，借以树立自身品牌的良好形象，为争创世界名牌积蓄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飞亚达实施名牌战略的实践使自己获得快速、健康的发展。近年来，在国内大多数钟表生产企业销售额和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飞亚达却实现了销售额和利润的显著上升。1997年、1998年，飞亚达表的销量连续位居全国同类产品第一。公司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均有长足进步，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与信誉度日益巩固，资产负债率始终维持在35％至45％之间，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
启示：现代企业必须重视实施名牌战略
实施名牌战略是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品位的内在要求。所谓名牌，简而言之，就是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荣誉度和超群的市场表现的品牌，包括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名牌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是评出来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靠企业扎扎实实创造出来的，是广大消费者用“货币选票”选举产生的。企业是创名牌的主体，名牌战略是一种企业定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创立名牌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哪一个环节搞不好，都不能实现创名牌的目的。企业一旦确立了创名牌的目标，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加强内部管理，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人员素质。反之，如果一个企业满足于现状，不思上进，或者小富即安，得过且过，就不可能获得大的发展。倘若当初没有创名牌的雄心壮志，飞亚达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良好局面。飞亚达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后来居上的竞争精神，对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的成功实践也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切实转变增长方式，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努力创造名牌产品，力争成为名牌企业，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名牌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名牌连接企业和社会，名牌产品多了，就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名牌企业多了，就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实施名牌战略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同飞亚达刚刚诞生之时相比，现在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市场状况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已从长期的短缺经济进入一个一般产品相对过剩的时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品牌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争创名牌，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进而赢得市场。而实施名牌战略，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从国际情况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深化，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增大；而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必然渐趋融合，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随着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是大势所趋，国内市场也将出现激烈的国际竞争。品牌竞争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争夺中国市场厉害的一招。如果我们再采用传统的竞争方式，如一味扩大产量等，不但难以为继，也难以奏效。同样，以这种方式去开拓国际市场，既不实际，也不经济。因此，争创名牌是企业赢得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
实施名牌战略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又表现为企业实力的较量。名牌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谁拥有名牌多，谁就拥有广阔的市场，谁就能在竞争中取胜。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拥有一批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被人欺负。
当然，创立名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企业坚持不懈的努力。但也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如飞亚达在钟表行业一样，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创立世界名牌的条件。因此，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创名牌：一是从财政、税收、外贸等方面给予有希望创立世界名牌的企业以必要的扶持；二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保护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三是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引导企业争创名牌；四是对企业创名牌进行宏观调控，防止一哄而上。此外，全社会都应当树立名牌意识，强化知识产权观念，形成尊崇名牌、爱护名牌的氛围，抵制假冒伪劣，使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9版(理论)
专栏：
积极探索城市社区建设之路
陈建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通过加强社区建设，能够有效地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的服务保障能力，提高居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和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保持城市社会的稳定。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城市社区建设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萌生、起步的。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体制下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使城市基层面临的大量矛盾和居民急需解决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基层组织从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入手，开始搞以便民利民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服务。随着居民需求的不断扩大，基层组织的服务范围也不断拓宽，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医疗、治安、环境等公益性事务逐渐纳入社区服务的范畴。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城市基层组织仍停留在社区服务的阶段，还没有开展起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因此，加强社区建设的任务，已突出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顺应了新形势下城市基层管理的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和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单位人”越来越多地变成“社会人”而进入了社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公益性事务，政府“不管”、企业剥离，都要靠社区来解决，这就要求城市基层管理由过去传统的以条块分割为主的行政管理，转向以街道、居委会为依托的社区管理，使城市社区成为全部城市工作的基础和重要载体。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能够有效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城市社区蕴藏着很大的资源潜力。但长期以来，受传统体制的束缚和影响，城市中诸多资源的配置局限于特定群体，而没有面向社会来进行综合利用。比如，山东省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有学校、幼儿园、医院，大多只面向本企业职工和家属，仅这三项每年开支达几亿元，而运营效益却很差。通过建设新型的社区，可以实现资源布局的有效调整和合理配置，推动资源利用的社会化、市场化。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能够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加快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城市化和现代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0％，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近二十个百分点；我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也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尽快提高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很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现有中小城市的潜力。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撤县改市”建立的中小城市数量迅速增多，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各方面的功能还不完善，大多数新兴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新扩展的城区，还延续着农村乡镇管理的体制和方式，很不适应现代城市管理的要求，制约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强社区建设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社区建设的加强能提高干部群众的城市意识，更好地树立城市观念；另一方面，将理顺城市管理关系，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城市管理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解决基层存在的大量遗留问题。城市化进程越是加快，加强社区建设就显得越迫切。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有利于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是居民集中的地方，在加强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完善居民自治组织，可以保证居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更好地参政议政，真正实现居民群众当家做主。居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有利于强化居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建立居民群众自我参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主创建的机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基层，落到实处。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使城市大量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有利于促进城市社会的稳定。近年来，由于体制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经济形势变化以及人们价值取向多样化等原因，城市中出现了诸如社会治安混乱、干群矛盾突出等棘手问题。在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过去的那套城市基层管理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必须代之以社区为依托的新的管理、保障、服务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把各种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使社会稳定具备扎实的基础。
抓住重点，寻求突破
社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重点，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寻求突破。
努力推进城市社区服务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发展。一是继续拓展服务领域，大力发展各种便民利民服务项目。优先办好对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社会贫困人群的各种服务项目，同时坚持面向全体居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积极兴办各种便民利民项目，特别要注意发现居民群众生活方式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服务需求，最大限度地给以满足，并把服务同安置下岗职工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从发展社区服务中得到便利和实惠。二是走社会化、实体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发展路子。在社区服务的兴办方式上，改变过去靠政府组织兴办事业单位的老办法，积极兴办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区服务组织，特别是重视发展居民自办的股份合作制服务企业，以及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兴办的个体私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服务领域方面，积极向各类新兴的第三产业拓展，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渠道。三是走服务设施共建、社区资源共享的路子，解决好硬件投入的难题。主要是引导企业把已有的一些服务性设施，由封闭转为向社会开放，由开放发展到与社会联办，再过渡到以社会兴办为主，形成社区服务业资源共享、加快发展的良性机制。这件事办好了，既可以解决社区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防止重复建设、增加基层负担，还可以推动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
积极进行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理顺条块关系，完善社区功能。这方面的改革目标应是探索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城市管理体制。其一，实行管理权限下放，增加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的职能。根据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需要，在旧城改造、环境保护、卫生保洁、园林绿化、劳动用工、文化卫生管理等方面，要尽可能向街道下放权力，赋予城镇街道多方面的综合协调管理职能。其二，对条条垂直管理的有关部门，要实行双重领导。其三，根据法律和上级授权，赋予街道综合执法权。可以通过建立街道一级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解决目前存在的“有权的看不见，看见的无权管”的现象。其四，逐步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探索新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对纯粹的企业行为，由企业来承担，与行政机构分开，实行有偿服务；对社会职能和半行政性的服务行为，逐步从行政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改由社会组织或中介组织承担；对行政机关直接办的经济实体，实行政企分开，推向市场，由直接管理改为间接管理，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框架和运行机制。
根据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求，正确指导街道、居委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街道、居委会的组织建设及其干部队伍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趋势和有关法规政策的要求，对社区建设进行新的定位。在街道和居委会组织建设上，首先，对一些新兴小城市和大中城市新开发扩展的城区，尽快搞好“撤镇改街”和解决居委会“空白点”的工作。对规模不合理的街道和居委会区划，进行适当调整。其次，进一步改进居委会组织的选举产生、工作运行和监督方式，大力提倡政务公开和民主议事活动。第三，完善社区财力机制，不断改善街道和居委会组织开展工作的物质条件。在街道和居委会干部队伍建设上，街道这个层次应根据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围绕提高素质和优化结构，结合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注意从市、区机关中选一批优秀干部充实街道基层，并重视从大中专毕业生和下岗职工中选用优秀人才，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在居委会这个层次，要克服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两个倾向：一是居委会干部“官员化”，即由上级机关直接选派，这样做虽然干部素质可能有所提高，但与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相悖；一是自治组织干部配备“排他化”，即片面强调自治组织干部只能内部产生，结果无法解决居委会干部老化和文化素质低等突出问题。
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城区的特点，探索各具特色的社区发展模式。城市之间、城区之间以至各类居民区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在社区发展模式上不应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对老城区的街道和居民区，大体上可以借鉴青岛等城市的成功经验。对新开发的城市居民区，应从恰当处理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入手，形成一种新型社区管理格局。对一些新兴小城市和由郊区村镇扩展而成的居民区，可通过“镇改街”、“村改居”，努力创建新的城市社区模式。特别是“村改居”，应突出解决好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的转变问题，从而形成一种经济上背靠原来的集体实力，政治上紧紧依靠党组织领导，管理上实行面向全体居民的民主自治的新格局。还有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社区，即以大型工矿企业为依托的城市居民区，需要认真做好政企共建新型社区这篇文章，通过企业后勤服务改革、社区设施资源双向开放和共享，以形成自己的社区建设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