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在参与中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漫谈之一
张聿温
在参与中提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参与、提高。把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吃透，有助于加深对中央精神的理解，进而达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否则，它就会空对空，出现“两张皮”现象。近年来，在各地普遍兴起的读书讲演、文艺演出、争创文明村（户）、社会义务服务、军民共建等一系列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收到了明显成效，成为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不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而是参与其间，从而受到教育和提高。参与的重要、可贵在哪里呢？首先，它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让群众参与这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正是为了对群众进行教育，让群众学到东西。其次，它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固守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已经很难奏效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思想政治工作加以改进。实践证明，寓教于乐，把思想政治工作巧妙地融入适当的载体之中，有利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其三，它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党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一起来做思想政治工作，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显然比只依靠少数人好得多。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发动群众做少数“法轮功”练习者的转化工作收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心理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环境氛围、群体效应不可忽视。一项健康有益的活动，只要参与，只要置身其间，就会受到教育、感染，这是毫无疑问的。进一步讲，如果把这些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开展得生动活泼，为人们喜闻乐见，并且在不断探索中积极开辟新途径，多想新办法，创造新经验，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群众有了积极性、主动性，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既可持久，又能深入，那效果就会更加显著。
参与很重要，但并不等于只要把人拉到活动中来或把活动搞得热热闹闹就大功告成了。为了让人们的素质提高得快一些，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且把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让人们逐渐从深层次上得到提高，就组织者、领导者而言，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着眼点要非常明确，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着眼点明确，就是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不单是从活跃生活、调节情绪上，而且从占领思想阵地、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上看待这些活动。这样，各种创建活动才会有深度、有新意，而不会流于轻浮、庸俗，甚至走偏方向。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群众的思想、文化、传统、习俗的客观情况出发，从人力、财力、物力的许可程度出发来组织活动，万不可搞强迫命令和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既然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就完全应当而且能够推广到群众中去，让群众在参与中不断受到教育，学到东西，得到提高。当然，在参与中提高，不仅是对群众而言，各级领导干部也不应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如果领导干部带头参加，那么，不仅这些活动可以获得新的动力，而且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有了更有力的保证。
编者的话：中共中央前不久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为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的精神，本专栏组织了“思想政治工作漫谈”系列文章，从今天起陆续刊登。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邢云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如何在推进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一个现实课题。近年来，内蒙古伊克昭盟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政府不再参与微观经济活动，而以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有效的监管。十几年来，围绕政企分开，政府向企业下放了许多权力，但两者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因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应放在割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投资联系纽带上，使企业通过市场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从1994年开始，盟委和行署就按产业项目、基础性项目这两大类实行政企分工，提出政府不再主持兴建产业项目，不搞纯国有项目，而要集中财力对交通、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项目进行改造和新建，竞争性产业项目则由企业自主兴建。在优势企业集团发展起步阶段，盟委和行署将集团实现利润大部分留在企业，转增国有资本金扶持企业发展。
其次，按照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应具有的职能要求，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促进政企职责分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重新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克服政出多门的弊端，真正做到政企职责分开。盟委、行署确定将资源配置权归还市场，将微观经营权放还企业，使行业主管部门向行业协会和企业化过渡，相继撤消了纺织、化工、二轻等工业主管部门，将企业的调控等权限交由经委这一综合部门完成。对仍保留的煤炭、建材等行业主管部门，分别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行业管理机构和经济实体，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
第三，加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并通过适度调节市场主体和微观利益主体行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盟里在制定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后，就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保证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企业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往往不会过多考虑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因此，政府只有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加以引导，才能保证地区经济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协调运作，共同按经济规律办事，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保证微观主体利益和地区整体利益的共同实现。近年来，盟里提出以“盟旗经济一体化”为纽带，强化主导产业与盟旗两级经济的关联度，发挥主导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盟旗经济一体化”是由已形成规模的盟级企业集团向旗县（市）进行产业扩散，向资源所在旗县（市）转移初级加工技术，带动旗县（市）经济发展。企业集团利用旗县（市）资源所上新项目或改造旧项目实现的利润留在旗县（市），以保证旗县（市）的经济利益，有效地防止重复建设。
第9版(理论)
专栏：
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郑培民
政绩是领导干部德才素质在工作实践中的综合体现，是党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凭政绩用干部”这一原则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的深化和具体化，体现了党的干部路线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路线的指导思想。近些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逐步树立和坚持科学的政绩观，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大胆开拓，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但也不可否认，少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存在着某些偏差，具体表现在：一是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急功近利，乱铺摊子。二是脱离群众，片面迎合上级领导。三是投机取巧，什么工作容易出“政绩”就干什么，只拣“松土挖”，不愿啃“硬骨头”。四是争功诿过，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往下压，往外推，取得了成绩就往自己脸上贴金。要克服上述偏差，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以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开拓进取精神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为官一任，就有造福一方的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无功就是过”的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发展，理直气壮地讲速度、讲效益。反对安于现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碌碌无为，甚至坐吃山空败家业的行为。但抓发展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使决策适应财政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在为民办实事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防止不思进取守摊子，又要防止不顾民力乱铺摊子。从长远看，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需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我们要的速度，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是协调发展的速度。因此，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优化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速度、结构、效益和质量的统一。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对上级的政策、决策必须坚决执行，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另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努力做好上级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文章，完整、准确地把握上级决策的精神实质，立足本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而不能机械地照抄、照转，更不能迎合上级个别领导人的意图而“创政绩”。如果基层条件暂不具备，可以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施上级的决策；如果群众对上级的正确决策暂时不理解，则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和精心的组织工作，使决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客观公正地看待成绩与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的关系。我们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为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物朝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因此，在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应该说，工作本身就是逐步发现矛盾、处理矛盾、推动矛盾转化的过程。哪里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只能说明那里的领导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哪里的领导看不到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潜伏着的矛盾，那里的工作就可能出现停滞状态。这当然不是说“出问题”反而成了好事，更不是说我们不要主动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发生问题。而是说，对于客观存在的、难以避免的问题要敢于正视。只有直面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避免发生更大的过失和严重的后果。现在有的地方提出并大力倡导“发现问题是能力，解决问题是成绩，揭露问题是优点”的新观念，使人们很受启发。科学的政绩观就是既要客观公正地看待成绩，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
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政绩的表现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显绩”，即显山露水，立竿见影，易见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一种是“潜绩”，即那些虽有领导精力和财力的投入，但因周期长，一时见不到成效，而又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一名领导干部既要努力创造出现实的工作成果，又要致力于长远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坚决克服“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的现象，脚踏实地，干当前，想长远，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的恶劣作风。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党和人民需要的是以有利于整体利益为前提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高度统一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全局观念，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办实事，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政策，符合整体利益。如果只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不惜损害全局利益，如搞破坏性资源开发、集体偷漏税、走私贩私、包庇纵容生产和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等，可能局部得利、小集体得利，但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政绩”越大、对全局的危害也就越大的行为。
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既是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也是各级党委的组织行为。在党组织的要求与领导干部个人的价值取向这对矛盾中，党组织的要求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对领导干部个人的行为起支配和决定性作用。当前，少数领导干部陷入“政绩”误区，就与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的误导有关。一是狭隘的“职绩直接挂钩”，误导少数干部不顾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工作中，以偏概全，只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完成的指标、数字等，不看经济效益和发展后劲，更谈不上看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以简单的经济数字代替干部抓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形成错误的导向。一些地方明文规定，对在某项经济工作中达到一定指标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给予“高挂一级”的政治待遇，致使一些领导干部片面追求政绩，盲目上项目，负债搞建设，建成的项目又大多数效益不好，导致担保贷款无力偿还，财政资金有去无回。二是不切实际的“达标”，误导或引发了政绩浮夸的问题。近年来，升级达标活动屡禁不止，有的还严重脱离实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误导或引发政绩浮夸问题的重要原因。三是目前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准、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够系统，不够完善，给一些搞政绩浮夸的人提供了投机钻营的机会。特别是确有一些夸大政绩、“走捷径”的人得到了提拔重用，直接后果就是误导了干部。一方面，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还比较笼统，直接影响考核结果的准确性。目前我们还没有一套针对不同职务级别，不同岗位的具体考核标准。工作中一般是靠考察人员按个人的理解去把握，对干部的了解主要是凭感觉，靠“直观”，选人者的主观色彩还比较浓。另一方面，干部考察人员的素质还不完全适应科学、准确地考核干部政绩的需要。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方法，切实提高考察质量，力求全面准确地了解干部，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以此来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第9版(理论)
专栏：
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
——写在澳门回归祖国之际
马洪林
内容提要：●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进行了反对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持续不断并卓有成效的斗争。但直到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都无力收回祖国的领土澳门。祖国的强大是我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坚强后盾。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标志着澳门进入历史新纪元。
●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采取和平移交、平稳过渡的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博大胸怀和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政策。
●澳门的回归，标志着我国在完成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历史证明，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血肉联系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最终统一，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而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者，则必将成为拂民意、失人心、违背民族大义的千古罪人。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祖国的神圣领土澳门终于解脱了殖民统治的羁绊回家了。血浓于水，情重于山。澳门同胞像漂泊的赤子深情地向母亲声声呼唤“我要回来”，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张开坚强的双臂把自己的儿女紧紧拥抱。如果说，香港的回归揭开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光辉篇章，那么澳门回归祖国则标志着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将铭记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公元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同愿望。这是继香港回归之后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它树立了又一个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光辉典范，并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件大事载入人类的史册。
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彻底终结
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超越过去一切世代总和的巨大生产力；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与此同时，它使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手段，使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丧失独立和主权，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以后，被葡萄牙人逐步占领，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澳门的主权。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中国领土。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地位”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从此，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始实行殖民统治。
葡萄牙对澳门的殖民统治，给澳门人民带来了灾难。不屈的澳门人民为了祖国统一进行了长期斗争。但直到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都无力收回祖国的领土澳门。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澳门回归祖国的新篇章。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政府明确反对把香港、澳门列入通常的“殖民地”范畴。1972年3月8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说：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根据中国政府的声明，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这一建议被第二十七届联大所通过。这就排除了任何国际组织插手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祖国的强大是我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坚强后盾。澳门回归祖国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反对殖民统治、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在葡萄牙对澳门统治终结的时候，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事业作出的新贡献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澳门回归是继香港回归后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的又一个成功范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新中国不承认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将在适当的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两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和为贵”的箴言与亲和力的积淀，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战争和侵略的痛苦，更深切地体会到自由与和平的珍贵。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采取和平移交、平稳过渡的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博大胸怀和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政策。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邓小平提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中国解决澳门问题，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从澳门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中国政府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澳门问题的方针。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不仅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接受，澳门居民能够接受，而且葡萄牙方面也能够接受。因为这种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实际的政策对三方都有利，既合情又合理，所以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和平方式的核心就是三方都能接受的“一国两制”。从中国而言，用“一国两制”和平解决澳门问题，有利于维护全国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也为澳门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而也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澳门同胞而言，“一国两制”不仅可以实现澳门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渴望回归祖国的心愿，而且可以使澳门保持长期的繁荣与稳定；从葡萄牙而言，“一国两制”充分考虑了葡国的历史因素，澳门行政区将依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护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的利益，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从更深的层次展望，和平解决澳门问题，有利于中葡两国今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这必然为振兴葡萄牙的经济提供许多有利因素，同时对与澳门有经济交往的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复苏和振兴，都是大有裨益的。澳门回归这种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为全世界树立了又一个合作的榜样，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一国两制”和平解决问题，对消除战争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不仅是中葡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完成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
澳门回归祖国，还将为早日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局面，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朝着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再一次证明，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其核心是祖国的统一。它主要包括：一是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二是祖国大陆和台湾统一在一个中国、一个政府的旗帜下共同发展。当然，这是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类问题，前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后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不能不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后，台湾当局就面临着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所以说，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必将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进程。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情同手足，血肉相连。从台湾三百多年历史来看，台湾人民有着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光荣传统。1662年，郑成功率军在台湾人民支持下，赶走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1683年，清政府恢复对台湾的行政运作，把台湾统一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使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历史证明，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血肉联系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最终统一，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表达了我国人民期盼统一的心声。这次澳门问题的解决必然直接影响到和平统一台湾问题，可以说，中葡双方从多次磋商、谈判到签署一系列关于澳门的重要文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展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现的过程，尤其是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被称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更是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范例。考虑到台湾的实际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在解决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时，既是有原则的，又是非常宽容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
实现祖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当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举世欢呼的时候，在海峡两岸激起了人心思归、众望言和的统一新浪潮，而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者则必将成为拂民意、失人心、违背民族大义的千古罪人。统一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有了香港、澳门和平回归祖国的成功经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我们相信，完成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中华民族大团圆的盛大节日已经为期不远了。让我们举起双手热烈欢迎祖国和平统一的时刻早日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