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化)
专栏：
“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深切缅怀学术文化大师钱钟书
李铁映
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讬”（《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先生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先生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先生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先生，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附图片）
80年代的钱钟书在寓所。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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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设计博物馆与历史相遇
本报记者卢新宁
11月5日到22日这18天，北京海淀区昆明湖南路56号来往着许多文化人。“百年海报设计精品回顾展”使坐落在这里的设计博物馆成为文化磁场。
回顾展上的200幅海报，是从馆藏的数千幅海报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有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年画及传统木版年画，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文革”时期的宣传海报，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海报，不同时代的不同主题、不同表现形式，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二三十年代西洋味极浓的擦笔水彩画法，与东方美女的笑嫣姿容一起讲述文化融合的故事；50年代中期的“我们热爱和平”海报，手捧和平鸽的孩子淳朴的笑容中带着一种“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的警惕；1958年“争取小麦更大丰收，要把白面变成主粮”海报，飞翔的凤凰羽翼竟是与天同高的麦穗；60年代多半是祖国山河一片红；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海报中，手持科学明珠的东方少女表达着一个古老民族腾飞的梦想；90年代，海报从过去单一的政治宣传迈向更多的领域，文化、商业、艺术，内容上丰富多彩，艺术上百花齐放……
“海报是文化含量最高的设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报等平面设计在中国这样一个急步走向国际舞台的国家，也许比在历史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有更大的影响。”设计博物馆馆长、著名设计家何跃华早在12年前就创办了展示设计协会，作为“设计”这个概念在中国最重要的推广传播者，他对于设计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1987年，他曾与德国斯图加特艺术中心共同举办了“德国150年设计回顾展”，在中国设计界引起巨大反响；1993年在他策划下举办的“首届企业形象战略研讨会”，开创了中国企业CA设计的先河。
就在举办各种展览的过程中，何跃华越来越觉得设计艺术需要一个阵地展示自己，以便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接受。于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设计博物馆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收藏、展示、出版各种设计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它收藏了海内外著名设计作品5000多件。从开馆之日海内外150多位著名设计师共同参与的“诞生”海报展，到“获奥斯卡提名奖的加拿大实验电影观摩”、“台湾海报设计回顾展”、“华人CI设计百杰作品展”……都曾引起一定的震动。这些中外设计精品展，为中国设计师们提供了观摩大师原作的机会、展现各自艺术风格的舞台。
设计博物馆举办世界各地的设计及相关行业来京展览，也从事海报、包装、书籍装帧、企业机构形象、工业产品的设计。对于何跃华他们来说，设计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东西，更是代表未来、有着远大前程的事业。因此，设计博物馆与其说是一个精彩的“展示场地”，不如说是一个美丽的“实验工厂”。（附图片）
1920年
1955年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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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情系神州老街区
——王景慧和他的建筑速写
本报记者祝华新
王景慧至今还记得1976年5月16日这一天，他坐火车经过贵州一座小镇，停车时到月台上散步，放眼望去，一排排两层吊脚楼沿河展开，河上栖息着用缆绳牵引的渡船，小巷沿着山坡拾阶而上，通向一座座炊烟袅袅的院落，灰砖青瓦高低错落，远处青山隐隐，好一座世外桃源！当时全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中，小镇无声地诉说着几乎被世人遗忘的悠久文明。
1985年，已经调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工作的王景慧，在各地申报的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惊喜地发现了这个小镇的名字——镇远。这一回他可以专程前去调研考察。此次西南三省之行还到过云南一个默默无名的地方——丽江大研镇，现在已是中国仅有的两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的城市之一了。当时王景慧在考察报告中写道：“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尚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很有价值的风景名胜和古迹，需要认真发掘，给予及时的、必要的保护。”
记者翻阅14年前的这份考察报告，由衷地感佩王景慧的先见之明：“我们所到之处，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一般都有所加强，但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街区还保护得很不够，大多是不适当地建高楼，开宽马路，以为这就是城市‘现代化’，导致许多建设性的破坏，城市特色正在丢失……”检讨14年来从福州“三坊七巷”、舟山老街到襄樊古城的“建设性破坏”，真让人有不幸而言中的感觉。
尽管困难重重、险情不断，王景慧依然表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前景“有点信心”。如果说丽江解放后在老城外另建新区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四人帮”肆虐的1974年，他们用明代梁柱斗拱、纳西彩画纹样重建法云阁，分明体现了中国百姓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珍惜。在歙县老街，他发现居民在不改变房屋外观的前提下自建水冲厕所，感到十分兴奋。保护名城和传统街区并不是要把它们变成落后生活方式的陈列馆，睿智的中国人有的是办法。
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他每到一个地方，怀里总要揣着一个速写本。照相只能留下建筑的外观形象，速写却能记住走近传统文明一刹那的主观感受。如今，王景慧已实地踏访了99座国家级名城中的90座，这样的速写积累了近千张。他盼望着有一天从容整理一番，每张图都配上一段文字，那将是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指南。可惜，他目前还坐不下来，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和无数比他年长或年轻的专家学者还在四处奔走、大声疾呼。（附图片）
九寨沟树正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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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画收藏的当代传奇
——郭庆祥和万达玥宝斋
邵大箴
12月16日，万达玥宝斋在大连举办藏画精品展，引起书画收藏人士的浓厚兴趣。
书画收藏家郭庆祥和他的万达玥宝斋早已扬名海内外，在近几年的拍卖场上成为有力的竞投者。近年嘉德拍卖公司拍出的吴冠中作品大多数为郭庆祥投得，而被许多收藏家追逐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的作品更是无一例外地被万达玥宝斋收藏。玥宝斋收藏重点是20世纪的中国画。
正由于像郭庆祥这些新兴收藏家的介入，几年前国内书画拍卖市场完全由港台及海外客户主导的局面得到扭转。祖国大陆收藏家在拍卖市场上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尤其是百万元以上的高价位拍品，大多数为祖国大陆收藏家投得。在万达玥宝斋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傅抱石的《龙蟠虎踞今胜昔》，李可染的《漓江》、《井冈山》的价格均超过百万元。许多早年流散到海外的文物和工艺品纷纷回流，形成中国艺术市场的奇观。
据初步估算，玥宝斋展品的总值超过5000万元，其现代中国书画收藏的质量，不仅在目前国内民间收藏难有出其右者，即使某些国内重要博物馆也落在它的后面。既有实力又有艺术眼力的企业涉足艺术收藏，不仅起到保护传统文化的作用，还可能对当代的艺术创作和审美风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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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中学生相约新世纪
——《花季·雨季》成为知名文化品牌
《花季·雨季》，一个富于青春气息的名字，最早是3年前由海天出版社推出的深圳中学生创作的小说，并获中央“五个一工程”奖。此后，同名系列作品如电影、电视、歌曲屡屡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知名文化品牌。如今，装帧精美的《花季·雨季》杂志又与全国中学生见面。
这是《一个初中生的自助欧洲行》，凭着一张地图、一张口和一个背囊，18天内从阿姆斯特丹、海牙走到慕尼黑，不仅大开眼界，更收获了今天的孩子常常缺乏的自理能力、耐力和吃苦精神。
这是一个备受师生宠爱的女孩，因为父亲被判刑便失去了许多朋友。孤独中她收到一张小纸条：“祝你像过去每一年那样快乐！”原来是班上一位从农村转学来的女生，以前从未交谈过，困难时刻却送来温暖。从此，她俩成了好朋友，但没有终日厮守在一块，只是默默地互相帮助，因为她俩相信，《友谊是一种淡淡的花香》。
杂志特色板块“fun”完全由学生自己主持、组稿，用来介绍学校的新鲜事和生活感受。为21世纪的中国少年送去精神滋养，给中学生以“倾诉”和“表现”的天空，就是这份杂志的心愿。（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