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纪念与回忆·民族大家庭)
专栏：
广西向贫穷宣战
本报记者陈晓钟
在广西，泛舟于青山绿水之间，感受到的是一份轻松、一份安逸。踏进崇山峻岭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艰辛、一种沉重。
这里共有37个民族，除汉族外，世居的民族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彝、水、京等12个民族。全区有石山9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38％，这些地方缺土缺水，自然条件极差，有的地方连生存条件都不具备。1984年全区有150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中大部分在石山地区。联合国官员考察后称：这些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80年代以来，特别是全面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全自治区开展了历时5年的扶贫攻坚战，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异地安置
如今，来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广东帮扶异地安置点大化分场，走进瑶族村民蒙光佳的新家，64平方米“三室一厅”的砖瓦房，显得格外宽敞。卧室里八成新的被褥整整齐齐地摆在床上。屋外，猪圈的门框上贴着红色横幅：“勤俭创出致富路”。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不毛之地的大山中搬到了半丘陵地区，一家4口人种上一亩水稻、15亩甘蔗和苞谷。1997年仅甘蔗一项就卖了1万元，养鸡、养猪又收入3000元，一步就从贫困迈进了小康。移民点虽然还不通电，但是电瓶可以在12公里外的镇子里充电。堂屋桌上的黑白电视机格外醒目。县里的金城江电视台、差转的中央电视台已把跟前乃至全国的大小事情都带进了农家，孩子们的眼界也由此开始迈出了大山。
几年来，全区共投入资金23．63亿元，采取县内县外安置相结合的办法，在土地资源比较富裕的地方建立了73个异地安置点，从22个石山贫困县村屯移出2万贫困户14万人进入新区。邻近的发达地区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仅广东省省直机关和东莞市就向河池地区支援扶贫资金近亿元。自治区内干部人人参与扶贫脱贫工作，厅级干部每人帮5户、处级干部帮4户、科级干部帮2户、一般干部帮1户。他们带政策、出办法、筹资金，使这一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搬迁户进入新区后，从事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的经济生产，绝大多数农户实现当年搬迁当年解决温饱。目前，部分家庭已甩掉贫困帽子，开始走上致富大道。在广西、在石山地区，各族人民心中“搬出大山，远离贫困”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
同步办学
说到异地搬迁，不能不提一提“同步办学”。自治区的各族群众已经深深地领悟到，除了自然环境的贫瘠，没有文化与知识也是落后的根本原因。在搬出大山，修建住房的同时，孩子们的学校首先耸立起来。摆脱物质贫困的同时，为后代着想，摆脱精神和文化贫困的工作同步开展起来。
在广东帮扶异地安置点，计划建设完全小学2所，教学点15个。1997年建立了7个教学点，配备教师10人，在校学生220人；去年又新建了8个教学点，配备教师16人，在校学生达400人。走进教师黄仙丽、韦艳、蒙大飞等人的办公室兼宿舍，看到桌上摆满了作业本。他们承担着三个年级68名学生的算术、语文、品德和自然课的教学任务。问及工资待遇，中专毕业的小黄能拿到450元，其余的老师也能拿到300多元。自治区里有一条规定：政府发工资，教师排在第一位。身在满脸灿烂的孩子们中间，不禁让人深深感到：他们不仅远离了贫瘠的大山，也开始远离了愚昧和贫困！
家庭水柜
世界闻名的喀斯特地形造就了秀丽的桂林山水，但是在广西的大山里，虽然年降水量多在1000毫米以上，但由于岩溶的发育，地表自然蓄水条件差，地下水位埋藏深，造成了不少石山地区严重缺水。1993年大旱，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所有山区村庄从傍晚至拂晓随时可以看到手持火把挑水的村民。
山区人畜饮水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切实解决山区群众饮水难就成为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指挥下，河池地区地委、行署发动了一场建设村民家庭水柜（小蓄水池）的“歼灭战”。
1997年10月23日河池日报出现了全国报纸少见的新闻：一天20块版，一一列出了81334户村民的姓名！地委、行署表明决心：苦战一个冬春，让这些村民都拥有自己的家庭水柜，喝上梦寐以求的清洁水。全区人民都行动起来了，领导干部进村进户、广大群众捐款捐物、村民们开山炸石，奋战了一个冬春，连春节都没过安稳。一种摆脱贫困的企盼，自上而下鼓舞着在这里世居的瑶、壮、汉、苗、毛南、仫佬族的每一个人，激发着大家艰苦奋斗。
记者走进大兴乡龙骨村弄孝屯，60岁的黄世福一家5口人。他指着自家3．8米高的水柜说：“里面已蓄了32吨水，再有大旱也不用为吃水发愁啦！”（附图片）
搬出大山的孩子们有了新校舍。
陈晓钟摄于兴乐小学
第8版(纪念与回忆·民族大家庭)
专栏：民族团结共同进步
玉壁金川的领头雁
——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和段琪
本报记者张帆
一提起云南丽江，时下热衷于旅游的人们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在这块为金沙江环抱的土地上，世代居住着纳西、彝、白、普米、藏等11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109万的57％；近年来，丽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外纷至沓来的游客不仅为丽江绝美的风光所陶醉，更为各民族之间追求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民族团结气氛所感染。和段琪，就是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一位纳西族干部。
1982年，受省委委派，和段琪从昆明回到家乡工作，家乡的贫困落后，乡亲们艰难的生活使他无论在副县长、行署秘书长，还是在副专员、专员的岗位上都苦苦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位于偏僻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加快发展？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段琪逐渐形成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民族经济思路，将开发丽江的旅游资源，发展民族文化作为振兴丽江两大起点。
为此，这位纳西汉子踏遍了玉壁金川的山山水水，1992年，为开发建设玉龙雪山风景区，他多次带队爬上海拔5596米的雪山，进行实地考察；为了修通丽江通往泸沽湖的公路，1993年冬，他冒着生命危险沿金沙江陡峭的河谷徒步30多公里。在这只领头雁的带动下，经过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92年起步的旅游业在6年之内，游客总数由16．25万人次猛增至20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了10．4亿元。丽江各族人民由此看到自己脱贫奔小康的希望。
丽江是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全区69个乡镇，39个贫困乡，少数民族又占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和段琪非常清楚贫困问题对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重要性。1997年春节，他用两天时间在宁蒗走访了4个乡镇的5户少数民族贫困户。当他看到彝族孤儿王永破旧的木楞房、仅有的一个茶壶和几个半生的土豆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将王永作为自己联系的贫困户，要求乡里照顾好王永的生活。为使贫困区的乡亲们尽快脱贫，和段琪每到一处，都要和干部群众坐下来想办法、出主意、找门路。
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斗，丽江民族贫困山区的基础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全区最后不通路的两个贫困乡通了车，到1998年，丽江的贫困人口由1996年的37．6万人下降到24．1万人。
“团结无小事，稳定无小事”，是和段琪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宁蒗彝族自治县洛水村是一个摩梭人村寨，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出现村民非法围湖占地的情况，一度造成村民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民族发展、稳定的局面。和段琪了解情况后，亲赴洛水村，在泸沽湖边召开村民座谈会，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村民拆除了违章建筑，使泸沽湖的旅游规划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和段琪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47％。针对傈僳族干部县处级以上偏少的情况，在1999年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中，经和段琪建议，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将两位傈僳族年轻干部选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为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8版(纪念与回忆·民族大家庭)
专栏：
韦族琼的辣椒梦
刘元亮
这是一个倔强的女人，今年只有27岁。她是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镇长韦族琼，今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
见到韦族琼时，她一派节日盛装，绿裙衣上银器缀联，头上折叠绣花帽颇有民族特色。参观过北京的一些地方后，她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也可以像‘锦绣大地’、韩村河一样搞水下养鱼，水面种菜和引进花椒良品等，增加当地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尤其要尽快使我们的辣椒厂建成投产，创立三都水族的拳头产品。黔南地区气候温和，山区分布广，昼夜温差明显，土质又为酸性黄壤，富含硅铁等矿质元素，适合辣椒生长，所产辣椒色艳、味美。虽然现在镇上11个村有八九个村把辣椒作为经济支柱，但卖生辣椒每年每户收入也不过在500元到2000元之间。脱贫可以，致富很难。要带领当地百姓奔小康，还得依托资源及技术的优势，搞辣椒深加工，以农户加企业的形式，把辣椒作为突破口，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圆老百姓的致富梦，也是圆我的辣椒梦。”
作为36万水族人民的代表，作为全国民族团结的先进个人，韦族琼深感责任重大。她说：“水族是个小民族，但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我们，我自己一定要为当地老百姓带好路，办实事。”
采访中得知，目前辣椒厂的筹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该项目已完成了技术上的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项目的申报、建厂规划、部分资金的筹集等前期准备工作，预计明年7月建成投产。我仿佛闻到了一缕辣椒的清香从遥远的三都飘来，我相信韦族琼会成功。
第8版(纪念与回忆·民族大家庭)
专栏：
人民功臣英雄本色
——深切怀念陈锡联同志
张万年迟浩田
1999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陈锡联同志与世长辞。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创建的辉煌业绩，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一）
陈锡联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以共产党人特有的大智大勇，敢打善打硬仗、恶仗，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他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他入伍一年多就担任连政治指导员，后来历任红军营、团、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等职，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及四方面军长征中屡建战功，李先念同志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他历任八路军团长、副旅长、旅长、分区司令员等职，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狮垴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指战员们誉为“赵子龙”。解放战争中，他历任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兵团司令员。他率部先后参加上党、邯郸、定陶、羊山集等一系列战役战斗。随后挺进大别山，歼敌于张家店，在江淮河汉之间纵横驰骋。淮海战役中，他率部攻取战略要地宿县，指挥西集团协同兄弟部队全歼敌黄维兵团。尔后率部渡江，截断浙赣线，迂回大西南，出其不意地歼灭敌宋希濂集团，解放了国民党“陪都”重庆，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陈锡联善于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指挥作战以坚决、果敢、迅猛而著称。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锡联率三纵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以交替前进的部署，率先抢渡淮河，到达大别山北麓，半个月歼敌2000余人，解放皖西9座县城及广大地区，打开了皖西局面。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后，蒋介石十分恐慌，于10月初急调重兵扑来。陈锡联奉命率三纵主力从皖西密赴商城参战，因敌情变化，刘、邓首长命其“趁敌西调，皖西空虚，速急回师，放手歼敌”。在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三月、指战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他率部冒着连日阴雨火速东进，在泥泞崎岖的羊肠小道上急行军七昼夜，突然出现在六安、霍山地区，乘敌对三纵的合击态势尚未形成之际，以一部牵制尾追之敌，集中主力歼敌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5000人于运动之中，敌多路援军相距20公里而不能相救。
正确领会上级意图，善于把握战机，机动灵活地寻歼敌人，是陈锡联指挥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忻口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中，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和刘伯承同志放手机动歼敌的指示，于1937年10月中旬率七六九团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一带。他发现日军飞机不断在附近起降，便亲自带人侦察，迅速查明敌阳明堡机场的位置和部署，出其不意地夜袭敌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歼敌100余人。这次战斗是一二九师出兵第一仗，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提高了八路军威望，受到八路军总部嘉奖。1940年5月，一二九师发起破袭白晋铁路作战，陈锡联所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来远至权店段铁路的任务，并负责夺取来远、南关镇日军的物资。他周密侦察和分析敌情，将攻击重点由来远改为南关镇，以“腹地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朱德、彭德怀的嘉奖。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为策应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发动豫北战役。陈锡联所率第三纵队承担围歼敌第二快速纵队的任务。该敌为机械化部队，机动快、火力强、行动狡诈。他和纵队领导采取避其锋芒、诱其深入、陷其孤立，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战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于河南淇县城关东北之大小湖营一带咬住敌人，果敢地进行白天攻击，快速歼灭该敌，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歼敌一个机械化旅的范例。晋冀鲁豫军区在嘉奖令中说：“我三纵队以英勇果敢迅速机动的行动，歼灭蒋军整二十六军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纵队），成为淇浚作战胜利的主要关键。”
陈锡联善于把握事关全局的关节点，以最大的决心组织战斗，所以他所指挥的部队往往能在战场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940年破袭正太铁路作战中，能否控制雄踞阳泉西南的狮垴山是此役成败的关键。我军抢先占领了狮垴山后，驻阳泉敌旅团部纠集全部力量，在飞机和毒气掩护下向狮垴山发起猛攻。陈锡联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亲自率队增援火线，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有力地掩护了破路部队翼侧安全。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领的第三兵团受领攻打宿县的任务。宿县位于徐州、蚌埠之间，扼津浦线徐蚌段要冲，守敌工事坚固，兵力很强，我军攻克宿县，就能陷徐州刘峙集团于完全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他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作出周密部署，研究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城。总攻发起后，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2000余人。
（二）
我军由弱到强、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指挥员能紧紧围绕党赋予军队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建军思想全面建设部队。陈锡联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作为军事指挥员，历来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认为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不光政治委员要做，政治机关要做，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做。他与政治主官密切配合，积极抓好部队政治工作，用革命精神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每当部署作战任务、部队到达新区、补充新成分、进入城市等时节，他都提出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并深入到连队，了解官兵疾苦和现实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前头。解放战争初期，晋冀鲁豫野战军连续取得陇海、定陶等战役的胜利，部队产生了骄傲情绪，有的对我军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心存疑虑。陈锡联及时提议，利用作战休整间隙，对部队深入进行战略方针和政策纪律的教育，很快统一了指战员的思想。建国后在炮兵部队改装过程中，他坚持思想先行，深入了解部队特别是干部对换装的思想反映，针对部队争着要“大口径”、“摩托化”，不愿要“小口径”、“骡马化”等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队服从巩固国防的大局，保证了部队顺利换装。60年代初，沈阳军区涌现出了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等一批全军性的先进典型，时任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在全区组织学习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10月，他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时，全军仅有4个炮兵师部，70多个炮兵团以及一些分队。2万余门火炮大都是战场缴获的，种类繁杂。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主持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进口和研制炮兵装备，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军预备炮兵和队属炮兵达到了队伍壮大、编程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为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选址过程中，带领专家组，乘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报告，得到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批准，为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陈锡联刻苦学习是有名的，他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同志们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看文件和报纸。以后，虽然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理论水平、指挥艺术和领导经验得到不断提高。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到部队采访陈锡联，时常看到他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地伏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小本子上记写心得。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
1943年8月，陈锡联奉调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学校。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经过近两年的学习，他的思想更为充实，眼界更加开阔。1955年，他进入当时全军的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他按照刘伯承院长倡导的“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勤奋苦学，广泛涉猎各种现代军事知识，认真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政治水平和军事认识能力有了新的飞跃，获得学院二等奖。他在长期斗争中养成的学习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离休以后，他仍然坚持读书、看报、记笔记，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关注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大计。他以自己模范的行动，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要求。
陈锡联十分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曾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刘、邓首长经常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向干部传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这使他获益匪浅。他曾经谈到，刘伯承同志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他的谆谆教诲，使他思之深，感之切，闭目可观，侧耳可闻，终生难以忘怀！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他注重把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到具体的军事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军事辩证法心领神会。每次战役战斗之前，他都尽一切可能，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敌情，与一线指挥员研究作战部署甚至战术动作。战斗之后，他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都要带领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打胜仗多的部队，容易产生经验主义，在新的环境、对象条件下搬用过去成功的战法，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陈锡联及时抓住类似教训组织指挥员进行分析，启发大家注重掌握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同一敌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特点，从而使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得到不断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
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不断创造人民战争的战术战法。抗日战争中，他把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贯彻到实际作战中，总结出一套游击战的具体打法和相关的战术动作，出其不意打击敌人。他带的部队特别善于长途奔袭和夜战，人民群众赞誉他们：“八路神，八路仙，一日不见走一千”。他在1939年的和辽战斗总结中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兵器，查明情况，随时转机以各个击破敌之合击企图为有利手段。在这种条件下是主要靠干部的灵机应变的机动，可击则坚决击，否则转为消耗手段，另机动再求打击之。”他指挥阳明堡作战的经验，被刘伯承同志作为范例收入《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文。他十分强调指挥员实施正确的机断专行，在1942年秋的反“扫荡”总结中指出：“游击战争的环境，要求干部要有高度的机断专行的精神。我们的干部不仅是要能独立自主的积极的打击敌人，并且要能够在上级的意图之下，正确的机断专行。正确的机断专行是建筑在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正确的了解上级的意图与良好的战术素养上边的，因此我们就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要提高战术素养。”
（四）
陈锡联一生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始终自觉地与党同心同德。长征途中，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师长，他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率部数次翻越雪山，三过草地，历经艰险，胜利地把部队带到陕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追击中，部队迅速解放一座又一座城市。每到一地，他都坚决贯彻党的城市政策，抓好部队作风纪律整顿，保证了“军政双胜”和社会稳定。建国初期，他兼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和其他同志一道，坚决肃清反动残余势力，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了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下大力对部队进行整顿，加强了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关注军队建设，关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注祖国统一大业，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作出的重大决策。他还教育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信党的领导，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威。去年抗洪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后，他无比欣慰地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知识、有威望、有能力治理好国家，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1947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大别山进行大规模的围攻。陈锡联指挥所属部队坚持在大别山内线作战，牵制敌军。邓小平政委对他说，对敌人，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我们多背些敌人，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就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根据这一精神，陈锡联指挥所属部队在冰天雪地里转战千里，胜利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困的艰巨任务。在领导班子中，他作为军事主官曾与多位政委共事，都能非常融洽地相处。1945年11月，彭涛同志调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由于他过去是一位没有带兵打仗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班子中个别成员对他不够尊重，陈锡联严肃地纠正这一问题，带头支持彭涛工作，共事几年中，两人始终团结得很好，在部队传为佳话。了解陈锡联的人，无不称赞他顾大局、讲团结的优良品德。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陈锡联胸怀宽广，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
陈锡联对待人民群众一往情深。战争年代，他要求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应先掩护群众转移，随后方可撤退，不能使群众受到损伤。和平建设时期，他依然心系人民。1960年夏，辽阳、本溪、抚顺等地发生特大洪水，他亲临一线指挥部队抗洪抢险。为了保证大庆油田早日建成，他遵照军委指示，抽调大批部队支援油田会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带领军区部队大搞农副业生产，仅1962年就生产粮食6000万公斤，除补助部队伙食外，上交国库1000多万公斤，支援灾区320万公斤。到了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老区人民，1988年秋，他抱病与秦基伟、李德生等老同志一道，前往太行山看望慰问老区人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前几年，不少单位请他写回忆文章，介绍个人的历史功绩，都被他婉言谢绝。1983年11月15日，他对前来采访的山西省左权县（抗战时称辽县）党史办的同志说：你们在写党史的时候，不要把我写进去，要写辽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八路军一起斗争的事迹。我个人在辽县又有什么呢，不过是带着部队和辽县人民一起打了几年仗。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他以党和人民为重的高尚品质。
陈锡联同志克己自律、生活俭朴，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的住房从来不让装修，家具已很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一把藤椅用了几十年，破了拿绳子缠一缠继续用。工作人员多次提出换把新的，他都不同意，一直用到他去世。陈锡联夫妇常以党的要求互勉，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
陈锡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第8版(纪念与回忆·民族大家庭)
专栏：今日民族
佤族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由于地处边境山区，这里生产条件落后。新中国建立后，佤族同胞告别了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生活，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生活和生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为身着民族服装的佤族少女。
王长山摄
第8版(纪念与回忆·民族大家庭)
专栏：
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民族伦理学
民族伦理学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民族伦理学》（熊坤新著）以民族学与伦理学相互交叉、融汇、结合为视角，就开拓民族伦理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名称和研究对象、民族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与任务，以及研究民族伦理学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