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年会呼吁：
捍卫“人类的记忆”——历史街区
本报记者 祝华新
前不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年会在昆明举行。西安、洛阳、杭州、北京、扬州、敦煌……99座国家级名城，还有各地数以千计的历史性小城镇，就像几千年文明长河淘洗出的珍珠贝，在一个新的千年能否延年益寿、光彩依旧？代表们神情凝重。
项羽焚毁咸阳、金兵洗劫开封的战火早已离我们远去，历史文化名城在和平建设时期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这就是呼啸而来的城市现代化浪潮。
梁思成的先见之明
1951年，当新中国还在经济恢复期的时候，梁思成先生就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之间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重点是城市而不是文物。据此，梁思成主张保护旧城、另建新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历史遗产保护的矛盾，他试图寻找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感慨地说，梁思成先生的这一见解当时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卫。直到60年代，欧洲文物保护的对象才从个体文物扩展到历史地段。可惜梁思成生前知音寥落。北京率先拒绝新旧分治，而且首开拆毁城墙的先例，直到1978年孔子故里曲阜还拆掉了明城墙。1982年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将整座城市纳入文物保护的视野时，已经晚了31年！
历史文化名城中需要保护哪些东西？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召开的第一次名城工作会议提出，这项工作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街区，二是延续古城的风貌特色，三是继承和发扬工艺品、戏曲、民俗等传统文化。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宪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以北京为例，故宫、八达岭固然重要，但从永定门、前门到钟楼的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城“空间秩序”的基本特点，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象征。如果轻率破坏或改变这条中轴线，800年古都就像一个被抽掉了筋骨的巨人，细节再精彩也会给人以凌乱、瘫痪的感觉。耐人寻味的是，这条中轴线不可能成为一件文物！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名城保护与一般文物保护的区别：
———一般文物包括金石、字画等器物和宫殿、庙宇等单幢建筑物，基本上都在“墙内”；而名城保护的重点在“墙外”的历史环境。
———“墙内”的文物等级较高；“墙外”的东西如民居、店铺等分开来看多半够不上文物，但作为一个整体就能见证历史，正如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华盛顿宪章》所言，“这些文化财产无论其等级多低，均构成人类的记忆”。
———名城保护重在整体布局和风貌特色，而不是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要原封不动，可以实事求是地划定保护范围，不反对在保护范围之外进行新的建设。这样可以大大缓解保护与建设的矛盾。
“墙内”与“墙外”
随着《文物保护法》的实施，“墙内”文物受到普遍重视，谁也不敢轻易在明确挂牌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头上动土。然而，80年代初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尚未包含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给某些惟利是图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好大喜功的市长以可乘之机。在许多名城，“墙外”环境已面目全非。
在名城＇99年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恳请有关领导重视一件事”，即有的城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拆除，但把周围环境建筑拆除，环境的改变失去了这些历史遗迹的特殊意义。建设部副部长赵宝江更是大声疾呼：有的名城已经找不到一片保存得像样的街区了！
这次年会把集中展示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定为名城保护的重点。因为这些街区往往位于城市中心部位，寸土寸金，开发商看得眼红；这里的基础设施较差，危房较多，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十分强烈；在这里大拆大建最能体现地方官的“政绩”，市长也会心动。几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历史街区最容易受到破坏。
然而，几十座历史文化名城代表的发言，使人们在忧虑中又看到了希望：
在北京，1978年琉璃厂街拆旧仿古，致使不伦不类的“仿古一条街”泛滥全国；近年来国子监街在整治过程中吸取教训，使传统的民居门楼、老铺门面和高低错落的天际轮廓、宽窄相间的街道空间得以“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颇受专家好评。
在上海，为了完整地反映居民生活的历史轨迹，连一些成片的五六十年代老工房也在规划保留之列；对于典型的近代建筑石库门则装备卫生间，在不改变街区外部形象的前提下着力改善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
在苏州，水陆并行、前街后河的双棋盘格局得到有效维护，虽新建了一些建筑，但古城风貌依旧……
99座历史文化名城体现了中国人世界一流的智慧，让建筑与空间、城市与山水之间顾盼有情。凭借这种智慧，我们也一定能保护好这些名城。西安市代表介绍说，他们正在筹划邀请开罗、雅典、罗马等著名古都市长2000年聚会西安。这一设想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将向世人表明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全面复兴的态势。让我们祝西安成功。（附图片）
（下图：外国游客与一个古老文明的对视与对话，在许多文化名城都可以见到。许彬摄）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百态
流散国宝望归途
——保利博物馆引出藏品征集的思考
本报记者 卢新宁
即使是普通人也能看出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文物。
作为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神面卣完美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神韵———铜器的盖和器身的两面各铸一个神面。粗眉上卷的天帝神情诡异，圆睁的双目摄人心魄。据说，单为这一件宝物，就值得各地文物专家专程到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来一趟。无怪乎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著名学者连声赞叹：像这样的青铜器精品，或许上百年才能出土一件。
这样一件被称为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品，却曾流落在异国他乡。如果没有保利艺术博物馆投以重金、历经艰辛的收购，可能永远也不能与中国的考古学者“重逢”。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从海外购回让专家们欣喜若狂的“国之重器”不仅于此：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重要意义的西周戎生编钟，高大精美的春秋晋国蟠螭纹鼓座，形制特别的战国楚人斑纹钺……一位国家级博物馆专家满怀艳羡地感叹：这些国宝足以使新建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跻身著名博物馆之列。
国办博物馆力有不逮
确实，对于博物馆来说，藏品是标明身价的硬指标。拥有丰富珍贵的藏品是所有博物馆的梦想，但并非博物馆都能像保利艺术博物馆这样凭借雄厚的财力实现梦想。对于目前中国相当多的博物馆而言，能够对现有藏品进行有效保护就已属不易，再出资从社会上收购文物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李文儒告诉记者，文物局一年的博物馆征集经费总共不过100万元，而我国现有各级文物部门所属的博物馆有1200座。连一些国家级博物馆一年也只有几十万元征集经费，到省级博物馆仅有几万元，连一件像样的明清官窑瓷器都买不到。因此我们的许多博物馆藏品很难有新的增加，有的甚至20年没有变化，这对于博物馆的发展是极其致命的。
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越王剑回归故里的故事。那柄越王勾践的儿子旨于赐生前的青铜佩剑流落海外的消息曾牵动不少人的心。经过一批文物专家的艰苦努力，货主终于答应让越王剑回乡。然而，如何回归却让浙江省博物馆的领导大伤脑筋：一年区区几万元的经费距100万港币的开价有相当大的差距。万般无奈的文物部门发出了《呼吁企业参与抢救珍稀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终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最后杭州钢铁集团出资120万元，方使越王剑最终回归故里。还是浙江省博物馆，去年则没有这么幸运。一件出现在纽约拍卖市场上的五代钱王手简的下半卷，正好与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上半卷合为一体。为了能使之破镜重圆，浙江省博物馆几经努力，却依然是数百年梦难圆。
像浙江博物馆这样的遭遇，许多博物馆都曾经历。近年来，随着国内拍卖市场的兴起，一批流散在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得以回流，许多是国内博物馆梦寐以求的，然而，限于经费，不少文物过家门而未能入，再次流往国外。
我们因此面对这样的困境：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留存至今的文物数量众多，但目前，国内各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仅几千万件，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流散在社会上，甚至流落异国他乡。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里，中国文物就不下百万件，而香港文物市场及日本、美国、欧洲诸国文物市场上的中国文物又有多少，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
企业投资文化热情渐起
让这些流落他乡的国宝回家，几乎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然而，回家的路何其漫长。有关专家认为，除了利用有关国际公约追索外，最主要、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国家或社会、个人出资购买。早在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批准以重金从香港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进入90年代，也有个别有眼光的个人和企业开始从海外收购中国珍贵文物，甚至出现了企业参与兴建博物馆、购买流散国宝的喜人势头。
实际上，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文物大国保护文化遗产的最可行的途径。据介绍，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绝大多数就是由企业或财团兴办，仅有少部分博物馆是国家兴办并具体扶持。由于有强有力的支持，许多著名博物馆一年的文物征集费都达上亿美元。而目前，我国的博物馆却几乎全部由国家出资兴办，经费由国家拨付。在当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保证1000余座博物馆中的每一座都经费充裕是不现实的。有关专家因此指出，必须调动各类社会组织，包括企业法人、基金会、基层社团和广大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兴建博物馆。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建立多方参与的文物保护的新体制不仅有了物质基础，而且有了现实依据。一些有文化眼光的企业已经开始加入文物保护事业的行列。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收购数百件青铜珍品并建立保利艺术博物馆，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结果，也是成功了的中国企业关注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这种由国内企业大规模从海外抢救保护中国文物的行动，已在世界范围引起较大反响。
“任何一种产品，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高科技产品，很短时间就会被新的东西取代，甚至保利大厦几十年后也可能拆掉重建。我们的企业能给社会留下什么呢？———保利艺术博物馆。只有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能永久地传下去。不远的将来，当我们更加富有的时候，我们将会花费几倍、几十倍的代价去收购流散在海外的文物。”保利集团总经理贺平这段感人肺腑的话语充满了文化热情。但愿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及时看到、认真引导这种热情，尽快出台减税等鼓励企业乃至个人参与文物保护事业的各种配套政策，让流失在外的国宝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尽快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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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物保护世纪行
踏实与悲哀
临近世纪末，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是总有一种恐慌感：以前的日子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数的，忽然间要用千年来算计了，像是兀立悬崖之上，四下皆空。我庆幸自己参加了“文物保护世纪行＂的采访，走着走着，心里重新踏实下来，五千年的文明，触手可及了，像是一堵厚实的墙，站在身后———我们真的不是无依无靠的。
这面“墙＂，也是镜子，让我们从祖先的身上看清自己，反省自己。记得鲁迅曾痛切地要青年人“不读中国书”，那是因为鲁迅读了太多的中国书，深知传统中的许多晦暗。同样，我们看重文物的价值，是因为它们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让我们自豪与温暖，也让我们警惕。看到八千年前那枚骨笛，我们可以想象远古人们也有如泣如诉的情肠；由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那些玲珑的玉制小动物，商人对大自然那种亲密而敬畏的复杂心态纤毫毕现；而环绕着武则天乾陵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中那些枉死的女皇骨肉，也将宫廷政治的惨酷无情揭示得淋漓尽致……
可惜的是，匆匆于现代化历程中的人们，有时太忽略了历史的回声。盗墓、走私文物的屡禁不绝，显露出一种世纪末的疯狂。面对迫不及待变卖祖产、出售历史的不肖子孙，我们是真的束手无策？还是在潜意识中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有一个中国珍宝馆，里面陈设的，多半是100多年前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文物。它们流落异乡，泣诉着一个古老民族城池失守的悲哀。一百年后，如果我们继续坐视祖先遗泽以另一种方式流失，应该悲哀的，是民族品格与法治精神的双重陷落……（本报记者 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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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物保护世纪行
永远的征程
二十二天风兼雨，八千里路云和月。
当林林总总的迎接新世纪活动此起彼伏时，我们随着“文物保护世纪行”考察团经历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千年之旅。
殷墟、商城、汉冢、唐墓，走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风雨烟尘。课本上曾经学过的一些在自己的脚下得到了印证，而未曾深想过的许多问题逐渐在脑海中滋生：文物的命运，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每走过一个城市，就经历了一次历史洗礼，跨越了一个文化疆界。而这一切只是对于我们这个古国文化的惊鸿一瞥。
这样的征程也使我们并不轻松。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沉浸在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自豪之中，而未意识到我们文化遗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枯竭。不加规划的工业化和土地改造工程，加上猖狂的盗掘，已使我们民族文化的遗脉面临危机；而许多国人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态度更令人忧心。访行过程中，每每看到我们自己的博物馆门前冷落，又听得博物馆的文物精品在国外展览时引起轰动，心中总不是滋味。
美国当代铸造大师克里尔曾言：“即使美国和欧洲第一流的技师集合起来，并使用现代的技术，也不能做得比中国殷商青铜器更好。”在世界的眼里，我们祖先曾经创造过的文明是不朽的，而那过去的历史“指示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但愿新世纪的曙光能够重燃东方古国的辉煌，但愿对于历史文化的激情让更多国人的心灵踏上这样的征程。
（本报记者 卢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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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宜兴：文化新景并肩起
本报记者 杨明方
官林，是江苏省宜兴市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镇，浓郁的文化氛围养育了一代代俊杰之士，留下了“官宦如林”的美名。
近年来，官林镇党委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一批标志性文化景观相继落成。前不久记者在宜兴采访，正碰上官林钟楼落成。高达88米的钟楼矗立在江南沃土上，“十里见钟楼，三里闻钟声”，构筑起太湖之滨一道亮丽的新风景。
与官林钟楼一道落成的还有占地170亩、投资1000多万元的官林文化宫，以及幼儿园、敬老院、颐年苑等一系列社会事业工程。官林文化宫集图书馆、游泳池、儿童乐园、休闲茶座于一体，实现了欧美风情与传统风格的完善统一，成为人们学习、娱乐、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小镇大手笔，钱从哪里来？官林镇党委书记庄柏荣介绍说，这得益于官林独特的“城建思维”。他们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充分利用民间资金推动城镇建设，使过去的公益事业由政府“独唱”变成了全镇人民“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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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现场目击
文化有着点石成金的魔力——
柳州奇石演华章
本报记者 罗昌爱
前不久刚刚举办的“首届柳州国际奇石节”，爆了一个我国文化活动的“冷门”。1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5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余名嘉宾奔着这个别开生面的“节日”而来，3万多件奇石一展奇观；一块造型别致的石头，竟以12万元的高价出售。广西柳州市做活“石头文章”，编织出一个个融经济与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动人故事。
柳州市地处南亚热带熔岩地区，喀斯特地貌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柳州的奇山秀水。发源于云贵高原、流经柳州的红水河，奇石资源十分丰富。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赏石、玩石、购石、藏石活动悄然兴起。柳州市委、市政府从原来人们根本不在意的石玩中，看到了石文化与发展经济旅游、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的前景。为了扩大柳州奇石的知名度，逐步把奇石引进文化活动、引进市场，市里成立了专门的奇石研究会、奇石协会，先后举办了20多次石玩精品展和评比活动，出版了9本（部）有关柳州奇石的书籍和电视片。
色彩斑斓的奇石与经济、旅游结合，使柳州这一广西工业重镇陡然冒出了以往工业门类中所从未有过的企业———“石头企业”。“龙城石都”、“柳州奇石城”、“马鞍山奇石市场”、“箭盘山奇石园”和“八桂奇石馆”等三大奇石馆、四大奇石市场，以及30多家集展销、观赏、研究为一体的场所，2000家石玩专卖店、地摊，在柳州形成了赏石、玩石、藏石、售石者逾万人的庞大社会群体。今年以来，柳州还把奇石“玩”到国际互联网上，使“石头工业”构成了一道独特亮丽的文化景观。
柳州做活石头文章的重头戏还数今年11月上旬举行的首届柳州国际奇石节。奇石盛会上，含中外石玩爱好者携来的作品在内，正式展出的作品达1万多件，其它展示作品1万多件。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为国内外少见。奇石节期间，还举办了奇石精品大赛、学术研讨交流会、赏石文化笔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柳州奇石甲天下，奇石有魂会说话，招来五湖四海客，文化经济创双佳”。这段话是柳州把“石头文章”做活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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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新闻史的春秋诗画
——记《报界档案》丛书
中国自古即有文史相通的传统，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不少历史专著都写得情文并茂，文采飞扬。在我们的记忆中，新闻史著作大多是学术性较强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卷帙浩繁，往往不便省览。其实新闻史的书也可以写得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主编的“报界档案”系列丛书就是一套新风格的新闻史丛书。
该书或追述中国新闻史上受反动统治者摧残而死的报人，或铺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案；或介绍中国历史上的报界巨擘，或为曾经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著名记者立传；或分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副刊，或评点在历史紧要关头左右舆论的重要篇章……虽各表一章，但“林林总总，一书一题，联缀起来，就是一幅曲折尽情，铺张宏丽的描绘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长幅画卷”。
该丛书较好地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熔于一炉，使之成为类似以故事、轶闻和逸话见长的史话体大众读物。参加丛书撰稿工作的，不少是拥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硕士学位的年轻作者，对于新闻的激情以及创新意识使他们能跳出固有的陈规，尝试着将新闻史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裁剪组合成另一种春秋诗画。该丛书共十本，每本书约12万字，其中《风吹枷锁———中国新闻史著名报案》、《石破天惊———震撼中国的报刊文章》、《东方梦寻———旧中国的洋记者》、《凌云健笔———中国记者中的大手笔》等在对主题深入开掘的同时，写得纵横驰骋，不乏值得一读的漂亮章节。（暮依）
第11版(文化)
专栏：
国图扩大办理外文证
作为国家图书馆面向读者服务的主要举措之一，外文图书外借证的办证条件已经放宽，办证手续相应简化，同时押金数额也作了适当调整，每证一次外借数量已由原来的3种改为3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入藏非母语文献较多的国家馆之一，到去年年底，该馆入藏外文图书285万册，外文报纸与期刊600多万册，近年来外文图书入藏年增长在3．5万册左右，期刊增长在10万册左右。面向外文图书读者，开拓服务空间，提高服务质量，成为国图近年来重要工作之一。
此次外文图书的外借证押金，经文化部和国家物价局批准，已由原来的每证200元调整到1000元。针对这一调整，国图负责人介绍说，适当地提高押金数目，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好馆藏图书，也是对广大读者利益的维护。据了解，押金发证制度是国际图书馆界的一种通行做法，目前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价格每册约800元左右，价格高的单本书达5000至6000元。目前国图的外文外借证押金，虽还不足以抵偿所借图书的全部成本，但仍然是防范图书流失的有效措施之一。（林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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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抢救濒危古老文化
《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出版
一部反映上党戏剧史、上党民俗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戏剧研究专著《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一书近日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提到“傩”，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贵州、江西等地的傩戏。其实“傩”文化在三晋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党地区更是底蕴深厚。从远古巫文化到西周“乡人傩”，唐俗乐，两宋十八调四十大曲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书所收的在1985年由晋东南戏剧工作者发现的明神宗万历二年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其发现和破译被认为不亚于明成化《白兔记》的价值，填补了北方戏剧史的空白，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
本书从1983年收集资料至今成书历十余年，上党戏剧院的编撰者们在对上百万字的历史理论资料进行破译、注释、勘误、研究的同时，走村串户，访问知情人，以民间的迎神赛社活动为线索，不断补充资料。该书虽不像一些大文化“工程”那样引人注目，但能把一个濒临危绝的古老的戏剧资料抢救出来，这应该是一个传之后世的功德。正如本书的主编寒声先生所说：抢救文化遗产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该书共收资料和调查记录100多篇，图片百余幅。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担任名誉主编。
（李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