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让成果“带土移栽”
沈小平
有些植物在移栽时，需要在其根部留一定的土壤，带土移植才能成活。其实，科研成果在转化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带土移栽”的问题。
最近，南京市为探索科技产业化、市场化的新途径，对一些重点技术创新项目，由技术骨干群体、母体企业和国家三方共同出资组建股份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按股份分红；实行股份制的公司，适当加大技术骨干的年终分红比例。此举引起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关注，许多科研人员纷纷携带技术和资金，要求加盟这种按新型模式运作的公司。
科技人员自己携带技术和资金加盟企业，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科研成果“带土移栽”，成果转化的成功率高。
我国的科研成果总量并不算少，成果转化率却一直只占总数的20％左右。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科研人员没有直接参与转化，也就是说，未能让科研成果“带土移栽”。多年来，科研人员对成果“移植”的事不太关心，他们的科研课题往往不是来自市场，他们只关心科研成果能不能写成论文发表出来，能否获得奖励，至于怎样实现产业化，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则很少考虑。结果，科研成果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脱节，转化成功的成果很少。由于没有“带土移栽”，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后，在转化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操作性的技术难题，企业自身解决不了，还要到科研单位去请教，而成果研制者由于另有任务，已无暇顾及转化，企业为此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严重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推行技术人员带技术和资金直接加盟企业，至少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熟悉，成果在转化过程中如果遇到技术难题，他们的参与使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后顾之忧，降低了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二是技术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也有条件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技术成果的升级和创新，同时因为技术人员直接面向市场，也为今后的科研注入了活力。可谓一举两得。
积极推进科研机构和科研体制的改革，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除了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科研人员独立创办企业外，强化政策激励，采取技术入股等办法，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到企业去大显身手，使科研成果“带土移栽”，无疑是一个于企业和技术人员都有利的好办法。
第7版(科技)
专栏：
火中凤凰
——记YD型冷激式合成氨塔发明者余远明夫妇
鲁建华
余远明终于病倒了。近20年的艰辛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太虚弱了，以至采访不得不分几次完成。
然而以他和妻子邓万贞姓氏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命名的YD型冷激式合成氨塔，被人们称作“为国争气塔”。它可使我国中小氮肥厂的氨产量提高40％，能耗降低15％。目前全国已有300多家中小合成氨企业采用这种技术，为国家新创经济效益5亿元。
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好几倍，但制造氨肥的合成氨技术仍是过去传统的冷管型合成塔。60年代初，国外大型合成氨厂出现“新型冷激式氨合成塔”，它比传统的冷管式塔，生产效果好，优点多。但是由于仅仅采用传统的相似放大缩小的研究方法，尽管我国花了大量科研经费，用了20年时间，也未能将这种新技术移植过来。
目睹这种情况，任教于贵州工学院化工系的余远明夫妇从1980年起，开始了“冷激式氨合成塔最优化大型数学模型设计”的推导研究工作。当他们采用系统工程方法攻克了6个独立变量、长达3000多个算符的偏微分方程构成的冷激塔数学模型，设计出新颖的塔型结构时，他们最急切的愿望就是将它运用于我国中小氮肥厂的生产上。1987年11月8日，余远明夫妇毅然跨出校门，背起背包，开始了长征。
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他们成立了贵州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远明化工节能研究所，一边卖图纸，一边收取少量的技术服务费。他们上郑州、下广州，从上海到四川，吃的是馒头、稀饭加咸菜，一分一厘扳着指头花钱。6年的技术推广，收效甚微。余远明夫妇在艰难中几近绝望，好几次想回去摆凉茶摊、卖葵花籽养活孩子。1993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余远明。在原化工部的一个技术研讨会上，云南代表的发言让余远明如梦初醒——“希望研究所卖合成氨塔技术时，不要把风险卖给我们。”
“决不把风险卖给用户”。以此为宗旨，1993年9月，余远明夫妇与河南安阳化肥厂签下了一份大胆的合同：“合成氨的日产量保证值300吨，少1吨扣1万元，多1吨奖1万元，不到278吨退货退款。”50多岁的余远明顶着巨大的压力，在现场坚持了5天5夜，终于使该厂合成氨的产量连续72小时日平均达到305．9吨，吨氨电耗下降145千瓦时，吨氨节煤190公斤。YD型冷激式合成氨塔与先进的瑞士卡萨利公司相同直径的合成塔相比，产量高出20％。1994年5月到1995年3月，安阳化肥厂创下了我国中型氮肥厂合成氨工业史上的最高纪录，高居全国55家中型氮肥厂之首。
原国家科委、化工部在安阳召开会议，在化肥行业大力推广这项技术，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将这项技术列入国家“八五”期间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见到余远明，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看过你的材料，我们需要你这样拼搏的人。”
回忆往事，余远明热泪纵横。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如今，脑血栓使他多半时间卧病在床，无法继续自己心爱的事业。妻子邓万贞也已是满头白发，握着东西的左手一直不停地颤抖，据说这是帕金森氏病的症状。为了在人世间留下一片壮美，这一对凤凰在烈火中扇动着奋飞的翅膀。但愿今后，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路上走得顺些、再顺些，好些、再好些。
第7版(科技)
专栏：科海书舟
诠释生命的经典
——读《神秘的克隆》
李大光
前日偶获《神秘的克隆》一书，一气读完，又返过去对其中几段有趣之处反复读过，感到这真是一本出色的关于克隆技术的科普书，更是近年来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人文关怀的体现。
它使我想起了1990年，美国伊利诺宜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乔恩·米勒提出的评价科学素养的三条标准：对科学技术的术语和基本观点达到基本的了解，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研究方法具有基本的了解，对科学技术给予社会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这本13万字的小书，正是沿着这样一条科学思路，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了神奇的克隆世界，并最终揭开了这一技术的神秘面纱。
书中并没有列出任何研究的公式，也没有介绍任何复杂的研究工具。3位作者从1938年德国著名胚胎学家汉斯·斯佩曼的研究开始，间接地描绘到1997年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用成年母羊的乳腺细胞克隆出绵羊“多莉”，将人类探索重要奥秘的艰难过程以及遭遇到的各种困难展示在读者面前，使他们不仅了解到各国克隆研究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了科学家的工作及其研究方法。
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依各个群体生存的文化环境、宗教传统甚至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各异。《圣经》似乎对于生命的产生早有定论，佛教也早有自己的解释。人类出于对生命现象的困惑，似乎只有求助于上天的力量。但只有《神秘的克隆》所揭示的现代生物技术才以公开、坦诚的态度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生命诞生的奥秘。它简洁、科学地告诉读者：生命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了解了这些之后，拥有智能的人类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使其产生某种变化。
令人惊异的是，本书的作者是如此年轻。他们的搭配又是如此之妙——两个生物学家，一个记者。科学和科学报道的有机结合，科学和写实性、描述性写作巧妙的结合，可能是这本书成功的另一个秘诀吧。
第7版(科技)
专栏：
异地同步网上演兵
——空军战役训练模拟系统研制成功
马德祖王晓强
我军第一套支持远程实时异地同步的空军战役训练模拟系统“长河一号”，不久前由空军指挥学院研制成功。这标志着空军首长机关指挥训练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使学院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模拟教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该系统包括空军军事模型、教学模型库和实时模拟动态数据管理模型，首次实现了多兵种、多部门联合战役组织的模拟，完成了战区、战场、目标、景物以及主要战斗行动过程的仿真，为进行战场地理环境分析、突击目标分析和选择、战法研究等提供了形象、直观的表现手段，在全军首次成功解决了广域网上远程同步模拟和模型互控，建立和营造了逼真的“空中战场”和“战时指挥所”。指挥人员可通过战场环境、战役兵力使用的分析模拟，对行动方案进行科学决策。
空军指挥学院将“长河一号”模拟系统用于教学，虚拟现实营造出逼真的“高技术空战环境”，把课堂变成战场实验室，布设各种复杂态势，设置多种情况，引导学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决策和施计用谋，磨练现代谋略指挥素质，在教学手段的改革上有了新的飞跃。该院被上级部门确立为重点建设院校、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建设实验室的“三重”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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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轻子质量测量——
中国的高科技品牌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漆纳丁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于1988年建成，在当时被誉为继“两弹一星”之后最重要的大型项目成果。但压力马上来了———耗资2．2亿元人民币，我们需要做出得到世界肯定的高水平成果来证明它的科学价值。
机会是在1988年末出现的。当时BEPC的实验物理圈内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大家争相为寻找作为突破口的最佳实验献计献策。国外人士提出的实验方案不是费时长，就是难度大，有可能陷进去出不来。我们最后根据自己的知识和计算，根据自己对高能实验的领悟和对中国实验底数的认识，建议首先安排τ轻子的质量测量。
轻子和夸克各有6种，是迄今已知的物质结构的最小单元。丁肇中就是因为发现粲夸克而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不久，τ轻子即被发现，当时测定它的质量与粲夸克相近，约为电子质量的3600倍。τ轻子质量数值是个很基本、很重要的物理量，而按照我们调研得到的线索，τ轻子质量的旧值可能没有测准。这是我们坚持这个建议的最重要的原因。
1989年5月，在日本的一个高能物理会议上，我们告诉来自各国的与会者，我们怀疑τ轻子质量数值的准确性，BEPC可以检验和更正它。又经过一年的研究和模拟运算，一个从未被人提出过，但能精确测量τ轻子质量的详细方案，在我们中间产生了。在1990年9月的巴黎，τ轻子物理讨论会的与会者听到了对这个测量方案的介绍，非常重视。因为根据刚刚由欧洲核子中心（CERN）公布的新实验结果与τ轻子质量旧测量值进行的推算，有人主张“轻子普适性不成立”。如果真是这样，理论物理中的一些重要定律就要修改。消除或证实这一命题的办法之一就是重新测量τ轻子质量。中国科学家为自己的对撞机实验寻找出的最佳方案，由此幸运地成为检验粒子物理重大理论问题的试金石。
1991年11月8日到1992年1月20日，我们完成了τ轻子质量实验的数据获取。一个月后，物理分析和文章撰写完成。4月，在一个极具影响的国际物理大会上，我们公布了τ轻子质量的最新测量值。这个数值与旧值相比，误差小了许多。它结合几个被连带重新测量的其他参数，推翻了“轻子普适性不成立”的说法。这一结果在国际上公布后几天，我国许多资深科学家首先认识到并最早肯定了它的重大物理意义和对中国科研水平的价值。世界上不少著名科学家也很快发表赞誉文章。在此后连续两三年中，一再有人高度评价它，称赞“BEPC的τ轻子质量测量，是近年来国际高能物理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们为此深感自豪，因为这个成果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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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河”高性能分布仿真机诞生
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高性能分布仿真计算机系统，日前在长沙通过鉴定。专家认为，该系统在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计算机仿真是用来模拟连续动态系统的一项高新技术。它能模拟出物理系统各种参数变更后出现的结果。“银河”高性能分布仿真计算机系统在国内首次采用了国际高级仿真结构标准，自行设计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软、硬件体系，完成了从单系统仿真到多系统仿真的技术跨越，不仅能进行诸如火箭发射等单系统仿真，而且可以开展同一时空、多个运动系统相互制约情况下的复杂系统仿真，在航空、航天、电力、交通等许多领域，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王握文续丰收）
第7版(科技)
专栏：
“神舟”归航话“飞天”
——北京航天城见闻速记
本报记者杨健
“神舟”号试验飞船的成功飞行，打破了这里多年的神秘和宁静。北京航天城的知名度随着火箭一起急速上升，这片原本默默无闻的建筑群吸引了各方关注的目光。
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与刚刚投入使用的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一起，构成了北京航天城的主体。前者负责“神舟”号试验飞船的总装、测试工作，而这次飞船回收的整个过程，则主要由后者控制和调度。
11月24日，“神舟”号试验飞船返回舱的开舱仪式在这里举行。北京航天城神秘的面纱撩开了一个小角。研制试验中心副总设计师邹美琪研究员领着我们参观飞船测试大厅。大厅特别宽敞空旷。邹总年过花甲，谈锋甚健，对中心内部的设施如数家珍。
飞船的制造不像火箭那样，造一枚发一枚。在正式发射前，要造好几艘初样船进行测试。做完结构测试后，飞船还要进行电测和电磁兼容试验，主要是考验飞船的通信性能，是否会造成电磁波的干扰。随后的力学测试要动用两台力量达数十吨的振动床，振动频率从2赫兹到500赫兹不等，其后还会进行高频振动试验。飞船在太空中飞行时处于真空运行状态，由于没有空气对流，热传导也很弱，朝向太阳的一面温度达一二百摄氏度，而背阳光的一侧则在零下100摄氏度左右，检验飞船的热真空和绝热等热平衡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变得非常关键。
上面这些复杂的测试，都是在研制试验中心进行的。中心建成之前，这些测试分散在相距甚远的好几处地方完成。1997年底，经过3年多的建设，中心竣工投入使用，娇贵的精密仪器再也不用经受颠簸之苦了。
在中心三楼，我们见到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67岁的总设计师戚发轫。早在70年代，戚总就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戚总说，虽然这次飞船上没有载人，但它与返回式卫星绝对不同，因为它完全是按照载人的要求进行设计的，除了有合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更要有绝对的安全保障。他始终牢记朱镕基总理说过的一句话：科学允许失败，但失败不能死人。
飞船着陆前要平缓地滑行1万多公里，这段时间对总设计师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心理考验。戚发轫承认，飞船绕地球最后一两圈、进入降落程序时最让他感到紧张，“那简直就像在赶考”。发射“东方红一号”时，周总理问戚发轫，《东方红》乐曲到底能不能顺利地播出来？戚发轫实话实说：总理，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啊！
尽管这也是第一次，我们今天的条件已经比当年前苏联和美国发射飞船时好得多了。“这次的试验船，即使真人上去，也完全能适应舱内的环境。这正是我们不必搭载动物做试验的根本原因。”
返回舱是宇航员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所，看上去像一个倒扣的铃铛。据外电报道，舱内有食物柜，有电视，有厕所，据说还能洗澡。也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些“奢侈”的设施，舱里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小。宇航员的座椅交错着排列，与其说他们是坐在座椅上，还不如说是蜷着更准确些。我们向技术人员证实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他们三缄其口，不置可否。
对于试验飞行成功的自豪心情，戚发轫倒是毫不掩饰。“航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发射应用卫星、实现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1970年，我们发射‘东方红一号’，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今天则是又一次重大的跨越。”
然而跨越并非轻而易举。到航天城，记者偶遇中科院院士庄逢甘，他负责飞船的整体平衡。谈到载人航天的决策，庄老说，当年并非毫无争议，即使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对载人航天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可以遥控完成的工作有没有必要上人，二是短时期内还难以看到直接的经济效益”，庄老提醒大家把眼光放得长远些：“虽然各国都提倡和平利用空间，但如果你晚得太多的话，很可能等到你想利用的时候，已经不允许你用和平的手段了。”庄老对日本航天界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抓紧，日本可能很快就会超过我们，抢先一步实现载人航天的突破。
“好在我们通过这7年培养了一批拔尖人才”，戚发轫对他年轻的副手们备加赞赏———这次飞行试验的副总指挥37岁，正是“东方红一号”升空时戚总的年龄———“他们有能力，我们有希望。”
漫步在北京航天城，敦煌壁画中那幅著名的“飞天”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是一个民族沉寂了千年的梦想，它正在这里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附图片）
①地处北京西北郊的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
②神舟号试验飞船的返回舱回收之后，放置在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供技术人员分析和研究。
③返回舱开启之后，航天界的元老和功臣们手持纪念条幅，在降落伞前合影留念。
④神舟号试验飞船飞行试验总指挥、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本报记者杨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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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龙已经醒来”
——两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曹建滕丽华
“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你认为她的市值会在世界上排名第几？”
一阵爽朗的大笑之后，托马斯·温德尔伸出一个手指：“No．1。”
这位桥讯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11月上旬来到北京，参加公司与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以及中国国家金融数据通信网合作的签字仪式。作为北美最大、全球第二大的金融信息和网络服务公司，与中国通信网的合作，主要是向专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市场数据和新闻资料。
尽管目前桥讯的中国用户还主要是电视台、报纸、网站和银行、证券交易机构，但温德尔认为将来很快就会出现大量个人投资人用户，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风险投资领域。对于信息技术作用的评价，温德尔认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评判经济的标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特别应该注意这一点。“有很多人觉得信息技术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有农业、工业才能实实在在地增加社会的财富。这种观点在中国可能还有一定市场。”他说，这是传统经济时代的老眼光，如果不迅速改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决策。
“事实上，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正在极大地创造财富。DNA的遗传密码是一种信息，了解它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生物的基因，创造出产量高、性状优良的新品种。谁能说这是泡沫呢？”温德尔又以桥讯近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说明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
和温德尔相比，三菱电机株式会社高级副总裁中西道雄的思路更接近东方人的思维。他为自己的公司在中国市场动手较晚感到有些遗憾。“不过我想中国的高新技术市场还很大，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什么时候做，而取决于究竟怎么做。”除了成立合资的北京中菱现代通讯设备公司，11月10日，三菱电机还在北京成立了研究开发中心，进行新型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
中西道雄知道中国对通信设备的国产化率十分看重，“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尤其是当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候，提高高新技术行业的研究开发水平是绝对必要的。”中西道雄表示，新成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将把关键技术教给合资公司的员工和技术人员，在短时间内将新的技术全部转移到中国。跨国公司需要中国前景广阔的市场，中国需要在技术和产品的引进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这是实现“双赢”的现实基础。
中西道雄说，由于模拟式手机的带宽非常宽，音质相当好，美国的移动电话升级换代比较缓慢，最终导致在手机连接因特网方面，欧洲已经领先美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在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这样的市场间隙和机会越来越多。正如温德尔所说，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龙已经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