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清理矛盾理论的若干认识问题
□黄铸
长期以来，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理论上，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些误区不利于人们正确掌握唯物辩证法，容易导致“左”、右倾思想的滋长。走出误区，端正思想，才能更好地按辩证法办事。
误区之一
只见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不见相对性，只见矛盾统一的相对性不见绝对性
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理解上不能把它绝对化。
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讲的是矛盾斗争的普遍性，即斗争存在于一切矛盾之中，并贯串于矛盾的始终。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得很清楚。但对具体的矛盾来说，则要区别矛盾斗争的不同性质，是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敌对的或非敌对的，并因矛盾性质和矛盾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掌握不同的斗争分寸。毛泽东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这就是说，就具体的矛盾来说，斗争的性质、形式、方法、分寸都是不相同的，要依情况而定，因此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毛泽东在他的《哲学批注集》中就明确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同顽固派的斗争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三个著名的原则，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矛盾具体解决的范例；在社会主义时期又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顽固派的斗争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其具体的斗争尚且有条件，对于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斗争，就更是如此了。
由此可见，矛盾斗争，也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不能只见绝对性不见相对性。就斗争的普遍性来说是绝对的，就具体的矛盾斗争来说，则受矛盾不同性质、形式、方法的限制，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看不到矛盾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忽视必要的斗争，就要犯右的错误。看不到具体矛盾斗争的性质、形式、方法、分寸的条件性、相对性，不加区分地强调斗争，就要犯“左”的错误。
矛盾斗争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萌芽的、不发展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矛盾斗争，也应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不应当不加区别地去扩大它，激化它。比如，在人民的政权之下，对于人民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不应当扩大它、激化它，而应当疏导它，把它解决在萌芽状态。
矛盾的统一性，是说矛盾的两个方面依一定的条件而联系或联结在一起，发生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随着矛盾发展到分裂，统一性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易逝的、相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将这个原理绝对化。
就具体的矛盾来说，矛盾的两方面依一定的条件才能联结在一起，有了统一性，随着矛盾的分解，统一性就不存在了。但是，就矛盾的总体来说，矛盾存在于统一性之中，没有统一性就没有矛盾。试想任何两个事物或两个人（或人群），如果完全不发生联系，怎么会形成矛盾，又怎么会产生斗争呢？而斗争性就寓于统一性之中。没有统一性也就不会有斗争性。毛泽东在《哲学批注集》中说过：“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由此看来，矛盾的统一性也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只见相对性不见绝对性，认为斗争性才是辩证法的本质，统一性不是本质的看法，是不对的。
研究辩证法，要善于从对立的事物中看到或找出统一性，看到它们怎样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从而善于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毛泽东也指出：“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在历史上，毛泽东提出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著名的策略原则，成功地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大统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大团结、大统一。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个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内健康的思想斗争仍然是必要的。现在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就是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但斗争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是第一位的，斗争是为了加强团结。
误区之二
不分矛盾的性质，一律否认矛盾斗争可以和解
随着矛盾斗争的发展，矛盾对立的双方发生对抗和破裂，一方克服另一方，达到矛盾的解决。这是矛盾斗争发展和解决的常见的模式。这里的误区是将这种模式绝对化，不分矛盾的性质，一律否认矛盾斗争可以和解，并一律将和解论斥为均衡论或折衷主义。
其实，这个问题要依矛盾的性质而定。对抗性的矛盾，一般地要经过对抗和决裂才能解决，一般地不可能和解。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性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是毛泽东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例早就讲清楚了的。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那是一般地可以和解的。
刘少奇说得好：“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共产党内的矛盾，一般属于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属于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当然，如果处理不当，非对抗性的矛盾也会发展形成对抗。这就更要求我们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误区之三
否认质的飞跃的渐进形式
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是飞跃。质变或飞跃，一种形式是经过强力冲突和爆发，如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最后总要经过强力革命来解决。但这不是唯一的形式。这里的误区是将这一形式绝对化，而根本否认质变的渐进的形式。
在一定条件下，有些矛盾可以经过渐进的形式达到质变和飞跃。如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就是一种渐进的形式（列宁也曾经设想通过渐进的和平的方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没有成功）。我国新时期的改革也是渐进的，根本不同于所谓“休克疗法”。我们实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可以使党和国家一步一步地从实践中摸索和积累经验，认识改革的内容、方法和规律，又可以使人民一步一步地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从而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并增强承受改革的能力。这样使改革步步深入，取得成功。有些矛盾，按其本性，只能经过渐进的形式达到质变。如国家的消亡和民族的融合就只能是渐进的。
误区之四
混淆条件和根据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内部原因，一事物与他事物的矛盾是发展的外部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发展变化的原因问题。讲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则是有关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由于矛盾力量不平衡，一种矛盾处于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地位，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这与事物发展的外因内因、条件根据问题是两回事。这里的误区是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内部矛盾必定是主要矛盾，外部矛盾必定是次要矛盾。这样，他们就无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这一外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这一内部矛盾却成为次要的、服从的矛盾的事实。更有甚者，是在1957年特别是1959年以后，不但重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定为主要矛盾，而且认为这个矛盾主要不在社会上而是在党内，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铸成大错。
清理这些误区，澄清矛盾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有利于发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固有的建设性的意义和作用。弘扬建设哲学，一是重在建设，二是重在团结，三是重在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开才路，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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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访谈
六载耕耘成巨著
——访《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主编曾枣庄
□本报记者郑剑
今年10月底，备受学界重视、广为社会关注的《中华大典》首批成书甫面世，即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标志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近日，记者专访了率先与读者见面的《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一书的主编、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请他就该书的特点、编纂过程等作了介绍。
记者：曾教授，您是《中华大典》的编委及其《文学典》的副主编，也是《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主编。如今，《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大功告成”，六载耕耘终有回报。请您谈谈这部书有什么特点？
曾枣庄：《中华大典》是我国当代学者编纂的最大的一部类书，共有22典，全书达7亿字。《文学典》是22典之一，《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是《文学典》6个分典中的一个，也是其中最大的分典，共1200万字。它是按照《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和《文学典》编委会统一规定的体例编纂的，辑录了宋辽金元时期的主要文学资料，主要是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的资料性文献，但不收作品本身。
《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在第一册样书评审会上曾说，此书“资料广博，材料丰富”，框架“科学合理，查找容易”，“资料出处比过去的清楚，给读者带来了很大方便”。今年在对第二、四册样书的书面审定意见中又说：“此书体例精当，条目井然，资料充实，征引繁富，应有俱有，洋洋大观，诚为巨大工程。”到底怎么样，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价和历史的检验。
记者：的确，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的工具书是十分不易的，但其影响也将是巨大和深远的。那么，《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过程是怎样的？其间的困难有哪些？
曾枣庄：《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启动后，我忝列编委。1993年，《文学典》主编程千帆先生和江苏古籍出版社来信，聘我为《文学典》副主编及其《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主编。《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从1993年开始编纂，1997年送审第一册样书，到今年10月全书5册终于出齐。
编纂过程中的困难，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定体例难。我曾主编过《全宋文》，但类书的编纂体例比总集复杂得多。因为是节选资料，就有收否、起迄等问题。我接受任务后，具体起草《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编纂细则，花了半年时间作样稿。当时我曾对《中华大典》及《文学典》的框架设计提出过不少意见。例如，原规定不收文学作品的原文，但实际操作时，由于文艺理论部分没有原文，无法表达其理论观点，而且有许多影响深远却又不涉及具体作品的观点，如“诗言志”等无处归置。根据我的建议，程老及《文学典》编委会决定增设《文学理论分典》予以解决。
二是收集资料难。《全宋文》所收集的资料已经够分散了，《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又远远过之。对于小家，我们为资料缺乏而苦恼。中国图书如此之多，即使是常见书，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完全读完的。而对于大家，我们又为资料太多而苦恼，因为取舍起来很费神。比如苏轼，所收集的资料多达200多万字，而《文学典》编委会规定不得超过50万字。后经研究同意，苏轼例外，控制在80万字以内。
三是校对核查难。《全宋文》因为收的是整个集子中的文章，找到一种书就够校几天的了；而对《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涉及的每条资料，校对起来都要对照一种书，而所需要的书找到后往往只校几百字甚至几十字。仅找书就花了比《全宋文》多若干倍的时间和精力。个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
记者：王安石有诗，“丹青难写是精神”。您及您的同事这种态度和精神令人钦佩。所幸这些困难终于被克服了……
曾枣庄：总算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为了做到“资料充实”，我们在编纂工作一开始，就开列了2000多种普查书目及其版本，分工普查。普查结果表明，这些书并不都有我们需要的资料。于是，在编纂过程中又查找了不少原来未开列的书，特别是辑录了明、清选本中的一些评语。这些书不少已成孤本，只有北京图书馆还有馆藏。克服这些困难后的回报是丰厚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而我们在《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中广搜博引的古典文献，有一些连《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也没有提及。
记者：由此看来，《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堪称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的百科全书，这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参考。请您谈谈怎样更有效地利用这部巨著？
曾枣庄：《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确实堪称宋辽金元文学资料的渊薮，它的出版对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宋辽金元文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以及有关人士的学习，相信是十分有用的。全书1200万字，不少大家、名家的资料多达几万字甚至数十万字。小家的资料尤全，有的小家即使只有几千字，乃至几百字，但都是从数千种图书中搜集得来的。虽不敢说已经网罗无佚，但大体可以说即使有佚也不会太多。把它作为学习和教学的参考，是有益的。另外，此书对作综合性的专题研究也颇有用处，特别是其中的论述、体类和总集部分。例如，宋初的九僧、杭州白莲社，过去我们所知甚少，这次所收集的资料足够写成专论。
总之，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再版时再作修改，使之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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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由精而博 以精通博
□刘大钧
因时代的变化，现在的治学环境已与古人的大不相同。古人一般业余娱乐较少，故便于青灯夜读；现在由于电视、音响等业余娱乐的普及，极易让人分心，因而往往造成学业上的虚华与浅薄。现在某些学术文章往往不是深入浅出、厚积薄发，而是浅入深出、薄积厚发———本来研究很浅，但写出的文章似乎很深，若仔细推敲，却又言之无物，此即是这种虚华与浅薄的表现。为了因应学习环境的变化，最好采取“由精而博，以精通博”的读书方法。
所谓“由精而博，以精通博”，是指读书要有明确的方向，对于自己主攻学问的有关典籍，我们一定要读精读细。要先求其精而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读书范围而求其博。“由精而博，以精通博”的读书方法，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
背诵式读书法。古人对传统启蒙读物和经典著作都是采用背诵式读书法。这种读书法现在被很多人批评为“死记硬背”，认为此法不足取。其实，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采用背诵式读书法，对于我们熟练精到地掌握经典著作意义很大，也极有必要。“书读千遍，其义自见”，即指此。据说山东大学已故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就可将一部《左传》背诵如流，可谓“由精而博”的典范。
温故知新读书法。“由精而博，以精通博”的“博”并不泛指博览群书，更指重温旧书而体悟治学经验与人生阅历。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多年前读过的书，回头重读时，许多过去未曾发现的问题与奥义，现在发现了；过去认为很平常的文字，现在读来犹如春天的花丛，不断有灵感的彩蝶突然飞出。这种前后所见的不同，并不仅仅因为知识积累的厚薄不同，它更蕴含着治学经验与人生阅历的因素。正如一个六十岁的人重读《红楼梦》，其心得感受与他十六岁初读时相比，书中的故事、场景、人物、题咏等皆相同，但经过四十余年的人生风云变幻与学养积累后，将有着与少年时代完全不同的见解与感受。读小说如此，治学亦同。故朱熹在谈自己读《易》心得时说：“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故“由精而博，以精通博”之“博”，除读书外，更需要有治学经验与人生阅历积累而形成的“博”。若无此“博”，有时在大段学理上的“虚明宁静”，确实无从“见得”。
先儒王夫之云：“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显微相次而显察于微。”而鄙人认为，治学似应先有“由精而博”的“学成于聚”，然后方可登入“以精通博”的“思得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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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题追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王庆
由奚广庆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现概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其内在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概括的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每个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历史特点的理论和路线，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才能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列宁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任务，首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历史任务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典范、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提高到新水平，推向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搞清“本本”，但不拘泥于个别论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着力于弄清中国国情，总结中国人民的创造实践，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路线；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重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反对忽视实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中国的问题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反对大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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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面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研讨——
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
□丰子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云南省委宣传部日前在昆明联合举办“面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与会学者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日益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首先应当挖掘和研究马克思有关全球化的思想。根据马克思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对“世界历史”不光要从投资、贸易、世界市场等具体问题上来研究，更应注意从当代世界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从历史观上予以概括和解释。“世界历史”的分析与制度分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社会制度抽象地谈论“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历史”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
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研究，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合理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许多学者指出，重点在于为什么要“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面临双重挑战：一是理论上的挑战。比如，有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有的人曲解为实用主义式的随意套用；有的人则将其视为“民粹主义”，是“农民意识形态”；等等。对于错误的思想认识，必须加以澄清。二是实践上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践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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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思想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研讨会提出——
中华文化应发挥重要作用
□邓中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中共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宣传部日前在京联合召开“中华思想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研讨会。
与会学者认为，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华思想文化，为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富有辩证性的思维方法。比如，“和”的思想，“和故万物不失”，强调了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把自然与人以至整个宇宙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和把握；崇尚“中庸”，不走极端，维护统一和稳定。
与会学者指出，在当今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中华思想文化拥有明显优势：（一）五千年历史创造的灿烂中华思想文化，积淀深厚，民族精神独具特色。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勤劳、朴实、与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精神，获得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崇尚和赞同。（二）中华思想文化善于融汇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跃上新的历史高度。（三）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思想十分丰富，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些符合人类精神发展方向的道德观念，已经为世界各族人民所接受，有些还融汇进了共产主义道德信念之中。
与会学者指出，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华思想文化，阐述其丰富内涵及其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使之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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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研讨会提出——
加强社会科学研究
□赵智奎王永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
与会学者认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这个“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反映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对社会科学的准确定位。与会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不但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而且是指导中国社会科学在二十一世纪获得重大发展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成果。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经验总结和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邓小平理论，理所当然地凝聚了党领导下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集体智慧。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和确立，我国社会科学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形势将更加复杂。世界格局多极化，科学技术大发展，知识经济大发展，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经济、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与竞争，等等，都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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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99年会暨第二届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颁奖大会近日在京召开。刘和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