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秋天的莫斯科
王必胜
刚刚度过北京的金秋，没想到飞行六千余公里，来到这纬度更高的莫斯科，仍然是一个深秋。这秋意似乎更浓更酽，像一坛老酒，扑鼻醉人；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驳杂而不妖冶，浓烈而不滞涩。
我们是午夜到达谢列梅捷沃二号机场的，驱车向市内，道路两旁稀稀落落的树丛，在夜色中显得杂乱零落。机场路也并无特色，没有多少车子，路旁有一些大吊车支楞着，不时听到施工的声音，像世界上其他的大都市一样，市区向郊外发展，到处大兴土木，对初来的人第一感觉就像一个大工地。然而到了市内，灯光越来越亮丽，宽敞整齐的街道和巍峨宏伟的建筑物，使你感受到另一番景象。看看表，已是凌晨时分，路断人稀，可是那些造型各异的霓虹灯，却在夜风中激情灿烂地眨着眼睛，不禁令人想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的夜晚宁静中透出生动。
莫斯科有些建筑称得上高大辉煌，同西欧的建筑风格多相近似，但又有别于雅典风格或罗马派，自成一格。克里姆林宫、红场高墙等，记录着历史变迁的建筑群，在秋天长风中，有些冷寂而依然伟岸地耸立着，留连这些宏伟的经典建筑，让人顿生敬畏之感。尤其在夜色朦胧中，愈发让人生发面对高大历史建筑群的特殊心绪。
可是，秋天的莫斯科，最为灵动的则是那大自然的秋色，那北方植物在大自然的造化中，生成的一种天工巧夺的自然底色，那色泽深沉，极有分量，是一种生命成熟后的金黄。
我们住的使馆招待所门前有一条被称为“哲学小道”的幽静之路。这是一个宽广的街头林带，高大笔直的白桦树和各种杂树，在秋风中摇曳，走在这里容易触发灵感，也许当年俄国文豪们也曾留下过足迹；邻近这片林荫带的是莫斯科大学的生物园，数百种植物茂盛地依偎着。有天晚上，我们散步到门口，探望过去，见树木森森，罗列如仪，感觉是一个深邃的生命之渊；在它的不远处是穿城而过的莫斯科河。这林荫密匝的小路，杂树丛生的生物园，弯曲逶迤的河流，相依相伴，许是哲人思索的好处所，在林荫道的座椅上，不时看到有老者们三两结伴抵掌而谈。秋意烂漫，智者喜静，仁者乐景，孕育着无限的诗意。
使我们充分领略到莫斯科的盎然秋色的，是一次郊外的不期而遇。那种秋色，是一种以金黄为主调的复合色彩，是高大的北方植物在大自然的造化中抒展而出的生命的色彩，不是涂抹浸染，而是从生命中孕育而出的。在我的经验中，这种艳丽、浓烈、深沉、厚实、纯粹的黄，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
那天，莫斯科的天气格外晴好，我们来到莫斯科的郊外，去著名的孔采沃住宅区，拜访五十年代多次到我国帮助工作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的遗孀卡佳。老人已八十多岁，对四十三年前陪丈夫到中国的印象历历在心。从她家出来，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住宅小区包围在一片金黄的美丽秋景之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满眼的金黄，一大片黄叶密布的树丛，这些叫不上名字的树，高大挺拔，是黄栌红枫，还是银杏？那黄色的叶片，密布在伟岸的树干上，兀自张着圆圆的小脸，并没有在深秋中萎蔫，阵阵微风吹来，少许的黄金叶片，飞舞着、旋转着，下落到那如黄金地毯般的小道上，聚合叠集，装点着周围的秋景。原先绿色的草地，被这簇簇金黄盖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名贵地毯”，走在上面舒适软和，似觉奢华。倏地，一阵稍稍大点的风吹过，眼前的黄叶，有如精灵般的舞蹈着，雪片似的飘落在我们的脚下。黄叶萧萧，秋风飒飒，这秋天的小精灵，妩媚地展示着金秋的斑斓。虽然同是一个城市，大使馆区的秋景远没有这般深沉，黄色的分量也没有这般执著凝重。好景流连，不舍归去。毕竟天近向晚，我只好拾取几枚金色的叶片留作纪念了。当我们的车子就要启动时，远处卡佳女士正在阳台上向我们频频招手。刚才，在她的家中，老人拿出阿尔希波夫生前同我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合影，拿出薄一波同志亲自送的《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等三本书，深情地回忆过去的往事。吃着她特意准备的茶点，我们共话友谊。她说，到她家的中国朋友很多。她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朋友，没有忘记他的先生和他的一家。她回忆起三年前故去的丈夫同中国的交往，语气沉重。老人客厅摆放着一些中国的工艺品，墙上挂着一幅清代的仕女图。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张由我国肖像画家、俄罗斯文学专家高莽先生画的阿尔希波夫画像。由这幅肖像，我们油然想起当年中苏友谊鼎盛时期，是阿尔希波夫这样的一批专家到中国建立了两国人民更深厚的友谊。那时我还是小学生，从课本上知道了苏联、苏俄文学，知道了苏联专家。五十年代，中国建设的大工程武汉长江大桥，就是“敬爱的阿尔希波夫同志”和桥梁专家西林同志指导修建的。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苏联和苏联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至为深厚的。而作为中俄（中苏）友谊纽带的这一批老专家如今都已作古，化作了天地间的一缕金黄，不禁令人唏嘘感叹。据陪同的俄国朋友介绍，卡佳女士因丈夫多年工作在中国，默默地承担起家务，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支撑了这个有四个孩子的家庭，是一位国际主义的“贤内助”。
汽车驶出莫斯科西郊孔采沃，远远看到掩映在一片秋色中的阿尔希波夫的家，年逾八十的卡佳老人还在阳台上，向我们的车子注目。我们感受到这位慈祥的俄国老人对中国朋友的一片情意。此刻，秋风仍不断地梳理着那丛金灿灿的树林。莫斯科的秋天，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老人的故事。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开封：土城街十号
王霆钧
我看过不少陈列馆，可从来没有像走进开封刘少奇陈列馆时的心情那么沉重。
开封土城街十号。这里原是市人大的办公楼，再以前是一家银号。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座普通的办公楼会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的见证。
1969年10月17日傍晚，一架夜航机在开封机场降落了。不是民航，自然没有旅客上下，却有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地守卫着这个不大的机场。飞机停稳之后，抬下来一位重病患者。褐色的老人斑布满苍白而消瘦的面孔，银色的头发又长又乱。眼睑下垂，嘴巴闭合，身子一动不动，任由送他来的人和接他的人抬来抬去。他就是已被打倒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被抬下飞机又被抬上早就等着的军用吉普车，然后就朝市里开去。从此，开封市土城街十号，就和一个伟大的姓名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时土城街十号的人谁也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十七号。这是他从北京带来的病历上的代号。也许是医护人员都习惯称呼患者的病历号吧。
二十六天后，这位含冤的伟人在这里与世长辞。
开封，曾经以古都的辉煌名扬天下，在它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沉寂八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却因为同一位伟人之死相关联而引起举世瞩目。
然而，土城街十号从一座办公楼改为陈列馆又等待了漫长的十一年。
谁走进这道门，进入这个陈列馆，心情都不会轻松的。哪怕是个少不更事的儿童，也会被这里压抑的氛围感染得心头沉甸甸的，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十岁。按说这座建筑的举架挺高，可我走进来仿佛走进低矮狭窄的煤窑巷道；这间屋子的窗户也大，可我犹如进入阴暗的斗室。
这的确是一个斗室，只有大约十个平方米，放着一个极为普通的钢管病床。旁边是氧气瓶，靠窗户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些装药的小瓶子和简单的医疗器械。摆了这么多的东西，再进来几个人，转身就很困难了。
刘少奇是在林彪一号命令的大气候下被送到开封的，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此时已经没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当他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因为受到身心的双重折磨打击，患上了多种疾病，加上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最起码的诊断和治疗，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这一年他七十一岁。刘少奇从到达开封一直到他含冤去世，一句话都没说。严格地讲，自从他过了七十岁的生日，直到他离开这个他眷恋的世界，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刘少奇是在自己去年过生日时得知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作出那个决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而他的生日是11月24日。作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因而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直到得到这个消息，才明白自己实际上被宣判政治上的死刑了。会议结束那么长的时间不告诉他，偏偏在他过生日那天让他知道。片刻的惊骇过去之后，很少落泪的他，哭了。混浊的泪水悄然地流过瘦瘦的面颊。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所以也就什么都不说！
从1968年11月24日，到1969年11月12日，差十二天整整一年，刘少奇一句话都没说。平素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刘少奇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一句话都没说，是他病重失语了吗？不是。是他年迈失聪了吗？也不是。他申诉过，他争辩过，他抗争过。他说，为了尽快结束文化革命，我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务，带上妻子儿女到延安或者湖南老家去种地。他高举着宪法小册子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申诉不好用；抗议不顶事；争辩没人听。他还说什么呢？什么都不要说了吧！
一个带领人民为完善法律而努力的人，一个利用法律保护了人民的人，却没有能够保护得了自己，只好沉默不语。
我站在刘少奇去世时躺过的铁床旁边，想着他去世时孤苦伶仃的样子，想着他满头又长又乱的白发，想着他去世时实际上是光着身子的，还是他的卫士长急匆匆地从北京赶来，给他穿上衣服，给他剪去长而乱的白发。
我想，刘少奇他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一句话都不说，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无人让他说或者没有人听他说。
那么，他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都想了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然而谁都相信作为党内一位有很深造诣的理论家，他是不会停止自己的思想的。
我站在刘少奇临终前的病床前，遗物犹在，伟人已逝。
土城街十号寂寞了十年多，在饱尝冷落之后迎接的第一批重要客人，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他们的子女。王光美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就在中央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前来接刘少奇的骨灰了。
一度冷冷清清的土城街十号，不再冷清。护理过刘少奇和执行监管任务的人被请来回忆当时的样子，并且寻找遗物。刘少奇用过的东西都按当地风俗烧掉了，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个海绵枕头幸存下来，那是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送给他的，工作人员没舍得烧，保留了下来。我忽然想到在花明楼刘少奇故居，有一块挂在门上方的木牌子，“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摘下来要把它烧掉，是一位炊事员把它藏起来，直到刘少奇纪念馆重新修复开放。一个是在刘少奇的出生地，一个是在刘少奇的去世地，都有人为保留他的遗物而冒尽风险。
王光美和子女到土城街十号，看着那些遗物似乎都很平静，但一看到这个枕头，就如同提了闸门的江河一样，抱着曾经留下过亲人体温的枕头，痛哭不已，痛心不已。
开封土城街十号，像一座历史警钟矗立在路边，告诫每一个来此参观的人，这样的历史大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
让我们牢记在心！
永远的土城街十号！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回家
章珺
在羁留异乡的日子里，回家是一种感觉。
茫茫人海，鳞次栉比的楼群，无意间听到的一个声音，或是偶然间瞥见的没有别人注意到的情景，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
我们突然间感到很孤独，又突然间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我们来去匆匆，却不会无影无踪。那一刻，我们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又是那么的坚韧无比。
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感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是一种没有来由的触动，既可以让人喜极而泣，又可以让人欲哭无泪。如果它能发出声音，那声音一定是微弱而固执的；如果它能行走，那步履一定是蹒跚而执著的。可是它无声无息，短暂的刺痛，还没有伤口，就被异乡的声音和风景抚平。
虽然，我们早已属于他乡。在异乡人的眼里，我们早已属于这里。我们跟他们一样，操着同样的语音，追逐着同样的时尚。我们甚至比他们更像这里的主人，因为我们更关注这里的变化，小心翼翼地藏匿起外乡人的痕迹。在他乡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家，漂亮的房子，富足的生活，想到自己曾背井离乡的时候，庆幸也许远远多于伤感。可是被我们淡化了甚至遗弃了的故乡，又注定会在某一天清晰无比。我们曾经用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和稚拙的童音呼唤过的土地，又注定会在某一时刻穿透时间和空间，呼唤着我们回家。
于是，我们回家。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和已经疲惫的心，一起回家。无论我们早已功成名就，还是我们正在为生计奔波，当我们踏上回家的归途，我们会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期望。也许我们需要蜷缩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也许我们要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只有在回家的那一天才发现，我们离开家已经走得太远。
我们回到了这里，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纤细的秋雨，细碎地敲打着破旧的古筝，我们听到了久违的乡音。尘封的窗户，却打开了遥远的记忆。我们曾站在这扇窗下，梦想着外面的世界。我们生在这里，却命中注定要离开这里，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我们用心触摸这里的一切。在遥远的他乡，我们曾用音符去编织她；我们曾用泪水去打磨她；她的每条小路应该铺满红叶，燃烧着诗情画意；她的空气里应该弥漫着醉人的酒香，浸染着离愁别绪。我们本来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到她的面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学会了刻意地寻找她感受她。可是，朴素的土地没有那么多的乡愁，对于那些依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甚至已经忘记了这里是他们的故乡。我们与我们的故乡之间，已经有了那么多格格不入的东西。在那么一天，一路风尘之后，倚在故乡的门槛边，也许会伤心地告诉自己：我离开了这里，再也无法回到这里。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轻轻的一声叹息，却沉重得让人无法喘息。
我们在茫然中再次告别故乡。没有太多的依依不舍，我们甚至已经巴望着尽快离去。我们还未实现的梦想，被我们留在了他乡，还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等着我们归去。
可是，当车轮启动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筹划起下一次回家的行程。回家的感觉，又不知不觉涌上心头。故乡的景色还近在眼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还是在盼望着再次回到这里？我们回家，毕竟不仅仅是为了成全那种感觉。
什么时候，对故乡的回忆里，夹杂了苦涩和痛楚，可是想起故乡时，我们还会有割舍不断的感动。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在故乡埋葬了最后一个亲人，我们不再有理由回到那里。可是在不经意间，我们还会拾起那种感觉。回家的感觉，细碎的、温暖的、潮湿的感觉，穿透了我们已经麻木而冷漠的心。回家不再是一种行动，它越来越虚化成为一种感觉。细腻而绵长的感觉，连缀着我们的一生一世。
我们回家，独自一人，或者带上我们浩浩荡荡的子孙。也许是在梦里，风雨飘零，我们又踏上了没有尽头的归途。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麻雀的功过和我的证词
郑作新
现在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道五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曾掀起消灭麻雀的运动。
1955年冬，《农业发展纲要》（初稿）中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一同列为“四害”。在贯彻《纲要》过程中，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齐上阵，捕打麻雀，学生停课，机关停止办公。北京城内外锣鼓喧天，让惊逃乱窜的麻雀无处喘息，直至精疲力竭，坠地而亡。在空旷地区则采用网捕、下毒饵等办法，大有将麻雀赶尽杀绝之势。正在这个期间，中国动物学会在山东青岛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今后工作的规划，进行学术交流。会上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争论激烈。有人说，麻雀素有“家贼”之称，在广大农村“麻雀上万，一起一落上担”，它糟踏粮食，应该扑打。可是，也有人提出，麻雀也吃害虫，不该乱打。有人还引证了十九世纪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当时的法国政府曾下令悬赏灭除麻雀，凡捕杀麻雀一只，可得六个生丁（一百生丁等于一法郎）的奖金。结果麻雀被大量捕杀，破坏了自然界生态平衡，导致果树虫害严重，水果产量锐减，法国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
我当时是学会的秘书长，与许多会员一样，认为麻雀和人类经济生活关系最密切，是人们最常见、在我国分布最广泛的鸟。但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少，很难给它“定性”。
会议结束后，我与同事们在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郊区农业区，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共采集八百四十八只麻雀标本，对麻雀全年的食性，作了详尽的研究。同时，还进行笼养试验，借以推算麻雀对某种食物的食量。虽然笼养条件与野外环境不同，但由此所得的结果，还是可作为推算的一种根据。
实验的结果表明：冬季，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季，麻雀下蛋、孵卵，喂雏期间，大量捕食昆虫和虫卵，幼鸟的食物中，虫子占百分之九十五；但七八月间，正好粮食成熟，成鸟带幼雀一起离巢，飞往农田，糟踏粮食；秋收以后，麻雀主要啄食农田剩谷和草籽。可见，春夏之交是麻雀繁殖的季节，它们大量捕食昆虫，因而有益处；秋收季节在农作物区和贮粮所，它构成危害；在林区、城市和其他季节，麻雀不造成危害尽可让它自由活动。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要依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和环境区别对待。这是当时在对麻雀一片喊打声中作出的科学结论。
我国政府是很尊重科学家意见的。《农业发展纲要》进行了修正。修正草案指出：“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等到1959年正式通过《农业发展纲要》时，“四害”中的麻雀换成了臭虫。这是尊重科学而作出的正确决策。
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麻雀一事却构成了我的“罪行”。有人利用麻雀的问题做文章，责问我：“你知道犯了什么罪吗？”我说：“不知道。”揭发批判者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居然为麻雀评功摆好，反对最高指示。”我听了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麻雀的益害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对麻雀功过的证词是有科学根据的。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麻雀该吃虫子的时候还是在吃虫子，而且《农业发展纲要》已经将麻雀改为臭虫了，我何罪之有？
这一经历告诉我，作为科学工作者，探索真理靠的是辛勤劳动，而坚持真理还需要勇气，需要有为科学无私献身的精神。
〔本文选自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丛书之一《与鸟儿一起飞翔》（郑作新），已出的还有《神奇的符号》（苏步青）、《无尽的追问》（王淦昌）、《悠长的岁月》（贾兰坡）、《冰川的召唤》（施雅风、吴士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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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伸根藤
陈泽仁
乔迁的新居宽大明敞，只因前无照壁，后无围墙，让很凶的阳光早晚穿堂入室，闹得热腾腾的，一住进去便感到美中不足。于是弄来几根毛竹，搭起一个架子，种下几段伸根藤，期待它爬上去便是绝好的凉棚。伸根藤是本地的一种藤蔓植物，叶厚而大，最易成活。仿佛它也善解人意，一阵豪雨过后，便迅速抓上架子，然后节节分蘖向四周蔓延开去，无多久把整个架子都爬满了。阳光从此被挡在绿叶之外，坐在屋里，只觉风从中来，暑意全消。每个夏天，我们得到它的袒护而免遭溽暑之苦。
后来院子里的树都长高了，自然能起到遮阳作用。忽一天，狂风夹着暴雨猖狂扑来，竹架招架不住，轰然一声倒下，伸根藤跟着倒霉，支离残缺地匍匐满地，把门口都挡住了，没办法，只能统统清理掉。当我用刀横斩竖劈那些和毛竹死死相缠的伸根藤时，心情是湿湿的。虽说它已完成了历史的任务，但它曾经给予我们一种煦煦和和的感觉，难道不值得留恋吗？最后我把一段伸根藤扎成一个圆圈，挂在约二米高的树杈上，随眼看到，算是一种纪念。
几个月过去，伸根藤并未枯萎，只见它伸出一条笔直的根须，像钢丝般直插入地，而藤蔓的顶端则揭起了绿色嫩芽。真让我感到惊讶！这不是一组生命符号吗？若是一般的木头恐怕已开始腐烂，若是其他藤蔓则早已化做腐土了，可是伸根藤就这么悬着，经受了暴晒之后依然故我，靠一种本能执著地寻找属于自己生长的土壤，展示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力。现代自然科学相当发达，依靠计算机能否破译它的生命密码？遗传工程能否移植它的基因？倘若能够，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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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雄魂壮西湖
赵相如
没有人抗得住西湖秀美的诱惑。无论天气阴晦、或丽日当空，无论雨雪霏霏、或大风呼啸，任何时候，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西湖都是一种美的化身，或有静如处女的娟秀，或有下山猛虎的英武，或有饱学之士的儒雅，或有月照山涧的含蓄。白居易写春西湖：“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杨万里写夏西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苏东坡写狂风暴雨时的西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诩的范仲淹，在逝世前一年，写下了《忆杭州西湖》的绝句：“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他希望朝廷能像唐明皇赐贺知章归老鉴湖那样，也让他晚年归宿西湖。可见西湖给他留下多么美好的印象。
但如果西湖的山水亭舍只有浅表的感官的美，似乎又显得平淡了些。正是那拍岸湖水絮絮不停地诉说着的以往历史的惊心动魄，才使西湖凝聚着一股刚烈的不屈之气。
岳飞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了。栖霞岭下“岳王庙”大殿重檐上，悬挂着“心昭天日”的横匾，收拢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引发他们进入思索的历史隧道。明朝正统年间的于谦是岳飞三百年之后遭受残害的又一忠良。他是杭州人，十七岁那年参观石灰窑时即兴写下了《石灰吟》，借物喻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历史上有不少人写得慷慨激昂，干的却是鸡鸣狗盗，而于谦的一生绝对是个廉洁勤政、刚正不阿的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开始仕途生涯。他走马上任，在院门前立两块木牌，一块上写：“求通民情”，另一块写：“愿闻利弊”。他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在江西任上三年时间就昭雪冤狱数百人，斥革犯法的王府官员，黎民百姓称之为“于青天”。后在河南、山西等地兴修水利、筑道开路、植树挖井、贷粮济贫、施药救难等，而身居高位的于谦始终过着“食无兼味，衣无累帛”的淡泊生活。当时朝廷里宦官王振专权，受到英宗皇帝宠信，于谦要进京朝见皇帝，有人劝他带点手帕、蘑菇、线香之类礼品。于谦笑着挥动两个衣袖说：“这就是我的礼物——两袖清风。”并提笔写了一首《入京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在他五十一岁那年的7月，蒙古族瓦剌部酋长大举南侵中原，把持朝廷的宦官王振挟持英宗轻率迎战，结果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消息传来，全国震动。当时北京仅存老弱残兵不满十万，危在旦夕。于谦临危受命担任兵部尚书，坚决抗敌，保住了北京。于谦五十九岁时，被以“意欲谋反”的罪名，判处死刑。抄家时，“家无馀赀”。行刑那天，北京城内乌云密布，几万市民沿途泣立，与这位忠良诀别，暗骂奸党不止。于谦遇害后，遗体由他的子女运回杭州葬于三台山麓。于谦遂与岳飞天天相向而望。
又过二百来年，出了个张苍水，宁波人，崇祯时的举人。当清兵攻陷南京并进兵浙东时，他领兵抗清，后与郑成功联合分兵二路北伐，直打到南京和安徽南部。旋因郑成功兵败，他孤军深入没有救援，才退回浙东，解散余部，悄然隐居。后来康熙大一统时被抓遭害。他写道：“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民族英雄张苍水对岳飞、于谦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在岳王庙内为张苍水立祠，自然也是众望所归。
西湖是一面明镜，是一面明辨正邪的照妖镜。后人审视历史，更为客观公正，不需要谄媚，也没有利害冲突。清朝才子袁枚写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他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而人文景观放在第一位。秦桧的后人来到西湖后叹息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据说，印刷中通用的仿宋体字，是秦桧发明的，按理应称作秦体字，就因为秦桧奸恶歹毒，有一点才气反助他益发阴险狡诈，后人不称秦体，取名仿宋体。自古忠奸似冰炭，很难两立。赞忠仇奸，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