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化)
专栏:

  大学者与小册子
  本报记者祝华新
  ●38年前,中国科学院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俞平伯、钱钟书等给予指导;
  ●38年后,中国社科院编写《不信神的故事》,约30位高级研究人员撰稿。
  ●“五四”科学文化启蒙的使命还没有过时。
  100个不怕鬼的故事,100个不信神的故事,从先秦诸子、二十四史、历代笔记、说部杂著、笑林趣闻、民间故事中仔细翻检出来,连缀成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上一条光照千秋的线索——无神论。
  提起无神论,以往说得较多的是汉代的王充、南北朝的范缜等具有唯物论倾向的思想家。其实,更加难得也更有神采的,是中国民间的普通百姓用实际行动抵制淫祀迷信、乱神邪说的伟大实践:
  像汉代富人杨王孙病危之际执意要求裸葬,反对让死人口含珠玉而导致尸身不易腐烂,或者以丝绸裹尸、用棺木同土坑隔开。他认为,人死后只有化作泥土、回到地下,才是真正的归宿。
  金陵有人用小车推着一尊菩萨像卖药,配药时总要把药倒在菩萨像的大手中过一遍,只有留在菩萨手中的药才交给病人服用。有个年轻人故意邀请卖药人到酒店饮酒,饮完酒不给酒钱,酒店老板竟也视而不见。如此几次后,卖药人终于答应彼此交换各自的秘密,原来菩萨的手是磁石做成的,药中含有铁屑成分自然就被吸住了。年轻人哈哈一笑:“我的办法更简单,预先把钱付给酒店老板,说好客人来后,一切事情再也不要过问。”……
  这里有中国人对生与死、灵与肉的潇洒超越,对各种欺世盗名骗局的智慧破解,这里有中国人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间正气。
  这些小巧精致、或庄或谐的民间故事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文学研究所,由两代中国优秀的文学研究学者先后参与编撰。它分为古文、注释和白话译文几部分,只要粗通文墨的人都能轻松地读完全书。
  笔记小说传遍街头巷尾
  1959年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起我国政府解决台湾海峡危机和平定西藏叛乱的断然举措时,忽然谈到了清代著名的笔记小说《聊斋志异》中不怕鬼的故事。一个月后,在接见来访的亚非拉外交官时,毛泽东告诉他们: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部小册子。毛泽东早在延安窑洞前就曾轻蔑地把刚刚问世的原子弹称为“纸老虎”,此时一再讲不怕鬼神,分明透露出中共领导人在日渐恶化的国际环境中捍卫民族自决权的坚强决心。
  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由来,由当时的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主持编写。在酌定篇目、释文过程中,俞平伯、余冠英、钱钟书等一代名师都曾给予指导。1961年初版,1978、1982年两次重印,当年只有少数文人把玩的古代笔记小说中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故事在街头巷尾流传开来。中国先民的傲然正气和炽热血性支撑着新中国顶住冷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凄风冷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一年的宣言——“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代中国人的座右铭。当然,无庸讳言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一年后就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能不影响到对不怕鬼的社会政治含义的诠释。这是何其芳等始料不及的。
  人文学者参与净化人文环境
  今年,在一场全国范围的与“法轮大法”的斗争中,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80周年。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流毒所及,有病拒医、走火入魔、剖腹投河等惨剧不断发生,当年陈独秀、鲁迅等人怒斥过的“鬼道”和“妖气”又沉渣泛起,“五四”对“赛先生”的呼唤、科学文化启蒙的使命远没有过时。
  7月20日,中国社科院在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和取缔“法轮功”的文件的所局长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院长李铁映与文学所所长杨义和副所长包明德等人交谈,鼓励文学所要编写一些故事或报告文学,参与这场斗争。文学所经过讨论,决定利用古代文献编写一部《不信神的故事》,并增补重印38年前的《不怕鬼的故事》。
  在所长杨义和参加过前一本书编写的所学术顾问邓绍基的主持下,约30位高级研究人员紧急商定了取材范围、编写体例和工作进程。《不怕鬼的故事》从最初的70篇扩大为100篇,一周集稿;《不信神的故事》一周选目,一周译定。杨义强调,人文学者要为破除迷信、净化人文环境作贡献。8月初,两部书稿送达人民文学出版社。9月2日,两书精装本同时面世,一次印刷2万册,在党员干部“三讲”教育和反“法轮功”斗争中受到欢迎。
  前一本强调“不怕”,讲的是“胆”;后一本强调“不信”,讲的是“识”。胆识兼备,正气蓬勃,才能为中华民族气宇轩昂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需要实实在在的启蒙
  被公认为文学研究学科带头人的杨义,亲自提供了明清笔记中的若干故事线索。他谈起这两本小册子,就像谈论自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多部扛鼎之作一样神采飞扬。他说:“文学所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一个如此漂亮的事情,表明我们拥有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体现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与世界文化思潮的关注,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反应能力和学术参与水平。”这情景不禁使记者想起“五四”时期的一则轶闻:
  当不少大学生醉心于《新青年》等杂志上的笔墨文章时,有个女生悄然来到乡下,挨门挨户地劝农民洗脸、刷牙。她自豪地说,我这是实实在在地启蒙呢!
  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有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西南联大,一方面有延安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舞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一批雅俗共赏的作品。
  今天,我们既需要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基础上培植知识大家、学术精品,又需要动员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为国民素质的提升、人文精神的普及添砖加瓦。毕竟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仍是一种稀缺资源。
  让我们为大学者写小文章、编小册子而喝彩!(附图片)
  杨义说,“法轮大法”引起人文学者的深切忧虑。
  何其芳说,无神论思想在历史上像火种一样不曾断绝。


第11版(文化)
专栏:九州风物

  郭店楚简成为国学热点
  有可能恢复儒家文化原貌,改写先秦思想史
  郭店楚简成为国学研究新热点,将在很多方面纠正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错误观念。这是前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透露出的信息。
  郭店楚简出自湖北省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时间大约为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左右),主要内容是先秦原始儒家与道家典籍,包括迄今最早的《老子》版本和10多篇孔子与七十子思想史料,多数不见于世传文献。自1993年出土以来,特别是1997年荆门市博物馆发布《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正式发掘报告以来,这批失传的典籍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仅仅在1998年至1999年,就出版论著、论文集8部,发表论文100多篇。据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郭齐勇教授的解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学术热潮,是因为这批典籍的问世填补了孔孟之间思想演绎的空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写先秦思想史和楚国文化史,有助于下个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伟业。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近些年发现的竹帛书中,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郭店楚简的价值最高。它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有助于人们真实地理解从孔子仁学到孟子心性之学的发展轨迹。从会上发表的论文来看,许多专家通过对简书的时间定位与内容考察,力图进一步区别原始儒家与后来作为封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恢复儒家文化的原貌,并重新发掘其中的内在价值,探寻立足于中国文化根本的现代文化发展道路。美籍学者杜维明指出,郭店楚简里面有深厚的敬天观念、深刻的心性思想、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倾向,这些东西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荆风)


第11版(文化)
专栏:九州风物

  戏曲研究拓展文化视野
  从作家、观众、商业与文艺等角度透视舞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研究跨越了两大台阶:一是从过去不登大雅之堂一变而成一门堂堂正正的学问,二是从以舞台为中心的经验总结延伸到舞台背后的社会现象、文化心理的探究。前者以全国两万多名戏曲工作者历时16年协力完成的30卷、3000万字的《中国戏曲志》为代表。后者虽然缺乏大部头的作品,但不少选题思路开阔、清新脱俗,尤其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不失为传统文化研究热中的一支新军。
  陈寅恪先生有言:“一代新学术的产生必有新资料的发现。”廖奔著《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利用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的新发现,写成一部立体的宋元戏曲史。路应昆著《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分别考察了艺人、农民、市民、文人、统治者对戏曲文化品性的制约,进而提出戏曲在古代社会中立足的3个支点——娱乐性、人情味和伦理意识。他的《浓梦清歌——中国文人戏曲》,把元明清时期的文人戏曲概括为“天下名教是非”、“风月情浓”和“说透痴人梦”等三大主题,揭示了文人戏曲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独树一帜的艺术追求,即处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我辈情钟不自由”的人生喟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刘彦君著《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它侧重从剧作家的生存环境来透视其落拓不羁的精神现象。而刘文峰著《山西商人与梆子戏》既是一本拓荒性的戏曲经济学专著,书中明清时期商与文的复杂关系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话题。(京扬)


第11版(文化)
专栏:

  深州民间文化乐陶陶
  河北深州市每到节会或农闲季节,城乡到处鼓乐喧天,笙箫悦耳,弦歌不断。去冬今春,参加活动人数超过30万人,有很多家庭是“祖孙三代齐参与,一家数口同登台”。1998年,它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市)”。
  深州市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架鼓、舞狮等20余种民间花会也都有200年多的历史。近年来,许多濒临失传的珍贵民间艺术重放异彩。
  没有哪种形式能比民间花会活动更能酣畅淋漓地表达群众的喜悦之情。每逢盛大节日,几百个村的同乐会常常通宵达旦地沉浸在喜庆的鼓乐之中。在今年春节花会汇演中,原定的百支花会队演出过后,又有四支自发组织的花会队入场。一些机关干部也纷纷放下以往的持重,甩开膀子擂起大鼓,直抒胸臆,场面十分动人。
  (郑振江戴惠昶高卫华)


第11版(文化)
专栏:我读古诗文

  我的“灯前儿女诗”
  王焱
  清人龚自珍作有《三别好诗》。他说自己对吴梅村等三家诗文有着与众不同的“别好”,尽管他明知并非文章极品,但因这些诗文是幼年在慈母的帐外灯前习得的,所以毕生缠绵于心。诗中说:“莫从文体论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很多人在心理上,其实都有过类似龚自珍这样的阅读经验,或者说都有自己的“灯前儿女诗”。不管文学史家如何立论,童年由母亲口授的诗文,我们总觉得是天下最好的诗文;对于这些俊语丽辞,我们也总是别有会心。
  记得孩提时代,恰逢母亲罹患心脏病病休在家,长夏无事,她便以一本《声律启蒙》为我发蒙。从背诵“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起始,每天放学归来,母亲在灯下课子,诵读古诗文就成了我每日额外的功课。每当看到我背诵得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时,她病恹的面容上就会绽开一缕笑意,那对我不啻最高的褒奖。母亲最后教读的恰恰就是以“声情沉烈,万玉哀鸣”称著的龚诗。不久,她病重住院,我诵读诗文的功课就此中断;再后,“文革”的风暴骤临,母亲也在浩劫中凄然长逝。母亲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浩劫中屡经抄没的家,早已是四壁萧然。或许是咿唔日久,不免生情,只有幼年口授龚诗的那些清词丽句,时时在我的记忆中明灭浮现。每一吟诵,顿觉芬芳悱恻,齿颊生香,真个是“百忧之所窟,众香之所宅”。正是从这里起步,母亲让我在那个语言破碎、文化荒芜的年代里,能够不仅培育起对汉语文的敏感,对古典文化的挚爱,而且也从吟咏中得到性情的陶冶。
  古代诗文浩如渊海,随着年齿增长,阅读渐广,我知道,龚诗不如老杜沉郁苍凉,不如东坡豪迈洒脱……所以,梁启超曾病其“浅”,而章太炎则讥之为“媚”,连大词人王国维也不喜龚诗。可龚诗仍然是我的“别好”。
  处在由旧入新的时代,少年时就有文名的龚自珍,却不甘以此名世。他留意“朝章国故,世情民隐”,关心当世之务,向往的是王安石那样的改革家。另一方面,自珍又深于情,“哀亦过人,乐亦过人”。他崇尚澄明的童心,追求独立的个性,既没有道学先生的“大头巾气”,也未将自己的人格完全化成单纯的政治理性,能在名场生涯中保持真情与至性。自珍人格襟抱的这一特质,在他的诗文中化为“箫心”与“剑气”这两个奇瑰的意象。所谓剑气,象征着对诸如黎民疾苦、国家安危、民族荣枯这些公共事务的广泛关切。一方面,他呼吁变革维新,“高吟肺腑走风雷”;但另一方面,他也“宥情”,也“抱小”,“是仙是幻是温柔”,所谓“箫心”,意味着为个体的情感留下充分的空间。假使没有侠骨与剑气,即便吐属华丽,而气格终不免衰飒;倘若没有柔肠与箫心,虽然慷慨浏亮,却终不免流于粗豪。龚诗中,既有陆离的倚天长剑,也有幽喑的缠绵箫心。在他的“箫心”里,包罗万有,不但有“名理”,有“异梦”,也有“秀句”,有“春心”,更有屈骚庄鬼,朴学高文,酒蠹诗魔,九流百家。英雄之志略与情致之缠绵,在这里水乳交融。
  论古今诗词作手,文学史家常分为“豪放”、“婉约”两派。然而这一模式却无法应对龚诗那“变化从心,倏忽万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无所不有,所过如扫”的诗风。自珍不同于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花间派。“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哀艳里包孕着雄奇。自古诗人伤春惜花,所在多有,可谁见过像《西郊落花歌》这样的吟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苍劲之中妩媚跃出,也并非专主豪放。他能在一篇之中,甚至一句之内,将豪放与婉约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诗风融成一体,百炼钢一变而为绕指柔,形成了奇诡瑰丽的境界。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忧国情怀的郁结,透过哀艳深情的排遣,为龚诗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张力。“怨去吹箫,狂来舞剑,两般消魂味。”剑气居前,箫声断后,哀艳在左,雄奇处右,让拥有博丽深邃才情的自珍,能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长旅中,鼓满了生命之帆前行。
  时代尽管演进,社会尽管变迁,但像诗人龚自珍那样哀艳中杂雄奇的人格气象,却是弥足珍惜的。读龚诗,足以让我们一洗粗豪与琐屑,避免理性的偏枯与人性的脱水。或许,这就是龚诗的优胜之处吧。半生中无论经历多少艰难,遭逢何种际遇,心底里总会不期然浮出与情境相应的几句龚诗来,仿佛是从童话的魔瓶里冒出的一缕魔烟,使我在刹那间变得精神丰沛,胸臆宁贴。
  如今我也到了“壮而独游”的年龄,可是只要一读龚诗,恍惚间仿佛就又回到了儿时,屋内一灯混茫,窗外雨声淅沥,我蜷依在母亲膝下,正在那里咿呀学诵:“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百态

  中国地图出版社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电子地图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陈树荣
  这是一间极富职业特色的办公室。中国地图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汪季贤的办公桌前后张贴着9全张巨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和《世界全图》,桌上放置着一台不起眼的笔记本电脑。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专门的地图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如今已告别传统的手工设计制作,所有教材及新出版的地图产品全部实现计算机化。45年前成立的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天已成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这划时代的变化始于1994年设立的计算机地图室。5年来,该社投入3000多万元购置了300多台大容量计算机,培养出一批业务骨干,建成了具有跨世纪水平的全社计算机网络,并设有16条远程通讯网线向世界地图市场进发。往日需要20多个编辑花费两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世界地图,如今只需3—4名编辑仅用3个月时间就能制作完成。电子地图编辑室现又被电子信息制作中心所取代,集地图数据的获取、处理、组织、管理和分析于一身的电子地图平台于1997年开发成功并获国家专利,并制作完成了《中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中国抗日战争史》等10余种具备查询和分析功能的电子地图,填补了我国电子多媒体地图的空白。1999年,中国地图出版社电子信息制作中心又研制出面向21世纪地理信息系统的矢量化多媒体电子地图平台。
  汪季贤总编感慨道:中国地图出版社成立45年来出版各类地图达6000余种,累计发行量超过28亿册(幅),占全国地图总发行量的90%。在国家测绘局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在近几年中又以年均15%以上的发展速度在增长。正是由于出版社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及时引进多名计算机方面的高科技人才,并投入巨资更新技术装备,建立起全社资源共享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才实现了出版社生产管理的革命性变革。
  该社电子信息制作中心主任王全国曾任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1997年1月来到中国地图出版社,填补了该社电子地图出版物空白,《中国地图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电子地图》等多媒体电子地图就是由他主持开发、编制的。如今,电子信息制作中心的编制队伍随着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在多媒体电子地图方面,年初问世的VCD《飞看中国》第一次让普通老百姓看到用计算机准确地模拟出三维地势;5月问世的《北京名胜博览》完美地把地图和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结合起来。在智能型电子地图上,全新的、地理信息分析型电子地图平台的编制完成,在地图与文字信息的互查功能之外,还将具有分析和决策功能。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地图出版社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早、最大的电子地图出版单位。


第11版(文化)
专栏:

历史照片中的见证
——《南京大屠杀》出版
  一本沉甸甸的书翻开了,随之也翻开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遍地的尸体、密密麻麻的砍下的头颅、挖了眼睛的小孩的尸体、被活埋的老人、被轮奸后杀害的妇女……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们听了很多,《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以众多尚未披露过的照片,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撼。
  该书资料大部分取材于第一手的历史材料,有美国、德国、日本的档案,侵华日军的日记,东京法庭的审判记录,幸存者的证词和回忆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序言中称,此书“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保存了一部生动而翔实的史料”。
  南京大屠杀中被害人总数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问题。本书《大屠杀中遇难总人数的下限数字》一章以确凿的证据和精确到个位的数字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综合考察埋尸团体、国际组织的记录和日军自己处理尸体的记录,日军在这次历时三个多月的屠杀中最少杀死了369366名中国人。
  该书由史咏、尹集钧撰著,海南出版社、人民日报灵通信息发展中心出版发行。
  (陶满庆李蔚)


第11版(文化)
专栏:

  青年社会学研究会的一次研讨会指出
  高科技产业员工最年轻
  在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研究会日前主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中国青年在世纪之交的价值取向、职业偏好和生活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和看法。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华欣慰地谈到,目前如日初升的高科技产业也是员工最年轻的产业。如珠海丽珠制药集团的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岁。其他一些新兴产业如旅游业、证券业、保险业、调查业也是城市青年的天下。
  专家们也对青年人才继续外流不归表示忧虑。改革开放20年间,我国出国留学生超过30万人,目前仍有2/3滞留海外。今年头4个月,出国留学人员就突破了6万,形成新一轮“出国潮”。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魏久明教授指出,据1997年调查统计,全国高等院校博士生导师中56岁以上的占88%,许多学科带头人在进入21世纪时就达到退休年龄。他们空出的位置将为留学生大规模回国提供一显身手的良好机遇。
  来自国内一些青少年研究机构和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的学者参加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资深研究员单光鼐作总结报告。(天沛)


第11版(文化)
专栏:坐拥书城

  “科学先生”的忠告
  乐亦欧
  传统的科普较多关注的是一些学科知识的介绍,而国际上最新趋势是“让公众理解科学”,更加强调科学方法特别是科学精神的启蒙。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生前最后一部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正是一本体现这种科普新概念的代表作。
  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中,萨根开列了一张仅仅是“代表”性而非“综合罗列”的47种典型伪科学和迷信的清单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在我们身边以各种方式传播着。正如萨根所言:“科学激发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被伪科学所占领。”萨根详尽地解剖了形形色色的伪科学,如“外星人绑架事件”、信仰疗法、月球上的“人脸”等。听听这位得过美国“维护理性奖”的“科学先生”的谆谆忠告是富于教益的:“科学家总是先设立假设,然后再去确定其正确与否,对假设的反证正是科学事业的核心;而伪科学却恰恰相反,伪科学的假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防任何能够提供反证的实验,他们会激烈反击对他们的论点表示怀疑的任何调查和研究。”


第11版(文化)
专栏:

  上海社区新景观
  弄堂观天儿童科普
  日前,上海市第一个设在弄堂里的天文气象科普基地在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内揭牌。图为弄堂里的小学生在兴致勃勃地观察浑天仪。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