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抚钢人初尝甜果
  本报记者史宗星
  在度过一段艰难岁月之后,抚顺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抚钢)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今年上半年,钢和钢材产量及利润水平,均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居于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公司上下对提前实现脱困目标充满了信心。
  这家有60多年历史的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感慨万千,他们说,公司的光景越来越好,首先应归功于深化改革,但不可否认,引进国外智力也作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
  抚钢的“引智”工作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效果明显,对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抚钢人因此而深切体会到,“引智”是加速企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电弧炉的改进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电弧炉是抚钢的龙头关键设备,90年代初从德国引进的一台,其生产能力占抚钢总产量的一半,但自投产以来一直存在着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出钢后炉体回倾速度缓慢,每秒钟仅1.5度,远低于每秒3.0度的先进水平,以至于大量氧化渣流入包中,多次烧坏设备和人员,造成停产;为消除氧化渣的影响,需加入大量脱氧材料,既增加了成本,延长了冶炼时间,也恶化了产品质量。在通常情况下,攻克这一技术难题需要上百万元的资金,且冒较大风险。1996年8月,抚钢从国外请来了一位有经验的专家,在抚钢技术人员积极配合下,对电炉的电控部分和比例阀进行了调整,仅用4天时间,试验了4个小时,在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解决了困扰公司长达4年的这一难题,使电炉回倾速度提高一倍,回倾时间缩短了一半,从此消除了人身和设备事故,实现了无渣出钢,提高了钢水纯净度,生产效率提高,成本降低,此项技术改造每年为公司增创效益达560万元。
  初尝甜头的抚钢人十分振奋,“引智”工作随之在全公司范围内广泛展开,在随后的两年间,又接连取得了两项重大技术突破。
  一是排除了50吨超高功率电炉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故障。由于该系统部分元器件老化,时常发生故障,多次出现显示信息突然丢失、控制画面与实际不符等现象,因此而造成停机率高达5%以上。若从原外国制造公司进口新的软件,不仅花费大量资金,而且外方人员短时间不能来华安装。1997年10月,公司再次从国外请来了一位专家,在抚钢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很快查出了故障原因,并予以排除,使计算机恢复了正常运行,从而消除了电炉停产的威胁。这一“引智”成果,每年给公司带来180万元的经济效益。
  二是改进了MnCr系列齿轮钢的生产工艺。此种钢号是我国目前生产捷达、奥迪、桑塔纳轿车变速箱的专用钢料,主要从国外进口,国家每年要花费大量外汇。前几年,抚钢接受了国产化任务,并已陆续供货,但生产难度较大,质量水平不够稳定,由于其化学成分难于控制,冶炼成功率只有60%。去年,抚钢还是采取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方式,经过中外专家共同努力,根据抚钢的设备特点,采用新工艺,改变炼钢过程中的加料成分和配比,改变加料顺序,并一举获得成功,使冶炼成功率提高到100%,冶炼时间缩短了1/3,钢水的纯净度也明显提高。“一汽”集团对抚钢提供的MnCr系列齿轮钢进行了10万公里运行测试,得出令人欣喜的结论:它完全可以取代进口钢料。工艺改进上的这一成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每炉钢增创效益7076元,每年增加效益达740万元。
  接连取得的这些成果,使抚钢人对“引智”的认识大为提高。他们说:开展“引智”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对于那些技术、工艺和装备不够先进的老企业,“引智”尤为必要。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编者的话
  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国有企业曾经辉煌,为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国有企业更新观念,转向市场。它们通过引进国外智力,加快了技术和资金的引进,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跨越。
  全国工业引智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本报今天特辟专版,向读者介绍5家大型国有企业引智的成功经验,以期对广大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向跨越的金桥
  本报记者张友新
  上海汽车工业本是一个小型、分散、落后的地方工业,但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地发展,迄今累计产量超过120多万辆,是20年前的100多倍,并且能与国际上同步生产先进轿车。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跨越,而引进国外智力则是实现跨越的一座金桥。
  上汽集团员工常常提到上海通用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美方该项目最高代表墨菲。墨菲先生利用各种机会介绍中国,使来访的美国人信服。今年5月,他作为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一位代表,回美国与148名国会议员进行了会谈,详细介绍上海通用的进展及中国投资环境,耐心回答议员的每一个提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一些美国在沪公司准备撤回员工,而他坚决要求公司外方员工坚守岗位,继续生产,尔后又起草一封致全体外籍员工的信,希望他们安心生产。他工作勤奋,每天从早晨7时的跨洋电话会议开始,直到深夜还在处理文件,白天深入车间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上汽集团员工们说,“墨菲是一个劳动模范”,“像墨菲先生那样的外国专家很多,他们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自1985年以来,上海大众先后有105名德国大众专家担任公司和部门的领导职务,目前还有20余名,还从德国、日本等国家聘请退休专家140多人次。上海通用成了“小小的联合国”,长期外籍员工有40人,短期外国专家很多,在安装设备时,外国专家更多。像特拉普、林诺、波斯特、盖格尔、泰益克等许多专家获得国家“友谊奖”、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或受到表彰。在沪外国专家为上海轿车工业的崛起,为与轿车零部件相关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整车厂厂长葛随亮指着办公室内另一张办公桌说,那是副厂长、通用专家丹念祖的桌子,“他是我的伙伴,我们常坐在一起商量问题”。
  葛厂长说,丹念祖等通用专家带来了“精益管理系统”等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其中也有从全球通用工厂中提炼出来的管理精华和模式,包括“不断改进”、“缩短周期”、“以人为本”等原则,但具体实施时,由于被管理者大多数是中国人,管理者要善于融合东西方两种文化。在整车厂和发动机厂现场,葛厂长指着“告示”及“模式墙”介绍说,这是精益管理模式的具体化,比如操作工把一个零件装在汽车上,必须按标准化作业单上规定的动作去做:“用什么螺丝,先拧一拧,然后再检查”;各个小组把计划、质量、出勤、考核等写在“模式墙”上,员工在此一目了然。他说,精益管理模式也在上海大众开花结果,它的原则和思想可延伸到现代企业的所有岗位,这不仅推动了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的建设和生产,而且对我国建设现代企业也有借鉴意义。
  引进国外智力和技术可以少走弯路,它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技术创新。上海通用人力资源部王博士说,上海别克轿车是美国通用99新款车,由于中国法规、路面、用户与美国不同,所以在生产上海别克时对美国别克进行了大小项总共600多处修改。比如,美国人常常一个人驾车,对前座要求高,而上海别克主要乘员坐在后座,对后座要求高,因此对后座作了较大改进;为了适应中国不平的路面,加强了前后悬架,使乘员感觉平稳舒适;因中国雾多而增加了雾灯。这些改动凝结着中外专家及工人的智慧和创造。
  上海汽车工业引智瞄准“当今时代的车”。世纪之交,市场对汽车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公司合作,上海别克轿车脱颖而出,大有与“奔驰”、“宝马”抗衡之势。上海大众也紧追新潮,推出98新款桑塔纳2000“时代超人”,目前又亮出新款上海帕萨特轿车。中外专家联手设计开发新型轿车也为合资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附图片)
(题图为1997年7月5日在建中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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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引内联铸辉煌
  本报记者曾小华
  在齐鲁大地苹果飘香的金秋时节,记者采访了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是我国研制测试仪器设备的重点骨干企业,其核心企业是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试验机厂(原济南试验机厂)。
  试验机可对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拉伸、压缩、弯曲、切割及抗压强度进行试验,测得各种数据,以便判断材料的优劣。试验机被广泛用于机电、石化、建材、铁路交通和大专院校等领域,是检验某些产品质量和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
  据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试验机厂厂长李培三介绍,试金集团是全国试验机行业中规模最大、新产品最多的一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国内同行业的1/3。他特别引以自豪的是,公司为我国的一汽、二汽、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京九铁路等国家大型项目提供了大量的成套精密测试设备,仅在三峡工程工地上,就有16台试金集团提供的试验机。
  试金集团能成为全国试验机行业中的龙头老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引进智力,重视国内外人才,重视科技。
  引进智力的途径有两条:走出去和请进来。通过国家外国专家局、山东省外国专家局和济南市引智办的共同努力,香港蒋氏基金会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培训内地企业负责人。李培三参加了第一期培训班,试金集团的11位领导干部已陆续培训完毕。在“东方之珠”的香港,他们学习了一些管理和机械专业课程,目睹了香港同行对先进技术的应用,感受了香港企业家浓烈的市场意识和良好的管理经验,从而更新了自己的观念。试金集团投入300多万元,建起了宽敞的电脑制图中心,一改过去手工制图耗工耗时的局面,提高了工效,使产品质量在初始阶段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请进来的做法,就是请外国同行专家前来传授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或解决生产中的某些难点。日本涂装专家高桥良之先生先后两次应邀前来进行喷漆技术指导,帮助公司建立了喷漆实验室,对不同工种不同层次的职工进行了培训,改进了喷漆工艺,提高了产品的外观质量。
  传感器是试验机实现高精度、数字化、自动化控制的关键元件之一。80年代末之前,公司的传感器生产存在某些难题,为此公司两次指导传感器的研制生产,帮助解决了压力传感器材料选用和结构设计中的问题,介绍了有关焊接与密封技术以及补偿工艺,保证了核心部件的质量,为改进产品作出了很大贡献。
  试金集团一直重视人才的培养和职工的培训。通过多年的努力,公司拥有高级工程师40名,专业技术人员已占职工总数的36%。李培三说,看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职业训练局每年都办很多培训班培训各种人才,对社会和企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自己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公司就创办了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变招工为招生,使一线工人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由于有了比较雄厚的人才基础,公司的技术开发体系和产学研工程因而进展顺利。技术开发体系就是公司主要技术部门组成技术开发中心,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分级开发,上下形成研究层、产品开发层和产品改进层。产学研工程重点抓好与全国重点大学的合作,利用高校人才优势,开发新产品。公司与多所大学共建的实验室已经投入使用。这种合作互惠互利,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使人才与科研、科研与生产、生产与市场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目前,试金集团已研制生产了30多个系列、400多个品种的试验机,出口到47个国家和地区,深受用户青睐。(附图片)
  日本同行在试金集团厂房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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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钢引智促创新
  本报记者罗春华
  暮秋来到武钢,得知武钢第二炼钢厂又有刷新钢铁行业转炉炉龄纪录的惊人之举:该厂2号转炉自去年5月首次采用溅渣护炉技术后,攻克了顶底“复吹技术不能与溅渣技术同步”这一世界性的技术难题,不仅创造了溅渣后复吹比达100%的世界第一,同时创出单炉炉龄15208次的全国最高纪录。
  转炉的炉龄,通俗地说就是转炉的寿命,它是转炉炼钢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指标。转炉在吹炼过程中,由于钢水和炉渣对炉衬的侵蚀和冲刷造成耐火材料剥落,达到一定程度就要停下来检修。一个炉役的检修不仅要占用上百小时的炼钢时间,而且要耗费大批量的耐火材料。因此,多少年来,转炉的炉龄一直是业中人难以突破的一个技术难关。在溅渣护炉技术引进以前,我国转炉的平均炉龄只有2000—3000炉。武钢第二炼钢厂尽管有着连续5年保持转炉平均炉龄全国第一的辉煌历史纪录,但最高纪录也只有4000多炉。
  1996年,武钢作为全国19个试点的钢铁企业之一,开始引进国外钢铁企业在90年代初采用的“溅渣护炉技术”。经省市引智部门的邀请,外国冶金专家曾于1997年和1998年两次来到武钢,对溅渣技术的应用进行指导。在武钢的三个炼钢厂中,第二炼钢厂是最早进行溅渣护炉工艺试验的。
  所谓溅渣护炉,就是转炉出完钢后用氧枪喷吹高压氮气,约三分钟将炉内残渣喷溅到炉衬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以延长炉龄。在试验过程中,第二炼钢厂的技术人员发现,洋为中用可以,但受设备等其他诸多条件的限制,纯粹靠“拿来主义”,行不通。溅渣技术的实施在延长了转炉炉龄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原来没有遇到的问题。以转炉的复吹为例,实行溅渣护炉后,复吹比会降低,因为粘渣会糊住炉底的供气元件,影响底吹的搅拌功能。国内外采用溅渣技术后复吹供气元件一次性寿命多数下降,复吹和炉龄在世界钢铁业中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武钢第二炼钢厂在采用溅渣技术的开始,就将这项技术立项进行攻关。技术人员除了采用分阶段调节底部供气的流量和强度的办法,通过改善供气管道的连接方式,改变砌筑方式保证复吹管道的畅通外,还开发出供气元件堵塞后的疏通技术。这些技术的开发不仅使第二炼钢厂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创造出复吹比100%的佳绩,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复吹与炉龄同步,使转炉炉龄突破1.5万炉大关。
  二钢厂总工程师喻承欢告诉记者:二钢厂的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靠着这种精神,二钢厂在引进溅渣技术时,在解决复吹与炉龄同步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同时,还成功地逾越了溅渣技术对特殊品种钢冶炼的限制,以及溅渣技术的实施带来的炉底上涨、炉容比下降这两大雷区。
  对于企业来说,国外先进技术的魅力最终体现在经济效益的巨大回报上。这项技术的引进和创新给武钢带来了多大的效益呢?目前,武钢的七台转炉已全部采用溅渣护炉技术,先后投入的资金约为700万元人民币。仅就第二炼钢厂而言,3台90吨转炉采用溅渣护炉技术以后,吨钢效益比原来增加了5.17元。其中2号转炉自1998年5月21日进行溅渣护炉至今年8月21日,历时19个月,炼钢120万吨,冶炼品种近300个,增创效益多达700多万元。实践证明,溅渣护炉技术在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成本、优化生产结构等方面显示出了显著效果。
  中国是一个钢铁大国,溅渣护炉技术在我国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自1996年起,我国19个钢铁企业的62个转炉开始引进这一技术,目前它在全国转炉中的推广面已超过70%,3年多以来,我国转炉的炉龄比原来平均提高了3—5倍。它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为像武钢这样的国有老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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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西合璧创“钢琴之骄傲”
  本报记者吴绮敏
  “钢琴之骄傲”,这是世界钢琴演奏大师贝尔曼在一架珠江牌卧式钢琴上留下的墨迹。当时他首次用珠江琴举行了访华演奏会,对之一见钟情。今年5月,贝尔曼再度来广州演出,又一次选中珠江琴。他说:“珠江琴能给我灵感,一按琴键就有一种交流的欲望。”他还希望用珠江琴在欧洲巡回演出,让更多的人认识珠江琴。中国品牌的钢琴博得西方大师的如此厚爱,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翻看广州珠江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广州钢琴厂)的业绩,记者发现这家国有企业正以豪迈的热情书写着一个个不凡的记录:1998年钢琴产销量达7万架,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占有60%的国内市场,产品出口到美、英、法、德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钢琴总量的40%。而且,珠江钢琴集团的产品供不应求,货款100%回笼,生产、销售和资金均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成功的背后总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总经理童志成对此感慨万千。这位出自钢琴制作世家、17岁就进入广州钢琴厂从学徒起步的“老总”,与琴厂共度40载光阴。他对记者说,改革开放给珠江钢琴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成功的技术引进和改造,使珠江钢琴的命运出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珠江钢琴集团先后聘请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专家,既学习欧洲传统的、精品性的技术工艺,又学习美国人的市场服务观念,还引入了亚洲钢琴厂规范化、产业化的发展之道和管理诀窍。
  提到引进智力和引进技术,珠江人首先会提到美国专家查理斯·科雷。这位“友谊奖”获得者在退休前是美国乌利兹钢琴厂的厂长,对钢琴生产的质量控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987年后的10多年间,他几乎每年两次来到珠江集团,深入生产现场和工艺、技术、质检部门进行观察和了解。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把复合音板和复合键板制造工艺运用于珠江钢琴,彻底去除了珠江琴原有的共鸣板和键板因环境气候变化出现变形和爆裂等老毛病。他还加强了钢琴击弦机这一关键部件的润滑度,提高了灵敏效果。
  在科雷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珠江钢琴集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提高了钢琴的整体质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不但连续获得国内的“金质奖”、“金桥奖”,还分别在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获得“优胜奖”、“金星奖”和“钻石星奖”等殊荣。科雷被珠江人尊称为“钢琴白求恩”。
  12年来,珠江钢琴集团为引进技术而投入的资金每年几乎都在500万元上下,迄今总投入已有5亿多元,其中引进国外智力占有重要比例。闻名世界的德国钢琴设计专家来厂进行技术指导时,珠江钢琴集团每天要为他投入2万元。童志成总经理的名言是:“金钱是暂时的,技术是永远的。”
  事实证明,这种高投入是值得的。在德国专家的建议下,珠江牌立式钢琴系列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造。特别是经他指导生产出来的UP130T型钢琴被公认为设计更为科学合理、声学品质和弹奏性能提高很大的上乘之品,经济效益也随之增加。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乐器展销会和国内钢琴专家征询会上,人们一致认为这款钢琴的音色超过了亚洲先进水平,并具有欧洲品位。
  童志成认为,引进技术的关键是要落实在消化、吸收和提高三个方面,同时可以培养和锻炼出具有高技术素质的员工队伍。如果说珠江人对科雷的指导意见几乎是“拿来”就用,那么对德国专家的意见却往往要“嫁接”后才能实施。因为,欧洲的钢琴生产几乎是手工作坊式的,做出的钢琴体现着“灵性”,也正是由于这灵性,才使其制造工艺占据世界顶尖的地位。珠江厂在标准件的流水线上,引进德国、法国的钢琴技术,体现出他们颇有远见的发展战略:既要以高质量、高产量占领市场,又要使艺术品质超越亚洲钢琴,与世界顶尖的欧洲水平看齐。
  现在,珠江钢琴集团已整体兼并广州市乐器工业公司及其所属全部工厂,从而进一步拥有吉他、提琴、鼓乐及民乐等中西乐器产品。童志成的气魄与珠江人的苦干加巧干相得益彰,正把珠江钢琴集团引入一条充满希望的高速发展之路。(附图片)
  左图为国内外钢琴专家、教授品评珠江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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