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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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逝世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对他褒贬不一。像他这样热烈地引起后人争议的思想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找不出第二个来。
世纪之交的孔子与儒学研究
——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
张岂之（一）孔子思想的历史价值
历史上任何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不能脱离他的历史时代；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反映了思想史的真实，而且这也是研究思想史、文化史的科学方法。对于孔子而言，也应该拨开他身上的各种装饰，还其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本来面目。我国学者在本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围绕这一课题，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多的研究成果。
孔子身上鲜明地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特色。《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言论，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他关于现实的议论，再一类是谈他以前的历史和文化。孔子十分关注西周“礼”制的存亡问题。他说过：西周礼制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制定的，丰富多彩。因此，他主张沿用周朝的礼仪制度（见《论语·八佾》）。事实上，春秋末期，西周礼制已开始变形，出现摇摇欲坠的局面。
西周的礼制不仅指具体的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等，而且是西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总称。西周是宗法等级社会：在经济上，天下土地为周天子所有；在政治上，实行世卿世禄制，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教育是官学垄断。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生活的时代，由于西周中期以来“私田”的发展，许多诸侯国纷纷实行赋税改革。相应地有些思想家，如墨子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观点，主张官吏的选拔不应以血缘为标准。这些变化都是客观事实。孔子在感情上并不认同这些变化，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冲破了传统，办起了私学。他有一个信念：“礼”不但可用于贵族，庶人也要讲“礼”。他的弟子基本上都是庶人，不是贵族。庶人懂得礼制，同样可以做官，从而影响社会。这样看来，孔子选定了一条路，就是用教育和文化去改造社会的道路。
作为恩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道德伦理思想上的贡献，影响之大，是他生前没有料到的。他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观。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述，就是：君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在孔子看来，“仁”是众多道德规范的综合，含恭、宽、信、敏、惠等等。那么，“仁”的核心是什么？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爱人”。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也要让别人把事情做成。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种爱心并不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怎样才算博爱大众呢？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忠实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都被当作博爱大众的标准。
孔子在教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充满创造性。他提出德、智、体相结合，继承（学）与创造（思）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并在这三个结合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教育实践。
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所谓儒家，在春秋末期就是指那些对西周礼制和文化有修养，并且充满敬仰之情的人。西周丰富而深刻的礼乐文化不但体现于一些重要的典籍，而且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各个方面。而西周礼乐文化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的源头，并不是偶然的。孔子开创的儒家对西周文化不仅有继承，而且有重大发展。孔子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比较优秀的就有七十余人。这些弟子沿着孔子确立的思想方向，对儒学作了全面论述。在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操守的人格理想。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应该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崇高理想。如果一个人的理想与生命发生冲突，只有选择前者，不能苟且偷生。他的名言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思想，在孟子那里演变成为“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正气，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称之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操守、气节或称之为正气，是关系人的生死存亡的根本精神，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有了这种操守，就能“素其位而行”，“人不知而不愠”，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就能“中天下而立”，有铁肩担道义的气概，有敢于抗拒邪恶、扭转时俗的社会历史使命感。
二是教育为本的社会信念。先秦儒家研讨政治的起源，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社会生活（“群”）并有理性和情感。社会规则都发自于人的情感与理性。因此，他们对人的情感和理性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孔子曾经分析人的各种品性，孟子将它加以理论概括，成为仁、义、礼、智四端。儒家深信，要使社会朝着更加完善的形态发展，关键是要提高人的情感素质与理性能力。他们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也是如此。儒家提出过大同和小康两个社会理想目标。无论大同和小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紧紧围绕着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精神品格的提升。儒家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最重要的途径。
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比较喜欢讲“和”、反对讲“同”。所谓和，就是承认有多样性的统一；所谓同，则是单一、孤立，没有矛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正派的人以“和”为原则，但不肯盲从附和，而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正派的人处处盲从附和，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见孔子赞成“和”，而不赞成“同”。这是辩证思维。他还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于认识领域，创造了“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和而不同”逐渐成为先秦时期儒家处理文化问题的一种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是依据这种观点处理它与道家学派的矛盾，从而消化吸收了道家的理论成果。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一方面与佛教、道家展开理论争辩，另一方面又不断丰富和改造原有的理论体系，最终创立了宋明新儒学。可以说，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的融合与贯通，是儒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孔子和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儒学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回顾二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我们看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实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范围很广、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罗荣渠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课题》一文中认为，儒学（扩大言之为传统文化）不是可以现成地拿来使用的，时代毕竟不同了。对于传统的东西如何进行分析、解剖，使它本身的若干方面“转化”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张岱年则提出了“综合创新”论，指出要从传统的儒学中提炼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内容，并与其他传统思想精华相融合，作为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资料，这需要研究和探索。
孔子思想和儒学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必须对它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令人欣喜的是，近二十年来，学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做出了新的成果。举例来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关于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历史渊源的论述；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关于儒学理性主义与巫觋文化神秘主义的区别与联系的分析；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关于宗法贵族社会两大支柱的国野制及宗法世袭制与儒学起源的解剖，都很有见解。关于孔子本人的思想研究，成果很多。我想介绍三本书，一本是匡亚明的《孔子评传》，论述颇为精到，附有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示意图、孔子年谱、《论语》箴言六十条详释等附录；一本是李启谦的《孔门弟子研究》，分别考察了孔子弟子二十九人的事迹、思想、气质及思想上的传承与影响；一本是张秉楠的《孔子传》，“试图将孔子思想融合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
关于儒学的成熟形态宋明理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研究和把握的学术性著作。其中由侯外庐、邱汉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计一百三十余万字，对宋明理学在产生、发展、传播、演变、衰落等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学派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改变了以往局限于对个别思想家的个别范畴、命题进行研究和介绍的状况。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蒙培元的《理学范畴系统》则侧重于对宋明理学的主要范畴及其逻辑结构的分析，在对宋明理学的哲学特征进行整体性把握方面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此外，出现了不少细致人微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其中，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探讨了朱熹等理学家为建立其思想体系，对于传统注疏经学所作的改造和发展，并对理学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了理学发展的某些特征。陈来在《朱熹哲学研究》中，细致地梳理了朱熹哲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线索，由此展示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复杂性。这些著作都显示了研究工作正向细致深入的方向发展。
对儒家经典以及经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儒家《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受到学人的关注，朱伯崑所著《易学哲学史》（上、中、下三册）是其中代表性的成果。还应当提到近年来关于儒家考古文献的研究。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引起学人的重视。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存八百余枚，凡一万三千余字。据初步研究，该竹简入土年代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上下。这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十六篇，其中除《老子》、《五行》两篇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同名篇章大体相似、《缁衣》一篇与传世文献基本相同外，其他十二篇儒家类的书籍和一篇道家类书籍，皆为新发现。据初步研究，这次出土的十四篇儒家经典，正是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有的学人将楚简儒家著作分为三类，作了详细考辨，得出简文主要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关于中国懦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远远不止上面写的一些。近二十年来，专门从事孔子和儒学研究的学会团体研究孔子思想体系、孔门弟子思想，以及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资料的整理、研究论文集的汇编、研究信息的交流，都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这些必将使孔子和儒学思想研究更加深化。
（三）孔子和儒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展望21世纪的儒学研究，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将仍然是它的核心。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笔者以为，儒学的基本命题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在现代西方，随着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由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他宣扬西方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的“终极本质”，是“最后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必然朝着这种“普遍同质”而进行。另一种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种冲突将更加激化。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不同的文化。他主张用西方文明来领导世界文明的走向。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翻版，只能导致对非西方文化的蔑视，宣扬西方文化霸权论。在这种趋势下，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更加显示出它的力量。
儒家对人的道德与精神生活的重视，使之必然成为中国的主要文化遗产之一。儒家讨论道德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这与近现代工业文明有明显的差距。假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仍然迷恋于农业文明的信仰以及礼制，要求逐一搬来，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儒家通过对礼制的理论升华所形成的关于人的一般认识，仍然有借鉴作用。如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情感与理智的结合，强调奉献，强调理想，强调道德操行，这些仍然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准则，当然这些准则在具体内容上应有所发展和更新。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思想文化是历史的、具体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完全适应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是没有先例的。即便带有普遍性原则的伦理思想，也必须加以分析和改造。孔子和儒学思想是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我们今天不是建设儒学文化，儒学思想只是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因此，不宜提“尊孔读经”之类曾经起过负面作用的口号。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不能只限于儒家，而要吸取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派的优秀部分，对外国优秀文化也要从整体上加以研究。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孔子与儒学的研究必然有更加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预计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较大的努力：
加强儒家经学的研究。经学是儒学演变最重要的载体。《诗》、《书》、《礼》、《易》、《春秋》，既是孔子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又是孔子发挥其儒学思想的材料。孔子对于这些古代文献，都做过整理、删削、订正的工作，并且贯注着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想。他的这种对待历史文献的态度和方法，对儒家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儒学特殊的经学诠释方法。儒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经书解释的发展。所谓经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宋代有了《十三经》。经书被用以箝制人们的思想，是有历史负面影响的。但是，经书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举凡历史、文化、思想、制度等等无一不包含其中，因此，对于经书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从总体上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最近20年来，虽然儒家经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然不足以揭示经学演变的具体面貌。
加强儒家与其他思想学派相互关系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的学人不赞成将中国思想文化的所谓“主干”归结为儒学，认为道家思想才是“主干”，并由此展开一场学术争论。许多学人有这样的共识：不能说儒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也不好说道家思想是主干。中国思想文化是百家之学的总汇，有许多学派，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贡献。其中儒、道思想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从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来看，有各个学派之间的论争，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相互间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想体系。在战国时期，它们就有融合。后来，魏晋玄学则是儒、道、释三者相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再后宋明新儒学更是这三种思想相融合而又具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思想体系。儒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意新材料的运用。儒学研究不能轻视地下材料的发掘与运用。例如帛书《周易》的解读，以及郭店楚简的研究，对于推动易学史的研究、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以及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来源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形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完整的、丰富与翔实的思想文化史。
注意传统文化精华的改造与吸取，同时对其缺陷进行深入分析，加以摒弃。有的学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缺乏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此外还有在长期农业经济和专制主义下形成的“国民积习”乃至“封建迷信”，以庸俗价值观为核心的“处世之术”等。如果对这些陈腐的东西批评不彻底，它们仍将是现代化的严重阻碍。
长期研究实践证明，对中国思想学说的研究应重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加强理论的研究。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它需要进一步加以理论概括，加以剖析和评价。儒学作为历史上具有丰富理论思维的思想体系，尤其需要探讨它的理论思维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从而为今天民族的、科学的理论思维的创造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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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近百年中日关系与二十一世纪之展望”研讨会综述
关伟
8月20日至23日，由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单位发起的“近百年中日关系与21世纪之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着重探讨了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现将有关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日外交关系
会议着重研讨了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蒙”政策。有学者认为，日本幕末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是“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保护利益线”论是其理论基础；近代工业（军事工业）则是其经济基础。有的学者围绕日本“满蒙”政策，分析其总体战略，探讨外务省、军部推行该政策的不同策略，并评论了日英、日俄同盟与“满蒙”政策的关系，认为“满蒙”政策是“大陆政策”的核心，与英俄同盟无不是为实现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总目标服务的。
二、两次中日战争
关于甲午中日战争，有的学者从清政府的海军管理体制落后、管理方法陈旧，分析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原因；有的学者则从清军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军队腐败、战斗力低，清廷昏聩，政治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等方面分析清军战败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既要看到清廷及将士存在落后一面，更要看到有许许多多顽强战斗、英勇不屈的将士，为反对侵略而流血牺牲的爱国业绩。
关于抗日战争，与会学者的论文有的评述大沽口事件，认为该事件纯属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有的分析南京保卫战的决策及其结局，考察南京城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有的专门分析了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认为日本经济战略虽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却没能实现其既定目的。
三、日本在华罪行
经济掠夺 较多学者的文章论述了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劫掠。有的揭示二战前日本以“考察团”名义在中国东北秘密调查黄金资源，然后建立17个采掘会社，22个营业所，进行有计划的掠夺；有的剖析满铁攫取鞍山铁矿的经过；有的叙述日本对东北林业的统制与掠夺；也有的阐述王承尧不畏强暴，通过清政府与日本交涉收回矿权的斗争事迹。
迫害劳工 有的学者调查研究了日军设在华北的战俘集中营与押往东北各地的特殊工人。有的学者论述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若干问题，认为掠夺劳工的目的不单是“为消灭抗日力量”，而且是“为解决日本劳动力不足问题”；掠往日本的劳工人数，除饥饿、疾病和迫害或沉船死于途中外，最低有38939人；使用劳工的日本企业不止35个而是55个。劳工的成分决不单纯是“战俘”，还有苦力、农民、商人、官兵、医生、教师、学生乃至妇女。
日军暴行 与会学者分别揭露了日本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对中国人民施行的恐怖镇压活动，以及日本对华的鸦片政策及毒品贩卖活动。还有的学者通过对辽宁省“万人坑”的调查，揭露日本罪行，并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万人坑”存在的谬论。有的学者研究日本侵占旅大时期的统治机构，揭露其扶植傀儡，进行同化教育，修建码头工人的集中营“红房子”等罪行，特别指出最新揭露的所谓“大连卫生研究所”，实际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的实验所。
会上，中外学者还就21世纪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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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先行者的探索
——读《华岗文集》
李定中
我怀着敬意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华岗文集》。华岗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老战士，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曾参加《新华日报》的创办工作，被委以总编辑兼《群众》杂志主编的重任。他不仅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教育家。解放后曾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72年不幸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鉴于他有许多重要文章尚未成书，特从中选出53篇编成本书。
本书除收入作者从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大批政论文章外，还收入多篇学术理论文章，今天读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作者40年代初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阻滞的原因所作的分析，闪现着富于启发性的真知灼见。他着重指出中国与西欧不同，“封建社会还没有解体，土地已可自由买卖”，这促成“工商业者从经营工商业所获利润便向土地投资”。这一特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作者的这种见解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
书中还收入多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分析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作者论证了土地问题与民主革命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蒋管区与解放区的不同特点，指出敌占区地主与佃农都受到损害，地租虽重地价却相对下降；蒋管区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大肆进行土地买卖的投机活动，既恶化了租佃关系，又使地价大涨；只有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正确处理了抗日与土地问题的关系。作者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进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时，原曾设想争取以和平方式进行，预备发行上地债券来购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作者认为这既可实现耕者有其田，又可鼓励地主去经营工商业，转变为资产阶级。后因全面内战爆发，这一愿望已根本无法实现。作者的这些论述，对今日的研究者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有一些观点已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不确切的。比如，对当代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的预期过于简单化，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评价过高等。这种认识的历史局限性是难免的，不宜苛求于作者。值得指出的是，这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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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