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毕生关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写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出版的时候
《乔木文丛》编辑组
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是《乔木文丛》中的一本。全书七十一篇，以1930年4月胡乔木在高中读书时发表的文艺论文《近代文艺观测》开卷，以1992年9月25日（逝世前三天）审阅定稿的诗词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再版后记》终篇。跨度长达六十二年。包含了胡乔木毕生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艺运动历史的批评和总结，对众多古今中外文艺家、文艺作品，特别是当代中国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以及各种风格流派的评论，对中国诗歌内容、形式的研究和论述，相当充分地记录了胡乔木一生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注和贡献。这部书的主要篇幅，展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既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屈不挠地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胡乔木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关注文艺事业，信任和爱护文艺家的生动体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左翼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程。
一
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胡乔木一直没有放下文艺批评的武器。赞扬优秀作家作品，批评错误创作倾向，是胡乔木指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式。
从1936年春发表评论，赞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开始，胡乔木文艺批评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宏扬。他激赏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是现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魏巍的《东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他认为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写得很好。像陆文婷这样的主人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多次称赞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说《共产党人》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胡乔木写下的《〈散宜生诗〉序》、《〈杨刚文集〉序》、《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等序言，《悼望舒》、《记朱光潜先生和我的一些交往》、《怀念萧三同志》等文章，《诗史上的创举》、《〈随想〉读后》、《“歌特”文章的意义》、《读韦君宜〈病室众生相〉》、《读〈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等诗评、文评、书评，生动地体现了他对作家的情谊和对文学事业的热诚。
对电影、电视这样的“最有群众性的艺术门类”，胡乔木更为热情关注。他称赞“1981年电影成绩是很大的”，肯定《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牧马人》“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决不能称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认为《巴山夜雨》创造出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事实。他以很大的热情希望“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肯定“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写了悲剧”。他赞扬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这些评论，表现了胡乔木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热切期待。
二
毫无疑问，胡乔木文艺批评的主要着眼点是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不论在怎样的气氛和条件下，胡乔木总是坚持这个原则，阐述这个原则。他说：“假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要社会功能，不要社会内容，抛弃了社会利益，这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他毫不含糊地说：“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学，我是不赞同宽容的。”“至于宣传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当然要进行批评，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要进行批评。”同时，胡乔木又反对批评的简单、笼统和粗暴，提出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需要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二是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三是批评要既入情，又入理。1981年，胡乔木正是从上述原则和要求出发对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与人》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明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与人》极力向人们宣扬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与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针对有的文艺刊物大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有的同志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有矛盾等错误看法，胡乔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对当时改变文艺领域和整个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反倾向问题上，胡乔木主张，“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确是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忽略。”对保守、僵化的思想，胡乔木同样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有人不赞成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胡乔木指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两为”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他透辟地说明，文学艺术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内容，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文艺作品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固然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这远不能代表文学艺术的全体”，“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这就大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对片面宣扬现代派这种思潮的批评，显示了胡乔木进行文艺批评的另一个特点：既突出文艺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果，又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科学分析。胡乔木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历史说明，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者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文学艺术的历史也说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胡乔木强调，“艺术的历史说明，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针对当时文艺界有些人对于现代派片面宣传的复杂情况，胡乔木提出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假如宣传任何艺术都是根本不要什么内容的，说这是艺术的唯一出路，那么我们就要跟这样的观点进行争论”；“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三
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理者，胡乔木在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系统化和宣传、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作出了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卓著贡献。但他又避免把《讲话》教条化、神圣化，在坚持基本原理、原则的同时，明确指出被实践证明是不确切不全面的一些提法，真是难能可贵。胡乔木在1981年8月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他概括了《讲话》的要点：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要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他坚定地重申：“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并进而指明：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同时，胡乔木提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第一次明确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他还说：“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时候，我希望同志们对于它的正确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胡乔木这篇讲话的主题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思想战线的软弱涣散，在这个主题下，胡乔木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科学分析，总结历史教训，纠正部分提法，体现了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方法：“任何时候都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在端正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继续解放思想，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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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理想形象的精神价值
胡山林
自古以来，为了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在号召文学艺术要体现真善美的崇高理想。时至今日，为了对抗物欲膨胀、精神沉沦的世俗倾向，我们又在呼吁作家艺术家要创造体现真善美、体现崇高精神价值的艺术形象。然而，总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精神乌托邦，太空太虚，不能参与日常的生活实践，没有现实的实践价值。这种批评意见给作家和理论家以很大的精神压力，迫使作家不敢大胆塑造、理论家不敢大胆提倡理想形象。
这种批评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想想却很浅明，只是一面的亦即片面的道理。因为创造理想形象不是让人直接模仿，而是让人精神上向往。“不现实”恰恰是它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是它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精神构成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精神需求也是复杂多样的。既需要有指导现实行为的思想，也需要有引导精神向往的思想；既需要有切近生存的可以照着“做”的思想，也需要有远离生存的体现精神追求的思想。前者“实”，后者“虚”。前者具有付诸行动的实践价值，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贯彻落实；后者只具有精神感召价值，它对现实的意义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在人类的精神坐标上，代表精神追求的思想，在水平的维度上，处在超前的位置上，表现为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向着理想境界前进；在垂直的维度上，则处在超拔的位置上，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提升力，提升人的思想不致向下沉沦与堕落。
现实生存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心中响着一个声音：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各种思想都会钻出来微笑着向你招手，争相哄劝，召唤你跟它走。就一般人的一般趋势而言，愿意往“低”处走，即愿意选择能为世俗生活的满足提供辩护提供根据的思想；但与此同时，洞察世故人心的思想家们也告诉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同样也有追求卓越即往“高”处走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对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自我不满，因而又向往崇高向往理想向往美好。这就是人类虽然总是摆脱不了世俗（乃至庸俗）但却永远向往崇高的人性方面的根据，也是文艺接受者愿意接受理想形象、理想境界感召的深层心理根据。例如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思想家艺术家们早已否定和蔑视了崇高和理想，他们在世俗的“平面”中感到了轻松。然而也正是这个“平面”同时又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平面”让他们感到了空前的精神空虚，于是又转而真诚地呼唤重建富有价值感的精神家园。西方人走过的精神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平心而论，理想形象所体现的精神高度，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是很难模仿很难达到的，因而不具有规范行为的实践性，不具有广泛普及的现实性。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作为一种精神境界虚悬于人们心上，无形中起着一种警示和提醒作用。古人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指的就是这种作用。理想境界对人类思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感化力、感召力、吸引力。有史以来人类就是在理想境界的追求中一步步迈向文明的新台阶。对于理想境界，人类只能逐渐靠近却难以完全达到永远悬在人类精神追求的前方或上方，牵引和提升着人类进行精神爬坡。
仔细想一想，人类历史上那些超拔高蹈的思想和体现理想境界的文艺作品所起到的不都是一种感召作用吗？冉阿让的宽善情怀，平常人很难企及，但平常人一想起冉阿让，心灵中一般都会有所感动，都会不自觉地变得更多一些同情心和怜悯心。聂赫留朵夫那种真诚的忏悔，那种舍弃一切、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崇高行为，一般人大概也不容易做到。但心中有了一个聂赫留朵夫作参照，当你做了错事时，大约会主动多一分自我谴责，自我忏悔，因而灵魂多一分净化。张洁笔下的钟雨（《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主人公）那种刻骨铭心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那种为坚守爱情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生活中恐怕绝无仅有，很难模仿。但钟雨所体现的理想主义精神却对平常人有巨大的心灵震撼力。那些在世俗生活中掂斤播两、以功利目的为标准处理感情的人，想一想钟雨的坚守和提醒（“爱是不能忘记的”），大约会让爱情在心上多一些分量，而少一些无爱的悲剧。总之，理想境界的价值就像是精神的砝码，在心灵的这一端压上它，另一端就会从陷溺沉沦中逐渐翘起来，由一边倒变成相对平衡。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心中悬着崇高境界并心向往之的人，与一个根本不知理想、崇高为何物而只是一味沉溺不知反省的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总之，正像自然界需要生态平衡一样，精神界也需要“心”态平衡。既需要有务“实”的思想，也需要有超拔务“虚”的思想。只有两方面都存在，才能形成对立面，形成一个张力场。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生活无不游移于这一张力场中。在这一张力结构中，两端相互制衡相互补充，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只有一方面，精神天平必然失去平衡，导致精神病态。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亦如此。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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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追今迫近钩深致远
——读长篇小说《中国制造》
梁光弟
在长篇小说数量丰盈的基础上，这两年涌现了若干质量上乘的作品。周梅森描写的改革开放灿烂光景的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和《中国制造》，就在读者中颇有口碑。尤其是在《收获》杂志1999年第一、二期连载的《中国制造》，更是后来居上，又胜一筹。
纵观中国社会近二十年的发展史，生活中炫人眼目的主色就是改革开放。周梅森在《中国制造》中对改革开放的描绘可谓出手不凡，独具特色和魅力。
小说写了我国南方一个九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平阳市改革和发展大业的种种波澜与关节。其独具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魅力表现在：第一，在市委班子换届和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过程中，在改革者的内部矛盾和纷争中，展示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塑造了个性鲜明的新人群象。作者没有着力于揭示改革者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也没有用过多笔墨渲染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几个主要人物都在为现代化建设奋力拼搏，但是，每个人的性格有着各式各样的棱角，相互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歧异。特别是在前任市委书记姜超林和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这两个优秀干部之间的矛盾，有时激烈得让人惊心动魄，但实际上很难找出多少重大原则的分歧。这样的描写洋溢着一种新鲜灵动的生活气息，散发出一种货真价实的中国特色。让你觉得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前或身后，就发生在你的今天或昨天。这种源于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的好人之间的人际纷争，既透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好人身上的缺点和局限，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血肉感，更在较深层次上折射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的矛盾轨迹和干部体制上有待改革的弊端。令人掩卷之余不得不动心深思，不得不赞叹作者对现实生活探幽发微的穿透力和表现力。第二，一方面生动地具体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使平阳市巍然崛起，例如那引进了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几百亿投资的国际经济开发区，那产品打入欧美市场的民营工业园，那私营企业和政府联手建成的跨海大桥，那从一个穷村庄变成一年旅游收入八千万的金海岸度假区，等等。另一方面，作者又真诚地袒露了旧体制残存的沉疴痼疾，以及在前进中引发出来的深层难题。例如，平阳轧钢厂是以前计划体制下的重复建设单位，如今生产萎缩，债台高筑，困难重重。那么，怎样才能摆脱企业的困境？作者围绕对于这个典型事件的不同态度，剖析了省、市、县一些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让读者在形象的感染和审美的愉悦中得到警示：改革开放必须继续攻坚，必须继续深化和扩展。第三，不仅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明媚风光，而且用工笔重彩刻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景象，如领导班子的有机构成问题，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对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问题，等等。政治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的改革是个敏感的课题，对文艺创作来说，深写浅写都不易出彩，所以有些作者往往退避三舍。然而，这又是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必须走过的台阶。《中国制造》的作者以艺术上的锐气和政治上的胆识，分寸恰当地把握了这个棘手的课题。
小说所独具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魅力，还在于叙事方法与结构营造的新颖别致。情节的发展是以纵线与横线的交织而推进的。纵线方面，追今迫近，跟踪现实。故事主要发生在短短的十天之中，每天的日程时间表，从早晨到晚上几点几分以时间为序，连续不断地构成了每个章节的小题目。让人有一种紧迫感、亲历感和流动感，有一种切切实实的一日千里、只争朝夕的氛围，有一种长人志气、催人奋进的艺术张力。横线方面，触及了我国当今社会种种热点，如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反腐倡廉、环保治污、防汛抗洪、社会治安、舆论监督等等，显示了作者全景式聚焦现实的艺术概括力和网络化艺术思维的功力。特别在反腐倡廉的描写中，对那几个贪官怎样身陷罪恶泥淖的不同因由和境遇，作了生动细致的具体分析，让读者得以饱尝生活的斑斓多彩，强化了真实感人的现实主义力度。这种纵线与横线交织推进的写法，也便于使悬念迭起，节奏急促，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与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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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信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三驾马车”长篇新作最近，被文坛誉为“三驾马车”的河北著名青年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的长篇小说《多彩乡村》、《家园笔记》和《风暴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三驾马车长篇丛书”推出。何申的《多彩乡村》描述了山乡农民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心灵历程和命运变迁，塑造了一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谈歌的《家园笔记》描述了燕赵大地三个家族一百年来的奋斗史、心灵史和命运史，塑造了众多侠肝义胆的英雄志士，在特有的文化景观中，极大地张扬了英雄主义激情。关仁山的《风暴潮》把港口建设风暴与廉政风暴交织在一起，在人与自然的广阔视野里，展现了雄厚、热烈、悲壮的时代生活画卷，揭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冀文）
●散文集《人生交换》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袁济喜的散文集《人生交换》最近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追求一种融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精神之境，在世人面前坦陈自己的惶惑与思考，具有一定的哲学品格和美学韵味。（文一）
●《神山圣域》壮写边关军魂全面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戍边五十年英雄业绩的长篇报告文学《神山圣域》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举行研论会。作者王族、卢一萍长年扎根边防，他们历时六个多月，沿新疆长达六千七百公里的边防线遍访一百三十多个边防单位，捧出了这部作品。与会者认为，《神山圣域》忠实地再现了驻疆戍边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军事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振兴。与会者还高度评价了曾以《神山》、《兵车行》等著名作品蜚声文坛的新疆军区和所属防区对军事文学的贡献。（辛纪）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出版日前，《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在京举行了首发式。该丛书分为诗歌《静谧的秋夜》、散文《母亲的歌声》、小说《遥远的草原》三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丛书精选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一百二十多位蒙古族作家近二十年发表的二百五十篇优秀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蒙古民族融入时代大潮，歌唱民族团结，盼望祖国统一的心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该丛书出版的重大意义——“本书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同时也以蒙古族文学创作的实绩，证明着民族文学的繁荣，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一份厚礼。”（王辟长）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面世六卷本的《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日前在京举行了首发式暨研讨会。该作品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选（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近二百位新疆各少数民族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与会者认为，这是对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态势的一次回顾与展示。（新军）
●诗集《羞涩》研讨会召开青年诗人杨晓民的诗集《羞涩》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诗歌新作。他的笔触探索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注重诗的意象。在近日由诗刊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杨晓民的诗歌，注重开掘日常生活的哲理、物象与意象的统一。（常文）
●散文笔会在烟台举行由中国散文学会、山东和兴集团等联合主办的散文家新世纪展望和兴笔会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散文家四十余人参加了笔会。会上，大家就下世纪中国的散文走向进行了认真探讨、构想。（王树村姜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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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辉历程的真实记录
——《世纪的辉煌》评介
张伟
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航天科技国际集团共同组织编写的《世纪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录》客观、全面、准确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了新中国五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有高度的文字概括，又有切合史实的图片资料，图文并貌。全书以时间为序，将涉及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内容囊括其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党史、国史的生动教材，是一部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力作。
如何将新中国建设的风雨历程通俗易懂、不枯燥而又准确、全面、系统地叙述出来，是本书编写的一个难点。编者别具匠心，将文字叙述与图片说明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文一图，不落俗套。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把重点事件从零乱的史料中筛析出来，一事一文，并且行文精当、概括。
本书将历史全貌真实地记录下来，强调原汁原味，不作渲染，编写者一般不作事件评论，而对于事件发生当时所作的评论，则予以保留，只进行概括，不作观点修改。这样做可以保留历史原貌，使读者在深入了解和洞察历史的基础上，从历史本身发展的脉络中辨别、分析人和事的功过是非，并从中借往鉴今，形成科学的认识。所以，无论是共和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还是遭遇的某些失误、局部挫折，都以史实为依据，如实地作了记述和概括，这对于继往开来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书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而做的种种努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叙述，涉及工业、农业、内外贸易、交通运输、社会服务、能源建设等各个领域。虽然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编年史，但本书特别注重“经济建设”这四个字，无论是所选篇幅，还是涉及范围，都较其它领域分量重。
书中用较多的文笔来叙述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人民大众，将活跃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各个事件中的人物做了较多的记述。这是本书与其它同类书籍比较而得出的又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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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美人祸福》（长篇小说）
作者刘儒
作家出版社出版
太城县已有三任县委书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原因皆因一美人。在满城都是县委书记与美人银俊雅如何如何的议论的情况下，新任县委书记栗宝山带着秘书张言堂走马上任了。出乎意料，栗宝山遇到了以副县长贾大亮为首的一伙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腐败分子，他们不但故伎重演、造谣中伤栗宝山，还在栗宝山、张言堂的办公室、卧室安装了窃听器。对此，栗宝山和张言堂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出击的策略，安排了第一个找美人银俊雅谈话、召开万人大会为银俊雅平反正名、派银俊雅等人到北京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措施，击败了贾大亮一伙的阴谋，扫清了人们眼前的雾障，鼓舞了人们改变太城县贫困面貌的志气，栗宝山也经受了磨炼，在灵与肉、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
作者以凝炼的笔触，饱含激情地讴歌了改革的弄潮儿栗宝山、银俊雅和张言堂们的拼搏精神、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操，鞭挞了贾大亮等腐败分子的丑恶灵魂。通过对太城县改革的艰难历程的细腻描绘，揭示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有时甚至是血的代价。作者深受我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追求一种明快、练达的艺术风格，并坚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使作品在整体上显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龚殿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