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1949年7月下旬至8月中，陈云同志在上海召开的有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部门的领导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周太和
1949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中，由陈云同志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部门领导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这次会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陈云同志为这次会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从那时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陈云同志当时在沈阳，他号召财经工作各方面的同志，认真学习二中全会的精神，转变思想，学习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本领。紧接着，中央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同志为主任，统筹全国解放大军的供应，接收和管好新区的大中城市，迅速恢复经济，为建立新中国打下经济基础。陈云同志受命，赶到北平，搭起中财委的框架。中央这两项决定，为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面对复杂和严重的任务怎么办？陈云同志反复思索。他认为，现在和过去建设根据地的情况不同了，要治理几亿人口大国的经济，过去的经验和方法已不够用了。在西北管财经是摆小“摊子”，在东北主管财经是开“商店”，现在要办大“公司”了，各方面条件都不适应，需要重新试点，探索路子，先搞好典型。于是，他请示中央决定在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召集五个大区财经负责人开会，征求在经济和城市管理方面有见解、有经验的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共商大事，拟订治理方案。
当时，上海和全国经济情况都非常困难。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堆烂摊子，国库空虚、生产停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中国尚未建立，百万大军正向全国新解放区推进，军需民用供应极为紧张，而税收有限，财政入不敷出，靠发行货币支持，物价随之上涨。如何解救上海当时的危急，如何克服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是摆在中财委面前十分紧迫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华东财委曾山、潘汉年同志负责组织和安排。陈云同志到上海后，经过短时间的调查，与各大区同志交换意见，初步摸清了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物资积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他认为，解决全国的困难，必须从上海突破，于是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得到各大区财经负责人的赞同。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力量，先解决上海问题。而上海主要是粮食、棉花、煤炭短缺，即“两白一黑”的问题。为此，需要从老解放区调出一批粮食、棉花、纱布和煤炭，紧急调运上海。当时，中央如何统一调度全国的主要物资，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陈云同志以全局观点，对各地负责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针对有些人提出，粮食、棉花运走后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的观点，指出：凡禁止粮食、棉花自由流通的地方，粮食、棉花就卖不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棉花贵了，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这对农民、对城市都有害无利，而由于城市工业生产不能维持，对将来国家建设也是不利的。陈云同志把道理说清楚了，各地调拨粮食和棉花、纱布的数目，保证如数、准时运到上海。
陈云同志对解决上海问题，经过细致测算，作了全面安排。他测算了货币投放数量和物价上涨的指数，需要调进多少物资？物价会上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能稳住？然后，他决定先从打击投机，平定物价，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入手。上海解放初期，一批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乘着经济混乱，兴风作浪，操纵重要物资，扰乱市场，掀起了三次物价暴涨的风波。第一次是“银元风波”，第二次是“纱布涨价风”，第三次是“粮食抢购风”。在中央指示下，陈云同志直接指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先平息了银元风波。接下来，从外省调进了相当数量的粮食、棉花、纱布，与投机商低价竞销，同时运用收税、收公债、不放贷款、追交欠款等经济手段，刹住了纱布涨价风和粮食抢购风，迫使囤积居奇的投机商全部吐出物资，从而将这批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制服了。取得这几场商战的胜利，就在经济上完全占领了上海市场。如此迅速、果断地平定了上海飞涨的物价，制止了国民党多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中外舆论为之震惊，称为“奇迹”，更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上海物价的平定，影响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物价亦随之降落。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一直比较稳定。上海等大中城市居民，亲眼见到人民政府治理经济的出色成就，都欢呼庆幸，认为共产党的天下定了，这对全国保持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财经工作会议期间，还解决了两个重大政策问题：一个是关于上海工厂搬家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接收旧政权人员问题。由于敌机轰炸，出海港口又被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封锁，使进出口中断，生产困难。因此，上海和内地同志多提出工厂内迁的意见。陈云同志经过缜密考虑，明确认定工厂不能搬！他认为：内地要做到完全具有搬厂条件并非易事。如果搬了，一年半载很难开工生产，而且将造成上海工人失业，两方面损失都很大。因此，会议决定上海工厂不内迁，要加快恢复生产，向内地推销商品，使工人就业，稳定职工生活。同时，大区有一些同志认为，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政治上不可靠，如果用他们，财政上负担太重。陈云同志则认为：如果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会更大。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说是个损失，但从另一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劣迹昭彰为群众痛恨的人，当然不能用，但只是极少数。待解放区的人看到，旧政权人员生活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就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全国财政负担可以大为减轻。他说：“要注意到广大旧人员的心情，使他们感到天下定了，人民政府定了”，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以上这两项决定的实施，对上海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的生产恢复和经济稳定，有力地发挥了上海支援全国的作用。首先是物价稳定，物资供应有保证，居民对人民币信用大为提高。人民币很快占领了上海大城市，并向新解放区城市流通，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通用货币。随之，中央可以根据新区的扩大和急剧增加的军需民用以及恢复生产的需要，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也在这次会议期间，为了减缓人民币过量发行引起通货膨胀，经中央批准，征得上海工商界同意，决定发行国家公债。由于工商界头面人物带头认购，从而顺利完成了公债发行任务，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
其二，上海工商业的顺利恢复和发展，五金交电商品的增产和各种驰名全国的名牌日用工业品的大量生产，以及向全国各地的推销，帮助了内地和新区的建设，解决了城乡居民的需求。由于上海商品畅销，经营有利，国家财政税收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当时计算，上海一个市的工商税收相当于5个天津市的税收。
其三，上海是全中国经济中心，也是人才荟萃的地区，特别是现代科技人才及先进工商业的管理人才，是国家一笔宝贵财富。经过人民政府的工作和民主进步人士的联系，其中很多人认清了形势，愿为新中国服务；有的经过短期教育、培训，改造成为新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科技骨干和经营管理人才，这使上海成为大量向内地输送建设人才的基地。
陈云同志到上海主持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同时带了中央两项重大任务。前面所说的是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的任务；另一项任务是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做好准备，制定方案。由于长期的战争，各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各地财政和经济工作存在管理不统一、收支脱节等严重的分散现象，如不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势必会不断地增加货币发行，造成物价猛涨，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国家政治局面的安定。显然，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财经必须统一，而统一要从金融、财政、物资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由中央统一调控，各地互相配合，统一行动。
关于统一金融，主要是规定人民币为全国通用货币，其他货币（东北暂时除外）禁止流通，限期兑换；货币发行权在中央，发行数目、发行时机由中央掌握；建立全国统一的金库，全国各项收入，统交金库，未得中央命令，不许动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掌握货币发行数量。陈云同志认为，货币发行一定要保证金融、物价的稳定，他反对搞通货膨胀。他说：“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那时，有人提出，可以搞温和的或轻度的通货膨胀，他指出，轻度和高度难分界限，通货膨胀发生以后，就很难控制了。货币发行要考虑物资供应量及物价涨落的关系，要力求发行适度，信贷平衡。
关于统一财政，主要是规定全国财政统收统支，各种收入上交国库，各种支出由中央审批；各大区编制年度预算、决算，也由中央审批。陈云同志说：“实行统一，所遇的困难小，为害亦小，而不统一带来的全国性金融物价风潮困难大，为害亦大。”预算要力求收支平衡，地方可打足机动费，但不要搞赤字财政。他说：搞赤字财政，会愈搞愈大，不易收拾。他主张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关于统一物资，主要是规定全国重要物资统一收购，统一调拨和储存；同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初步要求中央储存半年用粮，积谷防荒；大力提倡发展农村土特产，鼓励城乡交流。陈云同志多次与地方同志和有关部门计算重要物资供给和需求的大账，想方设法力求实现物资供需平衡。
要做到“三统一”于中央，中财委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力争信贷、收支、供求平衡，并进行三者的综合平衡，总的要求是全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这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平衡保证了全国的三大统一，为新中国建立统一自主的经济和为尔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到1950年3月，中央正式作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从而使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当然不是一次可以解决的。1950年春夏之交，上海及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商品滞销，一部分私营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上海市电请中央尽快帮助解决。陈云同志和中财委又集中力量抓了调整工商业和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的工作，协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暂时的困难，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标。陈云同志在1951年初总结建国后第一年的工作时写道：“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50年来，新中国经济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与领导经济工作的艰辛，不能不令人缅怀陈云同志及老一代革命家在上海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所显示的重大作用，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今日的辉煌成就中有其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附图片）
1957年6月，陈云同上海永安纺织厂总经理郭棣活（左）、上海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中）交谈。
照片选自《陈云》相册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伟业千古风范长存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当我们迈着雄健的步履，以辉煌的成就和高昂的姿态即将告别20世纪的岁月，准备跨进21世纪门槛的时候，回首往昔的沧桑巨变，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会在我们心灵的殿堂里浮现出来。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在他出生前父亲去世，出生后不久母亲病逝，襁褓中的李大钊即遭遇不幸，孤苦伶仃，与祖父母相依为命。当时，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国家遭受着更大的不幸和劫难：甲午战败，戊戌喋血，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美国军队的炮弹炸开了天安门……年幼的李大钊在国难家祸中成长。1905年，他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读书期间，他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的危亡局势和黑暗的社会状况，深为忧虑和痛苦，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振兴的出路。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进入人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在着“隐忧”。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这年冬天，他得到朋友的支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在留日期间，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秘密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先后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敬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号召国民起来奋起自救。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报》编辑，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李大钊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他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他积极奋进的态度，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一代的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场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看到了它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于法国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很快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并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的一个最大贡献，在于他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此，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直接培育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不是纯学理式的，不是把它当作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看作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锐利武器；不是把它看作呆板的教条，而是看作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南，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裁判员。他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由于具有这一特点，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并注重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一旦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开花，就会结出硕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从1920年初开始，就与陈独秀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与此同时，从1919年秋到1920年4月，李大钊多次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进行接触，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1920年4月，他把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此后他又多次与陈独秀通信，商议建党的具体问题。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党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把他与陈独秀对建党的贡献形象地称为“南陈北李”。
党的“一大”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负责指导北方地区的工作。他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积极领导建立北方的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参与领导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4年底，他担任党的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很多同志在京、冀、晋、鲁、豫、陕、内蒙古和东北等广大地区创建党组织，在北方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由李大钊领导建立的北方地区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大革命高潮的掀起，以及后来土地革命运动与抗日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1922年8月，党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开始确定国共合作的策略。李大钊出席了会议，并在会后受党中央的委托，赴上海与孙中山协商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问题。1924年1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会上对国民党右派的“排共”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实现所做出的贡献，受到孙中山的高度称赞。此后，他在1925年孙中山北上和逝世的时候，以及随后的五卅运动中，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国民党的右派的分裂活动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李大钊十分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若不解放，就是全体国民不解放。他早在1919年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在大革命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并领导北方党组织为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北方党组织成立了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开展了农民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南方农民革命运动相呼应和配合，成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
李大钊是我党最早注重做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亲自出面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在国民军中扩大革命影响，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推动冯玉祥和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他还先后派共产党人刘伯坚、魏野畴等一批人到国民军中工作，并对如何开展国民军的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军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争取和壮大国民军成为一支国民革命的劲旅、策应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败吴佩孚和张作霖等军阀势力，起了很大作用。他还选派一批青年进黄埔军校学习，为党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对日本等八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当游行群众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时，遭到血腥镇压。李大钊参加和领导了这次斗争。“三一八”惨案后，他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不顾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通缉，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虽然一些同志和朋友担心他的安全而劝他离开北京，但是他认为党的工作比个人的安全更为重要，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坚持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
北伐战争开始后，李大钊向党中央作了《守常政治报告》，并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了《关于晋阎之报告》。这些报告分析了北方地区的政治形势，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奉系军阀内部矛盾来分化敌人、扩大北伐军力量的军事战略，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同时，他积极发展北方地区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并代表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致信武汉国民党中央，坚决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击下，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控制国民党中央的阴谋遭到破产。
李大钊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战士，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从1909年到1927年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他留下了577篇（部）著作、文稿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和图书管理学等许多领域，对20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李大钊生前曾亲笔书写过一副对联给友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他一生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崇高气节和操守，以及为人忠厚、谦和、质朴的品格，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公认和称道，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和楷模。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着党的秘密。他的妻女同时被捕，但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同年4月28日，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革命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悍然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临刑前，李大钊视死如归，从容不迫地走上敌人的绞刑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也表现了对敌人的极端痛恨和藐视。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8岁。
伟大的革命者虽然被绞死了，但他开创的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却永不磨灭。历史的发展，正如李大钊临刑前所慷慨指出的那样：“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72年过去了，李大钊的预言早已变为了现实。李大钊和其他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为之奋斗牺牲的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由李大钊等同志开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而巨大的成就。
今天，当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李大钊同志，更加敬仰他的理想、追求和事业，更加崇尚他的革命精神、革命气概和高尚品格。我们今天纪念李大钊，就是要学习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大而努力奋斗；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学习他那“与时俱进”、紧跟历史发展潮流、不断探索和进取的自强不息精神，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世界观，不断探索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学习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谦逊虚怀、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处己以约、待人以诚等优秀品质，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纪念李大钊同志，就是要继承以他为代表的革命先辈所开创的伟业，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新的腾飞。（附图片）
建党前夕的李大钊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