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永不停歇的鼓手——格拉斯
江建国
1958年深秋时节，当时西德最权威的文学团体“47社”假巴伐利亚州阿尔高地区的一处农庄举行年会，这次年会将评出当年的文学奖。在到场的知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出版商和雄心勃勃的文坛新秀的行列中，一个三十出头、蓄着浓密小胡子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的装束类似普通的农民打扮。他两年前出版过一本诗集，多少引起过一点反响，但总的说没有什么名气，文学批评家莱希—拉尼基甚至断言他不是块当作家的料。这个年轻人在这次年会上朗读了他的一部名为《铁皮鼓》的小说手稿的最后两章。当他朗读完毕时，在场的文学名流像被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似的，不由得睁大眼睛重新打量这个文坛上的“丑小鸭”。他们意识到，一颗文坛明星诞生了。他们一致决定把当年的“47社”文学奖授给他。
这个乡巴佬似的青年作家就是君特·格拉斯。就在《铁皮鼓》出版40年后的今年9月30日，瑞典科学院把多少作家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消息传到格拉斯在德国北部吕贝克附近的家中，格拉斯笑逐颜开。他并不显得有多激动，只是说：“我等这个奖等了20年了。我感到高兴，也有些自豪。”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祝贺像雪片似的飞来。不少知名作家、批评家在祝贺的同时认为，他早就该得这个奖了。欧洲的报界以大幅版面评介格拉斯，“德国文学巨匠”、“布莱希特的继承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良心”……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当时正在开会的德国联邦议院的全体议员闻讯自发地中断会议，以长时间的掌声对他表示祝贺。
君特·格拉斯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的第七个德国获奖者，也是战后继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之后的第二个荣膺这一称号的德国作家。他于1927年10月16日生于当时还属于德国版图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父母是专门经营西方海外殖民地商品的店主。1944年他17岁的时候被希特勒的军队征兵入伍，负过伤，最后当了美军的俘虏。从战俘营放出后，他打过各种零工，后来学会了石匠手艺。1948年至1952年他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绘画雕塑，至今仍时时作画，他小说中的插图多是自己创作的。50年代他尝试过写抒情诗，后来才转向小说和散文。自1959年他的成名处女作《铁皮鼓》出版以来，先后出版过《猫与鼠》（1961年）、《狗年》（1963年，以上三部合称《但泽三部曲》）、《局部麻醉》（1969年）、《比目鱼》（1977年）、《母鼠》（1986年）、《遥远的土地》（1995年）等中长篇小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剧本、诗歌等，其中最为出色、为他奠定文坛地位的是《铁皮鼓》。这部小说出版后，就有众多名士断言他将以此获诺贝尔文学奖。德国作家伯尔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是我，而不是格拉斯呢？”1979年，德国著名导演施伦多尔夫曾以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为蓝本拍摄同名电影，荣获了一项好莱坞奥斯卡奖。
《铁皮鼓》以作家的家乡但泽为背景，通过一个侏儒的眼睛，真实地描绘了二战前和二战中纳粹胡作非为的丑行和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在那个时代的心态，贯穿着作者对纳粹的强烈批判精神和对德国人精神状态的入木三分的剖析。文学批评家们认为，这部小说像一面镜子，让德国人从中像看一个陌生东西一样，看到了自己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这部小说标志着德国战争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瑞典科学院在授奖理由中说，《铁皮鼓》很可能是20世纪难以磨灭的文学作品之一，他以启蒙者的姿态，“以生动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忘却的面目”。瑞典科学院赞扬格拉斯在德国文学语言和道德被破坏数十年后，又赋予其新的开端。
《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马泽拉特，虽只有3岁儿童的身躯，却具有惊人的力量和超人的智慧。他经常敲一面铁皮鼓，而现实生活中的格拉斯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鼓手。他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一只手去拥抱文学，另一只手抓住政治。他属于西欧的左翼，曾一度加入过社会民主党。但在政治问题上他并不无条件追随左翼的一切主张。70年代初，虽然他的家乡但泽早已成为波兰的一部分，他却旗帜鲜明地支持勃兰特同东欧和解的东方政策，曾陪同勃兰特访问波兰。但当1992年社会民主党向执政的保守政党联盟党在难民政策上让步时，他转而激烈批评社民党。90年代初，当德国统一时，他却警告德国民族主义不要重新抬头。他反对德国统一的方式，认为这无异于把原民主德国当作“便宜货”卖了。他坚决反对德国统一后一度出现的排外浪潮，结果他在吕贝克的办公室也被新纳粹分子涂上纳粹标志。他在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当然不会博得一切党派的掌声，但是他关心被压迫人民、抨击一切不公正的刚直不阿、独立特行的品格，却使他在国内外赢得广泛的尊敬。有人称赞他有左拉为德雷福斯鸣冤的风骨，是“德国式的勇敢的唐·吉诃德”。就在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790万克朗（约合100万美元）的奖金时，他毅然捐助出一部分以帮助欧洲的吉卜赛人。（附图片）
题图：格拉斯获奖的当天在他的寓所前。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水烟与女权
林皎明
到过中东的人，谁没见过阿拉伯水烟！
那是一尊齐膝高的葫芦状玻璃瓶，盛着半瓶水，上面顶着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小火盆。烟泥及火炭置于其上，任其缓缓燃烧。水烟瓶摆在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软烟管。（见下图）抽烟时会发出咕噜噜的响声，缕缕轻烟飘溢缭绕，香气袭人。
多少阿拉伯男人迷的就是这一口儿水烟。在开罗的大街小巷，在阿联酋的迪拜港区，在摩洛哥的非斯老市场，随处可见男人面前的这尊水烟瓶。烟瓶被花花绿绿地装扮起来。一丸烟泥有玻璃弹球那么大，浓黑色，足够抽上一个时辰。烟泥品类繁多，有阿拉伯本地产的，也有土耳其产的，诸如伯尔汉、阿拉尼等等，大有讲究。烟瓶多由烟馆伙计事先准备好，炭火正旺，加进一丸烟泥。烟客抽到一定火候，还需自己用拨针翻动烟泥，让它充分燃烧。瞧吧，优哉游哉的男人们，跷着二郎腿，在烟馆里一坐就是半天，边聊天，边喝茶，好不自在。这几乎成了阿拉伯男子传统的休闲方式。出于好奇，记者也曾尝过几口，觉得烟味柔和，但后劲儿不小。
阿拉伯水烟，大名叫纳尔吉尔（nargile），俗称“西夏”。有人说，阿拉伯水烟是伊斯兰习俗的一部分，早已糅进了阿拉伯文学，文豪的思路都藏在水烟瓶里。它究竟源于阿拉伯还是土耳其，很难深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绝对是男人的奢侈品。没听说过阿拉伯女人在公共场合下抽水烟，或许有，那也只在埃及电影中见到过。
然而，海湾巴林国近来出现一种新现象：女子走进烟馆，抽起了过去只有男人才可以享用的阿拉伯水烟。这让死抱传统观念的卫道士“是可忍，孰不可忍”。巴林女子被允许进公共餐馆，是90年代初的事情，而今，巴林首都麦纳麦的烟馆及休闲场所，又闯进了女子，着实让一部分人惊喜，让另一部分人忧虑。
沙特《中东报》记者实地采访，描绘“她们在那里轻松地抽着水烟，下棋，打扑克，悠然自得”。这位记者意外地发现，社会总体舆论对此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一位巴林银行男职员说，如果他的妻子去烟馆打扑克，他不会反对；如果她在那里抽烟，他会反对，因为抽烟有害于身体健康。
这批勇敢的妇女先行者们，多数是些女大学生。她们早已私下抽香烟，只不过现在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抽水烟罢了。然而，这毕竟还是引起了争议。即使在巴林大学的校园内，不同观点也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女孩子进烟馆“非常丑恶”；而另一些人视为“平常的事情”。一位大学男生评价道：“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也有权利做”。他引证70年代海湾社会把女子开汽车定为大逆不道，开戒后果不过尔尔。“现在女人在公众前抽水烟好像不可理喻，过不久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位男士自信地断言。
女子领海湾风气变幻之先，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海湾人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那意义更加非凡。仅以记者所见所闻，阿拉伯女子的社会地位在发生缓慢却又实实在在的变化：科威特妇女不久将获得政治选举权，沙特阿拉伯妇女上周第一次走进协商议会大厅，阿联酋的女警官与男同胞并肩执行公务。相比之下，女子进烟馆抽烟引起的争议，不过是春池水面泛起的一波微澜。海湾时尚不会与世界潮流总慢半拍。（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万花之都观“花节”
吴晓华
南太平洋的9月是温暖的春季，刚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就有幸赶上当地一年一度的迎春花节。1988年，堪培拉为庆祝作为首都地区75周年和澳大利亚诞生200周年纪念而首次举行盛大的花卉展览。从此以后热爱鲜花的堪培拉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春季花节，以庆祝寒冷冬季的结束。
堪培拉是著名的万花之都。每年春季来临，大街小巷、湖边路旁、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绿草如茵、鲜花盛开，整个城市掩映在万紫千红之中。每到花节，堪培拉的主要大道都摆满了各种盆栽花卉，十字路口高悬花节的大幅标语。电视和报纸等当地媒体也连篇累牍报道，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去赏花。
今年的花节从9月18日开始至10月17日结束，地点还是在市中心的联邦公园。花节第一天适逢周末，四面八方的人流汇向花展，一向车辆稀少的公路上也出现拥堵。每年的花节都有各自的特色，今年的主题是“花园的魔力”。8个园区，100万株各种球根花卉使联邦公园变成花的海洋。辛勤的园丁从3月就开始为花节而忙碌，为了保证这些娇嫩植物的生长，他们用掉了160卡车的肥料。园丁们沿着湖畔，将一盆盆水仙、一株株郁金香、一朵朵风信子、麝兰香、银莲花、紫罗兰和芙蓉红组成各种大大小小、别具匠心的花坛。进入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条深紫、鲜黄和胭红的弯弯曲曲流向远方的花河，令人遐想联翩。在“香园”区里，园丁们把具有传统春天气息的风信子、水仙和颇受人们喜爱的玫瑰、忍冬属和素馨等带香味的植物混合在一起，芬芳的花香令倘佯在花海中的游客陶醉。站在“花田”区的中心看台上，只见一丛丛的鲜花呈粗大的几何线状扩散开去，颜色由黄到红以至深紫色。
“草药园”是花展中最有特色的。园中展出了《圣经》中提到的芸香、藏红花、薄荷、苦艾和菊苣以及其他一些亚洲特有的草本植物。通过看展览，人们了解到这些花草不仅可以做烹饪调料，还能医治伤病。据说，在14世纪，医生们用桂皮、丁香和大蒜抵御肆虐欧洲的鼠疫。出了“草药园”，绕过湖边，来到高雅迷人的“郁金香园”。园中有19个品种的郁金香，从温柔的“红粉佳人”到深沉的“黑夜皇后”，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郁金香一直是花园中最受宠爱的植物。
为期1月的花节还提供各种精彩的文娱节目。每个周末，一些著名的卡通人物会到园中与孩子们玩耍。堪培拉市的著名花卉研究者教授游客怎样种植、培育鲜花，使他们的花园更加美丽，并能吸引小鸟、蝴蝶和其他小动物。花节的主办者还免费提供宣传资料并义务讲解园林保护知识。据统计，花节的第一天，这个约有27万人口的城市就有2万人参观了花展。孩子在花丛中、草地上追逐嬉闹，大人们在一丛丛鲜花前留连忘返、摄影留念。热闹的人群、绚丽的鲜花为平日宁静幽美的堪培拉增添了无穷活力。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非洲面具
黄泽全
面具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今天的非洲大陆依然流行着戴面具的习俗，它是非洲民间舞蹈不可缺少的道具。每逢婚丧嫁娶、成年仪式或者喜庆丰收之时，非洲人总是要身着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有的人还要踩上高跷，跳起面具舞蹈，场面隆重热烈。
非洲面具的用料是多种多样的。木材、金属、皮毛、贝壳、纤维、象牙、粘土、羽毛、纸张、布匹、玉米皮等，非洲人均可用来制作自己所喜爱的面具。当然，在这些面具中，最贵重的要数黄金面具。古代非洲人认为黄金不仅是贵重物品，而且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神奇的力量。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种面具。
据非洲资深的历史学家介绍，当今非洲地区主要流行象牙面具和木质面具两种。象牙面具是当地高品级物品，数量稀有，这种面具的表情看上去大都激昂紧张。木质面具属于大众化品级，这种面具的图案风格粗犷，表现手法夸张，富于浓郁的非洲风格。木质面具的突出特点是个头硕大。笔者曾经在尼日利亚西北部一年一度的捕鱼节上看到一种面具，上下高约3米，用乌木雕刻而成，表面图案构思新颖，色彩异常鲜艳，在世界面具艺术中独树一旗。据陪同的黑人朋友介绍，这种面具重达50多公斤。可笔者见舞蹈者手持面具，挥舞自如，在热烈的舞蹈场面中非常引人注目。
非洲的面具创作与当地百姓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许多非洲人自己动手制作面具，尽管他们没有高超的技艺，缺少精密的工具，但他们凭着执着的精神，雕刻面料，构思图案，涂上颜色。制成的面具表面上略呈粗糙，但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面具制作也是当地的一种职业，不少匠师的制作技艺非常精湛。人们往往将匠师请到自己家中，讲明意图和要求，匠师便按主人的要求制成精美的面具。主人或支付金钱，或馈赠礼物，作为对面具制作匠师的劳动回报。
非洲的面具款式繁多，大体上可分为以人类为题材的拟人型和以动物为题材的拟动物型两种，其形象多是抽象的。拟人型大多表现的是人类的祖先或某个著名人士的肖像。有些拟人型面具图案常常是画成方形或者尖形，鼻子宽厚而外张，嘴巴则占满了大部分画面，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拟动物型图案的面具，数量众多，在非洲随处可见。这些拟动物型面具的画面题材众多，如豹子、老虎、大象、斑马、羚羊、蜘蛛、四脚蛇等都是表现的对象。由于不同的动物对人类生活起着不同的作用，面具制作者在创作画面时也总因地区不同而对某种动物倾注着不同的感情色彩。西非地区炎热潮湿，蚊蝇繁多，四脚蛇能够大量吞食蚊子和苍蝇，帮助人们除害防病，因而西非地区的许多面具上画有四脚蛇，并且是人格化了的，显得天真可爱，表现出与人的性格近似的活泼、纯朴。
非洲人对面具的颜色也是颇为讲究的。当地人大多爱用黑色、蓝色、橙黄、草绿等颜色表现某种动物的性格，总是忌讳采用鲜红的颜色。在艺术处理上，制作者常常采用某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颜色，例如用橙黄色表现大象、绿色表现牛、蓝色表现鸡等，表达人们的喜爱心态。魔鬼的颜色总是不明不暗的灰色，让人一看便立即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这些面具的画面，既有大胆的艺术夸张，也有多样的形态变化，表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非洲的面具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面具上画的主要是神灵、巫师等。随着社会进步，今天非洲的面具呈现出新的生命力，成为当地民间喜闻乐见的舞蹈表演饰物。非洲人舞蹈时将面具戴在脸部，隐蔽自己的真实面目，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余地，表现出深刻的艺术内涵和厚实的文化积淀。应当说，非洲的面具不仅仅是娱乐或表演的道具，而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艺术品，更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产物，是神灵、权力、地位的象征，为研究人类学、民众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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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刻
庞炳庵
1991年“五一”节的傍晚，满天晚霞，我来到古巴纳坎区海滨椰林中的会议宫礼宾大厅，出席古巴中央工会举行的招待会。当我走进大厅时，已有约200多位外宾等在那里。
8时整，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领导人在中央工会书记罗斯的陪同下步入大厅。卡斯特罗举起双手向大家表示感谢和致意。几十位全国先进工作者在大厅庄严的气氛中，接受了卡斯特罗授予的劳动奖章。
授奖仪式后，卡斯特罗开始与外国来宾亲切交谈。他被人们团团包围了，许多外国记者把话筒伸向他。
我走进贵宾室，看见一群外国友人正围着卡斯特罗，我站在圈外听他们的谈话。卡斯特罗坦率地向他们介绍了古巴当前遇到的困难和将采取的克服困难的措施，外国友人向他表示了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卡斯特罗邀请大家共进晚餐，他笑着说：“我们总要吃点东西、喝点水吧！”大家相继在餐厅的长桌旁就位，品尝地道的古巴菜肴烤乳猪、炸猪皮、玉米粽，还有木瓜、牛心果、番荔枝、芒果等各种香甜的热带水果。那天晚上，我有幸与卡斯特罗握了手，但没有机会与他交谈。直到9时10分时，罗斯总书记又一次在警卫人员的协助下，把我引到卡斯特罗身边。我对他说：“我来自中国。我代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向您和古巴人民表示敬意。”卡斯特罗表示感谢。这时，拉美社社长马戈依斯向他介绍了我过去在古巴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并说我曾与古巴人民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分享过胜利的欢乐。卡斯特罗说：“是呀，那么，我为能再次在我国见到您而感到高兴。”他问我这次在古巴参观了什么地方，还要逗留几天。我告诉他，几天前去参观了他1953年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出发地西博内农场和已经改建成学校的蒙卡达兵营，也进入了过去的游击战基地克里斯塔尔山区，看到了当前古巴准备战斗的情况。他频频地点头。接着，他改变了话题，向我了解新华社的业务和经营情况。在我作了介绍后，他很高兴地说：“我们一起照张相吧，虽然这是一张已经晚了的相。”我说：“我过去在古巴工作时和您一起照过相。”他说：“今天还是要照一张，情况不同了。”他说着话，和我拥抱在一起，请国务委员会的专职摄影师照相。这时，我感到他那毛茸茸的大胡子扎在我的脸上，忍不住地痒，我用手撩开他的胡子，并挠我的脸。我的这个动作引得卡斯特罗和四周的人笑了起来。我们又换了个姿式拥抱在一起，那位摄影师赶快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卡斯特罗对我认真地说：“这次一定要把这张照片寄给你！”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带回我向中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的问候！”
告别了卡斯特罗，马戈依斯兴奋地对我说：“今天卡斯特罗见到您非常高兴。他主动要求照相并拥抱一位外宾，这是我在这种场合看到的唯一的一次。”他取来两杯朗姆酒，表示祝贺。
当晚，我回到招待所追记下了上述情况并写下这样一段感想：“今天参加的活动，使我想起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描写的那位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时间将证明，古巴人民就像他一样是不会在困难前面低头的。古巴不同于东欧国家，首先因为古巴人民是通过自己的武装斗争推翻亲美的独裁统治的，并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其次，古巴人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民族独立和尊严，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古巴将会重新沦为北方大国的附庸国。最后，古巴人民拥有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一群杰出的领袖，他们在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具有团结人民的强大的凝聚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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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瑞士住家庭旅馆
钱江
瑞士面积不大，常见建筑物小巧玲珑，旅游饭店也是这个样子。来到苏黎世住“欧洲饭店”，4星级，名字够气派的。其实不过4层楼面，床位数十而已。里面的设施先进而清洁，处处想得周到。若要说进店以后拉开了架式工作，对不起，瑞士的4星以下饭店通常在百张床位以下，没有宽阔辉煌的大前厅，大都不设“商务中心”。往深一步说，店家要客人意识到，到瑞士就是度假来了，别想着进“商务中心”发电传接通因特网。
早听说瑞士的“家庭旅馆”闻名天下，置身其境才知道这样的旅店比比皆是，4星以下的饭店差不多都可称作“家庭旅馆”。我来到瑞士南部边境的小镇泽尔马特，这里有80余家星级以上旅馆，均由家庭经营。我住的3星级宾纳饭店也不例外。
这是一座5层的斜顶楼房，薄薄的青石片做瓦。整个南墙面上钉着护墙木板，树纹毕露，远看像一幢木屋。一层饭厅里的家具全是木制的，不施油彩，木色天然。酒吧台边的窗前还有麻绳编制的秋千，整体设计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房间里也一样，木床木椅，返璞归真。推开卫生间的木门，才发现现代化的洁具设备都集中到那里去了。
房间的阳台正对着海拔4164米高的马特峰。这座奇峰有着埃及金子塔一般壮美的造型，拔地突起，披着白雪直插蓝天，是瑞士风光的代表作之一。客人只消坐在窗前或阳台的安乐椅上，就可以静静地享受马特峰独特的冰川风光。
风光醉人，爱屋及乌，我采访了这家旅馆的主人宾纳先生。原来这家饭店就以他的家庭名字命名。这家人祖辈都是当地人，百年来以经营旅游饭店为生。宾纳先生身高1．85米以上，1964年出生。原先是一位雪橇运动员，颇有冲出祖业的势头。然而，当他5年前结束运动生涯，重新思考生活方向的时候，由于妻子力主，他又回到了家庭世代经营的轨道上，从年迈的父母手里接管了这座小旅店。
这幢房子初建于1961年，为了适应新的旅游休闲需求，宾纳夫妇将原有楼房整个地改造了，特别是重新设计了地面层的大饭厅。目前这座饭店有54个房间，85个床位。冬季是最繁忙的季节，需要预定房间。去年出售床位24000人次／夜，床位利用率为78％，由此可见经济效益很好。宾纳的父母完全放心了，休闲地住旁边的小楼里满意地看着儿子红红火火地经营。
包括宾纳夫妇在内，旅店由17个人管理。除了当地人以外，员工中6人来自葡萄牙，3个是德国人，2人是近年来从前南斯拉夫来的。员工工资每月2800—4000瑞士法郎，最高的是厨师。宾纳说，现在这个旅店经营已经走上正轨，他只将30％的精力放在组织工作上，日常管理由妻子负责。而他本人的愿望就是让员工们高兴，也让客人们高兴。这也是瑞士社会的一个特点，即劳资关系是相当缓和的。
那么宾纳将主要精力放在哪里？他爽朗地说，现在他将50％的精力用在社区服务方面，完全不取报酬。“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家乡，就有义务关心社区的发展，保护环境。”
有必要提及，山谷中的旅游小镇泽尔马特，早在1985年就禁止汽车驶入社区，山脚下的旅游区内只允许少量电瓶车行驶。此类规定就是由宾纳这样的人士酝酿和投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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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加坡夜景。罗建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