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多媒体《中国通史》出版座谈会讨论
用科技手段丰富史学教育
□任清
10月14日，多媒体《中国通史》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以及首都科研单位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峰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多媒体《中国通史》，系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这套多媒体《中国通史》改变了中国通史教学中一直存在的表现形式单一等问题，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主要内容及结构为：1．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总体和各段历史内容的概要介绍；2．形象生动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面貌的近8000幅图片以及录像、动画等；3．约120万字的中国通史文字教材；4．主要收录近十余年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数据库。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的好教材。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用现代科学手段丰富和改革历史教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必然的趋势。多媒体《中国通史》填补了历史教育中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会对在社会上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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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研讨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
□王庆芳
9月18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展望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会学者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与贡献；并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对下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思路、选题以及学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学者指出，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创新、学风建设等方面面临着重要任务。有学者认为，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将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科学，因而未来的学术研究应该注重在“交叉”和“综合”上下功夫，寻找“生长点”；有学者对此深表同意，并提出要结合国内外的发展趋势，注重综合学科，多角度、多侧面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也有专家呼吁重视转型时期中国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使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更贴近中国的现实，争取在学术研究中多出一些具有高水准、高学术价值的成果。有学者强调，良好的学风对于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社会科学学者应严于自律，埋头苦干，“不为一时之名利，不争一日之短长”。
学者们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应通过拓展研究领域、引导研究方向、组织专题讨论，在建树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加强学术批评、重视学风建设、推进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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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百年
中国边疆研究：回顾与前瞻
□马大正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十分重要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如中国边疆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中国边疆研究也有长达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进入20世纪后，中国边疆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中国边疆研究逐渐实现由近代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的过渡，并出现了始于20年代末的边疆研究高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边疆研究（主要是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在指导思想的转变、研究重点的转移、研究成果的分布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局面；80年代以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为重要特征，中国边疆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新的研究高潮。
一
中国边疆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演进的阶段，以下两个方面是应予重视的。
（一）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华企云撰著的《中国边疆》，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还有一批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专著问世，而论述中国边疆的论文数量则更多。众多著作出版的时间几乎遍布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但以30年代最为集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这一高潮与当时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
（二）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群体
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新的群体逐步形成，研究活动已不再仅仅是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确，既有民间学术团体，也有官方、半官方研究组织。1909年9月，一个基础广泛、与中国边疆局势及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学术团体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学会是仅有的成立于清代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外，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
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个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正式成立于1936年5月24日。发起与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是最重要的组织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停顿下来。1946年3月，学会恢复活动。1952年2月，学会结束了业务活动。禹贡学会的学术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
二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实际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
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这一时期，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农奴制度下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资料，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这些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是边疆。经过几年努力，调查组调查搜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还搜集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近两千万字，摄制了十几部保留三种社会形态的民族科学纪录影片。至1962年，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工作取得进展，在初稿基础上都写出了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立国之初，外患未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外交政策、民族政策，以及诸如边界走向等敏感问题，研究禁区大量存在，政府决策与学术研究两者界限不清，制约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正常开展；二是对待学术遗产存在简单化倾向，造成当时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边政研究采取简单否定、摒弃的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鲜被提及。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与中国边疆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以及断代史、历史地理、边疆考古诸研究领域得到蓬勃发展，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开始了新的起步。其标志之一，是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这个研究中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
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出，应着重研究下述三个方面：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中国边疆研究史。
中国古代疆域史，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除积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也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至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更不可忽视。通过了解国外研究现状，可以加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
1987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栏和编印出版的多种期刊、丛书、丛刊，成为当代中国史坛刊发以中国边疆史地为研究客体的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1991年创刊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集中发表有关中国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史、边疆研究史和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论文。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自1988年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五套丛书、丛刊，其中“边疆史地丛书”自1990年出版以来，已初具规模。这套丛书选目除专著外，还包括译著和资料集。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助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众多领域进行了探索，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喜人成绩：1．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2．历史上的中国疆域；3．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4．中国封建王朝民族统治政策；5．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6．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
近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积累，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旺，使当代中国边疆问题日益为人们关注，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构筑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理论研究。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包括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通过中西理论的比较、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体系。
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边疆学面临新的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并对比进行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国边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一是中国边疆研究应以中国边疆学来命名；二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三是中国边疆学要通过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全面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探求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治国安邦之策；四是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应包括中国边疆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军事、社会、文化等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应包括中国边疆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五是中国边疆学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包括传统的历史学、地理学方法，还因为考古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的介入，使中国边疆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中国边疆研究在努力完成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同时，从学科而言，在研究实践中历史学仍将是边疆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但应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整合的方法来进行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下十个研究方向应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它们是：中国边疆学理论、中国封建社会藩属研究、中国历代边乱与边政研究、中国边疆治理史、中国边疆探索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中国近代边务研究、中国海疆论纲、当代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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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戴逸李文海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汇集。各个群体、各个人物在各个阶段的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扮演种种不同的角色，或则伟大，或则渺小，或则光彩，或则丑陋，给后世的人们造成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由此世代延续，流淌而成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人们总是要回顾这条长河的源头，现实包孕在过去之中，是从过去发展而来，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必须追溯源头，了解过去。我们的祖先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披荆斩棘，拼搏奋斗，历尽艰险，才取得进步，创造了今天的新天地。历史向我们详尽地诉说这一切，诉说先辈们的苦难和忧虑、探索和努力、挫折和成就、经验和教训。
因此，历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人们总是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会如何面对今天的问题，去开辟未来的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前进就必须经常温习历史，回顾过去。当然，历史的条件、场景在迅速变换，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人和事。因此，历史的经验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但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又会不时地出现许多相似之点，某些历史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一再重复出现。因此，治理邦国，整饬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进行战争，运用战略，保护良善，惩治邪恶，发展生产，整顿社会，又有着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法则。人们从学习和研究历史中了解、熟知这些规律、法则并加以运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国家，历代中国人勤于修史，善于学史。宋朝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历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封建社会中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样，但以史观政，以史褒贬，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则是一样的。
继司马光之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一脉相承地传续下来，丰富了史学著作的园地。有清一代三个世纪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内容尤为重要，但大规模的整理撰述工作，尚待进行，迄今还没有一本较详尽的通鉴体史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协助下决定撰写《清通鉴》。网罗三百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清朝灭亡至今尚不到一百年，距今天极为切近，与现实紧密衔接。清代历史十分重要，在其后期，中国受外国的侵略，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出现了微弱的近代工业和商业，初步建立了近代军队和近代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尽管步履蹒跚，但古老的中国在缓慢地前进，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形成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国家受欺、人民贫穷、文盲充斥、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碰到更大的困难，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和更漫长的时间。认清和把握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鼓舞勇气，明辨方向，坚定我们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本文是《清通鉴》一书的序言，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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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扩大内需”研讨中的几种观点
□陈珍珍
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启动期和回升阶段，内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对今后如何继续扩大内需的问题，理论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些专家认为，虽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在特定时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地增长是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所以有必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即经济增长点。他们指出，第一个增长点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目前，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致使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因而必须用先进技术对落后的生产手段进行彻底改造，并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整治，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回升。
第二个增长点是大力扶持、帮助中小型企业，刺激民间投资。中小型企业是民间投资的主体。搞活中小型企业，一方面可以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与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其购买力。
第三个增长点是依靠住房、汽车和高科技产业拉动需求的增长。要使住房建设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房价应让居民能承受得起之外，还必须完善与之配套的政策。要充分启动汽车市场，必须减少各种收费，消除抑制消费的因素。发展高科技产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建议扩大融资渠道，使高科技产业能从证券市场获取资金；其次应完善高科技产业的收入分配制度，高科技成果作为生产要素应参与企业分配。
第四个增长点是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非义务教育市场潜力大，应大力推进教育改革，鼓励、引导社会办学，形成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五个增长点是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有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涵盖了三大产业，发展旅游业对消费市场带动力很大。
二、扩大内需应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主要问题是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不对称；二是下岗人员增多，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减速，影响有效需求的形成；三是近年来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社会最终产品的使用结构严重失调；四是居民的预期支出大幅度增加，使一部分现期消费转化为强制储蓄；五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启动消费需求：
第一，要把增加有效需求与加快结构调整相结合，由新的供给能力创造新的需求能力。
第二，建议发行适当数量、期限较长的特种国债，筹集资金用于补充职工养老金的缺口、下岗职工补助和再就业培训。发债筹集的资金将形成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它能有效地提高消费需求。
第三，启动消费应着眼于减轻居民负担，增加居民收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
第四，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是全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潜力很大。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三、扩大内需要求调整结构，优化供给，对内开放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应当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和转变，以适应经济增长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这种调整必须和扩大内需政策相结合，推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双向调整。调整供给结构，必须按市场要求，重塑企业的经营流程，形成以销定产的“定单经济”。而调整需求结构，应实行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拉动，并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这就要求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的比重，树立新的消费观念和制定新的消费政策。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供需失衡，根源在于供给，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企业不考虑自身的市场责任，不努力提高有效供给，有效需求自然就会萎缩。所以，应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等方面优化供给，实现供给结构优化升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在于对内开放，形成统一市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市场，能够极大地促进国内贸易与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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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透视明清以来的中国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萧驷
为纪念校庆八十周年和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南开大学前不久在天津举办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11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明清以来的中国，正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以长时段的眼光透视这一时期是十分必要的。讨论会以社会为中心，重点探讨了社会变化、基层社会与国家、民众观念与社会思潮等问题。
社会变化的讨论范围很广，但大致集中在明代中后期和清末民初，并以探讨思想观念和教化体系的为多，或许可以说这是研究者由重视社会经济向重视社会文化的某种转变。探讨全球化、国际化、亚太问题的论文视野开阔，回应了现实中提出的问题。
在基层社会与国家方面，研究农村社会和州县政权的论文较为集中。从明清州县政权、人口统计、商业政策、分防治安等侧面，可以观察到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农村社会的探讨普遍采取区域研究方法，并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特点；探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徽州地区。
民众观念与社会思潮的论文涉及经营文化、饮食思想、行善观念、学潮政潮、职业观念、公民意识、宗教意识、军事文化、家族观念、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等等，研究者注意到了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讨论会论文对明代宗族的发展，明清人口、婚姻问题的数量统计，清前期对准噶尔作战的经济效果，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北洋政府的性质与特征，中苏关系等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在这次研讨会上，还举行了“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和郑天挺塑像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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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
王如绘撰写的《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中日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而它的研究又是与对朝鲜问题的研究不可分的。因此，近百年来，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始终是中外历史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但是，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来看，研究者主要侧重于某一阶段的研究，而该书则是一部全面论述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的专著。
（戚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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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清代禁书总述》
王彬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已由中国书店出版。禁书，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几乎为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奉。清王朝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高压政策，使得有清一代禁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该书收录3236种被清朝统治者禁毁的书籍，包括所禁之书的内容、卷数、作者生平、禁毁原因等，是研究清朝禁书政策及禁毁书籍较为完备的工具书。（张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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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大型史学年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创刊号。该刊是南开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社会历史研究”课题的学术专刊，主要发表研究论文和书评。创刊号共收录37篇学术论文和10篇书评。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思潮等；书评则均为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引介与评点。
（范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