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刻
  庞炳庵
  1991年,我率新华社代表团访问古巴时,在哈瓦那又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上一回见到这位古巴领袖是在1965年年底,这次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与他重逢。
  4月24日一到哈瓦那,古巴人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当前是革命胜利以来古巴最困难的时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了,苏联面临瓦解,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低潮时期,古巴似乎一夜间失去了借以生存的支柱。这个岛国所需要的石油、食品、机器、原料以及武器的来源眼看就要中断了。国际上有人预言,根据“多米诺效应”,离美国仅90海里的这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之日屈指可数了!为了应付面临的巨大困难,古巴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并实行应急的“零号方案”。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我怀着一种激动和担忧的心情来到革命广场,出席游行观礼,想亲眼观察一下,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古巴的领袖和人民的精神状态。
  上午8时30分,我登上了高大的马蒂石像下的露天观礼台。古巴各级政府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许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各国外交使节和来宾坐满了观礼台,卡斯特罗及古巴其他领导人早已站在了主席台上。我环视广场四周,只见主席台对面原工业部大厦上有一幅格瓦拉的巨像,大厦前竖立着红色大字标语:“团结在同一事业中和同一旗帜下!”再前面站着威武的民兵和军乐队。东边的国家图书馆大厦上,悬挂的是已故古巴工人领袖拉萨罗·培尼亚的画像。从西北方向望去,总统大街街口,人头攒动,数十万高举国旗、标语和旗帜的群众正等待通过广场。
  9时整,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党、政、军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从左边便道走下主席台,来到一支群众队伍的前面,手挽着手,在炎炎烈日下,带领他们步态从容地开始前进。这时,在军乐队的伴奏下,人们齐声高唱国歌,接着,高高摆动无数块手帕,不停地呼喊:“菲德尔!菲德尔!”古巴领导人带领群众走过广场后,又从右边便道走上主席台。古巴中央工会总书记佩德罗·罗斯发表了简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随后,游行开始。
  我从近处看到,卡斯特罗仍是一身橄榄绿的军装,头发和大胡子都已花白,但他精神抖擞,魁伟的身躯昂然挺立。和他站在一起的既有老一辈革命家,也有新一代领袖人物。
  群众游行队伍从西向东行进。数千人踏着节奏热烈的鼓声,跳着民间舞蹈走过来了。在他们后面,数百人拉引着一面巨大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和几幅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必胜!”“一切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接着,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发展经济内容的模型和彩车。有一辆彩车上载着许多蔬菜、水果、薯类等食品的模型,车上有一幅写着“发展食品计划!”的标语。最热烈的场面是由近两万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他们像潮水一般自西向东涌过来,整个广场发出“叮当—叮当”的巨响。大约20分钟后,车队才走完。这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车队是在向世人表示一种决心,即如果国家得不到石油,古巴人也能克服困难。
  到上午11时30分,已有八九十万游行群众满怀激情秩序井然地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最后,在一面古巴国旗的带领下,军乐队开道,由陆军、海军和男、女民兵组成的4个方阵,威武庄严地通过广场。这时,场上奏起了国际歌,人们手握手,向空中高高举起,齐声呼喊:“古巴万岁!”“社会主义万岁!”此时,我看见,在烈日下站了两个半小时的卡斯特罗面带微笑,他取下眼镜,高举起右手,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广场上和观礼台上的人群致意。(上)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希拉克的科雷兹情结
  曹松豪
  法国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是一位以继承戴高乐将军对华友好传统而著称的杰出政治家。作为法国人民忠诚的儿子,他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法兰西,也深深热爱自己的故乡科雷兹。
  科雷兹省位于法国中西部,隶属于素有“绿色心脏”美称的利穆赞大区,堪称法兰西富饶大地上的一颗明珠。科雷兹北部是广袤的米尔瓦什高原。那里丘陵起伏,海拔500米以上。在叠翠的山峦间,到处是幽静的峡谷、潺湲的溪流、绵亘不断的森林和碧树环抱的天然牧场。尽管气候恶劣,但科雷兹的河流盛产鱼虾,肥沃的草地适于牧放畜群。
  科雷兹是希拉克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他对科雷兹怀有浓浓的乡情。
  在这块种植黑麦和板栗、笃信天主教的土地上,希拉克家族已生活了3个世纪。20年代,希拉克的父亲阿贝尔放弃了小学教师的职业,到巴黎落脚谋生,后来,依靠著名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等人的关系,当上了银行大亨。虽然希拉克于1932年11月29日在巴黎出生,科雷兹还是给孩提时代的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每年夏天,他都随父母回科雷兹度假。1940年夏,德军入侵法国,希拉克全家被迫离开巴黎,回到老家的圣费雷奥尔镇避难。毫无疑问,科雷兹的外省生活对希拉克的生活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喜欢像家乡的农民那样,晚餐从浓汤开始,把一小杯红葡萄酒掺到浓汤里去喝。
  科雷兹是青年希拉克从政的光辉起点,他对科雷兹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热情。
  那是1966年6月的一天,时任总理的蓬皮杜,在马提翁宫召见了年轻的社会国务秘书希拉克,决定让他参加翌年3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希拉克欣然从命,并在当天作出选择,要到老家的于塞尔选区去参加竞选活动。尽管科雷兹离巴黎有400多公里路程,于塞尔选区又是社会党占绝对优势的一个选区,希拉克却不怕困难,勇敢地踏上了科雷兹之路。
  希拉克进行了艰苦的竞选。他总是利用星期五晚上,星夜兼程,驱车到科雷兹。他在选区里,不知疲劳地做地方知名人士和普通选民的工作,时常彻夜不眠。星期一的早晨,他又返回巴黎上班。作为戴党候选人,希拉克以当地激进主义者后代的面目出现,获得了第四共和国总理、激进党人格耶的支持。他脚沾泥巴,走遍了米尔瓦什高原地区,同选民们交朋友,开展包括建立精神病治疗中心在内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为选民办实事,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公共集会上,他用科雷兹方言指责政敌,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和支持。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1967年3月,希拉克终于以537张选票的微弱多数,击败了对手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候选人罗贝尔·密特朗(密特朗总统的胞兄),首次当选为科雷兹省国民议会议员。他舍近求远,从科雷兹出征,进入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厦波旁宫,开始在法国政坛崭露头角。
  科雷兹也是希拉克和妻子贝尔纳戴特长期共同奋斗的地方,在乡情和政治热情中,还糅进了他青年时代的真诚爱情。
  贝尔纳戴特出身名门望族。50年代初,希拉克在巴黎政治学院求学时,同她相识和相爱,并于1956年3月喜结良缘。作为贤内助,贝尔纳戴特在事业上与希拉克风雨同舟,已经度过了40多个春秋。
  1967年,当希拉克在科雷兹第一次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时,是贝尔纳戴特陪着他到贫困的米尔瓦什高原,走访了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山区选民。作为孔代亲王的总监察官的后裔,贝尔纳戴特以其巴黎女性的翩翩风度和温文尔雅,给当地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使不少选民转而支持希拉克。当然,贝尔纳戴特在襄助丈夫的同时,也在科雷兹取得了成功。1971年3月,贝尔纳戴特当选为科雷兹省萨朗市议会议员,希拉克立即给她买了一条镶嵌着钻石和蓝宝石的手链,以示祝贺和感谢。
  星转斗移,人世沧桑。当年风华正茂的希拉克现已近古稀之年,成为跨世纪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然而,树有根,水有源。希拉克的根在科雷兹,希拉克的源在科雷兹。他对科雷兹依旧一往情深,初衷不改。无怪乎,1976年,当身为保卫共和联盟主席的希拉克撰写一部讲述自己政治生涯的回忆录时,他根据米尔瓦什高原的原意,为这部至今尚未出版的回忆录取名为《千源万流》。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茶道
  〔马来西亚〕戴小华
  日本著名的三十三间堂附近,有一家出名的茶室,可以观赏到品位极高的茶道示范。
  在日本受教育的廖老太说,如果我们没经历过这奇特的茶的仪式,恐怕很难深入探索日本文化的内涵。因为,日本的茶道不同于我们茶余饭后的茶,而是一种训练自己达到“和敬清寂”境界的不二法门。如达至高段时甚至可以领略到各种超俗与精神的境界,同时,它对日本的美学和礼仪均有广泛的影响。
  12世纪末,日本临济宗的始祖荣西才把抹茶的特殊树种和制作这种细末绿茶的技术引进日本,并把第一棵茶苗种在京都附近的宇治山上,至今,该区仍傲称出产日本最优良的抹茶。后来,荣西鼓励他的弟子饮用这种起泡、苦涩的茶,作为健康饮料、宿醉解药以及提神剂。
  16世纪时,千利休大师将禅学融入其中,为今天的日本茶道之始。
  泡茶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以正确的精神来泡。就像参禅,如没一些悟性,恐怕穷毕生努力也无法达成。
  茶室的布置,崇尚简朴淡雅,在9平方米左右的榻榻米上,出席茶会的人,无分贵贱地坐在一起,静心烹茶品茗,在寂静中忘却尘俗千虑,让心神与自然相合。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原来不讲究奢华的质朴精神,到现在反而演变成极端富裕者才能把玩的享受。所以,犬儒讥之为“贫穷美学”。日本的工匠也趁机收取更高的费用,来做出有着最佳“缺陷美”效果的茶具。于是,这些像是未经雕琢的茶具再度成为一种炫耀。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初识曼谷
  林荣芝
  曼谷是泰国的首都,也是东南亚的大都市之一。曼谷的常住人口将近900万,华人却达500万,超过了一半。
  我们抵达曼谷已是半夜。虽说5月是中国的暮春,曼谷的气温却高得惊人。我们踏出机场,一股热浪迎面袭来,犹如走进锅炉,浑身发热。已是半夜时分,温度却达36摄氏度。气温虽高,湿度却不大,总算能适应。
  曼谷的夜是多彩的。霓虹灯林立,绚丽多彩,烁烁生辉。虽是半夜,街上依然热闹非凡,车水马龙,游人川流不息。尤是商场和酒吧,红男绿女穿梭不停,由此可见,曼谷的夜生活是多彩多姿的。
  曼谷的高楼大厦并不密集,但看上去也不少,只是曼谷太大罢了。在东南亚,曼谷的面积之大,是首屈一指的。大得望不到边,见不着际。
  在曼谷逗留几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车多人多。曼谷的汽车居东南亚之首。900万人口的城市,便有400万辆汽车,平均两个多人就有一辆。曼谷之所以车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家政府鼓励市民买车,在贷款、纳税等方面提供了优惠政策;二是曼谷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一个家庭购买一两辆车足可应付。曼谷的公路建设也是一流的,宽阔,笔直,平坦,高速公路、立交桥比比皆是。但曼谷的塞车也最严重,据说,往常塞车,短时两个多小时,长时大半天。尤是繁华地区,遇上星期天,塞车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本来,汽车能予人交通便利,但汽车过多,也成了一种祸患。幸好,曼谷市民的交通意识十分强,很少违章驾驶,交通事故少之又少。这种守法观念,确值得世人学习。
  对曼谷总觉得没有陌生感。究其原因,也许是其生活方式与中国的差不多。曼谷虽是泰国的首都,但华人过半,街上走的是华人,说的基本也是华语。华人在曼谷相当有地位。曼谷的富翁中,华人不少。他们勤劳勇敢,诚恳待人,头脑也灵活,很能为泰国人接受。特别是在泰国的商界,华人占的比例更大。曼谷的街道上,广告招牌除了用英文、泰文外,还有中文。每一条街,都有华人开的厂、场、店,有的甚至整条街都是华人开的商店,店门口挂的招牌,不写外文,只写华文。由此可见,华人在曼谷的地位和威信是何其之高。我们住的宾馆,也是华人开的。里面的设施,是中国式的,吃的也是中国菜,连服务员都是华人,让人有一种自豪和亲切的感觉。
  曼谷的最大特点,就是佛堂佛殿多,多得数不胜数。曼谷的佛堂佛殿建筑别具一格。有集中建的,形成了一个佛堂佛殿群。也有散建的,分布在每个角落。不管是集中建的还是散建的,曼谷的佛堂佛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佛堂中有佛,殿顶是尖的,圆椎式的,像顶皇冠。最大的佛堂佛殿建筑群,是古代皇宫。那儿建有近百家大小不一的佛堂佛殿,大的高数十米,小的也有十米之高。每一座佛堂佛殿的建筑都很讲究,大多是水泥钢筋做骨架,红砖作墙,绿瓦作顶。外表造型美观大方,有棱角,既有东方宝塔之韵,也有西方古典建筑的风格。墙外屋顶除了油上色彩外,还雕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让人远观宏伟,细看精美。有的佛堂据说外表全用金片镶成,是真是假,无法考究,但屋内屋外黄金灿灿,确是满屋生辉。这种鬼斧神工的建筑艺术,足以令人回味、惊叹。
  曼谷是一座美丽繁华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是:热闹、整洁、漂亮和好玩。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彼得大帝小舍
  吴珹
  参观了彼得保罗要塞出来,在暮色苍茫中,我们来到彼得大帝小舍。这是彼得在芬兰湾和涅瓦河口兔子岛上最早建造的一所住宅。
  当年,这里一片泥泞,但彼得偏偏喜爱那些沼泽草地,那些荒无人烟的原野,那些狼群出没的浓密阴森的树林和漂浮的迷雾,越是荒凉,越增强他亲自加以改造的决心。1703年,当小舍落成时,他一边视察,一边在这里幻想着将有一座繁华的港湾城市在身边出现。他说:“设若天假我以年,彼得堡将会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
  彼得小舍为乡村传统的圆木结构,外面仿照砖房式样略加绘饰,据说只用了3天时间就建起来了。木屋长12米,从地板到天花板高2.5米,屋顶和四壁均糊了一层白粗布。其中有一个前厅,旁边有两个房间,右间为书房和接待室,左间是餐室和卧室。房屋的门很矮,而彼得大帝是著名的高个,身高2.04米,出入小屋都要低头躬腰。然而,在这简陋的小木屋里,他感到安详自如。那时候,他常常以充满自信的眼神,观看着挂在屋角的欧洲地图,有时把目光转向另一个角落,在那里可以看到全身涂金的救世主画像。
  传说,当时有一位外国船长,偶然来到这小舍,彼得大帝款以晚餐。船长以一套麻布制的漂亮衣服赠给女主人。彼得大帝微笑着对妻子说:“穿上这套漂亮衣服,才真像一位皇后。”船长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就是彼得大帝夫妇,他怎么也想不到,皇帝竟住在这样的小木屋里。彼得大帝却哈哈大笑,引以为乐。
  1930年,小舍辟为博物馆,展出彼得大帝在这里用过的家具和器皿,以及城市建设初期的用品,它们把这段历史简单而又生动地讲活了。
  走出小舍,在门前的花园里,我望着彼得大帝的半身塑像,心情很矛盾。他,一方面艰苦创业,大胆革新,使俄罗斯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一方面穷兵黩武,侵略扩张,把广大劳动人民拖入苦难的深渊,可以说是可敬又可恨。千秋功罪,小舍里的一切,都在叙说。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搭电车
  许大年摄于旧金山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纪放谈

  永远,永远再不发生
  李新烽
  在黄金城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赫然坐落着南非最大的黑人城———索韦托;在这座有二百多万黑人的城市的中心广场,高矗着一座丰碑———赫克托·彼得森纪念碑。不管是访问南非的外国领导人,还是参观南非的国际友人,都要来到这座纪念碑前,敬献一束鲜花,向那些为反种族隔离制度而牺牲的青年英雄,表达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在南非一个罕有的阴森寒冷的早晨,我再次肃立在这座纪念碑前,凝视着那简短的碑文———“纪念赫克托·彼得森和所有在我们的斗争中,为自由、和平与民主献出生命的青年英雄们”,当年那悲壮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翻卷……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南非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是日上午,索韦托的中学生从十二个集合地点向西奥兰多集中,再统一游行至奥兰多体育场参加群众集会。当数千名学生在西奥兰多中学附近聚集时,遭到警察强行阻拦,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催泪弹,进而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仅十三岁的彼得森的生命,她成为这次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她被同学抱离现场的那张催人泪下的照片震惊了整个世界。
  冲突不断升级,至年底,共有五百七十五人被杀,三千九百零七人受伤,五千九百八十人被捕,成千上万的青年被迫流亡国外。
  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起因是当局颁布的《班图教育法》。为了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南非当局明令规定,从一九七五年起,全国所有中学必须用南非荷兰语教授数学、社会学、历史和地理等课程,这不但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而且因为南非荷兰语被黑人视为压迫者的语言,激起了包括师生在内的广大黑人的强烈义愤。一九七六年初,黑人学生开始罢课。同年五月,西奥兰多初中学生集体罢课,随之扩大到索韦托的所有中学。六月初,大家提议举行集体示威抗议,索韦托各学校的三百多名学生代表举行会议,选举出行动委员会,制定了抗议活动的路线、形式和口号。
  抗议再次遭到白人种族政权的血腥镇压。目睹无辜学生连遭杀戮的惨状,图图大主教挥笔愤然写道:“我们的孩子在牺牲,我们的大地在淌血……”“人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索韦托学生运动是南非历史上黑人首次团结起来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全面对抗。它唤醒了广大黑人为自由而斗争的觉悟,学生家长、教师、同情者等二十五万索韦托黑人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之中,把哀悼死者的葬礼变成动员群众的集会。它以星火燎原之势,点燃了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熊熊烈火。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就评论道:这是南非国民党一九四八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尽管索韦托学生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班图教育法》未能实施,白人有识之士开始体会到黑人的痛苦和愿望,大批黑人青年加入到国内外反种族隔离的组织之中,为最终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播下了火种,积蓄了力量,培养了人才。而且,南非人民所进行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也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黑暗耻辱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全世界彻底废除,这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进步。索韦托学生运动,是其中壮丽的一页。一九九二年,索韦托学生运动十六周年之际,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为彼得森纪念碑揭幕。
  新南非成立后,索韦托学生运动日被定为南非青年节,成为公共假日。一九九六年这场运动二十周年之际,南非出版了大型纪念画册,图图大主教在其序言中郑重地写道:“永远、永远再不发生”。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人生画像
季叶海摄于东京上野公园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红军老战士
严钟义摄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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