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给自己画一张像
高深
北宋的王禹偁，官做到翰林学士，因刚直敢言，屡遭贬职。他写过一篇《待漏院记》，给贤才、奸才、庸才三类官员分别画了像，通过揭示这三种官员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勾画出他们各自的面孔和灵魂——
他们坐在“待漏院”里等待着上朝，各自都想些什么呢？
贤才想的是亿万百姓还没有安定，考虑怎样使他们平安；边疆少数民族的事情办得怎样了，如何才能办好；战争还没有停息，怎样实现和平；还有不少土地荒芜，怎样把荒地开垦耕种；贤能的人才还有没任用的，考虑怎样推荐他们为国家效力；奸佞的小人还有受到重用的，怎样纯洁官员的队伍；自然灾害还时有发生，考虑用什么办法消灾除难；以及怎样治理社会风气等等。
奸才呢？他们想的是私仇还没有报，考虑如何驱除仇敌；旧恩未报，考虑怎样利用职权来报答；奴仆、美女、宝玉、丝绸都还不满足，用什么办法搞得更多；车马与古董玩器也不够，怎样去广泛搜罗归己；怎样提拔依附自己的小人；怎样贬黜直言劝谏的君子；怎样用花言巧语谎报成绩；怎样用谄媚讨好皇帝以掩盖官吏的腐败。
对于庸才的画像比较简略，只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窃居高位而贪图利禄，滥竽充数而明哲保身。
王禹偁这里指的是很高一层的官员。其实在所有的官员中，尽管他们有千百样姿态，千百样表现，但是如果用类型归纳一下，也不外乎贤、奸、庸或者叫清、贪、庸三种。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员们，都逃不掉这个圈儿，三者必居其一。正在进行“三讲”的各级干部，不妨按照这个模式给自己画一张像。现在我们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说多数是贤者或清廉者；可是辜负了公仆称号的，实际上的奸、贪、庸者也并不鲜见。尤其在商品经济社会，“蜗牛升壁，涎不干不止，贪人求利，身不死不休”的贪官，以及滥竽充数而又安于碌碌无为的也尚有人在。这三类官员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心中有没有百姓，在于是不是以民为重。
“民为贵”和共产党人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矛盾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视听都来自百姓，那么以百姓的利益为利益，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即是天经地义了。唐太宗那句“载舟覆舟”的名言原出自《荀子·王制》一章，荀子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人民是水，我们共产党人和干部则好比鱼，鱼离不开水。贤者就贤在先百姓之忧而忧，后百姓之乐而乐。奸者贪者总是以一己之私为轴心，虽然他们有时也把百姓挂在嘴上，但那只是为了装装门面、挂个幌子，或是说给上级听听而已。庸者可能主观上并不想害人，只是认为犯不着事事较真儿。这种人混日子很在行，就是与使命感、事业心、责任心不沾边。可以坦率地说，当今在共产党内，贤人有的是，但确实也有少数的奸人庸才。你不自己画像，可老百姓那里却给你画了像，不信，你去群众中走走看。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名父之子，名子之父”
赵龙江
一位朋友曾写过一篇谈章士钊的文字，读后深为他的钻研精神折服。刚好手头有一套章氏晚年所著《柳文指要》。1959年9月应中国人民大学之请，章氏在该校汉语教研室主办的古汉语教师进修班讲授“柳宗元文选”，该讲义即为后来《柳文指要》的底稿。此书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由中华书局1971年9月出版，距今不过二十几年，相信不大难找，倒是自存的这套书是作者署名送人的签名本，引起我的兴趣。受书者为章以吴，一个陌生的名字，几经查询，他的经历和家世背景才逐渐清晰起来。
章以吴，1897年生在亦官亦儒的书香大家里，乃父章梫（章一山）早年是俞曲园之高足，并为光绪三十年进士，先后任国史馆协修，译学馆提调、监督，邮传部习传所监督，京师大学堂提调……著有《康熙政要》、《一山文存》等。他与当时另一显赫人物朱启钤素为至好，且为儿女亲家，章以吴成家立业全部仰仗朱启钤和继宝于氏的资助。
十六岁时，章以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恰与小他一岁的周恩来同窗学习。在校长张伯苓的积极倡导下，学校的文明戏（即话剧）非常活跃，二人几乎同时入剧团演出，因当时不兴男女同台，章以吴常扮女角，后因他回京完婚，女角改由周恩来饰演。解放后当二人再度相见后，周恩来亲切地称章“以吴兄”，章则称周为“老学友”。入南开第二年，十七岁的章以吴同朱家二小姐朱淇筠成婚，此后生下长子章宏道，即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章文晋。周总理曾与章以吴开玩笑，称他是“名父之子，名子之父”。
“南开”以后，章以吴先后在津浦铁路、德义洋行、大通银行以及金城银行等处任职，他工作踏实本分，得到上下信任，但他不善官场游戏，所以最高职位大概只是做“襄理”（相当于总经理助理）。解放后仍在银行，1951年妻子朱淇筠去世，续娶银行职员罗婉容（罗的前夫是著名大夫，在重庆时曾为周恩来的父亲看过病，罗本人因精通护理，她在1950年曾护理过周总理）。此后不久，他舍弃家业，带着渴望新生活的冲动，自愿“参干”（定行政二十四级）到甘肃平凉，在当时，他只是考虑洗心革面，做社会主义的新主人。后因“肃反”牵连，五十年代末退职回京，总理了解到他生活困难，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他进了中央文史馆任馆员，与章士钊同馆共事。这样每月九十元工资和公费医疗，对他当时的生活确是不小的帮助。章以吴1977年去世，享年八十岁。
与章以吴相比，章文晋生活的经历要丰富许多：早年就读上海同济大学附中，后在外祖父朱启钤资助下，年仅十三岁负笈柏林。那时他名叫章欣，不管是与廖承志等一起办《赤光》，与成仿吾合译《共产党宣言》，还是回国后编辑中学生抗日救国会刊《中联日报》，以及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的学习和毕业后的经历，无不显示出他出众的才华天赋。鉴于他出类拔萃的英语功底，由龚澎（乔冠华夫人）推荐，由章文晋接替她本人，担任周恩来的英语译员，使他有幸与心仪已久的周恩来朝夕相处。有关他解放后的情形，大都为一般人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
应该讲，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研究，可追溯到本世纪之初，当时得其师张劭熙介绍，到朱启钤家教家馆，那时他已经试着用柳文进行教学了，《柳文指要》是其六七十年柳文研究的成果。至于章士钊与章以吴的关系，因未掌握更详尽史料，故不敢妄言，但我想，章士钊自本世纪初到他晚年，一直与朱家有着密切关系，而章以吴在辛亥革命后，即被他父亲委托给朱家，所以章以吴从小在朱家度过的时光远多于在他父母家，从这一事实看，章士钊与章以吴在很早前就应相识，所以章士钊赠书章以吴，绝不仅仅因他们同馆共事的缘故了。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五味谭
去壳蜗牛
舒婷
去壳蜗牛，指的不是一道法国大菜，也不是刚挖掘出来的御膳或地方小吃。一个没有房子的中国人，无论多么显赫多么富有，就像去了壳的软体动物，内心充满不安全感。反过来说，只要够显赫够富有，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是早早置了房产，好好抛定了锚？甚至连小孙子的名下也设法弄了房子的。
穷苦的中国人外出谋生，便开始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立刻挟资回家乡大兴土木。鼓浪屿美誉“万国建筑博览”，正是在南洋发迹的华侨们对故土的眷恋和贡献。他们既坚持父辈老传统，又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因此岛上的建筑综合了哥特式尖顶、维多利亚雕窗、罗马廊柱和中国飞檐。这些房子的主人们几乎都不再回来，留给远亲或旧属看管，甚至无限期地空置直到半坍，却永远别想叫他们出售。这是他们的祖屋，他们的根，他们精神和肉体眺望的终极。
即使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不少从福建贫瘠山区奋斗出来的名教授，家眷已悉数在繁华都市扎根，仍然不惜借贷（听过“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民谣么？）在老家盖一座尽可能阔气的房子，了却心病，多半还为了荣宗耀祖。厦门大学海洋系有位教授，七十年代末获准赴香港继承遗产，明知终究要举家出国去的，一站稳脚跟，他立刻回晋江乡下“起大厝”。可是由于不通水电，白天老婆赤脚挽一藤篮衣服到河边捶打，晚上孩子在豪华客厅的油灯下读书，白瓷砖的厨房整天熬着猪食，偌大的庭院不植花木，种了葱蒜。这座红砖曲栏的小洋楼在四周破败的村居中，鹤立鸡群许多年，完全没有人居住。直到富得流油的后起之秀把破败的它掩没。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城里人的住房条件都很有限。我外祖父原有一栋三层小楼，公私合营主动退一层，“反右”再紧缩一层，“四清”腾出半层，文革时只余一间大房，隔成两半，外公外婆一隅，我和妹妹一间兼做饭厅。外婆总是祈祷：主啊，请把我召到你身边吧，趁我有房住的时候。
得以分配宿舍的，再简陋再窄小，也算有个窝儿，一家人说不尽地庆幸。三代同居一室也不打紧。那时胖子少，个子也短，一张大床首尾插着睡三四个孩子，大人晚上还要演布袋戏哩。宿舍份额十分有限，租房也不是太难。我祖父在鼓浪屿租了一层华侨私房，面积近两百平方米，三十年里月月只交租金十元。现在这层楼虽陈旧不堪，租金已涨到三千不止。童年我们随父亲住漳州，也是租房，因此老是搬家，这房望那房好呗。以父亲一人工资，养我们兄妹三个和母亲，对付温饱绰绰有余，可见租金不会太贵。
我插队回城，外婆果然如愿去了上帝身边。当时，父亲和哥哥住鼓浪屿祖母家客厅，我完全没有一张床的位置，暂时借住小叔叔的新房。小叔叔在江西工作，我很幸运在他探亲回来之前，进了厦门一家小工厂当学徒。由于运动不断，私房业主越来越感威胁，生怕被房改，情愿空房喂蚊子。父亲四处碰撞，终于租到厦门石顶巷一处小厢房。这座院落十分衰旧，我们租的两小间不过二十平方米，墙灰脱落，窗棂蛀毁，没有一块地砖是完整的。下雨天，屋里摆了大大小小的盆。房租贵得让父亲咬牙，其实每月不过五块钱，而且三个月一次付清。父亲以巨大的热忱，自己动手抹墙，补砖，添瓦，甚至在荒废的空园子里种了十分争气的芍药、月季和美人蕉。房东不能理解父亲的唯美主义，深恐父亲从此安营扎寨，三个月一到坚决收了房去。幸亏鼓浪屿的老房东同情父亲，就在祖母楼下，腾出一间宽敞、明亮的六角房，我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闺房。最初半夜下雨，总是霍然惊醒，想想屋已不漏，不知多少宽怀。直到结婚。
结婚以后寄居丈夫篱下，至今。
丈夫住的是祖业，挺漂亮的一座小楼。从所有权看，更像集体宿舍。七十年代以后，大家千方百计出国去，我们留守，总还够住，便得过且过。香港回归，堂兄表弟们也到了退休年龄，纷纷准备叶落归根。房子原有他们一份合法权益，便轰隆隆装修，便呼儿带孙雇了保姆回来试住。鼎盛时，十四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抱着浴巾、衣服、香皂在门口排队是常有的事。更不用说电表跳闸，水龙头断流，电视和音响包抄围剿。
再打听租房行情，知道有了新事物叫“物业”。三居室的租金至少三千元，相当于我和丈夫两人的工资。想想从前，十块钱租整整一层楼儿孙满堂的美好时光吧。那时祖母天天喊贵，我哥哥学徒一转正，却也有三十三元工资呢。此时我才彻悟：没有自己房子的人，其心态就像无壳的蜗牛，在人世间的每一蠕动都感到危机四伏。蜗牛可以暂时钻进墙缝，而人类是永远不可能回到树上去的。上帝，如果你不能及时召我，请给我属于自己的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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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声
——为诸葛亮拟日记一则
李克因文马得画
蜀汉建兴六年春×月×日微云北风
今天该是我一生中思绪最乱、情绪最糟、处境也是最难的一天了，即使在白帝城先主榻边与他老作临终谈话，也不曾像今天这样烦乱、紧张。
论情，我实在不忍杀他，论理，我又不得不杀他。杀了也罢，可我总觉得欠了他点什么。原因不在于没有运用我的权力保护一下这个老朋友，而实在由于我采用激将法，强他立下军令状，这就把他推到必死之地。当初发兵时，我向诸将征询意见，问谁敢去镇守街亭，帐下竟无人回应，连赵子龙都装没听见。在此情况下，马幼常挺身而出，勇担此任。我本应该好好鼓励他一番，再授以机宜才是，我却一门心思为确保街亭，要他签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杀头。片面呀片面。想当年定军山一役，我同样用了激将法，要黄汉升立状，言明败了杀头，胜了我把军师的位置让给他，因而他充分发挥了积极性，一战成功。当然让位之说是打哈哈的，但那气氛多好！相比之下，幼常执行这个任务时背着多重包袱啊！
马幼常是好样的。他连失三城，自忖绝无侥幸之理，他一不逃跑，二不诿过他人，回营自领死罪。我心里好矛盾。想起他的才能、他的功劳、他的老母，特别是和我的交情，以及我作为主帅的过失，这个“斩”字真难出口啊！可每逢我一犹豫，帐上帐下的将士就“噢噢”喊起堂威，表示不满，向我警告。使我终于不得不发出执行死刑的命令。
当时我就听到有人说我是“挥泪斩马谡”，但谁也不可能了解我当时心情之复杂。我也没必要向任何人做说明解释。作为主帅，是不好把心扉向部下全部敞开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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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塞上月（中国画）
李鸣泉
李鸣泉的画，有朴素与亲切之美。读他的画，像在读一首首隽永的抒情诗，画中蕴含的诗情，对生活的眷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是作者心灵深处的“乡恋之歌”。这歌充满了色彩，洋溢着东方人的情怀。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天堂里的好人
黄明胜
说起来，将郝银直呼为好人，其始作俑者还是我呢。在皖南的方言中，“人”的读音即作“银”字。我至今还记得，当初我对他说你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好人时，他窘红了脸讷讷的样子。猝然闻知郝银罹难于一场车祸，内心触动简直有如惊涛拍岸。秀才人情纸半张，我只能写一篇文章来祭悼他。
郝银是我的同乡，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他小我两届。在一次同乡联谊会上我们相识。其时由于我已在报刊发表过几篇文章，在学校混了个文学社长，在莘莘学子之中颇有一点名气。当时郝银曾恭敬地捧出几张诗稿，请我予以指点。那阵子我心高气傲书生意气，对什么事都不大放在眼里，就笑着说，我劝你改行吧，你不是这块料。中文系的高材生当时脸色苍白如纸。
这之后，我知道郝银已对我心存芥蒂，并在暗中和我较劲。他没日没夜地泡在图书馆里，甚至和他小鸟依人的女友分手，我知道了暗笑，此人痴气实在令人惊愕。便找来他的诗稿仔细看了看，发现其中有两首还真是不错，就推荐给我较熟悉的一家报社。不久，当我拿着“好人”诗作样报找他，他大为感动，引我为“人生知己”，于是彻夜豪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时光如流，转眼我已毕业。当融身于社会滚滚人潮之中时，对于生存，我才有了深刻的认识。先是在家乡的一家单位作秘书，由于不甘寂寞，于是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浪生涯。个中酸甜苦辣，唯有深埋于心。当我最终栖身于一家有点影响力的报社时，内心已感苍老无比。
六年的时光阻隔，物是人非的浩叹便屡有发生。一些淡忘在脑后的人，常常是面目全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有时候我也偶尔想起有些痴气的郝银。直至几个月前的烟台之旅，才让我有缘与他谋面，同时也让我惊异于一个人的可塑性有多大。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其时我是受报社之命，采访在张裕公司召开的全国企业文化研讨会。在张裕酒文化博物馆里，夹杂在企业界老总中间的我，突然被一个青年拉住，并用很浓重的安庆乡音说：哥也，当上记者了。我一时未及辨识，只世故地说了声，见笑，见笑。待认出是“好人”时，我兴奋地大叫了一声：阿呀！怎么是你？
晚间，我们自然聚在了一起。原来，郝银现已成为张裕在南方一个很有实力的经销商。在说起缘何下海时，他面色凝重，似有难言之隐，而一谈起经商之道他却兴致勃勃。他说，1996年红酒在南方开始流行时，一些洋酒经销商委实大赚了一笔。从国外进口一美元一升的洋酒，包装一下便可以几百元出手。卖洋酒发财并不是神话。当时有人怂恿他也去卖洋酒，他却止步不前，甚至转向当时在南方市场并不火的张裕葡萄酒。他说，凭什么一个传奇品质早就扬名海外、价格定位合理的张裕不能笑傲市场风云呢。后来，在张裕公司的全面配合之下，张裕葡萄酒很快攻城略地，夺回了大半个市场。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很毒的。
娓娓讲来之后，他突然正色对我说，你应该写一写他们的营销策略，张裕一个百年老牌，由于营销的得力，总让人觉得活力蓬勃。这或许是这个老字号历久弥新的秘诀吧。而且——他顿了顿——你一定能写好的。你不要总是把一堆沧桑写在脸上，到今天你仍在这个圈子里混，说明在内心里你对文学还是难以割舍。你在这方面很有潜力，我劝你不要轻言放弃，尽管你的努力很寂寞，但是上天赋予你的资质，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拥有的呵。
那一刻，郝银的一番话使我感动不已，我唏嘘连连：好人，谢谢你。别的我不说，这次的报道我一定会写得出色。且不说张裕本身就是此次会议的一个典型，单就他们能看重你这种在常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书生式的经销商，就可以品出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来。说真的，好人，你原先是那么醉心于诗，现在怎么磨砺出这份叱咤商场的魄力啊，倒真让我佩服呢。郝银浮出一脸笑意。
天南海北之后，他甚至还说起了那位大学的昔日女友如今又在他的身边……
言犹在耳，斯人却已远逝。如此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转眼之间就已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在震惊和哀伤之余，我倒情愿相信有一个天堂之说。我祈祷郝银在天堂里快快乐乐。毕竟，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附图片）
共和国五十华诞之贺
魏守礼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影
大陆与情感
张承志著
一百零六幅照片，三十七篇文章，组成了张承志的一部极为特殊的作品。他在《序》中说：“此书的分类和选择的原则是：用图片再次描述自己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文明的新疆；表达这三块大陆的民众对自己的支撑、友谊与哺育；作家只是儿子，只是引线，图片中的三片土地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在这个原则确立以后，我兴奋了。这样激动的编辑已经久违。不仅好像在和处处的朋友重逢（编选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真想念他们，心里遏止不住强烈的感情），不仅在重温自己三十年的道路和历史，我从图到文，又一次审视和掂量了自己……”（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