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科技人才是国力竞争之本
朱丽兰
正确认识和评价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作用和价值，是党和国家实施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也是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经历了多次起伏跌宕。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现实、广大科技人员心情舒畅的时候，我国的科技事业才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我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专门研究机构仅有三十多个，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五万人，其中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不超过五百人。在毛泽东关于“努力改变我国在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把培养科技人才作为重要任务，通过开办速成中学、发展业余教育、挑选干部进入高等院校深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等，在努力改变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的状况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一大批侨居海外的科学家和留学生深感“梁园虽好，非久住之乡”，掀起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归国浪潮，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和国防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尖端科技领域和薄弱、空白学科的开拓者。
我们不会忘记，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以伟大的气魄和胆识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发展科技事业的主力军。这些英明论断肯定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砸碎了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枷锁，极大地焕发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我们不会忘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且明确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全社会对于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知识有价、让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先富起来等理念正在成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取向和社会规范。
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迅猛，并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以科技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经济繁荣不仅取决于资源、资本的总量和增量，而且直接依赖于技术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应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将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知识、科技成果、技术创新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增长中内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一切都必须通过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实现，从而更加决定了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科技人才在今后经济发展和国力竞争中的突出地位与作用。可以说，二十一世纪国家和民族兴衰荣辱的关键就在于科技人力资源的质与量。
目前，全球范围正在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才争夺战。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千方百计地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招揽优秀科技人才。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有三十多万人到国外留学，但学成归国的人数不足三分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我国在体制、机制和环境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在许多领域，我们的竞争环境并不总是公正和公平的；对于科技人才的超常付出与艰辛，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给予理解和认同；对于科技人才的厚重期望，我们仍然更多地寄托于个人思想境界而非制度化的激励。在科技人才这一当今最重要、最紧缺的资源争夺中，我国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大的变革，取得大的突破，从而形成以人才为核心的新型科技体系。
首先，分配体制上的突破。长期以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强调按劳分配。但是，按劳分配的内涵决不仅仅是劳动量的积累，更主要的应当是劳动的最终产出和效益，是劳动价值的市场实现，这也是现代劳动最本质的要求。科技人员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大都需要付出超常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并且能够为全社会带来超常的回报。因此，“按知分配”应当逐步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
其次，用人机制上的突破。在学术界，资历是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却不是唯一的度量标准。特别是在当前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形势下，资历往往又容易成为突破与创新的桎梏。事实上，自古以来人类的许多发明或发现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年轻人取得的。在科技人才的使用上，我们必须坚决打破论资排辈的框框，大胆重用优秀年轻人才，使之尽快脱颖而出。
第三，社会环境上的突破。我国几千年来“乐天知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在创新能力的发挥上受到限制。循规蹈矩奉为时尚，墨守成规受到推崇，人们缺乏突破陈规陋习、大胆投入创新创业的原动力。而在今天，我们必须努力使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成为最亮丽的风景线，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我们唯有努力为富有创新创业精神的科技人才造就施展才华的美好家园，才能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插上腾飞的翅膀。
第9版(理论)
专栏：
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
曹玉书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五十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速度与效益，辩证统一于经济增长之中。五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只有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增强增长后劲，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反之，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首先要坚持把效益作为速度的前提。这就要切实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形成扎扎实实、没有水分、协调发展的速度。只有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的速度才过得硬。如果忽视效益，单纯追求速度，片面追求产值，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一味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依靠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必然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素质和效益不好，资源浪费严重。在我国五十年经济建设的历史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曾出现过这种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结果是一些生产要素供应跟不上，各种比例关系失调，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受到破坏，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次十分沉痛的教训。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要破除那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以速度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增长观，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真正转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千方百计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切实处理好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避免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的破坏。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还要求在保证提高效益的前提下，求得较快的速度。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也谈不上有经济效益。当然速度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讲效益，讲质量，讲持续增长。对于发展速度，要从实际出发，既积极努力，又实事求是，能快则快。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时曾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抓住一切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发展生产力。
目前，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增加就业机会，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从长远来看，要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需要有一个较快的速度。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防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对稳定和增强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十分必要。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努力争取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我们讲发展，必须是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必须是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完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当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这一深刻论断对跨世纪的我国经济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9版(理论)
专栏：
团结保发展发展促团结
李晋有
五十年历程，五十年辉煌。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民族区域自治成果举世瞩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迅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茁壮成长。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最为成功的。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党绐终坚持以团结保发展，以发展促团结。
团结是发展的前提，团结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在我们这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里，民族团结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民族团结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民族分裂是国家之祸，人民之祸。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毛泽东早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央提出“两个离不开”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提出了“三个离不开”思想。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考察时就指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只有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与发展。紧紧把握住团结这个中心，在搞好团结的基础上开展民族工作，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五十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增进民族团结和睦贯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时，都从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前提出发，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提倡各民族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团结保发展，发展促团结。没有团结的发展是不能持久的，没有发展的团结也是不稳固的。我们党在一手抓团结的同时，还坚定不移地抓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为做好民族工作的重点。早在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1957年8月，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少数民族在社会改革完成以后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把经济搞上去，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工作是民族工作的中心的思想更加明确。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确定了九十年代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首要的一条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之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把发展问题突出地放到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中心地位，是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观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中西部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的战略，把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五十年来，党和政府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第一，国家给少数民族地区以优惠政策，鼓励各民族发挥潜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家在投资、贷款、税收以及生产、供应、运输、销售等方面都给予民族地区大量的优惠。第二，国家在财力、人力、物力上对少数民族进行必要的扶持。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国家设立了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财政定额补贴等多项专用资金，每年都达数十亿元。第三，号召发达地区帮助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不发达地区。全国各省市分别与边疆民族省区结成了对口支援关系。另外，国家还在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所有这一切，都为民族地区跨世纪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团结出力量，发展出活力；团结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团结与发展是民族工作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牢牢地把握住团结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我们的祖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正是因为牢牢地把握住团结和发展这两个方面，五十六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是因为牢牢地把握住团结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我们经受住了五十年来的各种风险考验；正是因为牢牢地把握住团结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我们满怀信心地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第9版(理论)
专栏：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项淳一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对民主和法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54年制定宪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我国特点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开始。
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在夺取政权前还是比较抽象的，只是从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考虑，提出争取民主的口号，但对民主的具体内容和政策，阐述不多。党的七大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原则。对于夺取政权以后，在新政权中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1954年制定的宪法和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粗线条地体现了这些原则，但还没有完善的具体制度。
我们对法制的认识，是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清除旧法观念以后，从1952年至1953年才开始的。当时主要注意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提出要加强革命法制的原则。从1953年开始，我们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也提出了加强革命法制的任务，提出了制定宪法、法律和一系列制度的任务。1954年到1956年，根据宪法，我们初步建立起对于国家机构、司法制度等来说不可缺少的一些法律制度。但是，还没有从依靠民主和法制治理国家、防止政权变质等方面来考虑问题。之后，法制建设的进程就停滞不前。更为遗憾的是，以后又改变了对法制的态度，不再重视制定法律、依靠法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民主和法制遭到全面破坏。
正因为经历并总结了这段历史时期的深刻教训，同时也注意到了前苏联在巩固政权以后长期破坏法制、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教训，我们才提高了对民主和法制的认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中失去自由期间就深刻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们在反复思考：“文革”为何会发生？如何防止其重新发生？邓小平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曾指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986年他再一次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些重要论述，使我们对民主和法制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就。1982年制定了新的宪法，把民主和法制作为基本内容写入了宪法序言。二十年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各个重要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
历史经验表明，创业难，守业和建设更难。工人阶级领导全体人民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是巩固政权，保持政权的性质，顺利建设社会主义，更不容易。要避免重蹈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政权腐败没落、改朝换代的覆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靠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是不行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关键，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富强振兴。这也是五十年来最重要、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毛泽东曾在延安对黄炎培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能够跳出历朝历代封建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保障就是要依靠民主。半个世纪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邓小平提出了从制度和教育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英明设想。经他建议，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还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不断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等许多重要论断。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根据邓小平理论，不断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9版(理论)
专栏：
重视科技发展科技
路甬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五十年，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十年。
五十年来，新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地从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起步，适应全球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并且在某些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并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促进了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是现代科技在中国大发展的五十年，是现代科技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五十年。“两弹一星”、陆相成油理论、大庆油田勘探与开发、人工合成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杂交水稻、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曙光并行计算机、六千米水下机器人等重大成果，显示出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即使在“左”倾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伤害科技工作者的时候，广大科技工作者仍然没有动摇社会主义信念，以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以对科技事业的执着，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做出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科技工作者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回顾和总结我国科技工作的五十年历程，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就大力提倡和鼓励科学研究，建立起党领导的第一批科研机构和科学团体，崇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新中国建立仅仅十九天，中央人民政府就任命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同年十一月一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一个光辉起点。以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制定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为标志，新中国科技事业进入体制化建设和自主创新的新阶段。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将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实践并列为人类的“三大实践”。他还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不打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长期协助刘少奇、周恩来指导科技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看待世界，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靠科学才有希望”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崭新观点，形成了关于科学技术的完整理论体系。邓小平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主持召开一九七八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亲自打开中外科技交流的大门，亲自指导科技体制改革，亲自决策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亲自批准实施推动高科技发展的“八六三计划”，等等。邓小平不愧是科技工作者的知音，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科技思想是引导中国科技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密切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等科学论断，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科技思想。去年春天，江泽民同志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号召“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更多地是依靠体制改革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那么未来二十年、五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去年十一月，江泽民同志访问俄罗斯期间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发表的演讲，再次全面论述了科技创新问题，引起国际上的积极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跨世纪的科技宣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和《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等一系列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部署，都显示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远见。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和实践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五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对当代科学技术深刻的完整的科学的认识，形成了正确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科技事业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不仅确保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而且也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