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文化)
专栏：文化现场目击
古玩城：听人说古玩
本报记者周庆
您如果喜欢收藏、鉴赏古玩，不妨到北京古玩城看看，就在东三环南路21号。300多家铺位占掉三层楼，但见玉饰骨雕、珠宝翠钻、金银铜器、中外字画铺铺相连，古旧陶瓷、家具、地毯、钟表难以尽睹，也有大量仿制品无暇细辨，千余个品种堪称一时之胜。
顾客可乘滚动电梯上下，各家字号颇雅：今古阁、古月山房、瓦石山房……这“瓦石山房”出自乾隆帝口吟的诗句：“手捧欲求之，落地为瓦石”，包含一段有趣的历史。在二楼荟萃阁，记者听经理黑冠宇说玛瑙玉器，才知他家爷爷辈、父辈就在北京经营以玉器为主的旧货。如今，他和儿子又继承了祖业。
这古玩生意颇有些来历。
家藏的、民间的器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淹没了，有的增加了收藏价值，成了古玩、古董。这些东西无法再生，愈藏愈值钱。有业内机构计算，其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炒股票和房地产，至于藏家追求的艺术享受，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前些日子，一位加拿大游客踱到荟萃阁，花7000元人民币挑走了三件清末民初的玛瑙鼻烟壶。鼻烟壶本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位朋友喜欢壶上图案的中国味道：人物、鸟兽都出于玛瑙本身的色彩，雕工又讲究，值得收藏留念。黑冠宇告诉记者，这类工艺行话叫“巧做”，至于内画，要出自名人之手才算上品。与他父亲同辈的马少宣先生的内画当时值几个大洋，现在值几万几十万。马少宣首创的壶内肖像画很传神，为王公、总督所喜欢，如今已成绝品。
古玩城出售的古玩，都经过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监管员的鉴定，贴有“京文检”的标记并打漆封。身担此职的孙学海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的责任有两项：一是宣传、执行有关法规、政策，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1911年以前，有价值的文物不许交易，像青铜器、石刻更是重点保护对象；二是保证不在此范围的民间旧货古玩工艺品合法交易，凡仿制品一概不贴文物检验标记。工商、税务也有专人驻城，城内还有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开展行业自律。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由北京市旅游集团和天城开元经济服务中心共同投资1亿元建设的这座古玩城，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营业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它已连年被北京市评为文明示范市场，铺位无一空缺。今年已经72岁的沈其武先生，是6月份才租到一个铺位，年龄虽然偏大，但他是建筑业高级工程师，参加过天安门翻修，懂得古代建筑。如今他把祖上在苏州开的米行名“恒丰泰”三字重新挂在古玩城，变成了经营古玩的字号，不少古玩竟是祖上所传。
“古玩生意百分利”，经营者岂能放过如此良机。古玩城经理介绍，来开店的除家有古玩、祖上做过古玩生意者外，还有离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富商、接触过文物与工艺品的退职人员等。有的钟表、玉器铺老板，已在海外开了分店。海外古玩价高，一位港商从内地花1．5万元买的鼻烟壶，海外可值15万；有位欧洲游客20万元买走一台老钟，回去值120万元。当然也有例外，有港商感慨：明清青花瓷器全世界数北京贵。
古玩生意也有它的弱点，受经济形势影响波动很大，但经营者总体上仍呈上升趋势，以全国古玩市场联谊会为例，会员目前已发展到28家。上海豫园商城工艺品公司、长春清明街、郑州金海大道、西安朱雀大街的古玩城，都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名气。而在北京，参加联谊会的古玩市场就有7家。
来到北京古玩城，古玩爱好者常乐而忘返。这些爱好者有东南亚、韩国、日本游客，归国华侨，欧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等，国内则是收藏家和企业老板占多数。记者在这里曾碰到老报人、作家苗培时先生。他的收藏爱好是受老姑爷的影响。老姑爷做过清代慈禧太后的供奉，是位名噪京华的玉雕艺人，故宫珍宝馆的九环瓶就出自他手。老人晚年在家揽活糊口，对玉器行老板总是一口价，保持着一位艺人的尊严与孤傲。苗培时读高中时，当时北京最大的玉器行“荣臻祥”老板送来20来斤重的一块“顽石”请老姑爷雕刻。老人天天围着石头转，在水池子里刷，整整一个月后才动手，开价每月120块大洋，工期4年。老板没有还价的余地，只好答应。4年后“顽石”变成了玛瑙南瓜，瓜藤上的叶子经霜后变黄弯卷，中间发绿的地方雕出一只吃残叶的蝈蝈。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后老姑爷不吃日本人的饭饿死了，活了85岁。新中国成立后，苗培时成了北京市文物委员，常转旧货市场。1954年他在天桥花150元买了一张明代的花梨紫檀木床，重433．5公斤，睡上去冬暖夏凉。记者问苗先生，这么金贵的古物，现在还舍得睡上去吗？苗先生回答：“照睡，只是把四周镶嵌的大理石取下放好。”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雅士、商贾官绅，甚至贵为皇帝、平凡如布衣者，都有收藏古玩的主。如今太平盛世，经济发展，民间收藏趋旺，就连不少古玩经营者，也是收藏家，有时为生意忍痛卖出心爱的古玩，发财了，再高价买回来，一时买不回来的，有空还到主人那里去看看。在他们眼里，古玩城不仅是一个交流的好场所，简直就是座一流的艺术殿堂，他们以古道热肠在保护、弘扬传统艺术。
古玩城可以说是应运而生、随市而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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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20世纪作见证
过去的20世纪，政治的风云、战争的硝烟、经济的动荡、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时尚的嬗变，超过人类诞生以来的任何一个世纪。北京出版社精选100年间350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100万字的新闻报道，为世纪末的读者献上4卷大型画册《历史真相——20世纪世界图片档案》。
该书突出的特点是富于民俗学的眼光，260个专题包括婚礼、集会、辩论、迁徙、街头即景、叛逆的形象等，从细微处折射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和意味深长的文明变迁。即使是那些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也尽量选取一些“家常”的照片，如毛泽东主席在中日建交谈判期间向田中角荣赠送《楚辞集注》，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与妻子搬入贫民窟体验生活，令人倍感亲切。（京扬）（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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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物重镇宝鸡善解难题
经济建设文物保护两不误
宝鸡是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有相传姜太公垂钓的遗址钓鱼台，有纪念辅佐成王的大政治家周公姬旦的周公庙，有孔明五出祁山而殉职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尤以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唐九成宫遗址和佛教圣地法门寺而闻名海内外。
随着城乡基本建设速度加快，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宝鸡市多年来坚持开展文物法规宣传月活动，还组织宣传车及文博专家走上街头，深入田间地头和重点遗址区，送法上门，使文物法规家喻户晓。近年来，群众共主动交献文物达4684件（组）。
宝鸡市坚持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两利”原则，有效地控制了基本建设工程中破坏文物的现象。同时，积极组织考古随工清理发掘，为基本建设服务。近年来，主要配合宝中铁路、西定一级公路、法汤公路、109省道拓宽改造等国家、省级重点工程及市县基本建设工程，完成钻探面积260多万平方米，发掘遗址300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07座、灰坑70多座，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在周原、雍城两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范围内，他们强行关闭了一批砖场，对非重点保护区的砖场也划定了取土范围，从而有效地制止了人为破坏。
（张田学王昭怀都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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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之见
从“令人咋舌”谈读音规范化
张天东
前不久，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联播节目中，再次听到播音员“令人‘zhà’舌”的读音，使人不安。“咋”确有“zǎ”、“zé”、“zhā”等不同的读音，但并无“zhà”的读法。其不同读音各代表不同的含义：咋（zǎ）（方言），怎，怎么；咋（zé）（书面文言词语，“咬住”之义），咋舌，形容吃惊、害怕，说不出话；咋（zhā），咋呼（方言），也作咋唬，吆喝、炫耀、张扬。“咋”有多音，但非“异读字”，“咋舌”并不属于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定的“有异读的词”。这样，将“咋舌”读作“‘zhà’舌”，确系差错。而这种差错在广播、电视等媒体中曾不止一次出现，着实令人咋舌。
将“衣冠”的“冠”（guān，帽子或形状像帽子，或在顶上的东西）读作“guàn”的现象已不多见。但把“冠（guān）心病”读为“‘guàn’心病”，将“树冠（guān）”读作“树‘guàn’”的差错，在音像媒体中并不鲜见。而把“畜（chù，牲畜）力”误读为“‘xù’（畜牧）力”，“刀耕火种（zhòng，种植）”误读为“刀耕火‘zhǒng’（种子）”也曾屡见不鲜。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有的播音员在直播新闻稿时，竟将“同仇敌忾（kài）”错读为“同仇敌‘qì’”，还有播音员不止一次地把“相形见绌（chù）”错读为“相形见‘chuò’”，甚至读做“相形见‘zhuó’”，这不能不视为事故。
读音不规范现象在影视界出现的频率之高，就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了。例如：前些日子放映的某电视连续剧里，一位演员竟将“饮鸩（zhèn）止渴”读作“引‘jiū’止渴”。在电影及电视片中，几乎每部里面都有少数演员将字音读错的现象，毋庸一一列举。仅从某著名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不遗（yí）余力”说成“不‘qiǎn’余力”，便可见一斑。
至于专业名词，隔行如山。如果播音员在某个专业领域涉猎不深，对有些词汇的读法不妨查一下词典，或向内行请教。切莫凭想当然发音，带来难以消除的影响。如：将“酯”（zhǐ）读作“脂”（zhī）的音，将“二恶（è）英”读成“二‘wù’英”，等等。
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影、电视使用语言文字是否合乎规范，不仅关系到宣传的实际效果，而且对社会的语言文字应用更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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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注企业文化的“绿色度”
日前，北京、江苏、山东、四川等地一些研究企业文化的学者和企业家聚会大连，举行“企业文化与环境保护研讨会”。与会者指出，工业文明揭开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新纪元，但也带来一些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解铃还需系铃人，企业界在环境保护方面富有重大责任。环保意识体现企业文化的“绿色度”。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胡平在发言中指出，环境保护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技术问题，其实更是个文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价值观念、认识水平和生产经营习惯等等文化因素。会议由大连市企业文化研究会主办。（钟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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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在普及中抓提高
山西省群众艺术馆赵中悦
没有群众性的文化普及，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群众文化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忽视群众性。在一些地方，许多过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热情参与并易于普及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日渐萎缩，使相当一部分群众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二是缺乏经常性。许多群众文化活动只在传统节日、商店开业或种种庆典活动时作为“应景”的节目加以组织。一时热热闹闹，过后冷冷清清。群众文化活动带有过强的功利性，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普及群众文化工作必须在群众性和经常性两方面下功夫。除了闹红火、扭秧歌、踩高跷、说唱、剪窗花、做风筝等传统项目外，还应大力发展社区群众文化、村镇群众文化、企业群众文化、校园群众文化、广场文化等，使所有群众都有机会和条件参加到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中。
强调普及并不等于降低格调，搞庸俗化，更不等于不讲政治。只顾一味迎合所谓普通人的“口味”，不注意提高群众的欣赏趣味；对文化活动只讲消遣娱乐和调节情绪的功能，而不注意陶冶情操和提高精神境界的功能；片面强调弘扬古代文化传统，而忽视近、现代文化传统；只看重文化活动的经济效益，而不注意其社会效益——这些偏差都要大力纠正。在群众文化活动中传播封建迷信等文化垃圾的行为，更要坚决禁止。一定要按照中央确定的群众文化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和社会主义觉悟，培植共产主义的理想，激励人们热爱祖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献身奋斗，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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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顾汉字研究百年之路
仲秋时节，“’99国际汉字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1899年震惊中外的甲骨文字被发现，到今天汉字研究又经过了百年的路程。20世纪汉字学在通论性汉字学、古文学研究、《说文》研究、俗字研究以及现代汉字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而最富有时代意义也是最大的成就则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而促成古文字研究水平的提高和西方语言学思想的传入，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学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与会专家认为，21世纪的汉字学应当进一步重视比较文字学、普通文字学的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包括运用高科技研究手段，促进汉字研究的现代化。同时要加强汉字应用研究，包括汉字教学、汉字信息处理、汉字规范化、汉字文化圈的汉字规范等。
会议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臧克和华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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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题能令亿民思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启示
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诞生了一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一书，就是他们的最新学术成果。该书借用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又自成体系，分别考察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源与未来走向，民族凝聚力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等。这一课题的首倡者、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郑群在前言中感叹：“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饱经忧患、久经沧桑但始终能独立不惧、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作出贡献的伟大推动力。”这项研究“是为了祖国的现在和未来”。
课题启动之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欣然题词：“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日前在京举行的该书首发式上，各界专家学者也给予高度评价。（天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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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家圆梦天安门
四川阆中市农民浦元付夫妇在女儿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给老伴按摩走累了的腿，首都的良辰美景让他们走不完、看不够。吴国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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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代中国政治的新视角
——评《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
李涛
南开大学刘景泉教授较长时期以来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并将重点放在政治史方面。在《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一书中，对于1911至1923年间的民国史，作者在“北洋军阀史”的传统视角之外，着重考察了地主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演变。
作者认为，这一政治派别的发端可追溯自清代嘉庆、道光朝。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议会政治思潮不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物，而只是地主阶级在野派的一种类比性追求。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清末的立宪派结盟，排除革命党中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合作，达成实行议会政治的协议。这就是民初中国议会政治的现实主义来源。该书进一步指出，袁世凯在1913年解除革命党的武装之后，回到了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的政治原则上来，将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同盟关系转化为主从关系。中国政治史从此进入资产阶级自由派独立与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较量的阶段。此时中国政治上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居于意识形态优势而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居于实力地位优势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在军阀混战的同时，必然存在着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参与的理想主义的议会政治协商过程；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协商过程又必然以实力较量为依归的原因。
作者进一步指出，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一个10年，可用地主阶级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3个概念来概括这40年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历史学家应能看到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切倾向现代化的社会运动及政治流派彼此间的对立和统一过程，看到他们之间的同流而不使之合污，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流而不令之绝缘。
总之，本书在深入研究了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由梦幻成真而又真成梦幻的悲喜剧过程后，揭示出其背后的严肃主题，即：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议会型的两党或多党制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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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书照排最头疼的是古文字、小语种、简谱、化学结构式等，而南京理工排校公司就在难点中脱颖而出——
创造卖点
本报记者顾兆农
这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出版界的聚会，上海几乎所有出版社的负责人都到场了。谈及南京理工大学的校办企业南京理工排校公司，他们说：不是我们给他们什么业务做，而是他们在帮我们的忙呀……
激光照排这个行当，仅江苏就有1．2万家企业，上海有5000多家，绝大多数公司是“吃不饱”的。然而，南京理工排校公司却一年忙到头。
卖方市场背景下，是如何形成这种买方市场的某些特征的呢？答曰：创造卖点。
卖点一：做别人做不了的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是一部既有普通汉字，又有陶文、甲骨文、玉石文字、钱币文字、简牍文学、帛书文字等在内的古文字学的研究专著。照排这样的书稿，需要先扫描，然后剔除书稿中古文字周围的普通汉字，把各种古文字一个一个地放大精修，之后再缩至普通汉字大小，排进书稿。
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中华本草》，是一部约3000万字的巨著，内含2万多个化学结构式。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版社用手工绘制好这些结构式，然后再扫描。可是，把这样的书稿交给理工排校，作者只需把草图画好就行了。
类似的活计，非一般同行所能为。该公司专攻疑难书稿，不管是复杂的科技类书稿，还是含有甲骨文等怪异符号的书稿，或者是日、俄、德、法等小语种书稿和简谱等，他们都做。只要人脑能想象出来的版式，他们就能用电脑排出来；只要能用线条表现的图形他们就能用电脑画出来。
这里，用户买的是企业的能力和技术。
卖点二：做别人不愿做的
小语种照排难在何处？录入和校对的困难是一样的：都不认识字，只能是照葫芦画瓢，而费用又不能增加，因此，一般公司是不大愿意接这种业务的。久而久之，技术上就生疏了。而理工排校则不然，来的都是客；在客户面前，不可言“不”。
现在，至少在华东地区的出版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行业共识：只要逢上大型工具书、国家重点图书、疑难书稿和日、俄、德、法等小语种书稿的照排业务，客户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找理工排校。
别看简谱简单，可用电脑排版简谱却很不简单。由于专门软件纠错功能的先天不足，照排如果出现一点差错，整行都得重新做。而南京理工排校为上海音乐出版社照排的简谱歌曲和乐谱，被该出版社的编辑评价为：“无可挑剔，拍案叫绝”。
这里，用户买的是“称心”。
卖点三：做别人做不快的
现在，图书出版业的新闻化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一个选题，仅仅比其他出版社晚几天，就会丢掉市场。为此，理工排校为出版社提供了排版校对的“快速通道”，通过开发、应用全自动排版技术，科学调度，高效运转，确保出版周期。
该行业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的：每人日校对量是2万多字，而该公司是7万多字；别处每人日录入2万多汉字，这儿竟达5万多。
有些书稿相当乱，有的字迹难辨；有的只是一些卡片；有的在别的照排公司做了一半之后做不下去了，又“转院”送到该公司“抢救”。该公司的录入、排版人员都以精湛的排版艺术，优质、高效地实现了编辑的意图和要求。高教出版社《200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习指导书》，近500万字，并带两轮校对。理工排校在生产饱和的情况下，只用十多天的时间，就按时按质地交付了书稿，令出版社叹为观止。
每当暑假和寒假期间，是教材出版的高峰，常常是一家出版社一下就送来20多种书稿，而公司常常要同时面对若干家这样的出版社。此刻，公司就像打仗一样，同时摆开几个战场，从来没有误过出版社的事。
这里，用户买的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