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中国：21世纪的希望
岳志华
改革开放的中国，以其辉煌成就让国人、世人振奋、自豪、折服。一年前，我以中国妇女院校教育管理培训团团员的身份赴加拿大学习培训21天。在万里之遥的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经常听到一些外国人赞扬中国改革开放的声音，经常看到外国朋友竖起大拇指赞美中国“OK”的手势。在我们接触的外国人中，除极少数顽固敌视中国的人外，大多数都公正地认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越来越强盛了，越来越有青春活力了，21世纪的希望将属于中国。
温哥华的9月12日，加拿大国际学院沐林院长给我们讲课，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已收听了广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五大，改革开放的主题不变，特别是中国政府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大的改革，激励人们去努力、去竞争、去奋斗，中国发展大有前途。听到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的喜讯，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为我们党的成长壮大而骄傲，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综合国力逐步增强而自豪。56岁的沐林院长曾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副部长，从教多年，经验丰富。他的几次中国之行，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说，到中国访问，“次次都有新的变化，次次都有新的惊喜”，“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国的发展潜力很大很大”。
在培训结业典礼式上，加拿大国际学院副董事长白培德先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不时地为他鼓掌。尤其是他那富有哲理、富有科学预见的一段话，至今还在我耳边萦绕：“我相信，21世纪将属于中国。有人说，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那么，21世纪则属于中国。许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一提起中国就恐惧，认为那里是战争，是贫穷。后来两国正式对话、接触后，我的恐惧感打消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在了不起，我们都在为中国的振兴加油。我们加拿大人爱好和平，中国人也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里共同生存，中加两国人民共同进入21世纪。”在竖立着中国国旗和加拿大国旗的教学大厅里，我们培训团的每一个人都被白培德先生的讲话所感动、所振奋。我们的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塞了。是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不是过去被割裂、被凌辱、被剥削的中国了。在西方，曾有人预言“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21世纪灭亡”。然而，历史并未像那些人预想的那样，恰恰相反，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整个中国生机勃勃，她必将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白培德先生诚挚的祝愿一定会成为现实，21世纪的希望属于中国！
9月22日，为期21天的学习培训结束了。在多伦多机场宽阔、漂亮、宁静的候机大厅内，大家聊了起来，既为20多天的学习生活感到充实、高兴，同时也为即将回国，见到亲人而兴奋。正说话间，从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中国，China。”我急忙回过头去，只见一位身穿花上衣，年约60来岁的妇女正用手势打招呼。我明白了，她是要和我们交谈。我连忙说：“我们是中国人，Chinese。”只见她用手先指指自己，然后竖起大拇指，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日本人。三次去过中国，到过北京、西安、杭州，游览过长城，看过天安门广场、故宫、兵马俑。每去一次中国，都有一种新的感受，人们的穿着漂亮了，市场繁荣了，建筑物多了。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太伟大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势比划着。听着她的话语，看着她那动作，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从日本老妇人对中国钦佩、赞誉的目光中，我再次体会到了国家同个人荣辱与共的关系，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个人的安宁。我也再次领略和分享了改革开放给我们个人、社会乃至全球带来的巨大影响。我紧紧拉住老妇人的手说：“欢迎您再次到中国，我们热烈欢迎！”老人高兴地点了点头。
从加拿大回来已一年有余，但沐林院长、白培德先生和日本老妇人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的眼前浮现。几位外国人，不！更多的外国人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称赞，对中国未来的良好祝愿，不正为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增添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责任化为动力，为祖国多做贡献的一股力量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最早翻译毛选的日本人
孙东民
近代中日关系史记载着一段令世界惊奇的史实：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曾有上百万日本侨民滞留我国东北。受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回国后都主张日中友好，其中也有不少人自愿留下来支援新中国的建设。本文介绍的八木宽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国庆前夕，记者与我国前驻日公使丁民同志结伴，访问了这位贡献于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专家。
八木先生年届八十有四，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亮丽的年华是在中国度过的。老先生回忆，年轻时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20岁就跑到中国东北闯荡，在日本的国策公司“满洲影画协会”写过剧本，1945年8月，在长春迎来日本投降。同年10月，“满影”被中共接管，在中共东北局日本管委会负责人赵安博的指导下，八木与日共人士大冢有章、导演内田吐梦等80多人进入中共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1948年，八木调入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这年8月15日，参与创办了日语广播。194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筹办对外广播，八木夫妇又接到调令，在新中国成立的金秋10月来到北京，加入了新中国对外广播事业的行列。
人生都有“亮点”，老先生的亮点之一，是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八木较早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1945年，为了组织在东北的日本人学习，八木着手翻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日本人在沈阳办的《民主新闻社》出版。他作为最早正式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日本人，被写进了中日关系史。
长期参与新中国的对外广播事业，这在八木自己当初也没有料到。他在一篇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文章中写道，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攻打长春，某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八木家的二楼。开始时，八木对“自己在文化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深感内疚并怀有恐惧，但在与年轻战士的接触中，他逐渐打消了顾虑。有位山东籍的少年战士，父母兄弟都被日军杀害，但小战士懂得，“杀害他双亲和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日本人民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当他听到，“我现在不会把你们当成敌人。你们借给我们房子，我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时，八木不知不觉地紧紧握住了小战士的手，“我不停地流下眼泪，这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八木深情地写道。出于对毛泽东远见卓识的敬佩和对新中国的期待，当大批日侨陆续回国时，八木决定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3年最后一批日侨回国，八木还是决心贡献于新中国的广播事业。
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有意封锁有关新中国的消息。我对日广播变成了日本人民和旅日华侨了解新中国的重要渠道。八木在我国的对日广播中留下巨大足迹。八木的中国同事回忆，老先生为人平和，工作一丝不苟，有创意。他的文字水平高，出手快，语言生动，头脑敏锐。50年代，八木担任日语组组长，不仅从事翻译、撰稿、编辑、制作，还担起了定稿和培训播音员的重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前驻日大使徐敦信等，当年都是在八木手下实习过的高材生。八木主持过不少节目，他主持的系列报道“北京街道见闻”、“鉴真和尚走过的道路”、广播剧“水浒传”等，颇受日本听众的好评。八木以渊博的学识，怀着极大的热情向日本人民传播中国文化，日本听众把节目主持人看作“中国文化的大师”。
1970年，八木夫妇由于“文革”等原因决定回国，日中友好人士安井正幸请他到《东方书店》主持出版工作。在中日关系险恶的年代，他不顾警察的跟踪和右翼分子的恐吓，工作之余，多年义务为“北京广播听众之会”编辑会报，热情向日本各界介绍中国情况，为争取更多的听众多方奔走。1973年，国际广播电台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纠正文革时期在华外籍人员受到的猜忌，热情邀请八木夫妇作为专家重返中国。八木考虑到年龄已大，又不愿增加中国的负担而未应聘，但仍为争取更多的听众和日中友好事业不遗余力。
八木老先生年过古稀之后更加眷恋中国。因为他的子女在北京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5年前，八木先生和老伴再次来到北京，在京郊的龙城花园别墅颐养天年。说到能在北京迎庆新中国50华诞，八木先生非常激动，他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忘年交
［日本］栋近美雪
今夏，我和我的好朋友鲁老师一起去长春、大连旅游。我和鲁老师虽然年龄差距多达50岁，但我们很说得来。中国的东北地区应该说是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占领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因此，这次旅游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也是一次亲身体会这段历史的好机会。
在第一站旅游地的长春，我们参观了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些遗址，还从长春坐火车到了吉林市。在餐车上吃晚饭，是很富有旅游情趣的事情，你可以根据摆在客人面前的新鲜材料挑选菜肴，之后，厨师会为你现场烹制。鲁老师感叹地说：“过去，这种餐车上的菜是固定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中国，各个方面的条件仍不能与国际标准相比，可是改革开放以后，自由度大大提高了。”
我和鲁老师的相逢很偶然。那是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1996年的元旦，有一位日本客人来找鲁老师，要我帮他们做翻译。鲁老师懂一点日语，所以一见面，他就用日语说：“新年好！”接着，他问我：“我这样说对吗？”鲁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亲切、爱笑、谦虚。后来我得知，鲁老师年轻时因日本入侵而中断了学业，参加了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深造，成为学者。他高尚、善良的人格很快吸引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请他辅导我学习中国历史，下课以后我和他一家人一起吃晚饭。这样，我和他家里人的交流也自然增加了。我记得，鲁老师的夫人跟我说过，构成人生幸福的条件有三条：第一条是要身体健康；第二条是能从事好的、理想的工作；第三条即能找到好伴侣。后来，她由于长年患病而去世了。其后不久，鲁老师对我说：“其实，她比我更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鲁老师：“对我来说，您像个诸葛亮。”因为他总是给予我极大的智慧及力量。可以说，由于有了他在我身边，我留学的时候从未感到艰辛、寂寞。
在美丽的城市大连，我们品尝了美味海鲜，还去了海边，迎面扑来的海浪，一浪比一浪高。我与它们搏斗，多次被撞到海底的岩石上，不由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旅游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在宾馆里请鲁老师吃日本菜。我们互相交谈这次旅游的感想。鲁老师说：“这次旅游经历了一些第一次的体验，品尝日本菜也是其中一个。跟你来旅游，我好像回到了青春时期。”他又补充道：“通过这次旅行，我发现了你的性格很倔强。”
这次东北之旅就这样结束了，衷心感谢鲁老师的陪同。正像鲁老师对我所做的那样，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在帮助我，为我出力。我觉得自己决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尼罗河
之歌
〔马来西亚〕戴小华
尼罗河，是埃及人又爱又惧的一条河，她既温柔，又凶暴。她为埃及带来了富饶，也带来了灾难。
可以说，埃及人的命运是与尼罗河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不管这条生命之河如何施恩或肆虐，对家住尼罗河畔的埃及人来说，都是他们必须行唱的歌；人世的沧桑与老天的造作，在这里交集着他们一生的悲欢！
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发源地，它和中国的黄河一样，有着特有的沉重和丰富的内涵，决非一般河流可以比拟。所以，自古以来，歌颂尼罗河的诗篇，就像繁花开满枝头一样地传诵在埃及。
中国的历史曾被人用“黄河忧患”来比喻。那么，如用“尼罗河忧患”来比喻埃及的历史也是恰当的。
在未利用现代科技控制尼罗河河水之前，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季风雨每年导致河水上涨，洪水直泄两岸，泛滥平原，年复一年，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冲积土。由于埃及几乎全年不下雨，居民种植谷物完全仰赖河水。所以，与其干旱，当地的农民反而期盼尼罗河泛滥，他们说：尼罗河的泛滥虽令沿岸田园受到损害，但仍是具有建设性的。因为大水退后，留下的淤泥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为下一季作物带来好的收成。于是，古埃及文明就这样奠基在肥沃的土壤上了。
游埃及，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在尼罗河上乘船溯流而上。有些游船上的设备和服务甚至可以和最高级的旅馆媲美。
静坐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旁，望着布满棕榈树的河岸静静往后退去，我思绪万千。中国和埃及都是靠水而生的农业大国；然而，水却非过去的人类所能主宰。当人类对大自然束手无策时，就人穷求天。于是，每当尼罗河泛滥，人们总要丢一个漂亮的少女，作为对尼罗河的献礼，这和中国的“河伯娶妇”的传说很相似。
或许就这么逐渐塑成了这两大民族在性格上的共通性。不过，埃及人较中国人更相信人和万物会死而复生。正如同日出日落，水涨水退，花开花落一样。由于对大自然不变的周期循环的体悟，古埃及人崇畏太阳和尼罗河，将尸体做成木乃伊并建造死城。再生，成为埃及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奇怪的很，就在我沉吟低回的这一刻，居然想起了川端康成。一天，他坐在桌前，凝聚神情，什么也写不出，对于一个作家，文才枯竭了，就等于死了。于是，他走到煤气炉前，把炉子打开，却不燃火，他深深地吸气，深深地吸，一直吸到控制不住，颓然倒地。
古埃及人觉得，值得留下的是肉身不灭的木乃伊，川端康成却认为，值得留下的是永垂不朽的文学巨著。
船继续行至阿斯旺水坝。一进入水坝的闸门，船就像乘电梯似地逐渐升高，这情形使我忆起游长江三峡时，船过葛洲坝的情形，两者的设计几乎完全一样。
阿斯旺水坝是英国1902年建的，为了有效地控制尼罗河的流速和发展植棉业。水坝在当时堪称工程学上的奇迹，埃及的福利和繁荣也因此有了显著的增进。在1912年和1932年，水坝分别加高了两次。1952年纳赛尔上校从英国人手中接掌政权后，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给埃及，为了兴建这项巨大的工程，参与的工人有3万名，历时10年，水坝才在1972年完工，从此可以预测控制水量，埃及的供水量终于有了保障。
水坝所提供的廉价电力，使得埃及的工业快速成长，特别是食品加工和纺织业。其它如水泥、汽车、轮胎、电器用品，甚至军事设备的制造及一些重工业，都获得了廉价电力的配合。
最后一晚，船上特为游客安排了“尼罗河之夜”，每位游客被邀请穿上埃及人的传统长袍“格拉比亚”，我们与船上的埃及人和游客同乐。欢宴后，回到房中，望着窗外静静流过的河水，心中几度澎湃汹涌。由于认识了河流与人紧依无缝的情感，望着尼罗河，就不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情感，不是感伤，而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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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募捐
刘梦熊陈兆箕
斐济首都苏瓦是座景色迷人的旅游城。漫步街头，常常遇到一些少年儿童，手里捧着一个小铁盒，不停地摇着，让盒里的硬币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以引起路人的注意。当走到他们身旁时，小朋友会彬彬有礼地将铁盒伸到你的面前：“先生，请帮助一点吧！”开始，我们以为他们是在行乞。后来，斐济朋友告诉我们，这些小朋友是在为素不相识的不幸儿童募捐，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一次，我们的几位伙伴患了眼疾，去医院诊治。在挂号处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只精致的铁盒，上面写着：“请为不幸的失明者捐款”。听说，在眼科工作的医师、护士都带头捐了款，我们便也每人投进几枚硬币。
在苏瓦的一些超市，付款处也设有类似的捐款箱。买好商品付款时，若有找头，收款员便脸带笑容，彬彬有礼地说：“先生，可否请你为残疾儿童捐点款？”你若表示同意，她就将找头放入那个铁箱，并向你致谢。
在银行的柜台边，在车站、码头、公园的售票处，在电影院门口，凡是要用钱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同样的铁箱子。苏瓦市街头的墙壁上，经常张贴着一张张醒目的募捐广告和报纸刊登的一条条募捐消息，如：某青年不幸重病染身，需赴国外诊治，但他家无法筹集昂贵的费用，请慷慨解囊，捐钱寄到下列地址……如果这位病人治愈，又会通过广告或报纸，向在他危难之时伸出友爱之手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更为感人的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募捐活动——“跑步募捐”。一天，笔者乘中巴去瑙索里机场办事。刚出苏瓦市就开始堵车。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汽车，排成了没有尽头的长龙，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像甲虫似地向前爬行，我们以为是出了交通事故。不一会儿，车后跑来一伙年轻人，每人身上都醒目地别着“跑步募捐”和“请献爱心”的字样，他们跑步跟上缓缓行驶的汽车。此时，正值斐济旱季，晴空万里，赤日炎炎，气温高达38摄氏度，柏油路晒得滚烫，小伙子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他们手持的小铁盒从开着的车窗伸进来。你若没有给钱的意思，他们就跟着汽车跑，眼巴巴地望着你，好像在恳求：“请捐一点吧！”乘车人被感动了，马上掏出几个硬币或一张斐元，放入他们的铁盒中，说声“谢谢”。直到车上所有的人都捐了钱，年轻人才转向另一辆汽车。那些高级轿车更是小伙子们“追踪”的重点对象。他们用小铁盒轻轻地敲打窗玻璃，驾车人立即将玻璃放下来，他们乘机将铁盒伸入车内，乐善好施的驾车人会主动将钱放入铁盒内。这样的“跑步募捐”常常造成交通阻塞，但警察从不责怪他们，还主动帮助维持秩序。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九六○年五月九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日本直播北京百万市民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大会实况。右一是八木宽。
（李顺然供稿）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龙腾田樱摄于新加坡虎豹别墅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唱一支思乡曲薛培原摄于曼谷诗乐园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舞红绸卢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