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好人——琼
施晓慧
琼，一位年过花甲的美国妇女。她有殷实的家业、美满的家庭，她完全可以与同龄人一样，安然地享受生活。可她选择了奔忙：她为那些挣扎在战乱与贫瘠中的非洲孤儿争取支援；她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她呼吁世界不同宗教间化解旧怨；她也在中美两国民间细心架设理解的桥梁……1992年，她被评为美国杰出妇女。
遇到女性朋友，她偶尔也会想起“几年没顾上为自己买件新衣服了”，眉宇间会挂上一丝遗憾，但你依然感觉得到她有一个充满快乐的内心世界。
在琼娓娓道来的生活故事中，我得知她最初的社会经历，是从选美、担任国际迎宾小姐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开始的。在鲜花和媒体的包围中，却能依旧谦逊、随和。她说这要感激她母亲那时严格的教诲，使她很快克服了年轻人的浮躁和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母亲始终教育她热爱学习，多读书，这使她的思想逐渐深刻；而即使在她最沾沾自喜的时候，母亲依旧要她跪在地上擦地板。这教会了她永远以平常之心对人对己。
后来，她有了和谐优裕的家庭。丈夫是位富有的生意人，但人在商场上就难免失手，因此她既享受过百万富翁的荣华，也经历过破产的拮据。问她富有时与破产时感觉的不同，她说好像更喜欢破产时的感觉。因为那时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千方百计要做些事情，然后，你就创造了新的计划，发现了自己新的才能……她认为，一个人的才能要比财富更有意义。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莫过于为人类服务。
琼乐善好施，但是真正让琼意识到帮助别人的意义的，是一次她在困境中接受别人帮助的经历。那是一个感恩节，他们夫妇约好20位朋友晚上来家里一起过节。恰在那天，他丈夫的房地产公司因投资失败破产了。尽管他们当时住的房子价值200万美元，但口袋里的全部现钱只有1美元15分，连一只火鸡都买不了。她站在厨房里急得一筹莫展，只好和丈夫坐下来祈祷。这时，她家的门铃响了，邻居的一个小伙子提着一只大火鸡站在门口。他说老板今天发给每个员工一只火鸡，但他是个素食者。他想到琼家里食客不断，或许有用。对琼来说，当时小伙子的出现就像上帝的到来，一下子把她救出了困境。这次经历使她懂得了，不要不屑于对他人的点滴关爱。有些看来举手之劳的小事，对于困境中人却可能是雪中送炭。
1988年，是琼生命中的又一次转折。她在丈夫去世多年后，与志同道合的饶先生组成了新的家庭。他们共同成立了太平洋地区发展与教育协会，她说这是连会费都不收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两人放下自己的专业，全身心投入为人类服务的工作中。
1990年，墨西哥大地震后，灾民救援工作跟不上，他们协会在墨美之间疏通渠道，通过墨西哥总理办公室建立了墨西哥自然灾害委员会，并设法与华盛顿及国际上的医疗和慈善组织挂钩。
1993年至1995年，他们又连续组织了三届中美传统文化交流访华团。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把参加访华团的孩子组织起来，帮助每个美国孩子以自己在美国的某一天活动为背景，编制一段5分钟的幻灯片，包括他的小床、小狗，他的家人、家居、学校和生活内容。她还亲自训练他们唱4首歌，包括1首中国歌、1首环保歌。同时，她也要求参加交流的中国儿童用图画介绍自己一天的生活。她说，这样的交流，孩子们可能一辈子都会留在心里。
而最近4年，他们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各国流浪街头的儿童和孤儿，呼吁联合国给予特别的关爱。琼说，他们是社会中最无助的一群。
在交谈中，琼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彼此是朋友。她说，人类应该学会相互宽容和欣赏彼此的不同，那就不会有化不开的结。她说到当时正与中方合作召开的“宗教、道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这个会的筹款和准备，她和丈夫整整忙了3年。琼潜心研究过主要宗教的最原始教义，发现其中并没有仇视其他宗教的内容。不同宗教的差异，只是人类在不同时空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世界认识的差异。由于早期人类的联系不如现在紧密，在宗教的发展中又扩大了相互的隔阂。现代人没有理由为了早期人类的误解而争斗下去。她相信宗教的矛盾是能够化解的。她说，不要小看我们现在的努力，从学者冷静的学术交流开始，把相互理解、容忍、欣赏和友好的思想，用现代网络通讯手段扩散开去，一定会有积极的作用。琼喜欢一句谚语：即使不走的钟，一天中也有两次是对的。琼说，中国人的宽容和友善，是最好的民族品格。这是她把这一定期研讨会会场定在中国的原因。
琼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一年忙到头。琼说，其实她没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每天忙的都是些具体的琐碎事。但她却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些琐事的消逝中现出了道道光彩。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伤痛庞贝
李骏虎
曾梦想去庞贝，那个坐落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东南23公里处的古迹，那座曾经美丽而多难的城市。1900多年以前，庞贝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和繁华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一定十分幸福，内无忧外无患，乐享天伦。当时的庞贝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光华四射，美妙绝伦，要不然，为何竟遭天妒？——公元62年，一场大地震使庞贝坍塌为一座巨大的废墟，可怕的天灾使这颗明珠黯淡无光。
庞贝被制成了标本，留给了历史。十多个世纪过去了，时间老人尽职尽责地为它“守墓”，回想起它昔日的繁华景象，老泪纵横。直到16世纪，人们在耕地时发现一些古老的残砖碎瓦，感觉到这块土地的神秘莫测，考古学家们惊喜地猜测，它会不会是某一座古代的城池。然而直到1748年，庞贝古城才得以正式发掘，重见天日。由于岩溶和火山灰的密封掩盖，与空气彻底隔绝，庞贝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社区标本，意大利的古迹王冠上最璀璨的一颗宝石。
历史把庞贝保存到今天，展示给1900年后的我们。走在当年两轮战车碾出辙印的鹅卵石甬道上，庞贝最后一次选举时留下的政治壁画清晰可辨，脚下“逃亡者”一家从古代挣扎到了今天，那对年轻的夫妇一吻千年。置身于这伟大的残垣断壁之中，你可忍得住那强烈的震颤，你的泪水是肆意飞溅还是默默流淌？
对于庞贝的学术性调查，从186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庞贝古城是否迎来了新的生命？不！十几个世纪后，庞贝并没有逃脱多舛的命运。庞贝到处杂草丛生，流浪的野狗在这里快乐地交配、生育后代；古老的壁画在阳光暴雨的肆虐下片片剥落，每年涌入庞贝的200万游人在墙壁上随意刻画，用浅薄的感慨和对自己游踪的可耻记录替代着残破的壁画，他们的旅行袋里偷偷地塞进了砖瓦石块，然后坐上飞机、轮船把这些古物带到四面八方，以炫耀他们的恶意践踏，纪念他们的丑恶行径。时间老人呵护了2000年的至爱，竟经不住光天化日下的人为灾害。
庞贝古城是巨大的，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面积，反正一边是考古学家谨慎备至的发掘，一边是管理不善和人为毁坏。要维持庞贝的现状，每年需要2．8亿美元，庞贝每年1000万美元的门票无异于杯水车薪。就是这样，意大利政府还要把这笔收入用于资助其它文化遗址——意大利的古迹毕竟太多了。庞贝现任管理人彼得罗·乔瓦尼·古佐无力回天，只好停止开掘。是呀，既然开掘等于毁灭，还不如让它深埋地下！
考古学家安德鲁看到了庞贝完全开掘的不可能性——即使完全开掘了，政府不重视，哪来足够的力量进行维护？于是他建议把已挖掘的部分有计划地再埋起来，到了有可靠维护技术的那一天再让它“重见天日”。余秋雨先生曾劝告中国人：“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羞，我们太擅长遮羞。”然而中国人没有重建圆明园遮掩耻辱，意大利人却要将庞贝古城这昔日的光荣遮盖起来了。
于是又想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废墟》：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的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会见梅尔娃
孟伟哉
最早知道梅尔娃·埃尔南德斯，是缘于卡斯特罗那篇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法庭辩护词，我对其中提到的两位女性产生异常敬重之情。她们，一个叫阿伊德·圣塔马利亚，一个就是梅尔娃。1953年7月26日夜间，她们都是卡斯特罗率领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的战士。阿伊德的恋人和弟弟阿贝尔也参加了战斗。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失败后，卡斯特罗和十多名战友撤退到马埃斯特腊山里，而阿伊德和她的恋人、弟弟以及梅尔娃不幸被捕。
巴蒂斯塔急于知道卡斯特罗的行踪，对起义青年施以种种酷刑，均一无所获。当时，阿伊德和梅尔娃作为“女犯”被监禁在一间牢房里。一天，巴蒂斯塔的军警拿着一只血淋淋的眼球来到女牢，对阿伊德说：“这是你兄弟的眼睛，如果你不说出他所不愿说出的东西，我们就把他另一只眼睛也挖出来！”阿伊德大义凛然地回答说：“如果你们把他的一只眼睛挖出来，他都没有说，那我就更不会说了！气急败坏的军警出去一会儿又折回来，用燃烧的烟头烫阿伊德的臂膊，并吼叫：“你已经没有情人了，我们把他也给杀了！”悲愤至极的阿伊德回答说：“他没有死，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
如今，阿伊德已不在世，我就特别想有机会采访幸存的梅尔娃。
梅尔娃吸引我的，是发生在巴蒂斯塔的军队在包围搜山时终于抓到了卡斯特罗之后发生的故事。
卡斯特罗被捕后，被单独监押，以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经过两次“预审”，独裁者对这个“被告”恐惧起来，怕他的声音和言论传播于社会。于是，他们阴谋以卡斯特罗“身体有病”为由对卡斯特罗进行缺席审判。卡斯特罗识破这一阴谋，当即写了一封给法庭的信予以抗议和揭露。这封信，就在第三次审讯卡斯特罗的其他战友时，由梅尔娃夹在自己头发里当场交给了法官们。于是舆论哗然，卡斯特罗得以在当年10月16日的法庭上，义正辞严发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辩护。
梅尔娃是哈瓦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参加起义时与卡斯特罗一样，是合法的注册律师。在古巴的联合国协会的一个会场上，我曾与她有一面之缘，但没有机会接近。当时她正与名字都叫阿丽达的切·格瓦拉夫人和女儿在一起。女翻译和女陪同低声地指点着：“她就是梅尔娃。”她们对梅尔娃敬畏的神色，感染得我也极为谨慎。但采访这位女革命家一直是我的强烈愿望。
1997年6月17日上午，卡斯特罗委托他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佩德罗接待我，我提出采访梅尔娃的要求，佩德罗当即拿起电话与梅尔娃商量，约定6月24日下午三点半与梅尔娃见面，不过时间只能是20多分钟，因为梅尔娃还有其他活动。即使如此，我也很高兴。
梅尔娃比卡斯特罗年长，曾是古共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现已离职，但她的办公室仍在党中央大楼。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极为热情，本来禁吃甜食的我也禁不住她的盛情破例吃了一杯冰淇淋。1962年以后梅尔娃曾几次访华，认识毛泽东、周恩来，还在北京过过一次生日。她说周恩来曾托她转交切·格瓦拉一本书，就是中文版《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她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同她联系。我抓紧时间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她在狱中是怎么得到卡斯特罗那封信的？她回忆说：“狱中有我们的人也有我们的同情者。菲德尔准备了几个人得到这封信，最后是我得到了。递信人装作读书的样子，从菲德尔的牢门里拿到信，夹在书里又转到我们的牢房。
当我问她是否可以谈谈卡斯特罗在紧急法庭的演说当时是如何从监狱传递出来时，她似乎不愿多谈，只简单地说“地下的，秘密的，我们有亲属”，我也不便追问。梅尔娃告诉我，回首前尘，最难忘却的是那“艰苦的战斗岁月”。
我在采访本上认真记下了这句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的话。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越南新岁是“猫年”
余 文
新岁对于中国人来说，因出生的人生肖（属相）是兔，故俗称“兔年”。但殊不知兔年已不再是中国人所独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视新岁为兔年，如美国、乌干达等多个国家都发行了“兔年”邮票；在日本，早把兔子作为吉祥物装饰起来，迎兔年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有传媒报道说，韩国人都希望在兔年生女孩，能如小白兔那样温顺可爱。
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周边邻邦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民间至今仍使用农历，也过春节，也用生肖纪年。与日、韩、朝不同的是，越南的12生肖动物中唯独没有兔，而代之以猫；其他11种与中国的完全一样。因此新岁对越南民间来说，却是个“猫年”。
为什么越南民间12生肖动物没有兔而有猫？有一种说法是十二地支“卯”与“猫”同音，传到越南时“卯年”误听成为“猫年”；也有人说越南人不喜欢兔而喜欢猫，认为12生肖中既然有鼠，也应有猫，猫能克鼠，反映了越南人的“生态平衡”观。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悉尼歌剧院外听歌
李北兰
蔚蓝的大海边停泊着一只即将远航的“白帆船”——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悉尼歌剧院，雄伟壮丽，昂扬挺拔，似一种“永不言止”的澳洲精神在晨风中呼啦啦展开。
在书里，在画里，在电视里，曾无数次剪下这飞翔的题花，然而那仅仅只能夹在梦里，纵然伸手，也捉不住一颗海水溅湿的音符……而今，当我终于像一只鸟似的飞进这音乐的帆影，反倒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是梦还是醒？”
自然是醒，因为我的近旁就有蓝色的歌声扬起：“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抬头一看，几位黄皮肤黑眼睛的小伙子正趴在歌剧院的环形栏杆上观看海景，一问才知是拿旅游签证入境的上海游客。“准备将澳大利亚主要的景点游完，悉尼歌剧院是第一站……”于是便略感有些惭愧——竟将擦肩而过的一群又一群亚裔游客均认作日本人或韩国人，没想到自己的同胞也有了远涉重洋“探幽访胜”的能力！
此刻，正值午场音乐会高潮之际，优美动听的交响乐曲从紧闭的音乐厅里传来，更增添了几分诱惑力。“悉尼交响乐团访欧返澳后的首场演出，这可是世界一流的水准！”襄中羞涩，自然不敢去出手大方，于是便学古人“凿壁偷光”，站在音乐厅的大门外，用心去聆听那“关不住的春色”。也许是与音乐有缘吧，冥冥之中，我竟也听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图画——大片草坪，大棵树，大朵花，海涛汹涌澎湃，蓝天渺远高晴，啁啾鸣啼的鸟语里有阳光跳跃……正听得灵魂出壳，忽见一对西人情侣从大门里出来，于是便忘乎所以地欲探头进门。“女士，请留步，进去是要付钱的！”一位打领结着西装、很有绅士风度的歌剧院工作人员上前来阻拦，方才想起我手上少了一张可以留作纪念的粉红色票根。
在国内时就知道那白帆下的音乐厅有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和最好的音响，一时无缘相见，自然不无遗憾。但毕竟与梦近在咫尺，一伸手就触到那用黄杨木精制的音响设备和用白瓷砖砌成的“帆面”，于是听歌之余，便把“饕餮”的眼光投向视线所及的景致上。游人虽不能随便进出音乐厅，但歌剧院外围的玻璃大厅却是“自由王国”——大理石铺地，红豆木贴柱，金灰色的柱撑开四围的玻璃墙，咖啡色靠背椅沿着墙一溜儿排开，游人可随意地散坐在椅上，或观景，或聊天，或闭目养神，或聆听音乐，或让思维飞向近海的船帆，或将乡愁挂在远海的灯塔。如果饿了渴了，还可以到大厅前面开设的五六个环境优雅的餐馆和酒吧就着涛声餐饮，在记忆里蓄存一份帆影轻摇的浪漫。
从歌剧院出来，便身不由己地汇入了闪光灯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谁不想把这一美丽的时刻定格在记忆的底片上？“请把音乐摄入我的背景……”愣了一瞬，照相人方悟出我话中的诗味，“嘎”地一声便拍下灵感捕捉的意象。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雕刻：非洲艺术的奇葩邱秉钧
据说，艺术大师毕加索对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和非洲艺术推崇备至，认为当代的绘画大师们都从这两种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和灵感。的确，自古以来，非洲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非洲文化。非洲的音乐舞蹈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节奏著称于世，以雕塑为代表的非洲造型艺术更以其简洁的线条、粗犷的造型以及富于想象的夸张变形给人以震撼。
在’98中国国际美术年行将结束之际，在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非洲艺术大展”。来自非洲11个国家的作品，总计达300余件。如此规模的非洲艺术精品展览为隆冬的北京吹来一股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的热风。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分为木雕、铜雕、石雕的雕塑作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非洲雕塑一般都讲究对称，脸向正前方。但雕刻家也很注意侧面视图的平衡。雕塑品无论在造型上是垂直或水平或对角线构图，也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抽象的，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非洲的艺术家在“纯雕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在艺术的天地里无拘无束的创作自由使很多欧美的艺术家倾倒。
非洲雕塑的最大特点是头部很大，很不合比例。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这是因为雕刻家过于注重头部细节而忽视整体比例的缘故，也有人把它看做类似于儿童绘画的稚拙性。其实不然，雕刻家在开始创作以前就将木料划分出头、躯干和腿各个部位。至于作品表现出来的“孩子气”，赤道地区的芳族人认为，雕像既表现婴幼儿又表现了祖先，这种矛盾的属性含有宇宙论和神学的意义。新生者离祖先更近，他们只有通过宗教仪式逐渐断绝这种联系。此外，也有人认为非洲人祭拜祖先最关切的是祈求多子多孙，婴幼儿的形象最能表达这样的愿望。
非洲艺术大多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如引导信仰、启发信教者对神的虔诚或是纪念权贵和祖先及身份的象征。如芳族人制作的铜铸物品虽然是铜匠为了“美”而制作的，但却有一种与其内容毫不相干的功能，即显示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因为铜被看做是一种贵重的金属，只有富人才买得起。更有意思的是刚果河以北的巴沃约人用不同的饭盆盖进行对话。妻子在结婚前从母亲那里带来很多刻有不同图案的饭盆盖，女人用它们盖住丈夫的食物可以表示“生气”、“不满意”或“家庭和睦”等意思。一种用三块石头支撑的盖子，则表示一句谚语“好事总是三件一齐来”：丈夫必须给妻子衣服穿，妻子为丈夫做饭，家里一定要有孩子。如果妻子拿出这个盖，即表示婚姻中缺少了什么，丈夫也就心领神会了。
大量的非洲雕塑都有其宗教含义。面具和塑像不是代表了崇拜的神灵，就是祖先的化身，因此这些物品是很神圣的，有时甚至不让女人和孩子看见。雕刻活动要在四周围着篱笆的地方进行，还要举行仪式。因为提供木料的树木被看做是神的栖息之所，所以它需要安抚后再雕刻为神灵栖息的作品。多哥人认为，面具和祖先像应该避免栖息在木雕中的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抗，而树的生命力通过钉在面具上的铁钩子就可以得以控制，因为铁的生命力比树的强，这倒很像中国古代的“五行相克”之说。
至于非洲雕塑艺术属于什么“主义”的问题，美术界众说纷纭。有人曾把之划为“原始艺术”，有人则说这种说法未免带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有一点很明确，要真正了解和欣赏艺术，最好能立足非洲，对作品的创作背景有一定了解，特别是那些在部落中用于宗教仪式和祭祀祖先的作品。例如，有的木雕涂有颜色，绝不仅仅是为了使作品丰富多彩，在一定地区，它是引导神灵占据面具的一种手段。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好消息（木雕 高65厘米） 〔肯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