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保护流域植被 营造天然堤坝
本报驻巴西记者 吴志华
巴西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全世界10％的淡水。亚马孙河流域有390万平方公里流经巴西北部。中部高原有托坎廷斯河和圣弗朗西斯科河。同样从中部高原发源的巴拉那河由南向北流经南方各州，著名的伊泰普水电站就建在水流湍急的巴拉那河中游。据巴西环境部今年4月公布的资料显示，巴西境内河水总流量约达每秒25．78万立方米。
巴西境内河流众多，降水丰沛，却鲜有特大洪涝灾害。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巴西环境部水利局专家贝尔纳先生时，他告诉记者：“比起中国来，巴西算是幸运的。除了巴西人口密度小的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巴西江河流域的植被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
他说，植被是蓄水防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山川植被遭破坏，遇降暴雨，雨水便会不受阻拦地倾泻而下汇涌江河，往往只要数小时便形成浩浩荡荡的洪水袭来。如果将沿河流域的植被保护好，降雨过程中，部分雨水被地表吸收储存，同时雨水下泻速度减缓，就可以延缓甚至避免洪涝。亚马孙河和巴拉那河都有周期性的河水泛滥季节，但因河道两侧大多为原始森林区，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因此，河水淤积减少，洪水陡涨势头减弱。
巴西政府在保护江河流域环境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预防性措施。第一，通过建立森林公园和生态保留地，保护好江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巴西江河源头大多处在原始森林或者是灌木丛生的高原峡谷。这些原始植被对于保护水源和江河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地民众深入这些地区滥伐滥砍林木、挖土淘金、烧林垦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森林资源遭到很大的破坏。巴西的大西洋滨海原始森林从东北沿海到南方沿海曾蜿蜒数千公里，现在这片原始森林区只剩下了7％，这一带的水患由此变得越来越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这些年来巴西政府采取了措施加强对森林的保护，其中之一就是建立起受法律保护的森林公园和生态保留地。森林公园和生态保留地大多处在江河源头的原始森林地带，保护区内禁止任何形式的开发。
第二，巴西政府专门立法，规定了江河上游及主要支流两岸应保留一定宽幅的防护林带。防护林带内的原始森林禁止砍伐，没有林木的要种草植林，退耕还牧，严禁在防护林带范围内围垦种地或施工建筑。贝尔纳先生说，在河流两岸腾出一定的空间建立防护林带，目的是利用绿色植被作为天然隔离障，避免雨水直接冲刷地表将大量泥沙带入江河，造成江河淤积日益严重。
第三，光是保护沿河两岸的植被还不够，还要在制定整个流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考虑到保护植被环境、防洪防涝的问题。巴西政府通过颁布江河流域工农业生产指导方针，引导当地民众选择有利于保护江河沿岸水土及植被的产业。如发展牧业和林业，避免建窑烧砖等。如果在沿河附近采挖粘土烧砖，对植被的破坏留下了造成江河洪涝的隐患，结果是得不偿失。再如，江河两岸农业生产方式也要改进，应提倡减少机械化耕地。机械耕地导致地表松动，逢降雨水土便流失。巴西圣弗朗西斯科河上游地区是大豆产区，巴西政府考虑到河域环境保护问题时，提倡当地农民在种植大豆时，不用机耕牛犁，而采用点播技术；收获大豆后不要将豆秸连根拔掉，而是让豆秸自然干枯沃田。
贝尔纳先生最后强调说，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措施实际上是教育江河流域民众自觉行动起来保护生态与植被。巴西环境保护机构和民间组织多年来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新闻舆论界也在不断地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可见，根治水患、防洪抗灾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它不仅需要大量的投资来修建各种水利工程，更需要人们强化江河流域的植被保护意识，用草木筑起一道自然的防线。
（本报巴西利亚电）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灾后重建靠合力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云飞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美国每年遭受的自然灾害不少，今年发生的大灾害就有45起。不久前，邦尼飓风在东海岸登陆前，50万人离家避难。飓风中心经过的地方疮痍满目，损失达10多亿美元。
美国灾后的重建工作主要由联邦政府下设的联邦紧急措施署来承担。它成立于1979年，英文缩写FEMA可称为费马，共有2600多人。遇到大灾时，它还可以发动为数不少的自愿者和后备人员参加工作。
灾害发生后，费马会立即制定联邦回应计划。联邦政府的27个有关部门将参与计划，由费马牵头，总体协调。能源部负责尽快恢复灾区的能源供应。卫生部要向灾区提供紧急医疗卫生用品，必要时可出动国防部的军用飞机。美国红十字会则负责为灾民修建临时住所。民间机构、慈善团体、企业、个人提供的捐款、物品和服务等也由费马统筹安排。什么地方属于灾区只能由总统宣布，因为只有灾区才能接受联邦政府的援助。
至于灾区重建的费用，凡是学校、医院、道路等公共设施，联邦政府的援助占75％，另外的25％由地方政府负担。费马本身则负责向灾民提供援助。灾害一发生，费马便立即公布免费电话号码和因特网网址。灾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直接向费马要求援助，费马派当地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并确定援助金额。如果电话线路受到破坏，费马便向灾民临时提供移动电话。大约五六天后，支票就可以送到灾民手中。记者在费马采访时看到这样一份材料：截至8月31日，威斯康星州水灾地区提出的援助申请有9924份，费马已经开出4000多张支票，总金额为590多万美元。这笔钱来自总统救灾基金。通常这项基金的储备约有20亿美元，这项援助主要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和修缮房屋等。此外，费马还对灾区的重建和恢复家园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提供大量协助。例如它规定洪水退去后，地下室的水一天最多只能抽出1／3，因为房子经过多日浸泡，地下室的积水如果一下子抽干，就有可能会对房子的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地方费马还会编印一份名为《恢复时期》的免费刊物，两天一期，空运散发，向灾民提供各种急需的信息。如果灾区的农作物受损，则由农业部制定援助计划，向农民提供种子或发放低息贷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美国人的防灾救灾意识在不断增强，买水灾保险的人越来越多。这是由联邦政府建立的一个保险项目，每户一年大约只需交300到400美元的保险费。现在，除了联邦紧急措施署外，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有各自的紧急措施机构和人员，甚至一些大的公司和企业也是这样。据说紧急措施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有的大学还开设了紧急措施课程。（本报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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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靠科学降伏洪魔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丁刚
荷兰又称低洼之地，全国1／4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60％的人口居住在这些低洼地区。荷兰西南部又是多条河流的入海处，经常受到水患威胁。半个多世纪来，荷兰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武器与洪水搏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前，记者来到荷兰代尔夫特技术大学，请水利环境学专家汤恩·叶兹布斯教授和朱望钊博士介绍了荷兰的防洪建设。
和水打了数十年交道的叶兹布斯教授深有体会地说：“水像人一样，是有脾性的，你必须了解它，才谈得上牵着它的鼻子走。”他说，过去人们以为防洪就是抬高堤坝，荷兰人直到本世纪初还是这么做的，后来才发现坝越高，危险越大。1953年2月，荷兰西南部发生海水倒灌，防洪堤坝有67处崩溃，200余处出现裂痕，大片土地被淹，人员伤亡惨重。1995年，流经荷兰中部与东部的瓦尔河和马斯河又出现洪水，沿河防洪堤坝多次出现险情，幸好没有发生大面积崩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几次水灾使荷兰人清醒地认识到，防洪建设仅仅靠加高堤坝是不够的。如今荷兰的防洪建设是以疏导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组合。比如，荷兰有的地方在洼地铺设管道和建设抽水站来排水；在缺水的地方开挖运河把水引过去；有的城市要靠防洪堤坝来保护，那就要不断加固；有的地方河床高、河道窄，那就要深挖河床，拓宽河道。总之，要根据实际情况做科学的设计。
叶兹布斯教授说，防洪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水利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从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水利布局来考虑。他说着便拿出一张地图来，向记者介绍了鹿特丹以南的三角洲工程。从地图上看，整个工程除了有一圈一圈的防洪堤坝将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和城市保护起来，还有排水管道、抽水站、运河、泄洪区和可开启式的大坝等各种设施。
有了这些先进坚固的设施，还要依靠科学的管理。朱望钊博士接着说，减少洪灾损害离不开“科学”二字。荷兰各地水务局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与气象部门合作，综合考察水文气象资料，对未来雨情进行分析，并依据上游水源变化情况，建立模型。在汛期到来之前，荷兰专家不仅凭经验，更靠计算机来对各种数据做精确计算，有时还要进行模拟测试。有关部门根据分析结果便可事先做出统筹安排。平时，水务局科学地利用各种水利设施来调度水流量，以更好地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洪水到来时，水务局就可以利用这些工程来“化险为夷”。该谁关闸，谁就关闸；该谁放水，谁就放水。通过科学的管理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以减少洪灾造成的损失。
朱望钊博士还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从此次国内有关洪灾的报道看，有些地方受灾较重与准备不足有一定关系。比如，事先把一些水库和湖泊的水放掉，就可以减轻防洪压力等。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靠经验，还必须要有科学的计算和预测，要有全国一盘棋那样的统筹安排。他最后说：“这一点对于未来能够充分发挥三峡大坝的效用也有着重要意义。三峡工程建成并不意味着下游的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可以高枕无忧。只有合理、科学地调度水量，才能够避免出现危险。”
握别时，叶兹布斯教授送给记者一些资料，其中有几页是从《1993年马斯河洪灾报告》中复印的。记者问后才知道，二战后，荷兰每遭遇一次洪灾，就要组织一批专家深入调研，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提出改进防洪工程的意见。荷兰各级政府和水务部门按照这些科学的建议，不断巩固和加强全国的防洪建设。几十年来，荷兰人就是靠着这种坚忍不拔、认认真真的精神，建立起了世界一流的防洪体系。（本报布鲁塞尔电）
图为荷兰三角洲工程可开启式大坝。
本报记者 丁刚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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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莱茵河重新自然化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在欧洲，莱茵河流域是降水最多的地区之一，中等年景年降水量为900毫米，其发源地则高达2500毫米。
与很多河流不同的是莱茵河冬夏两季都会发生洪水：在发源地和上游地区，由于冬季气候严寒，降水多形成冰雪，因此洪水多发生在冰雪融化之后的夏季；而中下游却因冬季多雨，而且地面结冰，含水量饱和，降水全部流入莱茵河，所以洪水多发生在冬季。为了解莱茵河防洪的经验教训，记者最近采访了莱茵河国际保护委员会的奥托·马勒克先生和科隆市政府防洪中心的莱茵哈德·福格特先生。
马勒克先生说，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现在莱茵河流域国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这就是过去100多年来对莱茵河的改造是造成洪水发生越来越频繁的重要原因。以莱茵河上游地区为例，从1817年开始，对莱茵河进行了多次裁弯取直的改造，旨在利用水能，便于航运。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整治是在1955年至1977年之间。在从巴塞尔到沃尔姆斯之间，由于裁弯取直，河段从354公里缩减到273公里，造成的后果是水流加快，对河床的冲刷加剧。巴塞尔到卡尔斯鲁厄之间，原来洪峰通过的时间速度约为64小时，改造后缩短到23小时，结果往往与莱茵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内卡河的洪峰相遇，对下游地区造成更严重的威胁。由于河床侵蚀加快，部分地段从1860年到1960年的100年间，河床加深了7米，这样在洪水到来时，这一段完全没有泄洪的可能。为了利用水能发电，在这一段河面上建造了10个梯级拦河坝，两岸修建了堤坝。结果，这一带原来约1000平方公里的自然泄洪区、沼泽地带及低洼地仅剩下140平方公里，洪水只能往中下游排。这些措施从防洪方面说，保证了这一段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却使下游的防洪设施从可以防200年一遇的洪水降低到仅能防止50年一遇的洪水。卡尔斯鲁厄附近的马克萨乌水文站，从1880年到1955年水位超过8米仅有3次，而在改造工程完成后的1977年到1995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却出现了12次水位超过8米的现象。位于莱茵河下游的科隆在过去的100年间，洪水水位超过9．50米共有11次，却有5次发生在过去的12年中。所有这些证明，人对河流的干预加快了洪水成灾的频率。
马勒克先生说，除此之外，河流两岸的土地被建筑物和道路覆盖起来不利于降水渗入是发生洪水另一个重要原因。从1900年以来，德国这部分的土地面积从占全国面积的3％上升到12％，而森林受酸雨等损害，也降低了蓄水功能。
马勒克说，由于莱茵河流域国家对洪灾的成因取得了共识，对防洪措施也就形成了共同纲领。今年1月，第十二届莱茵河部长会议在荷兰鹿特丹一致通过了耗资将达120亿埃居的“防洪行动计划”。其目标是，到2005年把灾害风险程度降低10％，到2020年降低25％，莱茵河上游筑坝拦水地区要在2005年把洪峰水位降低30厘米，到2020年降低70厘米。这次会议第一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给莱茵河的洪水让出空间，让莱茵河重新“自然化”。按照这个“行动计划”，莱茵河流域地区要重造1000平方公里的泄洪区，植树造林3500平方公里，等等。各国也纷纷制定各自的实施方案。瑞士提出的口号是“只要有可能，就要把水留住；除非有必要，不让水流跑。”法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例如严禁在洪水多发区建房，被洪水冲垮的房屋不得在原地重建。德国16个州的联席防洪工作组已就各州重建泄洪区的具体指标等达成一致。在科隆防洪中心，福格特先生在地图上一一指给笔者看，哪里要把堤坝从河边向后推移，哪里要把堤坝降低高度，以便使洪水有处流。他告诉记者，沿河留出的泄洪区可以辟作休闲活动用地，例如修建高尔夫球场，洪水来了泄进去也没有什么妨碍。从科隆市到德荷边境准备新辟多达4万多公顷的泄洪区，预计可泄洪达1．5亿立方米。
洪水并不意味着酿成洪灾，有备无患可以大大减轻灾情。福格特先生说，从1956年到1979年科隆没有发生大洪水，人们普遍放松了警惕性。1993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袭来，由于准备不足，造成的损失高达1．5亿马克，而1995年又一次百年一遇的洪水袭来时，科隆水位虽达到本世纪最高点，损失却只有1993年的一半还不到。原因是在1993年以后设计了防护救援的详细方案，总计多达2000多条、款的规定，从而做到临“水”不慌。科隆的全面防洪经验已被确定为参加2000年世界博览会的参展项目。（本报波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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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斯旺高坝造福于民
本报驻埃及记者 朱梦魁
世界闻名的阿斯旺高坝和纳赛尔人工湖工程，为埃及治理长达6600多公里的非洲第一大河——尼罗河、防洪防旱、促进阿斯旺及整个埃及南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坝址选在阿斯旺水库南6．5公里处，此处尼罗河河床比较狭窄，又靠近建材原料的产地，地势便于蓄水，离阿斯旺城又近。高坝总长3600米，其中520米在尼罗河两岸之间，其余部分呈两翼状从河的两岸向外延伸。位于东岸的高坝右翼长达2325米，西岸的左翼长达755米，高坝坝底宽度为980米，坝顶宽度为40米，坝身呈金字塔状。坝高从尼罗河河底算起是111米。坝身表层是用花岗岩、水泥垒砌，坝心是用具有防水性能的砂和高岭土填充，坝心外侧与一层横向的防水保护层连接。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高坝主体具有承受里氏7．5—8级强地震的抗震能力。为防止水从坝底流过，还为大坝主体浇筑了穿过河床沉积层、具有足够长度和深度的坚固的水泥护坡。
由于高坝建在由沉积物组成的河床上，因此高坝除了横向隔断层外，还设置了垂直防护隔断层，从内心底部向下延伸180米，穿过沉积层到达岩石层。防护隔断层是经过钻孔、再灌注防水材料而构成的。另外，在高坝的内心设置了3个混凝土通道，是为了进行浇筑垂直防护隔断层和便于对坝身进行维修而设计建造的。同时还在3个通道中安置了各种测量仪器。高坝在背面填满之前，设置了两排垂直的排水井，用来排除从坝底渗进的水。尼罗河水因受到高坝的阻拦，在阿斯旺地区直至埃及、苏丹边界形成了一个浩瀚的人工湖，被命名为纳赛尔湖，水面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绝大部分湖区位于埃及境内。高坝前拦蓄洪水的最高水位设计为183米。最大容量为1650亿立方米，其中的300亿立方米是用来容纳预计500年内沉淀的淤泥量。
当人工湖达到最高水位时，可通过安装在尼罗河西岸的泄洪装置排放多余的水量，排水能力可达2400立方米／秒，排出的水有一部分经过电站发电，然后又流回到高坝以北的尼罗河里。分洪渠位于尼罗河东岸，由前渠和后渠两部分组成，与高坝东翼下部岩层中的排水隧道连成一体。连接前渠和后渠的隧道有6条，根据设计，6条隧道可以排放最高水位的洪水，排放量为每秒11000立方米。当水流速度为12米／秒时，每天可排放10亿立方米的洪水。高坝发电站建在隧道出口处，共有12台17．5万千瓦的水力发动机，总装机容量为21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千瓦时。
阿斯旺高坝的直接受益者首先是农业部门，先前的97．3万费丹（1费丹约合6．3亩）的渍水地变成了常年的水浇地；高坝湖区的耕地面积从580万费丹增加到740万费丹；农作物种植面积从1952年的930．8万费丹增加到1993年的1400万费丹。与此同时，高坝有效地控制了尼罗河的流量，保护了埃及在1964年、1975年和1977年发生特大洪水的年份免受洪涝灾害；另一方面，在1965年、1966年、1968年、1969年和1972年尼罗河水流减少时，又能使埃及不受干旱的威胁。高坝还改善了尼罗河上的航运，使之有稳定的水量依托，从而振兴了旅游业，并进一步沟通了埃及与苏丹之间的航运，使环高坝湖区的旅游、河运、渔业、畜牧业和采矿业综合发展，进步长足。仅以水产养殖为例，纳赛尔湖每年的淡水鱼捕捞量达40000吨左右。据保守的估计，高坝每年可为埃及增加3亿埃镑（1美元约合3．4埃镑）的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斯旺高坝工程也出现了一些副作用。高坝背后的河床部分遭受侵蚀；沉积土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土壤的肥力，针对高坝湖淤泥增多，埃及正在研究采取清淤措施。另外高坝区的尼罗河北岸出现侵蚀，埃及已制定了相应的护岸工程计划。至于当地地下水位的升高，主要是灌溉用水不当造成。埃及水利资源部已在高坝农业区建成了耕地排水网工程。这个排水网覆盖了230万费丹的土地面积。（本报开罗电）
图为烟波浩淼的阿斯旺库区一景。远处是举世闻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
杨苏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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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截流 下游受益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林昌
今年7月底至8月上旬，韩国普降大雨，特别是首都汉城及京畿道一带连遭暴雨袭击。在回首汉城的这场水害时，汉江洪水管理所的一位负责人士称，如果没有忠州和昭阳两座大坝拦洪截水，汉城也早已成为一片汪洋。
汉江由南汉江和北汉江两条支流组成，在京畿道的八堂汇合注入汉江主流，而首都汉城则位于汉江主流的下游。8月8日当天午后5时汉江引渡桥的水位已超过7米，两个小时后便突破8．5米的警戒水位，汉江洪水管理所发出警报。此时虽大雨不断，但水位却没有大幅上升，1小时后反而小有回落。当汉城京畿道一带的大片雨云转向江原道一带以后，汉江的水位仍趋于稳定。
在汉城和京畿道自8月5日连降大暴雨后，位于江原道内北汉江上的昭阳坝和位于忠清北道的南汉江上的忠州坝内已各蓄洪水3亿立方米和4亿立方米。由于这两坝在汛期到来之前便将水量控制，故在大量降雨之时，并没有超过平时的满水位标准。两坝拦洪的结果使汉江的水位降低了2．6米，只要汉江水位保持在10．5米以下，汉江主流就没有洪水泛滥的可能。汉江洪水管理所根据忠清地区在10日以后将继续有大雨的预报，提前在9日午后开始开闸放流，使忠州大坝的容洪量绰绰有余，故忠清北道一带10日以后的大雨虽在本地区造成危害，但未对汉城产生更大威胁。
韩政府分别用6—7年的时间建成了坝长530米高123米的昭阳和长447米高97．5米的忠州两座大坝，总蓄水量达56．5亿立方米，洪水调剂总容量为13．8亿立方米，有力地控制了汉江9000多平方公里流域水患的发生。（本报汉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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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长江、松花江和嫩江特大洪水，已被携手缚苍龙的我国军民所制服。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人们会清醒地认识到，这次长时间、全流域的特大洪患，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令人痛心的人员伤亡，而且有对诸多认识不足和落实不好的问题的深刻警示。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还不具备完全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力。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就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如果人们的水患意识比较强，植被、水土保持得比较好，堤坝修建得比较坚固，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我们的治水形势就会大为改观。
防洪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通过周密的防洪设施和科学手段，对可能出现的洪水进行合理的疏导和调控。为了使我们这个“水患大国”的洪灾能够逐步得到根治，本报今天再组专版，介绍国外防洪治水的一些经验与教训，供读者参考和借鉴，以共同扎扎实实地建造我们富国安民的“水利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