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放下你的斧头
赵大年
盛夏时节，从围场县出发，沿着河谷驱车“上坝”，两侧翠绿的山坡上有许多大片的金黄色块，美极了，旅伴叫着说是油菜花。定睛细看，原来是向日葵，几百万金盘似的笑脸，全都朝向太阳。这笑脸，引出了大家的话题。
葵花向阳，跟着太阳转，是它的趋光性——生长的特性。植物的根须有趋水性——生存的特性。这些都是中学生具有的常识。那么人呢？我们向往绿洲——这次躲开喧嚣闹市和龌龊天空，到围场坝上广袤的林海来看绿，来做森林浴，让新鲜氧气从里到外洗涤我们的肺腑和皮肤，也是人类亲近大自然的天性吧。可惜的是，“万物之灵”欠缺环境意识，在世界各地，违反人类天性和人生的根本需要，为了眼前利益，不惜撕破地球母亲的皮肤——大面积地毁坏植被。
围场坝上，是清朝前半叶诸位皇帝每年统率重兵“肄武绥藩”和秋猎的军事要地。这里的原始森林容得下千军万马，是八旗军旅多次抗击和战胜沙俄侵略军的出发地。道光皇帝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围场废弃，而且大量砍伐林木，当地满族老人说，“森林殆尽，清王朝的气数亦尽”。
新中国建立伊始，人民政府就组织职工到这海拔一千五百米、全年无霜期不足两个月的坝上“干打垒”定居，育苗，从1956年栽活第一株松树开始，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连续植树四亿多株，造就了这一百多万亩的人工林海。待到我们和许多中外游客前来看绿时，整齐的落叶松、樟子松和云杉林已有两层楼高，蓝天白云，空气湿润，林海四周水草丰美，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好地方。“森林是城市的肺”，“有林就有水”，“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森林是人类生存的绿色屏障”……尽情地夸奖吧，您怎样赞美森林也不会过分。
作为北京市民，我们这次到承德地区观光采访，是怀有感激之情的。发源于此的汤河、潮河是密云水库——北京人“生命之水”的来源。我们在围场坝上参观滦河之源，正是百万亩的林海，涵养水源，孕育着这生机盎然的小小清潭。而且，承德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群众，宁肯作出经济利益的自我牺牲，也不允许在水源地和河道边兴建有害工业。环保局长说：“保护京津大都市的水源不受污染，是上游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很多人都知道“引滦入津”的浩大工程，我倒是想说，伟大的绿色工程就是这百万亩林海和“三北防护林带”。“饮水思源”也是咱中国人的美德，我们应该赞美这些默默无闻的植树人。
相比之下，许多地方的乱采滥伐，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损害。多年来，黄河流域的过度开发，造成母亲河频频断流。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已消失百分之八十五。我到过岷江上游的阿坝地区，亲眼见到齐胸高的树桩遍山坡，当地朋友说那是“文革”期间野蛮采伐的劣迹——站着拉锯效率高！真是惨不忍睹啊。我还看见载运直径一米多粗圆木的卡车队，天天向外运送木材，川流不息……现在这种合围大树已很少见。最近有记者采访阿坝州的若干林场，伐木工“要完成砍伐任务”，目前常砍手臂粗的小树！莫非我们真的还要制造第二条黄河么？毋庸讳言，这些年长江水患的频率加快，尤其是今年的特大洪水，与上游森林锐减和水土流失直接相关。有学者站出来说，这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造成的自然灾害。且慢，难道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不是人类在世界范围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的恶果吗？“地球只有一个”，亚马孙河热带雨林的破坏，印尼森林大火，欧美发达国家过分浪费能源，制造大量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被激怒的老天爷要报复人类，他可不分国界呀。看来，正视人类自身的原因，“对症下药”，才有实际意义。
瑞士种树百年，种出个“世界花园”；围场种树四十年，造就了人工林海。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国家已下定决心，禁止砍伐自然林。长江上游的四川省也决定从今年9月份起，各林场停止砍伐自然林。我们仍然要向盗伐者大声疾呼：放下你的斧头！而且坚持全民植树，绿化祖国，让生命之树常绿。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守护文化家园
——近访作家冯骥才
李贤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颇，城市历史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逐渐趋于平淡甚至消解。怎样挽留我们的历史文化，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此，我们近期采访了作家冯骥才先生。
——编者
李：以往，人们对文化一词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三：一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一种教育程度，即文化知识；三是一种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您认为当代人应怎样正确理解“文化”这一概念？
冯：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解释主要是后两者，对于前者没有“感觉”。那种单一地把文化视做一种意识形态而招致的对文化本身的损害，已经是沉重的历史教训了。而仅仅把文化归结为一种教育程度，又使我们一直对事物的认识偏狭有限。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概念“大文化”，表明人们开始有了文化意识。一方面能够从文化上来把握社会生活整体，认识事物的特征和区别；一方面能够注意到事物的一种很重要的价值，即文化价值。我们应反省到，虽然我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自觉的文化，却一直缺乏文化上的自觉，对事物的文化价值视而不见，于是很多宝贵的文化都自生自灭了。
文化财富主要是精神财富。由于长久以来对文化的漠视，造成重物质而轻精神，也就是轻视精神财富。举例说，在任何一项大型建设工程中，都应该包含着文物保护这一项。它理应在总的工程规划之内，更不应成为它的一个包袱和累赘。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怎么能把文化财富视做包袱呢？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如果说当代人应怎样理解文化的概念，就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
李：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逐步地进入市场。您认为文化进入市场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冯：计划经济的时代，文化人希望文化进入市场，以期文化更活泼和自由，更深入群众，直接满足群众要求。但真正进入市场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变得平庸起来。文化进入市场后，很难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性。真正站在生活和历史高度影响读者的作品愈来愈少。进入市场的作品必须接受市场真真假假的炒买炒卖；接受价格而扭曲价值；接受“流行”模式而被同化。一些有才华的文艺家顺服于这种市场制约。被包装过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都成为了“大师”与“经典”。如此下去，文化很容易走向平庸。因此，这就需要作家、艺术家们一种历史的自觉了。
李：城市外表的趋同，城市建筑的缺乏个性，是否也有文化平庸的现象？
冯：是的。我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速度要求过快，文化上所承受的负荷太重。我们来不及对已经拥有的东西，来不及对自身固有的品质加以认识和认定，就很快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从城市建筑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为改善住房条件和发展城建企业，便简单粗暴地把历史建筑视做危房陋屋，不加任何文化限定的大面积地扫荡和开发；而在建设新城市时，又缺乏文化构想。本来城市的发展是线型的，循序渐进的，但我们目前的城改却是一种突变，全面开花，根本不去思索新建筑与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保持一种脉络上的联系。清一色的高楼大厦，流行全国的玻璃幕墙和釉面瓷砖，尤其那些简单粗糙的享乐主义建筑到处矗立，取代了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个性鲜明、异彩纷呈的城市形象。长此以往，所有城市将呈现相同的面孔，这是多可怕的事！
李：您对经济大潮下的文化充满了忧虑，这是不是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有关？
冯：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非常强调社会责任感。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自身的问题十分紧迫起来。我想现在应该明确树立起一种时代的庄严的责任，我把这叫做“文化责任感”。从近代史看，我国有很多具有这种文化责任的先贤。敦煌藏经洞被盗后，罗振玉、向达、姜亮夫、刘半农等一批知识分子到处奔波抢救这批流失的文化遗产。有的人还自费到欧洲的图书馆里把西方人弄走的敦煌卷子一字字地抄写回来。后来，又有张大千、常书鸿等奔往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保护濒临毁灭的莫高窟。还有梁思成等人曾为保护北京古城倾尽心力，使我们今天想起来，还为之感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较前一历史时期要严峻得多，紧迫得多。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尽我们的努力，树立和承担这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
李：过去几年里，您对天津城市文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抢救城市历史文化”的活动和大量采风工作，并拟定出版系列历史文化图集。您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及心理背景下做这些工作的？
冯：中国历史上有文物的概念，没有文化的概念。这因为文物的价值较文化的价值容易看到。文物是一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物品，有明确的认定标准，也有市场价位。中国历史上较重物质，文物收藏在民间是被作为物质财富来收藏的。人们对它财富价值的重视远大于文化上的审视，因而文物容易得到爱护。如故宫、天坛是文物，被国家定为某级保护单位，但北京的四合院、胡同，代表着某一时代的生活文化，是真正具有城市特征的历史空间。因不是文物，就被逐步地破坏和改造了。老百姓没时间考虑这样的问题，开发商也不关心这个问题，但这事来得紧迫，必须着手做一些实际工作，我想应先把城市历史文化的形象抢救下来，并希望用行动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我人在天津，就在天津做起。
我邀集了文化、历史、建筑、考古等各界人士，还有摄影家，对天津进行了地毯式的考察，前后共有三年半时间，实地拍摄照片三万余帧。写了一批研究文章，然后以十五比一的比例精选两千张珍贵照片印成一套大型画册，今年9月份就可以出版了。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历史充满文化魅力的天津放在这大型图集之中了。同时在行动过程中，渐渐得到了老百姓的理解、认同、支持和拥护。这行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启蒙与文化宣传。
李：为搞好城市文化保护，您认为当前我们应做些什么样的具体工作？
冯：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关键还要看城市主管人员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眼光。城市文化的保护一要有规划，二要立法，三要有监督。文化是有尊严的，谁也无权随意糟蹋。此外，我更关心怎样树立人们的文化意识。我有三点想法：一是希望我国也像欧洲文明古国那样，确定一个“文化遗产日”，（即“中华文化遗产日”）使每个地区，哪怕一个县或镇的人民都为自己所拥有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从而培养崇高的文化情感。二是我认为应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的博物馆进行文化遗产的教育。我提议在进行老城改造的城市就地建立“老城博物馆”，收藏在改造中发现和拆卸下来的古物，以留后人研究参观。三是应加强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方面的教育，要从孩子做起，使每一个中国人自幼树立文化意识和文化情感。我想这应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冯骥才速写 罗雪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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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洪图
谢志高
在抗洪斗争中，人民子弟兵用青春之火和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新长城。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受英雄精神的感召，我飞赴湖北长江抗洪前线，深入荆州沙市地区湖北武警抗洪部队之中，并以速写形式表现英雄将士的无畏精神和抗洪场景，作为对这场空前壮烈的斗争一点点印记。
洪峰即来
抗洪战歌
每次扛两个沙包的英雄
火线入党的战士
突击子堤（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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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山一朵花
冷冰鑫
山的那面是山，岭的背后有岭，在榆中县北部山区的深山更深处，坐落着一个遥远的小山村。
小山村的一角，新盖了几间瓦房。瓦房四周，红砖垒起一道方方正正的围墙。院内辟有两块既种蔬菜、又种花木的花圃，一眼蓄满了天降甘霖的集流水窖，设置在打扫得无纤尘的水泥地面上。乍看一眼，这个小院和山民的村居毫无二致。
小院终日静悄悄，很少听到车喧人语，唯有偶尔响起的鸡鸣犬吠或鸟啼雀叫，才会短暂地打破这宜人的阒寂和宁静。
这个异常幽静的去处，并非普通民居，而是兰州市地方税务局榆中县分局下属的北山税务所的所在地。北山税务所是兰州税苑中一朵色香独具的小花，在整个地税系统中占有几个最：一是编制最少，只有两名税务干部；二是税额最低，每年仅有六万元的指标；三是辖区最大，担负着北山地区九乡、七十七村、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户、一千六百九十七平方公里面积的收税任务；四是条件最差，所里没有配备任何交通工具，收税全凭两条腿跑；五是生活最苦，两名税务员的家眷都不在所里，平时他们既不能照顾家庭，也得不到亲人的照料，吃饭要自己开伙……
由于交通不便，报纸无法及时送达，只好依靠一台仅能收视两三个频道的电视机了解国家大事，调节业余生活。通常的日子，两个税务员一个守机关，一个跑外勤，烈日下赶路，风雨中奔波，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地习惯。每当上级领导问及他们累不累时，他们总是憨厚地笑着摇头。他们头顶国徽，身穿税服，迈着庄重的步伐踏遍了方圆的沟沟峁峁。也许，他们从腿挂野草露、脚沾山花蕊的行进中感受到了浓郁的诗意；也许，他们将为国征税、为民理财引为骄傲；也许，他们把漫漫税途当成了新长征的继续；也许，他们觉得汗洒故乡土是一种幸福……无论谁翻看他们的工作日志，总能从一个个平凡的数据后面看到一串串不平凡的足迹，每个脚窝里似乎闪耀着枚枚镍币和滴滴汗珠的荧荧光彩。
坐在税务所简陋的办公室里，我和税务员们深入而细致地交谈了工作。当目光触及悬挂在粉墙上的岗位责任制条文时，我忽然想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古语，我觉得这句话正是深山税务员日常生活的写照。回兰州后，我一定请省城的书法名家把这句格言写成条幅，赠给北山税务所，让先贤的明训激励同志们扎根深山，艰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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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史小品
话说石鼓
赵洛
北京东城国子监大门内，两旁列有十个石鼓，被公认为镇国之宝。古代石刻，保存下来，年代久远当以此为最。关于石鼓文的年代，虽有周文王、宣王、成王，秦文公、穆公、襄公诸说，但诸家讨论，至迟不出周秦。李斯写秦始皇泰山、琅玡等纪功碑，有的掉在水中，有的毁于野火，一块也不见了，拓片几行几个字也著录成专门学问。这石鼓却无恙保留至今，更为珍贵。而且文字书写“铁索金绳，龙腾鼎跃”（叶昌炽语），所以一直被金石学家奉为石刻鼻祖。
它还有不平凡的经历。韩愈《石鼓歌》说：“雨淋日炙野火烧，鬼物守护烦撝诃”。苏东坡《石鼓歌》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既以委灰尘，此鼓亦当随击掊”，但是竟保存下来。而且经历多少战乱，唐末就有五代纷争，后多亏宋徽宗这位亡国之君，把它从陕西凤翔县移至汴梁，置之保和殿稽古阁中收藏。但靖康年金人入汴，四太子兀术欲用毡子包裹它运来北京。金元之际，中都大火，又一次流落民间。“野老偷为臼”，但仍完好。
到了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岁时，复制此鼓十枚，分别放于北京国子监和承德外八庙。原石收入宫中。从此我们看到的石鼓就是乾隆的复制品。复制石鼓是作为乾隆祝寿典礼之一项。
乾隆为了祝寿，复制石鼓，为了好看，石鼓变了样，不似原样，真有点像鼓了。它原来又是什么样子？元代虞集作大都学教授从泥土草莱中发现了原石，用兵部差十辆大车载到国子监。虞集说：“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尽如鼓也。”明《帝京景物略》：“石鼓高二尺，广径一尺有奇。”可见高大于直径，并不像鼓，称之为石桶或更合适。
更大的变动是，原来文字刻在四周的桶壁上，而乾隆石鼓把文字刻在鼓面上。宋代梅尧臣诗曰：“近人偶见安碓床，云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旁，以臼易臼庸何伤？”梅尧臣看见篆文刻在旁周而不在上面，所以虽上面裂破成了臼，还心喜因为没有伤害了篆文。
另外乾隆复制的文字似乎纤细规范化，不像原籀文那样粗犷有力。
因为看不到故宫所藏石鼓的真面目，原石鼓到底什么样子，不好细说。也是偶然，幸而在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看到它的复制品，它高大于直径，文字刻于四周，而且上面被冲击裂成臼，与历史记述相符，或接近于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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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担大米千里情
戴新兰 李满龙
一天早上八点，一名十八岁的小伙子，肩挑五十多公斤大米，带着家乡五十四名村民的重托，千里迢迢来到岳阳县麻塘大垸捐粮食献爱心。
这名青年叫雷华忠，是湖南郴州市桂阳县燕塘乡元里村双元组人，现就读于湖南省第二轻工业学校。
乡亲们从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岳阳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此时，遭受严重旱灾的村民们更能体会到灾民的困境，大家便自发地你一瓢我一碗，捐集五十多公斤大米，派组里唯一上省城学校见过世面的雷华忠长途跋涉送到灾区。雷华忠怀揣村民们的重托，用竹扁担挑着五十多公斤大米，吱呀吱呀，挥汗如雨，步行八公里山路，赶到镇上乘汽车到县城，又从县城转汽车到郴州市。他不乘郴州至岳阳的直达汽车，而乘坐火车经郴州至长沙，又从长沙到岳阳，为的是学生可以免半票，节省旅费。他家处贫困地区，家境也不好，这次出门的旅费还是自己在学校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他刚到麻塘垸，恰巧碰到部队战士正在抗洪抢险火线捐款献爱心。雷华忠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二十几元钱，仔细划算，留下返回长沙的十几元车费，把仅剩的八元五角钱也投进了捐款箱。当问他怎么回程时，他说：“我到省城学校就有办法了，那里还有我上学期节省的生活费。”接着他又将一件折叠整齐的新衬衫捐献出来。他说，自己虽然三年没添置新衣服了，但旧的还能穿，可灾民却连换洗衣服都没了。
最后，他向驻守在麻塘大垸的湖南省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队请缨，要求留下来参加抗洪抢险。部队首长劝他回家，他说：“我来的时候家乡老人嘱咐我：‘华忠啊，我们这是旱灾救水灾，小灾救大灾。你去后不要急着回来，一定要参加那里的抗洪抢险直到洪水完全退下。洪水一天不退，你一天就不要回来，不然就不用去了！’我也知道，麻塘大垸内有一千多米京广铁路贯穿大江南北，这里水灾严重，这里需要人，我应该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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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浥芙蕖冉冉香（中国画）大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