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参观五角大楼
沈琚宝
华盛顿郊外美丽的波托马克河畔，坐落着闻名全球的五角大楼。这座五角形建筑，因由五幢五层的楼房联结而得名。从外表看，五角大楼朴实无华，但自40年代建成至今，作为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一系列战争的策划地和指挥所，它既为美国创造过“沙漠风暴”的成功和辉煌，也留下了“越南泥潭”里难以自拔的失败和尴尬。在热心的东道主安排下，我们利用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间隙，走进了这座曾多少次令世界神经为之震动的神秘建筑。
想象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关，肯定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我们这些普通“老外”能够前往参观，实是意外。然而，当我们在五角大楼前宽阔的停车场下车后，陪同人员带领大家径直从面向395号公路的侧门进入，没人检查，没人过问，甚至没人说一句话。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心里直犯嘀咕。
开始，我还按照国内的习惯揣测五角大楼里的情景，国防部办公重地，应该是部门林立，环境清静。然而，实际情况与想象大相径庭，我们走进第一道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在营业的餐厅、酒吧、咖啡馆、理发店，甚至还有服装店，俨然一个超级市场。原来这是大楼内部的商业服务区，看上去生意挺红火。
穿过商业服务区，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我们很快办妥了参观的手续，主要是存放手提物品，凭护照领取一个类似会议代表证的标志牌。休息等待时，我注意到，来此参观的人可真不少，整个大厅里座无虚席，熙熙攘攘，各种肤色的人都有。稍候片刻，走来几位美军士兵，将参观者分为20人一组，每组由一名士兵带领，并宣布参观注意事项：标志牌挂在胸前、参观过程中请勿大声说话、谢绝进入办公室内、参观时可以照像但不许摄像等。
进入办公区，只见大楼内部楼道宽敞，门窗高大。随士兵导游拾级而上，到三楼先参观海军办公区，然后下到二楼再看海军陆战队办公区。两个军兵种办公区各占楼层数百米长，楼道里军人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十分忙碌，肩上军衔显示其中不乏将星耀眼的将军，他们和参观游览者搅在一起，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禁忌和安全上的考虑。从着装上看，五角大楼内穿便服的文职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们所到之处，办公室全部敞开供游人参观，从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到海军参谋长、海军女部长、海军陆战队参谋长等将军的办公场所莫不如此。凡是将军办公室的门旁都挂有牌子标明主人的职务，参观者尽可驻足探头观望，但门口地面一条红线提醒游人切不可越雷池一步。有趣的是，参观者看得津津有味；办公室主人则旁若无人。
参观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与其说五角大楼是一个办公场所，还不如说是座军事博物馆更贴切。在我们所看到的两层楼里，所到之处除楼道两侧的橱窗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陈列室、展览室，小的几十平方米，大则数百平方米。陈列展览内容，主要是反映美军的历史和战绩，其中有著名人物和战斗英雄的传记介绍，有重大战争和战役的情况记载，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都有详尽的反映。陈列的展品中，还有大量实物，从英雄人物的遗物到历次战争中使用过的枪支弹药，甚至各种火炮等重型武器应有尽有。从橱窗中我们看到了巴顿将军的望远镜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手枪。美国，作为建国只有200余年的国家，历史短暂，这些陈列品充其量只有几十年、甚或百余年的历史，被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收藏于五角大楼，由此可见美国人民对自己历史的珍视，对我们不无启示。
负责给我们导游的士兵，军容严整，姿态端正，讲解声音洪亮，举止有板有眼，表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他遗憾地告诉我们，要看完五角大楼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而我们只有两个小时，只好看一部分了。交谈中我们得知，能够到五角大楼当导游的士兵，都是美军各作战部队中表现特别优秀者，作为一种表彰和奖励抽调到总部，待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原部队。此种奖励办法，特别新鲜，也许称得上是一种美国特色吧。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酸辣汤与文化误解
丁刚
从小长在北方，我对酸辣汤那种浓重醇厚的味道有一种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在寒冬腊月，喝上一碗酸辣汤，浑身上下都会顿觉舒坦。记得初到国外时去中餐馆就餐，得知北京汤就是酸辣汤，心中又添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好响亮的名字！听来就让人觉得热乎，在万里之遥的欧洲喝上一碗北京汤，说不定真会有一种重回家乡的感觉。谁曾想，汤一端上来，感觉竟全没了。这分明是一碗西红柿汤，哪里还有酸辣汤的色香味。后来我才发现，中餐馆里烧的酸辣汤全都是大同小异，有的虽然不是用西红柿酱勾兑而成，味道却不敢恭维。总之，重回家乡的感觉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烧酸辣汤有何难？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中餐馆的老板。他们的回答大体相同：老外就爱喝这样的酸辣汤。有位老板还给我讲了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适应欧洲人的口味，对酸辣汤作了“改良”。时间一长，约定俗成，你传我，我传你，大家都这么烧。你要是变来变去，老外可能还不认了呢。
其实，这些年又何止是酸辣汤被这么约定俗成地做了“改良”，欧洲中餐馆中的中国饭菜有不少都有着同样的命运。记得有一次我去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出差，接连两天面包黄油，腻得心慌。不吃觉得饿，吃了又好像没吃，只好去找中餐馆解馋。看看那饭馆坐落在市中心商业区，又是富丽堂皇的门面，想必价格一定不菲，便只要了一碗汤面。不到5分钟，面条就端了上来。原来就是开水泡方便面，上面还放着几大块生西红柿和白菜帮。我问老板，这菜就不能煸一煸？老板竟振振有词地答道：“外国人就喜欢吃生菜。”从此以后，凡是在中餐馆吃面条，我总会先叮咛一句：把菜煸一煸。
老外果真就喜欢这样的“改良”中餐吗？我看也未必。有一次，我请一位老外来家中吃饭，妻子作了酸辣汤。汤是鸡骨汤，用文火炖成，末了再放上一层厚厚的青蒜和姜丝。那老外喝了一个劲地赞赏，又听我说这就是“北京汤”，便颇感惊奇，临走时还感慨地说：“我今天才尝到了北京汤的味道。”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我有位外国朋友，喜欢吃中餐，独身时常去中餐馆打牙祭，后来同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从此就再也不愿去中餐馆了。他说他结婚后最大的发现是在中餐馆里吃不到真正的中国菜。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去过中国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抱怨欧洲中餐馆里的菜肴不那么地道。难怪我的一位朋友说，在欧洲进中餐馆是“外国人吃像西餐的中餐，中国人吃像中餐的西餐”。
由酸辣汤被改良的命运我联想起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了解的对象是否也带有改良色彩呢？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去中国旅游过的老外说，虽然中国的文化古迹令他们流连忘返，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不少地方开发了许多“人造古迹”，真假混杂。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开发往往忽视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旅游也是一种信息的交流，而成功的信息交流往往最少“改良色彩”。今年年初，布鲁塞尔放映了一部法国人拍的中国风光片。那片子是80年代初拍的，首场放映时就座无虚席。以后又连放了三个月，很受欢迎。片子拍的是什么？就是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和桂林的山水。这样的片子之所以会有魅力，就在于它保持了“原汁原味”，就像你只有喝了真正的酸辣汤之后才能体会到中国烹饪的滋味一样。
这几年，中西经贸交往增多了，文化误解的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殊不知，有些误解正是由于人为的“改良”而造成的，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因此，在文化交流中，摒弃先入为主，减少“改良”色彩，应该是一项远比保持酸辣汤原味更为重要的工作。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墙面瓷砖靓古城
吴志华
到巴西北部城市圣路易斯游览，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瓷砖贴面的屋宇店堂。
圣路易斯市位于南美洲赤道线附近的大西洋海滨，是巴西马腊尼昂州的州府。1612年，法国一位贵族远涉重洋，来到这里，遂以法国国王圣路易斯的名字命名。5年后，葡萄牙殖民者将法国人赶走，并在这里大兴土木，营造出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圣路易斯城坐落在海湾的小岛上，两条河流从它两侧缓缓汇入大海。面对着海河交汇口的古城码头，300多年来一直是这座城市与其它地区通商的门户。码头背后的山岗上就是被称为“历史中心”的古城区。在方圆不足60公顷的城区内，遗留着殖民地时期的900多栋高屋大宅和3000间旧屋平房，鹅卵石路面的街道，蜿蜒迂回，坡陡难行。街道两旁的屋宇店堂，有的墙皮斑剥陆离，有的已成废墟一片，但许多古建筑的花色墙面瓷砖仍然保存完好。这些瓷砖品种繁多，图案优雅。有蓝白双色调的，也有斑斓五彩的；有平面几何形的，也有雕花绘图形的；有的还用多块瓷砖组合成一幅大型壁画，使古老的建筑更显得雍容华贵。
“葡萄牙人大街”是这种墙面瓷砖建筑最为集中、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一条商业大街，当地人戏称为“粉笔街”。原来当年葡萄牙殖民统治者禁止黑奴进入这一商业街。黑奴气得暗中将这条街咒骂为“粉笔街”，形容白人个个如同苍白的粉笔一般。如今，禁令已废，街景依旧，碎石路旁三四层楼高的旧时富家大宅，家家面街的墙都用彩色葡萄牙瓷砖装饰。昔日富家大宅已成为当地政府机关，州政府的文化厅、艺术博物馆和“大众文化中心”都坐落在这些大宅内。时近正午，街上静悄悄的，行人稀少，家家大门紧锁，政府机构每天的办公时间都是在下午1时以后。我看到285号的“大众文化中心”的大门敞开着，迈步走进参观。原来是陈列圣路易斯城文物的博物馆，其中展品最多的则是葡萄牙人留下的建筑瓷砖，几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瓷砖都是在修复圣路易斯古城时收集起来的，绝大多数是18世纪的产物，可谓历史珍品。
展厅里只有我独自一人围着展品仔细观摩。每种瓷砖少则8块，多则16块，拼成一幅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的画面挂在墙上。有的瓷砖已经残损，有的釉彩剥落，但是它那精致的几何图形、和谐的色调仍然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在楼梯口，还展出了一幅2米多高的瓷砖拼画，画面人物也许是葡萄牙的国王或是葡萄牙贵族。无论是瓷砖还是瓷砖画，都显示出18世纪的葡萄牙建筑瓷砖制造工艺已相当的成熟和精美。
沿着木梯拾级而上，迎面遇到了一位中年工作人员，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便热情地带着我参观。他说，葡萄牙人生活与建筑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喜欢在陡峭的山坡地带建立城邑，喜欢在自家住宅面街的墙上用各种瓷砖贴面，以表现住宅建筑美和家庭富有。这种社会风尚自然也随着殖民主义者带到了巴西。据专家统计，圣路易斯城古建筑物上，至今还保留的葡萄牙瓷砖大约有100多个品种，是除了葡萄牙本土外，保留葡萄牙传统瓷砖最多的城市，有“葡萄牙瓷砖之城”的雅称。
近年来，当地掀起了一场拯救文化遗产的“复兴”运动。政府和私人团体共同投资数百万美元，逐步地修复了老城部分主要建筑。虽然老区内仍然有不少房屋墙体破旧，断垣残壁，给人以“旧时堂燕”的凄凉冷落之感。然而，修复后的屋宇外墙都用浅蓝、褚红、蛋黄的涂料粉刷一新，加上正面墙体那些平滑精美的瓷砖装饰，使古城恢复了旧时的娇艳与魅力。当我们离开这里后不久，就传来了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路易斯城命名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城”。我想，以墙面瓷砖打扮的这座古城获得殊荣当属名不虚传。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海角之城”开普敦
温宪
从空中俯瞰下去，禁不住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87米高的桌山扇面一样舒展开怪石嶙峋的身躯，挡住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自背后袭来的风雨。左右两条余脉就像桌山前伸的手臂，修长的左臂被称为狮头峰和信号山，粗壮的右臂则是险峻的魔鬼峰。桌山前拥海湾，背倚半岛。海湾因桌山得名桌湾；桌山身后的开普半岛顶端便是令人魂牵梦系的好望角。在桌山宽厚的怀抱之中，偎依着一座风光无限的城市，这就是意为“海角之城”的开普敦。
南非人喜欢称开普敦为“母亲之城”，整整一部南非现代史便是在这里写下了第一章。自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首次发现好望角之后，绕过好望角前往东方的船只日见频繁。为了使过往船只能够得到新鲜食品供应，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在桌山脚下建立一个生产基地。1652年4月6日，荷兰海军军官范里贝克带领约90名欧洲移民在桌湾登陆。这第一批欧洲白人在桌山脚下建立的永久定居点既标志着开普敦的诞生，也从此演绎出了欧洲移民与土著非洲人之间长达3个世纪的种族冲突史。
如今的开普敦是一座彩虹般绚烂的都市。早期荷兰移民的赭色建筑仍在喃喃地诉说着创业的艰辛；体现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建筑遗留着大英帝国治下开普敦殖民地的余韵；马来居民区的平顶房和清真寺展示着300年前作为奴隶运到南非的东方人后代如何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在更为现代化的建筑群体中，格鲁特·苏尔医院的白色楼群总是引人指指点点，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于1967年在这里完成。当然，开普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还是南非议会大厦。自1885年始，那里便相继成为开普敦殖民地、南非联邦和南非共和国立法机构所在地。开普敦作为南非“立法首都”的由来即在于此。多少年来，那幢并不太高大的议会大厦常常是南非政治生活的焦点所在。1996年2月，议会大厦对面大楼的整整一面墙变成了一幅巨大的壁画，画面以拙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了南非民主的艰难历程。
南非议会大厦身后的政府街是开普敦精华荟萃之地。诸多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点缀在绿阴如带的小道两旁。百花盛开的“公司花园”原本是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南非后开垦的菜园所在地。“公司花园”对面那幢白色的雅舍是南非总统办公楼。曼德拉总统常常在办公楼外的草坪处为来访的贵宾举行欢迎仪式后，信步走到临街的铁门前与观望的人们寒暄交谈。也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向南非人民公开了他与格拉萨·马歇尔夫人的恋情。政府街的街口处坐落着著名的圣乔治大教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就是于1986年9月7日在这里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大主教。1989年9月13日，图图大主教从这里带领3万群众举行反种族主义大游行时首次喊出了“我们是彩虹人民！”的口号，如今“彩虹国家”几乎成为新南非追求种族平等理想的同义词。
维多利亚及阿尔弗雷德海滨乐园如今成了开普敦的必游之地。那里原是开普敦旧港的所在地，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次子阿尔弗雷德于1860年在彼处主持码头动工典礼而得名。在这个濒临桌湾的海滨乐园中，人们尽可以啜着美酒，抬头远望桌山风云变幻，低首近观大西洋万顷碧涛。然而，我在海滨乐园最为留意的还是那个5号码头旁的灰色小楼。那里原是罗本岛监狱的陆上门户。当年，曼德拉等囚徒便是从那里被押运至位于大西洋中的罗本岛监狱。自1997年始，罗本岛监狱改为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越来越多的各国游人得以亲赴罗本岛，感悟那段尚不算久远的南非历史。
或许是浩瀚的印度洋和大西洋共同滋养的缘故，开普敦人有着开朗、乐观的胸怀。每年1月，开普敦民众都要举行为期两周的新年狂欢节。狂欢节期间，开普敦街头到处是头戴巴拿马草帽、撑着小花伞、脸上涂画着俏皮油彩、身着或粉红或嫩绿或天蓝艺装的人们。开普敦普通百姓的生活远非万事如意，但他们以这种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特有方式反讽着人间的阴暗，歌唱着生活的美好，寄托着对未来“好望”的希冀。
（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越南“桂林”行
陈建中
下龙湾位于越南广宁省沿海，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素有越南的“海上桂林”之称，曾有“不到下龙湾，等于没有到过越南”的说法。
我们下榻的下龙湾海滨宾馆，正面对着大海。清晨，打开窗户，眼前出现了一幅奇妙无比的图画。此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辽阔的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纱。透过晨雾，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座座怪石奇峰，在飘动的薄雾中若隐若现。
当东方出现了一抹霞光，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晨雾渐渐地退去，只见碧波荡漾，海天一色，奇峰突兀，峰峦叠翠。海面上白帆点点，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下龙湾属石灰岩岛屿，从高空俯瞰，共有3000多个大小石峰和小岛，繁星似地散落在七八十公里的海面上。这些小岛，错落有致，绵延逶迤，整体望去，恰似一条玉龙入海，下龙湾也因此得名。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下龙湾妖魔鬼怪横行，危害人民。天神知道后，派一巨龙潜入下龙湾，扫除妖魔，为民除害，结果那些妖魔都变成千奇百怪的石头，于是形成了现在这样怪石嶙峋的状况。此后下龙湾风景秀美，人民安居乐业。
在一个晴空如洗、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乘游艇驶向大海。海水湛蓝如宝石清澈透亮，晶莹得令人心醉。举目远望，辽阔的海面上，一座座奇异的山峰层峦叠嶂，近如黛绿，远似碧玉，给人一种滴玉凝脂、玲珑剔透的感觉。下龙湾的山十分神奇，不是指山上的某块石头像什么形状，而是指一个个浮在海面孑然独立的山峰千姿百态，形态各异，有的状如面包，有的形似蘑菇。当游艇漫游在神奇变幻的山水间时，犹如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那情趣盎然、犹如两只小鸡头聚在一起的斗鸡石；那惟妙惟肖、状似一颗硕大的水蜜桃的桃子石；那形神兼备、双耳直竖、警觉地潜伏着的护海狗仔石；那鬼斧神工、天然雕琢、颇似一颗巨大头颅的人头石，眼耳鼻嘴清晰可见；还有那昂首向上、好像正在蛙鼓声声的蛤蟆石；那三足而立、状如玉鼎的香炉石；那形似软笔头、直插苍穹的笔尖石；那五彩斑斓、黑白相间、酷似彩蝶的蝴蝶石；以及两头高中间低，好像一副马鞍子的马鞍石等等，真是造化神工。游艇在碧水萦回、怪石嶙峋中穿行，如梦如幻，只有偶然的一两声回荡在山间的猿啼长啸，才打破这静谧，把人们从梦境拉回到现实世界。
不知什么时候，海面上飘来一朵乌云，霎时间布满了天空，紧接着下起了大雨。烟雨迷茫中，那一座座奇峰更显得朦胧幽远。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被雨水洗刷过的山峦，犹如带露出浴、半拢轻纱半含羞的神女，使人产生不尽的幽思与遐想。
下龙湾的许多小岛上，还形成了一些天然溶洞。我们的游艇停靠在一个蒲赭洞口，人们走下游艇，进入洞内，看到那些石钟乳、石笋、石柱、石幔、石林、石狮等，真幻难分，使你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离开时，我不禁填词一首，写下《贺新郎·下龙湾》：
大海连天碧。波涛涌，烟雾茫茫，云山迷离。点点白帆泛清漪，镜中青峰倒立。山如碧玉玲珑透，水似绫罗绿纱衣。恍如梦，疑在童话里。侧耳听，猿声啼。
一叶轻舟浮云际。举目望，峰峦逶迤，苍翠如滴。恰似玉龙入沧海，峥嵘诡谲神奇。祥光紫雾腾空起，妖瘴阴霾无声息。风雨过，天涯存知己。人多情，长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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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布尔，永远的阿肯
孙勇军
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名字如雷贯耳：江布尔区、江布尔大街、江布尔州、江布尔市，以江布尔的名字命名的企业、学校、文学研究机构更是不计其数。江布尔——一个大名鼎鼎的哈萨克族阿肯（民间吟唱诗人），其传奇般的一生广为哈萨克人民传诵。
江布尔故居位于阿拉木图市西南约70公里的一个小镇里，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由于不知道确切线路，我们不得不经常停下车来，向当地居民打听。纯朴的哈萨克老乡一听说我们要去江布尔故居，争相告诉我们最便捷的路线。只可惜，我们对哈语一窍不通，而哈萨克斯坦农村的俄语口音又太重，让我们一下子体会到了北方人来到我国南方农村的感觉。但哈萨克父老那虔诚的表情，却让我们分明感到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杰出代表的骄傲与自豪。
江布尔故居始建于1946年6月。当时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在江布尔逝世一周年时，开始在他生活过的院落基础上筹建纪念馆舍。
走进故居，迎面便是江布尔的半身塑像。塑像下面，摆满了人们一大早送来的鲜花。纪念馆主馆是座极具哈萨克民居特色的一层建筑，由12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组成。这里完整保留了江布尔生前居住过的卧室、工作间和客厅，另外9个房间里陈列了丰富的展品，充分展示了这位哈萨克人民歌手的传奇经历。
主馆的中心是他的客厅。江布尔曾与一大批著名的哈萨克歌手、音乐家、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共同探讨过人生和社会哲理。阿·托尔斯泰、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谢伊富林等都是这里的常客。银光闪闪的俄式茶具、糖罐还依次摆放在茶几上，似乎在等待着客人的光临。
江布尔的工作间就在客厅的对面。他生前用过的椭圆形老花镜静静地躺在咖啡色办公桌上，一部老式电话机挂在桌的右前方伸手可及的墙壁上。一座老式座钟与电话默默地对视着，而钟摆早已停止了运动：表针指向7时55分——1945年6月22日的这一时刻，江布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的卧室里，江布尔最忠实的伴侣——冬不拉放在床上，用过的木质拐杖斜靠在床头。
走出主馆，我们来到了江布尔的墓地。从墓志铭和女讲解员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江布尔·贾巴耶夫，1846年2月出生于现江布尔州江布尔山脚下一个贫苦的牧民家庭。童年时代的江布尔聪明好学，但由于贫穷，他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当时著名的阿肯苏勇拜教会了江布尔即兴创作并演唱反映哈萨克草原人民生活的歌曲。19世纪70年代，江布尔和其他年轻的阿肯参加了阿依提斯（哈萨克阿肯演唱比赛）。此次比赛使江布尔一举成名。在自己的歌曲中，江布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局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从而在劳苦大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1936年5月，江布尔因为对哈萨克民间艺术的巨大贡献，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劳动勋章”，两年后又被授予“列宁勋章”。1938年，江布尔被选举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哈萨克议会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阿肯的歌声中宣布开幕。
卫国战争爆发后，江布尔不顾95岁高龄，以极大的热情讴歌苏联人民的勇敢与无畏，他的歌曲在苏联广为流传。当年被德军围困的列宁格勒，人们至今仍念念不忘他的长歌《列宁格勒人，我的孩子》。当时的《真理报》曾撰文说，江布尔的“歌曲将穿过战争的硝烟，与我们一起夺回被占领土，成为我们胜利的象征。”
女讲解员是江布尔的重孙媳妇，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特意带我们到后院的一棵苹果树下。望着树上尚未成熟的苹果，她建议我们每人摘一个：“吃吧，这是江布尔生前亲手栽种的。阿肯活了99岁零4个月，你们吃后会活到100岁。”女讲解员补充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吃到这棵树上的苹果。
告别故居时，我们巧遇两对新人，在亲人的陪伴下，向江布尔塑像献花并合影留念。从新人及其亲友虔诚的目光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这位阿肯的崇敬。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风车、奶酪、木鞋、鲜花，是荷兰人民引以为豪的特色物品。图为阿姆斯特丹市风车村内至今仍在使用的老式风车。 侯树人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