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调查
国有资产在蛀虫手中大量流失，企业发出紧急呼救。请看江苏“10·17”专案——
反腐败 保企业
本报记者 胡果
1996年底，一封署名“长山职工”的来信送到了江苏省石油总公司领导和省纪委领导的案头。长达数页的来信在一一列举了有关江苏石油总公司下属长山分公司经理崔章兴等盲目投资、挪用公款、非法集资，致使企业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大量事实后，发出了“救救企业”的痛切呼唤。
江苏省石油总公司长山分公司位于江阴市，扼长江咽喉，临黄金水道，背靠苏锡常地区，辐射整个华东大市场，多年来一直是省总公司的盈利支柱和江阴市的利税大户。从1991年起，出任长山公司经理的崔章兴，在不少人眼里是个敢于“开拓”、说一不二的能人。然而，事关重大，不能不查，经省石油总公司党组研究决定，省总公司工作组进驻长山。不曾想，一驻就是10个多月。
暴露在工作组面前的一个个问题，既触目惊心，又深不可测。初步调查表明，这个年平均创利上千万元的优势企业，短短两三年时间，竟亏损1.5亿元、潜亏6000余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53％！大量事实还表明：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源于崔章兴在决策上急功近利，独断专行，放弃油品、化工营销的主业，高息举贷，非法集资，盲目投资于南方房地产等。长期负债经营、管理严重失控、缺乏科学决策与民主监督，导致经营失败。崔章兴为摆脱困境，又我行我素搞起“国际大宗贸易”，进行赌博性经营，同时继续以“高息回报”为诱饵非法集资，企业经营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的泥坑。
1996年9月，崔章兴被免职。然而，一个个严峻的问题依然摆在企业面前：在“决策失误，投资不当”的借口下面，掩盖着什么样的私欲和勾当？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如何挽回？濒临破产、人心溃散的企业如何振兴？巨额的非法集资又该怎样清退处理？
工作组深感经验不足、手段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成员统一认识：要彻底查清事实，解决问题，就必须打消“家丑不外扬”的顾虑，求助于党和政府的力量，求助于社会反腐败机制的力量。1996年9月20日，江苏省石油公司总经理张坊拍板，向省纪委发出“呼救信”。
“长山事件”引起了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1996年10月17日，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专门召开由省纪委、省检察院和无锡市纪委、检察院及江苏省石油总公司等单位共同参加的协调会，重申了二十字办案原则———查清问题，惩治犯罪，减少损失，维护稳定，促进发展。“10·17”专案组正式成立，一场上下联动的反腐败攻坚战就此打响。
按照二十字原则，专案组狠抓打击犯罪。10月18日，无锡市检察院抽调精干力量奔赴江阴市，检察长王立人、副检察长孙裕芳亲自出马，迅速将主要犯罪嫌疑人控制起来。针对犯罪分子的攻守同盟、转移罪证，专案组展开细致而艰辛的调查取证工作，先后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10起，涉及11人，光审计部门查阅核对的账册就装了几十麻袋，所办案件皆成铁案。崔章兴最终以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处人民币5万元。
案件转入司法程序后，专案组就此收兵未尝不可。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面对亏损2．17亿元的企业，长山公司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有人算了一笔账：不要说沉重的历史包袱随时可以将企业压垮，即使撇开历史包袱，按企业最好年景，填上这个大窟窿至少也得二三十年！企业急需启动资金，而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数百家单位的清欠息、盘活资产以及稳妥处理好社会集资等项工作，仅靠企业自身又怎能完成！
一个原本好端端的企业难道就此走向末路？大量国有资产难道从此流失无归？专案组全体成员形成共识：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工作也必须坚持两手抓———既要把蛀虫挖出来，更要把经济效益搞上去！
从1996年10月到1997年2月，从1997年2月到1997年8月，直至1997年12月，“10·17”专案三次欲结案终又延期。保社会稳定、促企业发展，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新任务。他们配合企业领导班子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召开了“惩治犯罪，扶持经济”动员会、公司经济现状分析会、发展经济鼓劲会、“以案论法，及时整改”法制教育会，刹歪风邪气，树企业正气，鼓创业勇气，同时抽调得力干将进行追赃，并支持公司组织追款和盘活存量资产，北上北京、辽宁，南下广东、海南……在专案组的协助下，已追回各种款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依法减少不当支出3000多万元，完成的资产转移达2300多万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为企业走出泥沼赢得了宝贵的发展资金。
得到来自社会反腐败力量的巨大支持，长山公司人心齐了，劲足了。他们建立健全了资金进出、财务管理等25项规章制度，及时调整经营指导思想，千方百计扩大市场份额，一心一意当好“卖油郎”。专案组进驻长山的400多个日日夜夜，企业经营不但没有停滞过一天，而且还得到较大发展。仅从1996年10月至1997年底，长山公司共增效4000多万元，减少亏损8000多万元。
一个重信誉、讲效益、有潜力的长山公司又开始挺立在滚滚东去的长江边上。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连续报道
话费争议案的教训
本报记者 王莹
今年2月，本版刊登题为《据理力争讨公道，四年官司有结果》的调查，对包头市邓成和电话费争议案的始末作了报道，此后不断有读者询问此案处理的后续情况。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已对此案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并就此案进行了反思。
邓成和电话费争议案的起因是，用户邓成和就自己住宅电话的12个长途话费共41．65元向包头市邮电局提出异议，在多次与该局有关部门交涉未果后，邓成和先后向包头日报、内蒙古日报、经济日报及本报投诉。包头市邮电局认为邓在多家报纸刊登文章，侵害了该局名誉权，故而提起诉讼，把邓推上了被告席。
此案从立案到结案，起起伏伏历经四年。这期间，各新闻媒体对此案非常关注。1995年，本报就曾专派记者赴包头采访，刊登了记者调查《包头市邮电局该怎样对待用户》。1997年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以《消费者不是弱者》为题对此案作了报道。1998年1月10日，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包头市邮电局诉邓成和侵害名誉权不当，包头市邮电局向邓成和书面赔礼道歉。2.包头市邮电局向邓成和返还41．65元的长途电话费及利息，赔偿邓成和因诉讼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并承担一、二审再审案件受理费、反诉费、鉴定费等共1.6万元整。对上述调解协议，包头市邮电局已按规定期限予以执行。
包头市邮电局认识到自己在处理此案过程中存在几个问题，主要是：一、服务管理工作不到位。在与邓成和发生话费争议之前，该局就曾两次停过邓的住宅电话；话费争议发生后，窗口营业人员又以“冷、顶、横”的态度对待用户；同时，局内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外服务管理部门，局纪检委、办公室、电信科、宣传科、政法室等都先后插手此案，造成口径不一，多头对外。所有这些，是造成用户不满、“讨公道”逐步升级的主要原因。二、不能正确对待用户的批评监督。在邓对话费提出异议后，该局没有认真对待，反而因邓向有关报刊投诉而将其推上被告席。三、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在多家新闻媒体对此案表示关注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到该局采访时，该局领导和工作人员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不但不积极配合，反而将记者领到局公安科。在《焦点访谈》对此案曝光之后，包头市邮电局仍不从主观上认识问题，又向有关部门上报材料，指责《焦点访谈》的报道歪曲事实，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误导性。
包头市邮电局在服务工作中和对待舆论监督过程中的错误是严重的，其行为给邮电系统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作出决定，责令包头市邮电局党委书记、局长翟雨生对其错误做深刻书面检查，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在全区通报批评；责令包头市邮电局对直接接待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办公室副主任郭志强予以严肃处理（注：包头市邮电局已作出免去郭志强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调离办公室工作的决定）。
此案给予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各级邮电部门在管理、服务、对待用户和舆论监督，以及队伍素质、机关作风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也积极采取了相应措施，决定认真吸取教训，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在搞好发展建设的同时，把提高服务水平、创建文明行业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苹果树栽在哪里？
季伟
在一次汇报会上，某村党支部书记侃侃而谈，说自己如何动员群众在一处荒坡上栽苹果树多少多少棵云云。乡党委书记当即反问：“你们的苹果树是栽在地里，还是挂在天上？我昨天刚去过那里，怎么没见一棵苹果树？”说得这位支部书记脸上火辣辣的，羞愧地低下了头。
笔者不禁为这位乡党委书记喝彩。一句“苹果树栽在地里，还是挂在天上？”如当头棒喝，给弄虚作假者以严肃批评，使说假话者无地自容。如今有些领导干部因自身工作成绩不大，就费尽心机造假，以骗取上级领导信任，进而得到提拔重用。于是乎，造假者就在上报数据时掺入水分若干，以显其“政绩卓著”。
形成政绩造假的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重要的一条就是造假者未受到应有的处罚，有的甚至反而得到提拔重用。长此以往，就助长了造假风气的蔓延。历史上的教训时刻提醒人们，浮夸之风不刹，贻害无穷。
造假者最怕的莫过于打假。打假首先要会识别真假。这位乡党委书记之所以知道那位支书把“苹果树挂到了天上”，是因为他深入基层，了解下面的情况。我想，如果推而广之，领导干部能够经常深入基层，多搞些明察暗访，并将上报数字公开，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就可以发现苹果树到底栽在了哪里。对于那些把“苹果树挂在天上的”造假者，发现一个处理一个，不让他们沾得便宜。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多好的战士
上图：嫩江洪水暴涨，黑龙江省泰来县万家围子村大堤多处发生滑坡坍塌。沈阳军区某部官兵昼夜奋战，七次排除险情，确保了大堤安全。
下图：沈阳军区某部抗洪官兵奋战了50多天，衣裤磨烂了，就用编织袋做成衣服穿上，继续斗志高昂地坚守在嫩江大堤上。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王魁嵩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一位记者眼中的“老兵”
本报记者 吕明军 王斌来
8月21日下午，我们见到了刚从长江抗洪前线回来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伍辉。连续在前线辗转采访报道了30天的伍辉，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很多发生在抗洪抢险前线的动人故事。讲到驻鄂某舟桥部队老志愿兵谢峰的时候，伍辉不禁哽咽了，她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抗洪前线。
老兵其实并不老，30岁左右，但已连续12年参加抗洪抢险斗争。8月7日凌晨，谢峰和战友们奉命前往湖北公安县孟家溪镇救助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谢峰的家就在孟家溪，父亲赶到大堤，告诉他家里房子倒了，东西都泡在水里，要他回家帮忙。谢峰告诉父亲，部队还有任务，不能离开。老人一听急了，伸手就去拽他，谢峰不肯走，结果6天前在簰洲湾抢险时腿上留下的伤口被挣裂了，血流了出来。老人一看没办法，一跺脚生气地走了。
据谢峰的指导员介绍，事后谢峰对指导员说，他真想回家看看。但他始终战斗在前线，把对父亲和家人的愧疚一次又一次地压在心底。从8月7日到8月8日，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谢峰率领9艘冲锋舟，先后救起1200多名群众。
8月11日晚，公安县甘厂乡、章田寺乡一带出现溃堤。当时，水情不清楚，没有地图和资料，只知道有些群众困在里面。房子被水淹得只剩下房顶，树也只剩下树梢在水面上漂动。情况非常紧急，部队组织了30艘冲锋舟前去抢救。经再三请求，伍辉和同事登上了谢峰所在的冲锋舟。这时，周围一片漆黑，每艘冲锋舟只能靠手电筒照明。谢峰的冲锋舟开到一处开阔水面，突然间螺旋桨被杂物缠住，一下子失去了动力，冲锋舟顺水飞速下冲。这时，大家发现前边不远处有棵树，一名战士伸手去抱树没有抱住，后面的谢峰眼疾手快，牢牢地抱住了树干，冲锋舟打着旋儿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前面水流落差有1．5米，船若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修好螺旋桨，冲锋舟开足马力逆流而上。出来后，发现大水茫茫，其他29艘船都不见了，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根本不知道身处何地。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目标，谢峰坚持送记者先回去。一靠岸，部队政委正急得坐立不安，因为30艘冲锋舟只剩两艘没回来，其中就有谢峰和伍辉坐的这一艘。
伍辉告诉我们，最惊险的时候没有害怕，出来后看不到别的船时有些恐慌。这只是整个抗洪抢险过程中遭遇危险的一幕。对伍辉来说，是最难忘的一次，但对谢峰来说，抗洪抢险是他的工作，类似的危险几乎是家常便饭，他多次凭着沉着冷静和经验化险为夷。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咸宁地区金融部门支持灾区重建家园
面对罕见的长江大洪水，湖北咸宁地区金融部门竭尽全力为灾区企业和群众服务，千方百计筹措调度资金，支持灾区企业恢复生产，扶持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为确保受灾群众用于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存款支取，各行、社纷纷开办“水上流动银行”，租用小船接送顾客，为他们办理各项业务。同时，还打破惯例，采取“先贷后报、先用后补”的方式，坚持“五优先”，即：对灾区救灾物资及农业生产资料购进的急需资金优先解决；对水淹严重的企业优先注入启动资金；对产品有市场、效益好、讲信用的灾区骨干企业优先供应资金；对那些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企业资金需求优先安排；对灾区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无条件优先保证供应。全区共发放救灾专项贷款15337万元，支持重灾区223家骨干企业用于修复设备和购买原材料，支持2．3万农户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等。
这次洪涝灾害使全地区各类保险财产直接损失达13106万元。中保财险咸宁分公司迅速成立了救灾理赔指挥中心，组织21个查勘理赔小组深入受灾企业和群众家中，现场办公，现场理赔。到8月10日止，已支付受灾保户赔款1940万元，预付保险赔款190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咸宁地区分行 万华利 马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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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军区后勤紧急组建兵站
佳市邮局火速免费架通电话
●在佳木斯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为全力保障一线部队奋勇抗洪，沈阳军区后勤近日在佳市紧急组建“抗洪抢险兵站”。担任兵站组建任务的驻佳某综合仓库党委接到上级命令，立即研究部署，投入运作。站长周世臣、政委李少平带领全站官兵仅用一昼夜的时间，就接收、保管、发运30余吨油料、60余吨食品及价值10万元的车材等，并接应抗洪官兵2000多人。在下一步的抗洪抢险中，这个兵站将担负驻佳部队5900余名抗洪官兵的后勤保障任务。
●沈阳军区后勤某分部为及时做好抗洪官兵后勤保障工作，奉命于8月24日在佳木斯抗洪一线设立前沿指挥所。素有拥军传统的佳市邮电局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决定为指挥所免费安装通讯电话。所属电话安装公司立即派出4辆吉普车和7名工人赶往远离市区的前沿指挥所，仅用一个半小时就架通了4部程控电话，保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黑龙江佳木斯市安庆街82号 杨福双 郭道庆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朴素人生
面对第十三次选择
—访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刘吉
本报记者 赖仁琼
8月下旬，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刘吉率四名助理赴云南开展工作。日前，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是我第十三次工作变动，”刘吉笑着说：“也最富挑战性。”经历过12次工作变动的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今年4月得知自己被选定为稽察特派员，虽颇感意外，但却十分愉快地服从了国家的挑选。
50年代，在清华大学攻读核物理时，刘吉曾立志当一名核物理学家。然而，几十年间，命运却一次又一次把他推向自己或熟悉或陌生的领域：从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中国科大党委副书记到企业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国防科工委的基地政治部主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工、农、兵、学、体，刘吉都有过尝试和体验。
曾有青年朋友问刘吉：“应该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刘吉坦言：“当你选择了职业时，应该爱一行干一行；而当职业选择了你时，却应该干一行爱一行。”如今，面对第十三次职业选择，刘吉当然也会“干一行爱一行”。不过，对稽察特派员这一全新的事物，刘吉一开始一无所知。两个月的封闭式强化学习、培训，朱镕基总理的几次重要讲话，使刘吉等21位特派员深知责任重大。4月28日在中南海举行的开班仪式上，朱镕基总理说，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大举措，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刘吉感到，“三个重大”字字千钧。
“两个月的学习收获不小。”刘吉说，“首批特派员全是中央、国家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有的长期在经济、金融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都比我在行。别看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财会、审计等专业知识，听大课，作笔记，晚上还要自习。如周道炯、朱元梁、何栋材、刘济民、丁贵明等同志，课堂上不仅积极回答问题，还经常向老师提问。大学财会专业那几本书我都啃了一遍。”说着，刘吉翻开一个厚笔记本，只见密密麻麻的笔记中间，不少地方画有红杠、蓝杠。本子后面还贴有不少剪报，刘吉说：“中央考核企业的十大指标，我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天天看。”有特派员开玩笑说他像个小学生，刘吉听了高兴地说：“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嘛！”
几个月下来，刘吉读了不少书，增长了不少知识，更增加了许多责任。他说，稽察特派员代表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实施财务监督，并对企业总经理、党委书记、总会计师等主要负责人的业绩作出评价。虽然每个特派员都配有年富力强、专业精通的四名助理，但刘吉仍然十分认真。他指着桌上的一摞账本说：“这些都是被稽察企业送来的，他们的总会计师也都在几个月前经过专门培训，再按国际通行标准作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告，总经理核查后签字。如查出假账，总经理将负法律责任。”
从主管全民健身的国家体委副主任到担任四个大型企业的稽察特派员，刘吉改行的跨度不可谓不大。但丰富的阅历和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使刘吉很快进入角色。这段时间，他一遍遍地看材料、查账本，还与被稽察企业的老总见面交谈，了解、掌握了不少情况。刘吉说，我们特派员既要对政府负责，同时也要对企业负责。在搞清企业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过去用政治眼光看企业，社会效益看得多，经济效益看得少。今后，不能用党政干部的标准衡量企业的厂长经理，而应该用数据说明问题。
“大企业的很多领导是优中选优选出来的，其中不乏忠心耿耿之士。”刘吉说，特派员与他们虽然是稽察与被稽察的关系，但根本的利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刘吉曾在企业干过，能体谅他们的困难。但他表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有人担心特派员到企业后被腐蚀、“撂倒”，刘吉说：“国务院给了我们一定的权力，但同时又对我们有明确的要求和相应的制约。”朱镕基总理在开班式上的讲话，刘吉记忆犹新：“稽察特派员要具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尤其要敢于坚持原则，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公道正派，光明磊落，了解和反映真实情况；清正廉洁，严以律己，不谋私利。”刘吉说，除此之外，稽察特派员实行的回避制、交叉制、经费自理制也可以有效地杜绝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