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门话题
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沈伟光
1850年7月，在伦敦瑞特琴公园路展出了一台电力机车牵引模型，马克思在参观了这个展览后说：“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时隔近150年后的今天，人类正在进入信息时代，跨入网络化社会，走向新的文明。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将成为联结未来信息社会的纽带。各种网络将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联为一体，形成“地球村落”，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全球将形成一种崭新的信息与通信网络系统，它能以更快的速度传送和处理数量日益增加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将严重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竞争对抗方式。
网络影响极其巨大。网络化使远程观测、远程信息反馈、遥距控制、复杂市场的多方面跟踪监测成为可能，工业社会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将被设计研制、施工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并行工程”生产方式所取代，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生产出个性化的产品。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将大大改变。家庭将再次成为社会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单元，作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参与整个社会的运作。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同万里之外的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思想认识、交流经济信息、商讨学术见解；利用网络选购各种物品，接受优良教育；利用网络还可以欣赏到想要看的全世界的优秀文化艺术节目。
网络发展极其迅速。据了解，目前因特网，这个世界上影响最大、用户最多、信息资源最丰富的跨国界的计算机网络，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机网络连接。据1998年2月的统计，已有1.13亿直接上网用户，并且每月正以15％的速度递增。估计到2000年，全球将有1亿台电脑和100万个计算机网络与因特网相连，上网用户将达到5亿户。其他类型的局域网和广域网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诞生。可以预见，就像人类开掘运河、修筑铁路、公路、高速公路和发展航海、航空业一样，网络将进一步把地球变小，并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尽收网中。
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崛起，网络社会离我们并不遥远。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重视认识和研究网络化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由于受信息传播量和传播速度的影响，国际政治活动和国家政治都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网络社会，国际政治和社会政治生活事件被嵌入计算机信息网络之中，形形色色的报刊、影视、信息网络，能够将各种政治事件和信息快速地传输到整个世界，参与和影响政治的人空前增多。当然，网络化也会使对政治的冲击增强，使政治的不安全性相应增加。同时，使得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线趋于模糊，国家政治安全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冲击。国家在运筹政治方略时，不得不考虑国际政治的影响。
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网络化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在信息网络的支撑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将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国家与世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信息产业、知识经济将得到飞速发展，生产效率将大幅度提高。据统计，现代经济发展与增长，有40％多来自于信息产业的贡献。以信息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在工业制造业方面，由于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和网络化，现在制造业产值的40．4％来自于信息产品的附加值。在农业方面，美独立战争后，曾以90％的农业人口生产全国所需的粮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每年拨款15亿美元，用于健全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信息和市场服务电脑网络，如今，占美国人口3％的农民，生产的粮食已超过全部美国人的需要。在教育方面，计算机和网络在学校已开始普及，每个公民都可以凭借电脑终端，充分利用高水平教学资源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从而获得机会均等的远距离教育和终身教育。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美国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体力劳动者的人数。现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已占GNP的45％—65％。网络化对经济的影响最突出地反映在国际金融和商业贸易领域。在金融领域，资本流通可通过网络跨越国界，各地的金融信息几乎能立即传遍全世界；在商业贸易领域，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和家庭采购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通过电讯网络完成商品的生产、改进、订购、销售和支付的网络贸易将飞速发展。专家预计到2000年，全世界网络贸易总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左右；未来10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会有1／3通过网络贸易的形式来完成。所以说，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的经济发展主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网络化也会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敌对国家可能通过入侵和破坏国家信息网络，对银行、证券交易所、空中交通管制、电话、电视、电力网等网络进行打击和破坏，从而能造成国家经济瘫痪；不法分子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侵入私人和公司的电脑资料库，窃取、涂改并毁坏电脑里面的经贸资料、电子邮件、商业情报及合同文件等，给被侵略者造成破坏性打击。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预防性措施，以消除网络的脆弱性可能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
信息网络的崛起与发展，使军事领域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军事威胁将不只是大兵压境，来自网络上的突然袭击同样值得警惕。网络在把军事活动扩展到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的同时，也消除了诸如海洋、大山、距离等国家安全的屏障，使军事安全的责任日趋繁重。传统的军队成分将被改变，信息时代的军队将由电子信息网络专家、工程师和知识型军人组成；战争在战略层次攻击的首要目标将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整个社会的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手段，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与民用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摧毁性的破坏，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少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选择。血肉横飞、尸体遍野的传统战争将会被少伤亡、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战争形态所取代。
网络化对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文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的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华人文化圈，犹太人文化圈；海洋文化，岛国文化，大陆文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也都在培植创造着自己特有的文化。网络的发展，将加速各种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吸收、融合，使各种文化在广泛传播中达到发展。同时，网络的发展对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尤其是不良文化通过网络更易传播，对此必须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预防对策。
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冲击极其广泛而深远，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对外交、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等，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是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物，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序幕，这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进与发展的规律。在信息时代，信息已经成为与物质、能源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信息要素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网络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对于每个国家而言，不管它是处在工业时代，还是农业时代，都必须直接甚至超越发展阶段实现向信息时代转轨，加速推进网络化建设。
我国的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我们一只脚踏进了工业社会，一只脚还在农业社会，但眼睛却要紧紧地盯着信息社会。网络化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远影响，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我们必须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习惯势力的羁绊，加快我国网络化建设步伐，制定网络化建设的长远规划和安全措施，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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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
常建华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历史学的百花园繁花似锦，其中运用多学科方法，从社会透视历史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是一枝鲜艳夺目的奇葩。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关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行为观念，拉近历史学与人民生活的距离，成为新时期的史学热点。近三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更是异彩纷呈，成果不断。
人类社会活动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演进，因而生态环境的变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受到社会史学者的注意。历史上发生过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疾病等对人们生活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人口大迁移，而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过去人们只注意到战乱和灾荒这些因素。有的研究者把人口迁移问题同气候变迁联系起来，通过对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气候变化的研究，认为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由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气候由暖变寒，这一转变正与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而东南大体一致。我们知道，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即鼠疫）曾改变了历史进程，实际上中国历史也受到过鼠疫病的影响。有学者探讨了明代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问题。万历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自山西大同开始的鼠疫大流行，造成华北地区人口死亡五百万左右，使这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而崇祯年间的鼠疫则在农民起义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影响甚大。可以说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入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明代后期华北社会的变迁，是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对社会历史环境因素的关注，疾病史和灾荒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如果说环境史学是注重人类社会外部生态因素的话，那么心态史则强调对人的群体社会活动进行心理分析，探讨集体的观念意识，这是近年社会史研究中的又一新趋向。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他们的许多观念意识，如死亡观、宗教观等等，都可从历史上寻找其源流。有学者对汉朝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对汉朝人自杀现象的考察指出，汉代自杀现象的发生，多是生活矛盾激化及伦理关系混乱造成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的，而非对人类命运悲观失望引起的。若从社会心理视角看，其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哲学意义，这也是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自杀现象共同的特点。另有学者研究闽台瘟神信仰起源问题，认为汉代已有可能出现瘟鬼观念，而从道教的瘟鬼到民间的瘟神，这一转变出现在宋代，完全定型则是明代，并一直流传下来。此外，从丧葬礼俗研究民众死亡观与宗教观，将考古学与宗教学相结合，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领域。
社会结构在社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宗族问题是近年来受人重视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家族基础上，还出现了同姓联宗组织。长期以来“联宗”被认为是“联族”的大型宗族，有学者通过对清代同姓联宗组织的探讨，证实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是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它的出现，与封建社会基层政权实际上形成了权力重叠，并导致矛盾的发生。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衡量封建朝廷对联宗祠一类地缘性同姓网络的反对态度和禁止政策，就可发现这其实是封建秩序的捍卫者面对现存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动时的必然反应和必然选择。此外学者们还很重视对从古代士大夫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群体的研究，特别是近代绅士与知识分子身处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对此研究的专著出版了好几部。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集中体现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社邑、明清会馆和近代商会等方面。
地域社会史研究进展很快。城市史的研究已把视角转向城市社会生活，即使是探讨近现代沿海城市的近代化，也开始注意捕捉社会大变动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变化。不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均有所突破，尤以华南、江南、徽州、华北地区成果显著，出现了一些立论新颖的论文。如有的学者以福建莆田江口平原为例，探讨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围绕水利设施与社区的发展、社区权力中心的建构、从里社向村庙的转变、村庙祭祀组织形式等问题，把社区的发展置于明清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中，揭示其内在发展变化机制。江口历史上神庙的发展，固然可以视为地域社会的自我组织过程，但也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政府体制的制约，明清时期社区组织的发展，反映了官方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人类学学者提出，以“祭祀圈”为标志的地域组织并不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社会中的普遍历史现象。再如，有的学者围绕民间祀神场所“社屋”及其祀神活动，剖析了徽州社会结构，论述了宗族祠堂与社屋的关系、社屋与寺庙的关系，揭示了社屋存在的意义乃是强化了族际和村际关系，造就出以寺庙为中心，以社屋为关系纽带的村族社区共同体，以及共同体内各村族的相互认同与共存意识。
以上对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体现出重视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地域社会的特征。这些研究不仅选题新，而且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把气候学、地理学、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宗教学、社会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与历史学有机结合，从而使著述具有一种新的学术风格，有利于多视角、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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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商会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胡光明
由天津市社科院、天津市工商联等单位举办的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天津举行。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代中国商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的关系等。
与会者认为，商会是近代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个法人团体，是我国由传统农业的封建宗法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首位载体，它的兴衰荣枯牵动着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潮流的变迁和演进，并在空间上牵动着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广大地域的城市和乡村。探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商会史，对于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中国近代化过程有重要作用。
海内外学者认真考察了京津沪汉穗和苏州等重要城市商会组织的兴衰历程、构成性质与特点，指出随着近代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一大批受过中西新式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专家和优秀管理人才进入商会领导层，使商会面貌一新，在促进我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近代新型企业家群的成长，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天津和华北等地新式工业企业家群建立工业家团体创造了条件。
基于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关注和思考，海内外学者对本世纪初至20—30年代起于上海和天津并引起中外朝野和全社会震荡的中外金融商务风潮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商会在平息这一风潮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作了深入探讨，从而揭示了在近代中国市场宏观———中观———微观调控体系的构建中，商会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同业公会很强的自律自肃机制，对于平抑物价、防止假冒伪劣商品、规范商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的重要作用。
学者们对商会以相当精力和财力，投入城市防火、防盗、卫生防疫、社会救济以及修桥筑路、筑堤防汛等领域，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公共领域也作了探讨，认为商会在推动沿海沿江城市近代化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于商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学者们认为，国家政权应该代表和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实际上，非无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往往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使其制定的各项法规政令同社会发展趋势逆向而行，同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相悖。商会作为近代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个法人团体，一方面要代表和维护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国家政权政令法规在工商企业中的贯彻落实。所以，在国家调控市场的宏观体系中，商会是国家调控市场的中介机构。在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商会又是调控和管理社会的中介。基于上述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在清末民初我国沿海的商埠城市，已存在有中国特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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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理论不足是目前历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刘大年在《历史学的变迁》一文中认为，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主要问题是理论不足。这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与如何对待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深刻思想的源泉来自社会实践。我们要抛弃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要联系实际，敢于和善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近代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产物。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特殊阶段没有走完它的行程，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科学，就依然是人们认识社会、认识社会历史走向的科学思想体系。但是，如果跟以往一样，只从资本主义内部对抗的一面，只凭尚未充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去论述这个问题，就难免令人感到陈旧，就容易被人用高度发达了的、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来加以否定。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前景怎样的问题，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全面内容，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最新的现实来进行探讨，得出科学认识。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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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
章开沅在《史学四题》一文中认为，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要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而为此就必须首先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就不应该继续保持那些在半殖民地和农业宗法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畸形心态，而应该以更高的自信与更大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更不必忧心忡忡于民族文化独特素质的丧失，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只有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大竞技场上奋勇拼搏，才能涤荡那些年深日久的陈规陋矩，并且重新焕发出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与创造潜能。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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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展望21世纪的中国经济
——《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评介
文聿玉
再过不到两年，20世纪就将结束了，世界各国都在展望21世纪。近两三年来，我国学术界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跨世纪中国经济走势的文章和著作。由李京文主编的《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是国家重大软科学课题“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各阶段特点分析与支柱产业选择”的研究报告。该书利用大型的中国经济预测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与预测，并在总量预测的基础上，重点放在了未来的支柱产业变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与预测上，而且分析与预测的时间延长到了2050年。相对而言，应该说，他们的分析更具有可信性，预测也更具有科学性。
当然，对长达50年的未来中国经济进行研究，其分析与预测结果只能是参考性的。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这些因素完全搞清楚，并用数学模型对它们进行准确的描述。尤其是在当今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未来50多年的科技进步情况很难把握和预测，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如此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完全精确的分析与预测。事实上，对于一项长期预测来说，重要的不是其预测结果是否精确无误，而是它对预测起点的分析判断是否正确，是否能够揭示未来发展趋势，是否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思路。
《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值得一读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对中国经济当前所处阶段及其特点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判断。在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结合当前国际经济的新特点，深入分析了存在的大量问题；在定量分析与预测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论证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在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对未来科技发展进行展望的基础上，根据对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与预测，分析与预测了我国支柱产业的发展与转换问题；最后，还深入分析了未来有利于和阻碍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适度快速和稳定增长的各种因素，并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对策思路与政策建议。书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向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数量上的矛盾，转向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群众不断扩大的数量需求、与日益提高的质量需求、与快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矛盾似乎比以前多了，而实际上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质量提高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更广更深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增大了。这样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这就为分析与预测未来打下了好的基础。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始终强调科技进步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注意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上。在政策建议中，该书提出的加强教育发展的建议、加速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建议、关于继续坚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建议、关于区域发展战略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区域协调发展、效率与公平兼顾”转换的建议等等，都很有价值。
该书对我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的分析与预测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乐观的前景。客观地说，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复杂的，需要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克服。希望作者的预测能够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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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
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近几年来从事晚清改革史研究的部分成果。全书上下篇的十一个专题，试图通过大量史料史实的考察分析，对晚清改革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期即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的历史，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具体实证研究，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或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上篇戊戌维新研究，着重从改革思想、人物、国际关系和中外改革比较等角度加以研究；下篇清末新政研究，针对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分别对清末宪政改革、教育改革、外交改革、军事改革、财政改革与工商业改革等各个侧面，进行具体研究。（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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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康有为》
何金彝、马洪林著的《康有为》一书，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有别于以往研究康有为的著作，选取儒学近代化的视角，研究康有为通过儒家文化本体，引渡西方文化在中国落户的桥梁意义，并在文化层面上评价康有为的哲学观、孔教观、历史观、教育观、文化观等，说明康有为既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的大师，也是把儒家思想引向世界的伟大学者。该书认为，康有为把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相嫁接，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近代化，使儒学思想辐射朝鲜、日本和南洋各国，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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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钱钞文存》
赵忠格主编的《古钱钞文存》一书，已由台海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散见于《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中国历代食货典》以及其它各种典籍中有关钱钞方面的著述尽行搜罗，汇编成册。该书上起殷商，下至清末，时间跨越我国整个古代社会。书分八卷，分别为钱钞汇考（上、中、下）、钱钞文论、钱钞艺文、钱钞纪事、钱钞杂录和钱钞外编等。
（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