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年轻生命的最后乐章”
  ——记冼星海在阿拉木图
  张友新
  江泽民主席今年7月初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阿拉木图冼星海故居揭牌仪式上曾深情地说,冼星海是在哈萨克斯坦“完成了他年轻生命的最后一曲乐章”。
  冼星海生命乐章的大部分是在国内谱写的。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他谱写了大量讴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优秀歌曲,在中国音乐史上写下灿烂的一页。然而,冼星海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在他40年的生命历程中,最后两年半时间即1942年底至1945年6月,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他把生命的“最后冲刺”献给了中哈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写下了“生命的最后乐章”。
  1940年5月,冼星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化名“黄训”,与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一同去莫斯科,一方面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一方面研究苏联音乐。后来由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不得不准备取道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因边境受阻,1942年底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当初,他举目无亲,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四周又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加上他不懂俄语、身体孱弱,那种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就在这贫病交加的时刻,哈萨克人民向星海伸出了宝贵的援助之手。著名的哈萨克族作曲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慷慨地接纳了他,使他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住所,有了饭吃,有了衣穿,从而又使他燃起了创作的激情。音乐家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等朋友们也热情帮助他,邀请他去“做客”。这时,一碗热汤,几片面包,在靠火墙的床上睡上一觉,对冼星海来说,无疑是一种高级“享受”,心里热乎乎的,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火和哈萨克人民的深情厚谊,促使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如喷泉涌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由此问世,如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等,其中《阿曼盖尔德》影响尤为深广。阿曼盖尔德是哈萨克民族英雄,他的感人事迹深深触动了星海的心,使他下定决心要用音乐手段再现这位英雄的形象,以激励处在艰难境地的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斗到底。为了使这部音乐史诗既有思想性又有哈萨克民族音乐的特色,星海不知悉心倾听过多少哈萨克曲调。他像一块巨大的海绵那样,尽情地吸收哈萨克民族音乐的养分;有时候他还请朋友拉琴弹上几首不同作曲家的不同性质的小曲,以使乐章臻于完美。由于星海的炽烈感情和音乐才华,他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并且是在不借助乐器的情况下写成的。在纪念阿曼盖尔德逝世35周年的音乐会上,星海亲自担任该音乐史诗的小提琴演奏(钢琴伴奏)。功夫不负有心人,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
  1944年初,星海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库斯塔奈建立音乐馆的工作。在这一公共事业上,星海被他的同事们称为是“天才的组织者和优秀的社会活动家”。筹备工作首先是选拔音乐人才,要从被邀请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然后立即在剧院里进行排演;每次排演时,星海总是热心地记录哈萨克民间歌调。他的音乐听觉异常敏锐,全部记录无需借助任何一种乐器。在人家第一次表演时,他就能将曲调全部记录下来。当时音乐界的朋友赞扬说,星海为音乐会的节目做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3月19日,这是个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库斯塔奈音乐馆就在这时举行揭幕典礼,星海带着他心爱的小提琴亲自出场演奏。当观众们欣赏到他那特别热情、特别亲切的哈萨克曲调时,场内掌声四起,多次要求再来一次。当时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苏联音乐家科伊什巴耶夫回忆说:“星海特别喜欢演奏《卡拉—那尔》和《郭治·比戴》这一类哈萨克歌曲。他柔和的手指富于细致的音乐感,演奏得非常神妙。”在那里,星海还积极参加巡回演出,到集体农庄去,到国营农场去。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道具和行李要靠牛车运送,在乡下过夜常常几个人盖一床被子。但是,音乐家们的下乡演出却鼓舞了劳动者的反法西斯斗志。
  需要指出的是,冼星海在库斯塔奈的创作和生活,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冼星海在自己的《创作杂记》中写道:“19号作品———《哈萨克歌曲集》约25至30首。这个歌曲集是在库斯塔奈写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星海的“19号作品”遗失了。但现在已有新的发现。最近,俄罗斯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到库斯塔奈进行调查,还特地访问了当年音乐馆馆长叶谢托夫的遗孀卡拉沙什。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他指出《叶谢托夫·歌曲集》共22首就是冼星海的“19号作品”。然而,冼星海的20号、22号、23号、24号作品至今仍无着落。
  冼星海是本世纪我国的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即使在阿拉木图的艰难岁月里,他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他曾预言,“自由的太阳、胜利与欢乐的太阳终将放射光芒”。50多年后,江泽民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为星海故居揭了牌,这意味着星海生命的最后乐章将在中哈两国人民的心田上更响亮地回荡。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这次也随江主席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并出席她父亲故居的揭牌仪式。她心情分外激动,对记者说,“父亲从事的音乐事业,今天正在蒸蒸日上地发展,谱写着新的乐章!”
  (题图为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在阿拉木图冼星海故居她父亲的画像前。)(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走近黑海
  王庆生
  留学敖德萨时,最得意的一句话就是“看海去!”因为浩瀚的黑海距离我的住地只有5分钟的行程。
  和往常一样,晚饭后我就信步向海的方向走去。夜9时了,天色仍不暗,通往海边的路上行人仍然不断。刚穿过用卵石铺就的古色古香的“法国大街”,一股凉爽的海风就扑面而来,拂动得我心里痒痒的。是啊,七月的家乡郑州该是热浪滚滚的季节,而这里却处处是清风和草香。唯从海边返回的敖市市民的一身泳装上,可以略略领悟到夏日已悄然而至。
  掠过海岸森林公园葱绿的树冠,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望无垠的黑海了。夕阳西坠,海面呈亮灰色,这使我想起了前些日子在敖市中心画市看到一位中年女画家的一幅海的油画。画面中的海面呈白色,但画家说这就是黑海!看到我一脸不解,她热情地解释说,随着季节、时间和天气的变化,黑海的颜色各有不同。黑海是神奇的,也许这就是黑海的魅力之一。放眼极远,灯光闪闪,船影绰绰,那是远航的客轮、货船。
  沿石阶下行,穿过林丛,便到了海滩。海岸缓平,沙滩细软,走在上面,柔柔的,有一种特别轻松自然的感觉。敖德萨海湾位于黑海的西北部,水深100—120米之间,是黑海的最浅水域。夏季海水表面温度23至25摄氏度,加上海滨地带沙滩宽阔,沙质优良,所以这里是前苏联也是邻近欧洲国家最受欢迎的夏季疗养度假地之一。敖德萨海滨浴场总面积300多公顷,平均宽度40米,且有相当完善的服务设施,每年在此度假者逾250余万人次。
  夜幕降临了,市民们仍悠闲地坐在沙滩上消夏。有举家带口的,或坐或躺,自由自在。旁边的几个小孩把身子埋在沙子里,玩得十分投入。有成双成对、相亲相依的,他们临着岸边风,吸着海鲜味,其情幽幽。更有妙龄少女,携高大的“德国牧羊犬”在海边散步。稍顷,她松开了缰索,随着她的指令,狗一会儿水中,一会儿岸上,倒也玩得逍遥自在。我,此时此刻唯一的来自东方的黄种人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中,仿佛梦幻。我干脆席地坐在最靠近海水的柔沙上。耳房中,只有有规律的海浪冲击岸边的涛声在萦绕、回荡。面前黑海温柔异常,平平的水波轻缓地一排排向我涌来。水波退去,留下几个贝壳、海草。视野的极远处,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光了,让人隐约感悟到黄金水道的繁忙。
  海风吹在身上,凉凉的,略有一丝冷意。我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中。生命起源于大海,人类离不开大海,所以要珍爱大海,保护其环境与水质不受破坏!我深爱大海,因为海洋不仅带给人们凉风和惬意,更重要的是她把世界连为一体,让人彻悟了海洋胸怀之博大。
  天完全黑了,自己也要“返航”了,但黑海涛声依旧。岸边的通宵酒吧放出了优美的俄罗斯民歌,敖市市民的夜生活也要与黑海缠绵相依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马六甲
  感怀
  萧村
  早年侨居新加坡,狮城与古城堪称咫尺之距,但因阴差阳错,始终未能拜访瞻仰。90年代我多次因公务来新、马,也因行期匆匆无缘游览马六甲。这次有幸如愿以偿。
  由吉隆坡沿马来半岛西海岸高速公路南行,约两小时就抵达目的地。首先映入视线的是座荒冢累累的小土山,司机兼导游神色黯然地介绍说,那就是著名的三保山,上头有无数来自“唐山”的先人含恨于九泉。我仰望杂草萋萋野花点点中的坟茔,心弦阵阵颤动。时光仿佛返溯到明清年代,眼前似乎呈现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景象:衣衫褴褛满身伤痕的太平军战士,一叶孤舟流亡海外,刚弃船登岸,殖民者的罪恶子弹就穿透他们的心脏;头盘长辫形销骨立的闽粤籍“猪仔”们,或在种植园主的血淋淋的钢丝鞭下,或在开山辟路修桥挖渠的超强度劳役中,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宁愿站着死、不求跪着生的炎黄子孙,高举反奴役反压迫反侵略的大旗,同殖民者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三保山啊,三保山!在这里长眠了多少忠魂英烈、仁人志士;埋葬了多少爱和恨、喜与悲、炽热的冀盼及无边的眷恋。这是白纸黑字的华人史的一章,也是铁证如山的马来西亚近代史的一页。
  我怀着虔诚崇敬之情,步入古香古色的中国传统式建筑“三保庙”,晋谒国际航海界先驱、杰出外交家、伊斯兰教天骄郑和先贤。这位明成祖(朱棣)的亲善大使曾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奉旨率领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南部、阿拉伯国家及非洲东岸等地。其间,他曾多次访问马六甲,和当地官府,尤其是黎民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经几百年的时代风雨的涤荡,“三保庙”依然香火旺盛,深受各族善男信女的敬仰。只见殿堂修葺一新,顶礼膜拜者络绎不绝,香烟缭绕不散。供桌上摆满三牲五果,一批又一批中老年华族妇女跪在蒲团上闭目祷告,祈求“三保公”排忧解难。那种信赖至诚的精神,似乎与转瞬即至的信息新世纪有悖;但切勿另眼相待,今日执经济科技发达领域牛耳的总统、国王、总理、首相及实业界巨子,不也是朝觐罗马教廷、麦加圣地和神宫神社的先人亡灵吗?
  参观马六甲的名胜古迹,确实是在披阅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史册。葡萄牙入侵者的古城堡,历经400多年的兵燹劫难,而今犹存残垣断壁。我徘徊其中,只感到那方方犬牙交错垒砌城墙的巨石,似乎都有灵性,正以铁面无私的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来自大马各州和五湖四海的一代又一代游人,诉说着马六甲人民当年同仇敌忾与葡萄牙的坚船利炮血战到底的壮烈场面,诉说着葡、荷、英殖民者自1640年6月至1795年间,为控制这方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地而展开的惨绝人寰的争夺战。那时,有多少前线士卒和古城的妇孺老幼的碧血白骨化作欧洲大亨们的金银珠宝股票地产!
  贪得无厌的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掌权者,为了炫耀其殖民史上的“丰功伟绩”,相继在古城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名为荷兰广场上,有修建于1753年的赭色的教堂,标志200多年前荷兰是马六甲的“主人”;后来者的英国佬也在此盖座三层大钟楼,留下了“日不落帝国”昔日的“辉煌”。我静立于花团锦簇的园圃旁,凝视着一群华裔和马来族儿童在嬉戏,天真烂漫,亲密无间,不禁喜上眉梢:“扶巫制华”的挑拨离间阴谋已烟消云散了。我祝愿大马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之树常绿,在21世纪上半叶攀登上现代化的高峰。
  驱车到了马六甲海峡大桥之滨,极目远眺,只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借助高倍望远镜观察,西南彼岸属于印尼的甘巴河口的群岛影影绰绰。这是从东亚到西亚快捷航道的必经之路,扼南中国海至孟加拉湾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今日还是往来中东、日本间油轮的黄金水道。眼前这座尚未竣工的钢骨水泥桥,将是城区连结近海岛屿的纽带。真正跨越海峡的长桥需耗资数十亿美元,马、印(尼)双方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筹措。同来的朋友都去看几位马来人垂钓,我独自一人凭栏远眺,心绪万端:90年代初出版的拙作《椰子肥豆蔻香》(反映二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李杰,在严惩了双手沾满缅甸和马来亚各族百姓鲜血的殖民军头目后,在马六甲海峡驾帆船漂泊。后被英国巡逻艇击沉时,他幸免于难,因为马来渔夫甘冒被处绞刑之“罪”拯救了他。这些章节的故事都发生于这个著名的海峡,而今有幸来到她的身旁,怎能不叫我浮想联翩呢!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不废江河万古流
  ——印度一出翻案戏的风波
  李文云
  50年前,1948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在印度安巴拉监狱,因暗杀圣雄甘地而被判处极刑的两个死囚,被押赴刑场。38岁的婆罗门刺客戈德塞,一手举一幅未分治的印度斯坦地图,一手持一面印度教旗,走向绞架;他身后跟着37岁的主谋阿巴特。他们边走还边唱着古老的祷文。几小时后,他们的尸体就在监狱的大墙外被火化,那片土地也被马上翻耕,种上了草,没人能在上面进行任何祭奠活动。
  谁知,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刺客戈德塞又复活了。今年7月中旬,一出名为《戈德塞的自白》的戏剧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公演,引起了轰动。
  舞台上,刺客慷慨陈词,指斥甘地纵容巴基斯坦的产生,造成国家分裂,并对分治时印度教难民的疾苦麻木不仁。戈德塞那狂热的鼓吹,不仅营造了一种使人非相信不可的戏剧性气氛,而且具有一种强大的迷惑力,似乎真要为那次冷血暗杀平反昭雪。长期把圣雄甘地奉为国父的公众,在被颠倒的历史面前一下子懵了。翻案戏上演6场之后,黑市上的票价,也被炒得火热。
  这出两幕剧,以枪杀甘地的凶手戈德塞当年的法庭辩词为脚本,企图戏剧性地展示“甘地谋杀案”的另一面。正如剧本作者声称,他要展示戈德塞的性格,他的信念、思想及他为什么刺杀圣雄甘地。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给刺客一个表白、辩解的机会。
  戈德塞出身于印西南部婆罗门的一个高级支脉。在他看来,印度教徒已经被压抑了近千年,已处弱势,而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体系更加深了这种弱势,已成了障碍,应该剪除。戈氏认为,个人的行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甘地的信念,就已改变了印度斯坦的历史。他把历史的局限,看做是领袖个人失误,把原本应算在殖民者账上的罪恶,硬加在甘地头上。
  当年,凶手戈德塞在上诉法庭用英语宣读的辩词中,为自己辩解说,他是为了印度母亲而向这位被称为“印度父亲”的甘地执行死刑,因为甘地没有尽国父之责,而成了巴基斯坦的父亲。很显然,这种狭隘的论调,是对伟大的非暴力主义者甘地的贬低,是对毕生追求种族亲善、教派和睦的甘地及其精神的玷污。
  圣雄甘地为印度独立奔走呼号、奋斗一生。印巴分治时,已值暮年的他,常袒露着老迈、瘦弱的血肉之躯,徒步数百里,去劝阻一处又一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血腥仇杀。而正是由于他传奇般的人格力量,才获得成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却在祖国独立成功时,以79岁高龄而被本国人而且同是印度教徒的刺客当众枪杀。就在他中弹倒下时,甘地还口呼神名“罗摩!罗摩!”一手触额为刺杀他的人祝福。
  值得思索的是,《戈剧》的剧本作者早在1984年就完成了创作。14年来,由于没有得到官方舞台演出检查委员会的批准,一直未能公演。而今年,在印度人民党大选获胜上台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检查委员会也换了人马。剧本稍作了小修小改,就获得了批准,在该邦公演。
  《戈剧》的上演,不仅震动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各界人士,也在印度议会引发了一场风波。在人民院,印度国大党及其他反对党要求政府对此明确表态,要求对这样一出颠倒黑白、蛊惑人心的翻案戏明令禁演。在联邦院,由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激烈交锋,会议被迫中止45分钟。议会反对党领袖、国大党领导人帕瓦尔谴责了该剧的作者,因为该剧作家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竟望人们在看完戏后,就去捣毁甘地的雕像。反对党批评这种言论只会引发治安混乱、社会动荡,使人民陷于困惑。
  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某些政要,虽从内心并不情愿禁演此剧,但迫于议会反对党的巨大压力,及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研究甘地学者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建议”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禁演此戏。
  这一出戏由公演到禁演,实际上反映了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社会教派主义思潮抬头的倾向,反映了印人民党与国大党之间的一次政治较量。甘地身后50年,直至这出翻案戏的公然上演前,印度历届政府都对圣雄甘地采取了盖棺定论的政策,不提倡公众在此问题上再去争议。这是因为印度各界已基本认定,圣雄甘地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他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甘地及其思想体系的历史地位也早有公论,对圣雄甘地的谋杀是卑怯的懦夫行为。刺客戈德塞早在被法庭审判之前就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将来,戈德塞的名字也许与伟大的甘地有了某种联系,但他根本就不可能与甘地相提并论。
  (题图为我国画大师徐悲鸿为甘地画的速写,右下角为圣雄甘地的亲笔签名。)(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重返萨尔瓦多
  吴志华
  萨尔瓦多曾是巴西第一个首都,历时200多年,直到18世纪才将首都的桂冠让给了里约热内卢。10年前,我第一次到这个古都采访时,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座脏乱不堪的老城。市中心殖民地时期的教堂、总督府、富家住宅、商铺等宏大的建筑物因年久失修而显得污垢斑斑,墙皮剥落,有的仅留下断垣残墙。鹅卵石路面的商业街,高高低低、曲曲弯弯,两旁门面不大的店铺七零八落地挨在一起,杂乱无章。
  最近,我再次来到这里采访,旧城面貌的变化令我大吃一惊。古老的建筑群被油漆一新,粉红的、淡黄的、浅蓝和鲜红的墙面在阳光下显得灿烂明丽,五彩缤纷。塔尖高耸的教堂,恢宏壮观的总督府以及山坡地上错落有致的旧时住宅,像一位位巍然而立的老者,在向每一位到访的游客讲述一个个历史掌故和传说。漫步老城,细细品味每一座建筑、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受到历史文化与传统的魅力,引起无尽的情趣。
  最值得游览的地方当属“佩洛里奥”区。佩洛里奥在葡萄牙语中的含义是“鞭奴柱”。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为镇压奴隶的反抗,总是在城市中心广场上立一石柱,在民众围观之下,将违命反抗的奴隶绑在柱子上用皮鞭抽打,以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现在,鞭奴柱早已被历史所湮灭了。但是,以鞭奴柱为中心的广场仍然保留着旧时的风貌。它与周围建筑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萨尔瓦多古色古香旧城的代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广场四周坐落着几座建筑宏大、风格各异的教堂。建于1657年的大主教教堂,是巴西最豪华的巴洛克建筑之一,先后用了15年时间才告竣工。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附属的修道院内部陈设金碧辉煌,光是装饰祭坛和教堂长廊的镀金绘画就使用了近5吨的黄金,成为巴西著名的三大“金教堂”之一。罗萨里奥圣母教堂一反常态,外墙被粉刷成浅蓝色。它不像其它教堂那样肃穆庄严,原因在于它是专供黑奴祈祷求神的场所。银灰色的教堂则是一派新古典建筑风格,现在被辟为反映卡尔莫第三教士团的博物馆。这些教堂既是萨尔瓦多城鼎盛时期的见证,也反映了宗教在殖民统治时期至高无上的地位。
  导游告诉我们,葡萄牙殖民者是通过传播宗教才达到了“归化”巴西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的政治目的,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本土大数十倍的殖民帝国。游览萨尔瓦多,随处可见教堂。在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城市中,竟有366座教堂。萨尔瓦多的宗教气氛如今依然浓郁,不过,宗教信仰却在淡化,昔日的种种宗教活动已演变成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
  离开教堂广场,走进佩洛里奥区的小街小巷,现实与过去交替出现在眼前。沿街的旧时民宅仍然如故,那些石券门柱、镂花铁栏阳台、色彩多样的窗棂、几何形状的铺地方砖,和那些葡萄牙瓷砖贴面墙,如梦如幻,仿佛回到了300多年前的古都。然而,富家大院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更换门庭”,再也看不到耀武扬威的阔少和遍街卖淫的妓女了。每座民宅都被政府收购,改造成工艺品商店、风味菜肴餐馆、民间歌舞演出厅和陈列历史文物的博物馆。游人来到这里,观光赏景、重温历史;累了,可以在一间间挂着发黄旧照片的小餐馆里小坐,品尝巴伊亚著名的小吃与菜肴;出售民间工艺品的商店里琳琅满目,总会买到令你满意的小纪念品。晚上,一座座小剧场和餐厅酒吧里都有民间歌舞的演出。高亢激越的鼓乐、令人眼花缭乱的桑巴、非洲武术卡贝拉等等娱乐节目,都能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导游说,恢复和改造佩洛里奥城区的工程是从1992年开始的,历时7年,共投资7000多万美元,修复了700多座大大小小的旧建筑。改造工程忠实地恢复和再现历史旧城的古貌。政府向社会公开拍卖旧房民宅的经营权,凡是利用这些古建筑开餐馆、办商店者都必须承担起保护和维修的责任。佩洛里奥区虽然焕然一新,却不失古城风韵,从而成为了解巴西民间文化传统的旅游胜地,让来此观光游览的欧美游客一饱眼福。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瓯海
  众所周知,正在北京紫禁城太庙大殿前上演的普契尼的大型实景歌剧《图兰多》的巨大成功是举世瞩目的。全球歌剧界的梦想终于在本世纪末前变为了现实,人们开始纷纷称赞这一歌剧的总监和指挥祖宾·梅塔。但是,此时此际,这位德高望重的国际级艺术大师却没有只陶醉于他的歌剧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到达北京为《图兰多》工作的两个星期中,他一直关心着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因此,当中国朋友与他谈及这一水灾情况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从这句话里,我首先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图兰多》的演出完全是商业性的,他们投资了上亿元的制作成本,现在是收获的时刻了。但是,祖宾·梅塔和他的外国同行们没有仅仅局限于他们的商业利益,也没有忘记正是由于中国的支持,他们才得以成功这一事实。因此,当他透过电视,亲眼目睹了中国两江地区受灾的情景和中国人民英勇抗灾的场景时,就毅然决定把原定的一场音乐会的商业演出改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赈灾义演,歌剧《图兰多》的原班人马参加演出,所有参加音乐会的演员都自愿放弃演出所得和电视转播费,并将全部门票收入捐献给灾区人民。梅塔本人除了放弃出场费之外,再另外捐款2万美元,支援灾民重建家园。这是自中国抗洪救灾以来,第一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和艺术团体为中国的抗洪救灾做出贡献。作为一个外国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这是难能可贵的。无论用高深或通俗的语言来表达,都应该说是艺术家良心的体现。
  另外,从这句话里,我还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爱心。《图兰多》本身就是一出人性复归、化恨为爱的歌剧,它的主题就是“爱情终将战胜仇恨”。而目前这个由梅塔指挥、张艺谋导演的新版本,更是强调了在人类之间“消除隔阂和对立、增强理解和交流”这一崇高思想。这种使人性沟通,使人心温暖的伟大理想,既符合西方人道主义所宣扬的“博爱”思想,也符合中国人所历来主张的“四海一家”的愿望。新版歌剧《图兰多》演出的巨大成功,不仅证明了梅塔和他的同行们更臻完美地诠释了这一崇高境界,也证明了“四海一家”、“国际交流”已经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识这一不争的事实。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就在中国人民面临特大洪灾侵袭的关键时刻,梅塔和他的外国同行们能够慷慨解囊、以赈灾义演的方式救助灾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爱心之举”,向世人表明了一个艺术家真正“博爱”的胸怀。
  什么是一个艺术家的人格?我认为,有良心,有爱心,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因此,我可以断言,祖宾·梅塔的这次中国之行应该是完美无憾的。他不仅将带着《图兰多》演出的成功喜悦满意而返,而且将带着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满载而归。作为艺术家,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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