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扫描
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
李学勤
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是为中国古代文明建立时间标尺。
中国古代文明因其独立起源并且绵延传流而受世人瞩目。世界上的古代文明有的是独立起源的，也有在外界影响下而形成的。中国的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印度古文明等，是世界上公认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古文明又是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其他，如埃及古文明等，早就断绝了；即使是希腊、罗马的古文明，流传至今也经过许多曲折和断续。中国古文明独立起源与连绵不断的双重特性，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引以自豪的。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尚有两千多年还没有建立起年代学标尺。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虽然，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一直有学者致力于共和元年以前年代的推算，但由于材料的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前人的研究均未能取得圆满结果。
从历史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周（西周）三代。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往上可追溯文明的起源，往下则开启古文明的基本格局。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标尺，对于古文明研究来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本世纪上半叶开始，由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学者们开始找到了一条书面文献以外的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这就是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里有关的文字资料以及考古新发现的遗址、遗存所提供的年代信息，从而使我国夏商周年代研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发展极为迅速，而且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一切，为综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创造了良好条件。夏商周年代学标尺的建立有了新的可能性。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并实施的。
工程的总特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综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工程的最后成果将是一份具有科学依据的年表。
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宣布正式启动以来，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鼓励关注。近170位专家学者辛勤工作、联合攻关。到目前为止，工程的9个课题、39个专题分别有了令人振奋的阶段性成果，现按年代顺序择要介绍如下。
夏代年代学研究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文献记载是明确的。司马迁的《史记》第二篇便是《夏本纪》，之后则有《殷本纪》、《周本纪》。在本世纪上半叶，部分学者曾怀疑夏代的存在。但由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世系得到了殷墟甲骨文的证实，因此，有理由认为《夏本纪》里夏王的世系也非虚构。人们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并补充夏代的历史。
从50年代后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文献记载中的夏人活动区，即河南西北部的嵩山南北，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先后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有关专家对这些遗址进行了考察和进一步发掘，还新发掘了禹县瓦店遗址，获得了一批新资料。工程专家经过进一步研讨论证，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我们要寻找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还应该由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再往上追溯到嵩山南北的龙山文化晚期。目前，工程已在上述遗址中采集了系列样品，并由14C测年专家们进行测定。测定的结果再经树轮校正转换成日历年代，然后与《夏本纪》等文献记载以及天文学家根据《尚书》、《左传》“仲康日食”、《夏小正》、《墨子》天象所作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讨论，可望建立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商代年代学研究
据《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记载，商代有十七世三十一王。学术界将商文化分成前后两大期。从第一位商王大乙（汤）至第十九位商王阳甲为商前期；第二十位商王盘庚迁殷至商纣王之灭为商后期。
对于商代前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希望通过对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及新发现的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文化分期和性质讨论，再采集系列样品进行测年，并与文献学、天文学等研究成果相比较，以建立“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工程启动以来，有关专题组对上述遗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掘。通过对新材料的讨论，工程的专家们达成了如下认识：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基本相同或略有先后，偃师商城是商灭夏之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可视作夏商分界的界标。小双桥遗址则相当郑州商城最晚一期。三处遗址的先后关系既已论定，再将其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的结果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便可大致推排商代前期的年代。
关于商代后期的年代，工程分别从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4条路线入手，作综合比较，以确定比较准确的各王年代。
工程启动以来，天文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联合对武丁时期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进行攻关，首先对月食卜辞的释读进行讨论，然后把记载有月食的甲骨完全按照甲骨学的标准排出先后次序，再从天文学上对五次月食进行推算。结果表明，天文推算的结论与甲骨分期上的顺序完全一致。这就有了客观性，于是我们有了武丁在位时期的一些确切的“定位”。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进展。关于甲骨文里商朝最后三个王的历法，现正在计算，也会有新突破。
为了确定商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工程还在对甲骨分期分组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甲骨标本进行14C测年。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由于我们现在有了AMS加速器质谱仪技术，就可能在一块甲骨上，只取微小的量，作为测年的标本。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后期各王均建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从1928年开始，我国考古工作者即对殷墟进行了发掘，持续至今，有关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工程启动以来，有关专题组又对殷墟文化分4期进行补充发掘，获得一批测年样品。其测定结果与前述甲骨文日月食研究、甲骨年祀研究、甲骨测年的结果相比较，可望为商后期建立较详细的编年。
西周年代学研究
司马迁《史记》中有明确纪年开始的共和元年（前841年）是在周厉王被国人逐到彘地以后。也就是说，西周前期从周武王开始，历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直到厉王均无具体年表。为了建立这段历史的准确年代，工程设置了8个专题以联合攻关，现已有了若干成果。
首先是周武王伐纣年代的讨论有所进展。
武王克商之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键专题，因为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
由于文献记载模糊，有关伐纣之年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有影响的说法即有44种之多。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有关专题组在位于丰镐遗址范围内的长安马王村境内进行发掘，找到了一个属于周文王与周武王时期的遗存，即T1探方H18灰坑。这对指认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分界具有界标意义。因为周文王建立丰邑距周武王伐商纣王仅13年时间，所以通过对H18遗存的14C测年，再结合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可能排除武王克商之年说法中的相当一部分，一个符合历史真相的商周分界年代有望推出。
其次，琉璃河遗址和天马—村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为西周若干王年的推定提供了极重要的参照系。
琉璃河遗址是早期燕国始封地，年代可追溯到武王时期。遗址内既有城址又有墓地，材料丰富，文化面貌清楚，层位关系明确，内中还出土“成周”字样的甲骨。该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有助于武王、成王等西周早期年代的推断。
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时晋国的都邑所在，年代从西周早期至东周，迄未间断。遗址内晋侯墓地中发现的8组17座大墓，初步推断为自晋武侯起前后相继的8位晋侯及其夫人墓。这些墓主的年代可以与西周王世对应起来进行研究。
第三，“天再旦”研究，为周懿王元年提供了一个天文学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所谓“天再旦”，很可能指的是日出时的日全食：日出前，天已发亮；接着日全食发生，天黑下来；日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从理论上说，计算“日全食”必须注意三个环节：日食过程的天光亮度变化；日出过程的天光亮度变化；人眼视度与亮度之间的关系。工程“天再旦”研究专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在我国发生的日全食而在新疆北部又能见到“天再旦”现象的绝好机会，及时组织了观测，掌握了天光变化资料，证实了“天再旦”现象确实存在，再结合古今学者对“郑”地望及沿革的研究，计算分析了公元前1000年至前840年间中国地区所能看到的全部日食，提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应该是一次日食记录，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899年。
第四，厉、宣、幽王年研究为推论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年代奠定了良好基础。工程专门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周共和前后的厉、宣、幽三王的年代进行研究。研究途径分：铜器形态研究、金文历谱研究、天文学计算等。今年4月，有关专家又集中在一起共同磋商，作综合讨论，达成了许多共识。
第五，新出青铜器资料推进了西周王年的研究。自工程启动以来，十分幸运地发现了一些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金文资料，如晋侯苏钟、静方鼎、虎簋、宰兽簋、伯大祝追鼎、吴虎鼎等。对此，工程专家及时进行了研究，有许多创获。
以上三方面，是按照年代顺序来叙述的。其实，工程每一成果的取得，都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结果。例如：文献课题的专家，为工程提供了大量经过论证可信的文献原始资料和经过筛选的有关年代研究的资料汇编；14C测年方面，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并完成了技术改造工作，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情况。世界上在中国以外的古代文明，如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希腊、罗马、印度等文明，其年代学的研究均已有了相当成果。为此，工程特别设置了一个专题对它们的研究状况、方法和问题进行研究，作为本项目的借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两年多来的工作实践证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专家和多学科相结合，有利于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工程预计将于明年内提出阶段性结论，而我们追寻中华古文明源头的工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莫吝“金针”度与人
来新夏
有的人读书只为消遣和享受，愿看就看，甚至会废寝忘食地看；不爱看则或略加浏览，或翻不数页就掩卷而眠，这种人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烟云过目，一纵即逝，最多留下点模模糊糊的书影子而已。另一种人很明白怎样读书，如何有得，但只进不出，吞噬着别人的成果，填塞自己的知识空白。这类人既不像牛那样吃草出奶，也不像春蚕那样啮食桑叶而吐丝不止，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就是不出奶吐丝，不再生新的知识，不使人受益，还自鸣为述而不作。这两种人似乎都不足取，不可法。
还有一类人确是认真读书，寻行数墨地不放过吮吸一切可取的知识；也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焚膏继晷地反复咀嚼，像蜜蜂酿蜜那样，创造出新的有用知识，贡献自己的成果，济世利人。这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只是把精美的刺绣品应世，而未能把绣花的金针传送给人。连金朝诗人元好问也未能免俗地写出如下的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也许这是元好问有所感而发，但从字面上看，却是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使别人只能仰之弥高而莫测高深。这不论有意还是无意，终不可取。
我尊重后一种读书人。但这后一种人只给人舟楫而不晓人以行舟之道，未免遗憾。我虽不敢自诩“金针”在握，但钢针、铁针（由铁杵磨成的）和生锈的针，总有几支。愚者一得，或对读书者有所帮助。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三国时董遇的一支金针，求学时我的老师也常引此语教诲我们。书读百遍似是加重语气，而非计算读的遍数。但是，一些有内容有分量的书至少应读三遍，不光要深读，还要摘抄，摘抄至少你认为有用的资料。摘抄时“宁失于滥，勿失于漏”。滥可删除，漏则无法补救。在摘抄过程中不是机械运动，而是高度的精神思维、高度的逻辑思维。要把对资料的看法和解释附注下来。这种触景（资料）生情（看法和解释）的点滴是十分可贵的。它往往在日后使用这些资料时能有启示作用，并纠正别人的失误和补充空白。当在摘抄资料后面加附注时，应严格划分二者的关系而不容混杂。原始资料就是原始资料，个人见解就是个人见解，可以用括号、引号或其他标志加以区分。
摘抄读书所得的资料积累日多，就需要分类以便掌握。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之后，就要进行考察核实和具体分析，一般采用排比资料、认真分析、发现矛盾、深入研究、反复比证和求取结论的方法。待资料经过鉴定之后，就落脚到利用上。使用资料不像搜集资料那样要求多多益善，而是应该以一当十，慎重选用，不遗漏有价值的资料，也不滥用和堆砌十分无意义的资料，务使资料各得其用。这样才算真正掌握了读书之所得。
我没有度人的金针，只能从好几个“板凳宁坐十年冷”的磨练中，拿出这样一枚微不足道而长了锈的小铁针。如果有人不加嫌弃，拿过来继续磨，直至把锈磨掉，或许还可用来补缀破衣烂衫，或广积百衲成一袭长袍，尽一份应尽的力，果如此，当可徜徉于学海士林之中。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海外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成果
戴逸
最近，孔祥吉同志将他在哈佛大学所写的书稿《晚清佚闻丛考》送来让我浏览，翻阅之后，十分喜悦，我为他在海外取得的学术成果感到欣慰。
注意发掘新的有价值的史料，是孔祥吉新著的一个显著特色。以前，我们认为，在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优势在于发掘外国的档案资料以及来华的传教士、文化人、政治家的个人记载。现在看来这个看法并不完整。孔祥吉同志告诉我，在国外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晚清民国以来，许多在清政府或民国政府身居高位的大员子弟出国，或者他们本人移民海外，这样他们或多或少地携带着一些十分重要的中文资料，有的十分完整，自成系统。孔祥吉在《晚清佚闻丛考》中，大量使用的翁同龢档案资料，就是由著名学者翁万戈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携往海外保存的。翁先生是一位充满爱国之心的收藏家，曾任华美协进会会长有年，为促进中美建交、发展中美间的学术交流，作出卓越贡献。他慷慨地把这些重要的档案史料贡献出来。《晚清佚闻丛考》几乎有一半的文章是用翁家档案写成的。这些重要的资料包括《朴园越议》在内的大量清末要员往来信札、《翁文恭公日记》原稿本及翁氏从政之余所写的《随手密记》等十分重要的原始记载，对于解开晚清的一些历史谜团，正确评价当时的历史人物，理清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有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孔祥吉同志将这些珍存异邦的史料与他以前查阅的清宫档册和其他官员的函札公牍排列对比、相互参酌，写出了一篇篇令人信服的考证文字，勾画了一幅幅晚清政治舞台的动人画卷。
《晚清佚闻丛考》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论文选题与国内近代史研究焦点紧密相连。许多在国内史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都成为作者在海外研究的课题，例如，收入本书的《张之洞劝慈禧速行立宪》、《是懦怯株守，还是高明决策——刘铭传弃守基隆新史料辨析》、《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祥吉同志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常常用新发现的重要资料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史学界有争议的课题，因此，他的一些论著颇受海内外同行的注目。现在他又充分利用在海外搜集到的档案史料，对国内学术界有争议的观点进行探讨，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意见毫无疑问一定会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
生动活泼的文字，引人入胜的描写，构成了《晚清佚闻丛考》的另一个特点。近年来，史学界常常听到一种呼声：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更加有吸引力。孔祥吉同志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本书虽以历史考据见长，但考据的文章并不一定是干巴巴，毫无兴味的。孔祥吉同志的文笔很流畅，叙述事件，引人入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此书既具历史作品的严肃性，又有文学作品的生动性。
一般说来，海外做学问的环境与国内是大不相同的，那里生活紧张，经济压力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安下心来著书立说、自甘清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感到无比欣慰。同时，我也寄希望于海外从事历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们，希望他们能在远离祖国的国度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勤奋好学的传统，孜孜矻矻，坚韧不拔地为史学的繁荣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编者按：由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讨论会围绕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这一主题，对百年前中国改革的有关理论、历史和思想、人物、史料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摘要介绍一些论文的观点。
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虞和平在《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关于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中的地位，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入到制度层次阶段。这从戊戌维新运动的目标取向和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整个历程来讲不无道理。但是，从维新运动本身的实际成效来说，作为一次政治制度变革运动不是成功的，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是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这表现在：在思想文化上，戊戌维新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戊戌维新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戊戌维新引发了现代社会团体的思想意识和组织活动；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产生了一些比较全面的现代化倾向，但是由于变法并未成功，使之大多未能推广实行，主要停留在思想理论鼓动和政策制度构想上。因此，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取得了多少实际成果，而是为此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初步的实践尝试，也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既是资产阶级改革，也是地主阶级自救
郑永福在《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一文中指出，戊戌变法时期，真正够得上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格的屈指可数，扩大而言在全国也不会超过几十人，且资产阶级维新派并未形成很有组织的力量。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固然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都是列名即可参加，来去自由，基本上还是学习西方新知识、讲求富强之术的学会，远未达到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维新的水平。而从另一方面看，清王朝中央和地方上的达官贵人吁请变法者不乏其人，其中一些头面人物还列名或赞助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对维新运动推波助澜。戊戌时期湖南省发生的情况，更说明当时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发生了多么强烈的共鸣。因此，笔者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与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发生“共振”而引发的。如果就这场运动的性质下一结论，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既是资产阶级改革，也是地主阶级自救。
清末新政是戊戌新政的延续与发展
孙占元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评议》一文中认为，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这两个重要事件具有内在的联系。尽管一九○一年的诏书称康有为“乱法也，非变法也”，但在实际上清末新政的举措并未背离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而去另起炉灶，清末新政恰恰是戊戌新政的延续和发展。从戊戌变法运动的变科举、发展工商业和要求君主立宪的呼声，发展到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奖励工商业和预备立宪的实施，表明由戊戌变法开其先而经清末新政承其后的两次改革均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向。
清末新政的改革成效大于戊戌变法，但那种以此来论证清末新政较戊戌变法进步的观点却值得商榷。戊戌变法顺应的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谋求近代化的历史主题，而清末新政却始终未脱离“永固皇位”即以保全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去实施近代化的一些措施。历史给了清末新政十余年的改革时间，而这次自称是“母子同心”的变法却又换成载沣一班人的拨弄朝政，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梁启超对百日维新的反思
李喜所在《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对戊戌变法作过很多评论，他的《戊戌政变记》集中分析了百日维新的成败得失。作为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和富于理性思考的思想家，他的不少见解是发人深思的。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较多地集中在考察其失败原因上。他不同意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康梁维新派过于激进，而认为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变法主张没有贯彻，如果各项变法条令真正实施了，维新也就成功了。变法主张没有贯彻的原因，一是光绪帝无权，二是守旧势力太强大，三是在变法过程中只除旧而不布新，变法而不变人，其失败就自在情理之中。
梁启超的上述观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较有代表性，当时的多数论著都采用这种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仅从事变的代表人物身上去分析问题。四十年代前后，革命史观流行曾使戊戌变法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但后来越来越“左”，发展到“文革”中的对百日维新偏向于大批判。近二十年来，史学界用近代化观点去重新审视戊戌变法，颇有新的进展。综合来看，梁启超对维新运动的反思，代表的是百年中国史学流变中的第一个阶段。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介绍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
金常政
《大英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我国老一辈学者间知名度是很高的，但我国广大读者熟悉《不列颠百科全书》，可能是从一幅照片或一个电视镜头开始的。那是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代表出版社向邓小平同志赠送刚刚出版的10卷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镜头。在中美联合编译出版这部书的5年过程中，邓小平曾先后三次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代表团，可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我国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不列颠百科全书》已有220多年的历史，是当代世界上资格最老、众所公认最有权威的百科全书。特别是70年代第15版的“百科革命”以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世界百科全书之林中更是声望日隆。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以“三合一”（百科类目、百科简编与百科详编三部分合而为一）的第15版中的“百科简编”为基础编译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以来，先后多次重印，共发行17万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0余年来，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部百科全书存在若干先天性的不足。一是部分条目偏于简略，资料性不足。“百科简编”本是原书三个部分之一，其资料的完整性还有赖于“百科详编”的补充，原书编纂者甚至称其为“知识概要和参见索引”。我国编译此书时虽然吸收了“详编”中的部分内容，但毕竟是以翻译原书的局部即“百科简编”为主，难免失之于简。二是全书译名尚不尽统一。三是有些资料已显得陈旧。
自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以来，原文《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经过逐年修订，并在90年代初动过一次不小的手术。最大的变革是把“百科简编”相对地独立出来，不再依附于“百科详编”。因此，“简编”也由原来的10卷增加至12卷，另编2卷索引，解除了“简编”原来担负的“参见索引”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编译出版一部更加完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显得十分必要。为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庞大的编译队伍，费时5年，编译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现已付梓，预计在1999年初全书问世。国际中文版共20卷，约4300万字，有8．1万多条目、1．5万幅图片和250幅地图。与原来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比，国际中文版不仅知识量大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跟上了现代社会、文化和科技的新发展，内容更新更丰富。例如出现了“独联体”、“波斯湾战争”、“国际互联网”（Internet）、“计算机图形学”、“克隆技术”、“疯牛病”、“人类基因图谱工程”、“环境工程”以及近年发现的新天体等条目，甚至上任不久的日本新首相“小渊惠三”也收录其中。它的出版，无疑将为我国知识界提供许多世界科学和文化方面新的知识和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