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冯玉祥将军在美国的反蒋斗争
  冯理达 罗元铮
  1948年9月1日,从美国取道苏联返回祖国的冯玉祥将军,在途中不幸罹难。冯玉祥将军六十六年坎坷曲折的生涯中,最后两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在异国他乡开辟战场,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专制统治,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前途,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光阴荏苒,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作为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女婿,回想伴随他度过的那段艰难岁月,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父亲为制止内战作了各种努力,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和排挤。1946年9月2日,他被派为国民政府“考察水利专使”,赴美考察,偕行人员有妈妈李德全和冯理达等。周恩来夫妇在上海为他送行。
  9月14日,父亲一行抵达美国旧金山,在附近的伯克利镇住了下来。虽然身在美国,他却时刻牵挂着祖国。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美援,致使百业凋敝,民不聊生。12月,全国掀起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女大学生的爱国运动。1947年春夏之际,全国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5月20日,蒋介石派军警镇压京沪苏杭地区学生在南京的游行,酿成“五二○血案”。
  消息传到美国,激怒了父亲。他在旧金山《世界日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历数蒋介石集团推翻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制造特务恐怖等种种倒行逆施,要求立即成立议和机关,由各党各派各界代表共同成立联合政府。从此,他抛弃幻想,在美国开辟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新战场。
  1947年6月30日,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随后各路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针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身在大洋彼岸的父亲,一直同国内的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团结高层军政人员,结成反蒋联合阵线。1947年夏天,朱学范到伯克利看望父亲。父亲将一封信交给朱学范,请他带回香港、上海,转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信中写道:“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堕落为人民的敌人,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完全背离,对它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应该开出革命之花,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完全必要的。”
  1947年9月28日,应纽约华人社团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之约,父亲从伯克利乘车赴纽约,随行的有妈妈和我们两人。早在1944年我俩在成都上大学时,就在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相识相恋。后来罗元铮来美国留学,兼做父亲的英文翻译。这天正是中秋节。出发不久,父亲宣布:“此行任务艰巨,为了互相照顾,节省开支,趁中秋佳节,你俩就在此完婚吧!”征得我俩同意后,汽车停在路旁草地上,请过路人帮助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当晚投宿在爱锁镇的一个旅馆里,父亲为我俩写了一副对联:“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这苍劲的十个大字,既是对自己儿女的高度评价,又是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双十节”前夕,即10月9日,父亲赶到纽约。第二天下午,他在旅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舆论公开表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扶植蒋介石打内战的政治态度。一位美国记者问道:“你这样说话,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父亲淡淡一笑:“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记者们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随后,父亲应邀到纽约的许多社团讲演。
  在王昆仑、赖亚力、唐明照、吴茂荪、浦寿昌、林达光等人的协助下,父亲于11月9日在美国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被选为主席。这个组织很快发展了200多个会员,积极开展反蒋斗争。父亲以联盟主席名义分别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和美国国会,表明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助长中国内战的严正立场。
  当时,李烈钧之子李赣驹在纽约读书,经常来拜望父亲。一天,李赣驹对父亲提起:孔祥熙现在也在纽约。父亲请李赣驹给孔祥熙捎话,能否安排一个时间晤谈。父亲和孔祥熙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送给父亲6000本《三民主义》和1000本《建国大纲》,两个人一见如故。李赣驹将口信捎给孔祥熙,孔祥熙欣然同意会面。
  在约定的日子,罗元铮和李赣驹分别驾车将父亲和孔祥熙送到纽约郊区一家幽静的饭店。两位老友一见面,便谈起国内时局。父亲说:“蒋介石是不会改弦更张的,美国援蒋的方针也很难改变。我已经公开同蒋介石决裂了,正在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以便世人看清他的真面目。”
  孔祥熙在谈话中表示了对时局的忧虑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哀叹“抗战胜利了,其他同盟国都已转入恢复和建设,而中国人却在自相残杀!”父亲接着说:“蒋介石已不可救药,唯一的办法是在国民党上层、在蒋介石周围组织对抗的力量和行动,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双十二’在西安那样。”说到这里,父亲问孔祥熙能否有所作为。孔祥熙同意父亲对时局的剖析,但对自己参加反蒋行动顾虑重重,没有明确表态。最后分手时,孔祥熙表示,这次同父亲的晤谈,获益匪浅。
  在归途中,父亲对罗元铮说:“孔祥熙以现在的处境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可能有公开的举动,但他的情绪反映了蒋介石的孤立与不得人心。”
  父亲知道,美国国会可以干预杜鲁门总统的援蒋政策,于是叫我俩开车送他去华盛顿国会山。他写了《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亲自站在美国国会门口,发送给每个国会议员。12月初,美国国会拟通过一项紧急“援华”的议案,拨款委员会调查小组请父亲出席国会听证会。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向国会议员们列举了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大打内战、贪污腐败、滥杀无辜等种种行径,严正指出:“你们不惜大量的金钱作血浆,注进南京政府这具已经奄奄一息的腐烂躯体,希望能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这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拨款委员会将原计划的6000万美元削减为1800万美元。
  蒋介石气急败坏。12月20日,南京政府宣布撤销父亲“专使”职务,限令回国。父亲针锋相对,立即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拒绝蒋介石的“限令”,将继续到美国各地讲演,使更多的华人和美国人支持反蒋爱国斗争。
  1948年元旦,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父亲被选举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代表。蒋介石变本加厉,断绝父亲的经费,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他的护照,还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父亲深知自己身处险境,于是作了最坏的准备。1月23日,父亲给罗元铮写下长篇赠言,其中指出:“革命是为同胞、为国家、为人类谋最大幸福的,不是为自己的,这是人生最高哲学的根本……千言万语,真革命党不只是说的,乃是实行的,能刻刻不忘实作实践,日久天长,定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救世救民的大牺牲者、大革命党人。”
  2月10日,父亲在纽约写下了《亲笔遗嘱》。他在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历程之后,写道:“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一定是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父亲预先立下遗嘱后,更加无所顾忌地投入反蒋斗争。纽约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他讲演的情景,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解到中国内战的真相,认识到美国政府正在中国支持一场屠杀人民的血腥战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登门拜访父亲,赞扬他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随着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败和国内外反蒋斗争的风起云涌,杜鲁门政府也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幻想扶植新的代理人。4月9日,一个美国官员到寓所拜访父亲。他对父亲说:“蒋介石贪污成性,中国的民众,多数是痛恨他的,都是盼望冯先生回国去收拾一切。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给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父亲回答说:“无论做什么事,天理人情不能不讲。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
  美国官员进一步说:“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父亲当即回答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说明,全国的人民,工人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事的人吗?”美国官员费了一个半小时的唇舌,结果是一无所获。
  利诱不成,迫害踵至。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向父亲发出不能继续居留美国的暗号。父亲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天,父亲画了一幅彩墨梅花,只见苍劲的枝干上,红梅傲雪怒放。罗元铮即兴题诗,当写到“不畏风霜不畏寒,坚强好似铁骨筋”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加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父亲立即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取道苏联返回祖国解放区。父亲于离美之际,在报上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告别美国人士书》,表达了对旅美侨胞和美国人民的感谢、希望。7月31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随行的有妈妈、我俩和三个弟弟妹妹、赖亚力等。在船上,父亲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写了一首题为《小燕》的长诗和致李济深的一封长信。万没想到,9月1日“胜利号”在苏联敖德萨附近黑海海域突然发生的火灾,竟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周恩来在父亲逝世一周年追悼会上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对父亲坎坷曲折历程的基本概括,也是对父亲在美两年反蒋斗争的高度评价。(附图片)
  图为1948年冯玉祥先生在纽约街头演说。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龚子荣同志二三事
  王锐 王福庆 冯成亮 郝锡良
  龚子荣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文革”前他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十三年,我们这些同他生前共事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聚在一起时,总是怀念他那高尚的思想品德和革命情操,以及他那种为理想、信念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的精神。他的那些感人事迹,我们记忆犹新。
  坚定信念 忠贞不渝
  子荣同志是我们党内一位老同志。他14岁随父亲从福州到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读书,那时我们祖国处于军阀混战,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时代,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环境促使他青年时就热爱祖国,追求革命真理。“九一八”事变后他即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19岁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1934年,他20岁加入共青团。同年4月在张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标语时被捕。在被关押期间,他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并积极组织狱中同志进行绝食斗争,拒绝敌人提出的所谓“悔过自新”,被国民党以“屡与其他反省人员秘密接谈,从事鼓动,训戒毫无悔改”的罪名,从原判加刑5年。1936年7月,经反省院党组织审查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8月,反动派迫于抗日形势,无条件将其释放。子荣同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在敌人严酷的法庭上,坚定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斗争,无愧于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
  “文革”期间,子荣同志遭受严重迫害,使他的心身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会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地解决他的问题。他以无畏的革命气节,毫不妥协地与“四人帮”进行斗争。他的这种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共产党人的品德,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弘扬。
  搞好党建 倾注心血
  子荣同志在担任原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的十三年间,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上。他经常提醒党委的同志要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搞好党的建设。记得1953年“三反”之后,他首先提出对机关党委的任务要很好研究,予以明确。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形势下如何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如何把机关党的工作同搞好机关业务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当时,这对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5年上半年子荣同志组织国家机关各级党委普遍开展了一次支部工作大检查,经过调研,对六个不同类型的支部进行分析解剖,大胆而有创意地提出国家机关是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中枢,是国家的首脑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办事机构。因此,机关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在组织建设上要提高支部的战斗力,充分发挥支部和党员的战斗堡垒和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对党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在内的监督。中央国家机关党委重申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按照党章规定一律编入党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期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接受批评和监督。他正式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党章中应明确机关党基层组织的任务和作用,应对机关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他的这个建议引起党中央和中组部的重视,在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五十条明确规定:机关党组织要对机关中每一个党员(包括行政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监督。同时,他带领大家就党员的培养教育、解决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总结了有益经验。
  刻苦学习 坚韧不拔
  子荣同志一生酷爱学习,经常叹息说,他一生仅有的学习机会是1937年出狱后,在太原刘少奇办的学习班学习了一个月,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再没有系统专门学习。他常吟读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文革”期间,他在“牛棚”和监督劳动中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以偿初衷。除读《毛泽东选集》外,还读了《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他用蝇头小字抄录的历代文人诗词有十几本,买不到笔记本就记录在纸烟盒的封皮反面上。1983年他两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以为视力可恢复正常,便制订了具体的学习计划,购买了《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世界史》等书籍。他双目失明后的五年中,仍然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坚持每天听他夫人和秘书给他读文件、报纸和参考消息。他常常鼓励自己说:“任他年华如流水,依旧豪情似大江。”他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身残志坚的精神,确实感人至深。
  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子荣同志一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记得1959年,为了加深对毛主席写给生产队长一封信的理解,我们和他去山西进行调研,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亲自到生产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在太钢搞调查研究时,他坚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下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极其认真地从炼铁、炼钢到轧钢每道工序参加劳动,调查研究工业生产中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得到工厂干部职工的好评。他对工作中发生的某些问题,从不上推下卸,总是主动承担责任。他在《我的未尽之言》中,对1951年到1964年,国家机关党委按照中央指示进行的七次政治运动,作了认真的思考与回顾,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对运动中发生的扩大化问题,主动地承担领导责任。
  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子荣同志由于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精神和身体均受到严重创伤,加上在“五七”干校患病得不到及时和必要的治疗,以致病情发展到双目将要失明。1982年,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不顾病魔缠身,在生活不能自理,阅读和写作非常困难条件下,靠坚强的革命毅力,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多次到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奋笔疾书。1990年,双目失明后,仍坚持口述,由夫人桑一伟同志帮助整理撰写,终于完成《口述历史片断》、《晋绥土改整党》、《创建晋西南革命根据地和晋西南区党委总结》等有价值的党史资料约30余万字。子荣同志生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他对写他自己的回忆录没有兴趣,但是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对战友负责的精神,留下翔实可靠的史料是很重要的。在完成最后一篇文稿后,他曾对家人讲: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可以死而无憾了”,今后可以好好休养了。不料没过几天,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子荣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高尚的革命情操、严于律己的思想品德、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我们缅怀子荣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切实搞好机关党的建设,为全面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子荣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潘汉年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王秦
  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四处奔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一、国共莫斯科密谈
  1935年在红军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谈话,派潘与陈云赴上海,设法打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2、3月间,潘秘密离开红军,历经艰险,由上海、香港转赴莫斯科。10月潘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国际大会。又到列宁大学中国班短期学习,并与陈云、曾三等人赴苏联各地参观。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制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在其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1月张浩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有关指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策也曾一度有所变化。1935年11月蒋介石派陈立夫、宋子文负责主持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工作。在陈指示下,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触;同期还与中共长江局张子华接触;宋子文也通过宋庆龄派出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接通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南京政府还指令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会见王明。自1935年年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多渠道地开始初步接触。潘汉年是联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担负重要任务。
  1936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潘汉年交代新的任务:一、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问题。二、寻找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1月13日,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会谈,双方都表示了抗日合作的愿望,但在军队统一指挥等一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为使两党能在国内进行联系继续谈判,1月23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
  邓将他同王、潘等人的谈话写成详细报告,派人专程送南京蒋介石亲阅,供决策参考。2月潘、邓再次会面。
  二、从南京到陕北
  4月潘到香港,给陈果夫发出联络信件,并会见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冯雪峰。潘、冯会面恢复了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中断已久的联系。
  7月潘汉年在香港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潘随张赴南京。陈果夫、陈立夫表示先派曾养甫做代表与潘面谈,等潘赴陕北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带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后,再与二陈正式会谈。潘与曾养甫会谈,潘向曾转达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政治犯;三、军队联合抗日。曾表示将这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
  8月8日潘汉年到保安,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务和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的情况,将陈果夫、陈立夫的意见转致中央。潘还向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说明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办法及密码,完成了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的任务。
  三、中共中央策略方针的转变
  潘汉年的汇报,反映了南京方面的重要变化。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作出决断,拿出主张,以便同国民党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这是第一份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两党合作中有重要意义。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乃此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8月下旬在西安潘汉年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潘还秘密会见杨虎城将军,向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
  四、与陈立夫南京会谈
  8月底毛泽东主席电潘汉年指出:“因南京政府有了切实的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联蒋抗日。”9月潘返回保安,中共中央委派潘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9月24日潘携带周恩来的信件与毛泽东致宋庆龄、救国会领导人的信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离开保安。一起出发者有叶剑英等人。
  10月2日潘到西安。4日、6日张学良两次与潘、叶见面。潘向张传达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
  10月中旬潘汉年赴上海,会见宋庆龄,又会见了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转交了毛主席的信并传达中共中央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毛泽东的来函和潘转达的信息,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及救国会诸领导人的密切合作。
  不久潘到南京与陈立夫第一次会见。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潘,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陈立夫正式谈判,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陈会谈。陈的态度表明蒋介石集团仍坚持借谈判之机收编红军、瓦解红军、取消根据地的立场。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为救蒋,南京政府内主和派展开努力。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谋求某种妥协,以缓和局面。宋美龄要求宋子文去见宋庆龄,希望了解中共方面的态度。宋庆龄十分关注西安局势,曾表示愿亲往西安斡旋和平。宋庆龄立即会见了潘汉年,将情况告知并征询潘的意见。潘将中共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协商的消息告诉宋,建议宋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共同协商。潘又按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赶往南京,秘密住进宋子文公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同他们商定由英籍顾问端纳陪宋氏兄妹去西安。宋庆龄和潘的活动对促成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之行发生重要影响,对南京与西安的谈判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国民党CC派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很感惊惶,二陈立即命人赴上海找潘汉年,探听事变的内幕和中共的态度,潘汉年说明中共已派代表赴西安,表示西安方面正等待南京方面派人去谈判,不会加害蒋介石。潘表示如陈立夫去西安,潘可陪同前往。18日潘汉年会见陈立夫,向陈转达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两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12月19日毛泽东向上海发电,要潘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1日毛又电潘,要潘向陈立夫等表明中国共产党主张保蒋安全坚持国共合作立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潘汉年积极展开活动。
  与潘会见后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12月23日、24日进行西安谈判,在周恩来、张、杨和宋氏兄妹等谈判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达成协议,和平谈判获得初步成果。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蒋)指挥;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代表蒋与周解决商谈好的问题;蒋返南京后,周可直接与他谈判。25日下午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在西安机场临行时,蒋对张、杨重申六项诺言。
  此后潘与陈、宋多次谈判,奔波于陕北与南京、上海之间。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在国内形势激烈变化的历史转折中,潘汉年肩负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国民党联络和谈判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建立了功勋。
  (原文6000字,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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