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观察
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不是梦
本报记者 吕明军
惊人的数字
乙型肝炎是一种危害人群健康，影响面大，后果严重的常见传染病，在我国广泛流行，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
据卫生部疾病防治部门提供的数字，全世界约有20亿人口曾受过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我国占7．2亿；全世界约有3．5亿人口是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我国占1．2亿；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中，有25％的人将发展成为慢性肝病，也就是说，我国约有3000万人将转为慢性肝炎、肝硬化等严重肝病，少数人将转为肝癌。我国每年用于乙肝医疗的费用约为500亿元。
乙肝患者在社会上受到不合理的、事实上的歧视，给本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对这一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现在有无医治的药物和方法？眼下一些媒体经常刊登可以根治乙肝，可使乙肝病毒携带者转阴的广告。这些标榜能够根治乙肝病毒的广告是人类找到了突破口，还是美丽的谎言？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卫生部肝炎防治领导小组成员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徐道振教授。他介绍说，虽然长期以来人们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但至今国内外尚无根治乙肝病毒的特效药和方法。即使公认的治疗乙肝的有效药物干扰素，也只能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乙肝e抗原转阴率只有40％至50％，对表面抗原的转阴几乎无效，而且价格昂贵，按国产干扰素的价格计算，一个疗程要花近3万元。因此，对干扰素不能期望过高。其他的如新发展的核苷类药物，中医辨证施治，中西医结合调节免疫等方法，也只是在对症、支持、改善肝功能上有效，收到缓解症状，抑制病毒的效果。在短时期内，人类还找不到攻克乙肝病毒难关的有效药物和有效方法。
关键在预防
乙肝病毒感染面广，难治性大，因此，卫生部一直把乙型肝炎病毒的防治列为重大疾病控制工作的重点之一。在“七五”科技攻关成果的基础上，制定了重点实施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的战略：从城市地区做起，逐步向农村地区推广，促进乙肝疫苗免疫逐步纳入计划免疫管理。经过两代人（50年）的努力，通过接种乙肝疫苗的手段，将乙肝病毒携带率从1992年全国调查的10％降到1％以下。
这一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八五”期间我国城镇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率达到和保持在85％以上，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率达到50％。
从卫生部在全国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约200万人口的5个现场点的调查情况看，1—12岁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已达90％以上；在接种免疫后，1—12岁儿童的乙肝病毒携带率，由免疫前的10％以上降到免疫后的1％—2％。结果证明，减少乙肝发病率关键在预防，而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的最好措施。我国生产的乙肝疫苗安全可靠。
重点在农村
卫生部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率已达90％以上，而农村地区新生儿的接种率平均在40％，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比例在20％，最少的比例在7％左右。这个数字表明，我国防治乙肝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地区。这不仅由于这里乙肝疫苗接种的比例低，还由于人口的基数大。要想早日摘掉我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非从这里突破不可。
今年5月，在北京拉开帷幕的“维康行动”，是由卫生部和首都多家新闻单位发起的，旨在提高农村地区乙肝疫苗接种率的社会公益活动。这个行动的第一个活动，是邀请全国著名肝病专家到沂蒙山区举行咨询和义诊，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向老区人民捐赠2万份乙肝疫苗。
在捐赠现场，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永年告诉记者：“1989年，我国政府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儿童的身体健康，批准我们从美国引进具有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线，为全国人民提供更安全、更有效的高新技术产品。我们今天的捐赠活动，就是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爱心直接送到老区人民手里，也是落实中央提出的送医送药下乡号召的实际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扎实工作，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我国就一定会把乙肝大国的帽子摘掉。”
参加咨询和义诊的卫生部肝病防治专家指出，乙肝防治工作涉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重点在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儿童及大中小学生，医护、幼护人员，餐饮、服务、旅游、银行、商业等行业从业人员，军人、武警和公安人员及新婚夫妇等也应当接种乙肝疫苗。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调查
为民重于一切
——新郑市开展为民应急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 王传伟
“为民重于一切，
爱民大于一切，
帮民舍得一切，
救民豁出一切”
6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河南新郑市采访。一进入市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为民应急指挥中心竖立的这块高大的标牌。
据介绍，新郑市从1995年到1997年这三年间发生了四大变化：由一个全省最差的脏乱差城变成了卫生城；经济综合实力由全省第十二位，上升为第六位；由一个全省出了名的上访大户，变成了信访先进单位。然而，最牵动人心、最让老百姓满意的变化，还是机关、干部作风的转变。过去是农民围着单位转，现在是单位围着农民转；过去是农民怕干部来，现在是盼干部来。如今，为民应急指挥中心的269177为民热线电话家喻户晓，群众遇到急难险事，一拨通热线电话，服务队立即上门服务。
群众的需要就是命令
新郑市为民应急指挥中心于去年9月6日挂牌。开始还有一些干部想不通，以为是搞形式，出风头。但一件件为民应急服务的事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的欢迎，也教育了干部。现在，绝大多数干部都认识到为民应急服务非搞不可。理由是：第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抵御自然灾害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相应减弱，迫切需要政府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二，部门分工越来越细，职能交叉，老百姓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找谁；第三，特别是各职能部门和干部的为民服务意识减弱。有些部门和干部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110、112、120等社会服务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些组织的出现，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群众的困难，理所当然地受到群众的欢迎。新郑市为民应急指挥中心是对110、112、120等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实行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服务。指挥中心从成立到今年6月13日，共计290天，已为民排忧解难办实事2874件。
中国的老百姓最通情达理，你为他做一件小事，他一辈子都记在心里。近一年来，仅市为民应急指挥中心就收到群众送来的锦旗30多面。每一面锦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这里只介绍一下安徽蚌埠天河果酒厂司机马孝义送旗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2月，新郑一个姓王的个体户，在山东买了一批大葱，马孝义给他送到新郑，运费1450元。卸车后，王说回去拿钱，结果一去不回头。马孝义从上午等到下午，又从下午等到天黑，仍不见人。经别人指点，他来到市为民应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办公室杨主任听了他的诉说，便让公安、工商和城关镇立即来人联合处理。当天晚上就找到了那个姓王的个体户。王某把1450元运费当场交给了马孝义。马孝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一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要没有政府的帮助，我是一点法儿也没有。”他又说：“要是全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也成立起为民应急服务组织，咱老百姓就不受气了！”那面“为民应急，心诚意暖”的锦旗就是马孝义送的。
新郑市为民应急服务的出现，在中原大地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各兄弟市县闻风赶来学习，外省市来参观的也不少。不少地方也办起了为民应急服务组织，如郑州市邮电系统成立了为民应急服务队，二七区挂起了为民应急指挥中心的牌子，巩义市搞起了“立刻办”……
诚心为民就有权威
那么，为民应急服务怎么搞？新郑的做法是：市里成立为民应急指挥中心，由市委书记岳文海任指挥长，市长等11位市四大班子负责人任副指挥长，轮流带班办公。下设办公室受理群众求助电话，下达应急服务指令。市直各单位成立应急服务队，各乡镇成立为民应急服务中心，各服务队（中心）又各自组成自己的小网络。
新郑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搞好为民应急服务，首先要有一个有权威的司令部，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其所以有权威，一是由市委一把手任指挥长，由市长和四大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便于协调。二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严于律己。市委提出：“从我做起，欢迎监督，请跟我干。”凡是要求下级挑40公斤的，自己首先挑50公斤，如果各级领导都这样做，其下级谁还敢怠慢。三是干的是为民应急，为民重于一切，牌子大，腰杆硬，下达指令就理直气壮。
其次，要有一个系统的、联动的、便捷的为民应急服务网络，而且制定出一整套工作制度，从接收求助，发出指令，督查反馈都有明确要求、具体规定，使为民应急服务成为一种机制，不致因为人员变动、时间推移而夭折。
第三，要有可靠的物质保障。从市为民应急指挥中心到各服务队（中心），都配有专用的交通工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为民热线电话24小时开通，由财政划拨专项办公费用。
老百姓签字才有效
制度再好，还要有监督。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机关、一个政府都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否则制度再好也得不到执行，法纪条条订得再多，也是一纸空文。如今有些地方之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说一套做一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不力。
新郑市为了把为民应急服务这件大事办好，建立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监督线。自上而下的监督主要指市指挥中心、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督查科，对市直各单位、各乡镇服务队的监督。坚持天天发通报，什么时间反映的问题，处理情况，群众是否满意，都有档案可查，并逐月对各应急服务队（中心）进行星级考核评定。自下而上的监督主要是让老百姓进行监督。市指挥中心规定“指令回执”必须有服务对象的签字。如果老百姓不满意、不签字就无效。市交通局为民应急服务队的负责人说，让老百姓签字，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如果我们不及时办或者办得不好，老百姓不满意、不签字，没法向市指挥中心交待呀！由此看来，老百姓签字还真管用。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郑市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于今年2月建立起一个由离退休的四大班子老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组成的群众监督会，今年5月市直各单位又建立了群众监督小组，让“老百姓监督当官的”。市里如果要调整提拔干部，必须经过群众监督会这道关，如果群众通不过，就坚决拿掉。
由于实行了有效的监督，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从根本上杜绝了推诿扯皮的现象，像乡镇干部客居走读等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各级干部自我加压、艰苦创业的氛围已初步形成。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神州一隅
车祸
发生之后……
本报记者 周朗
瞧这照片中相互依偎的母女笑得多开心！可是，这张照片对母亲孟秀云及其亲属来说，已成为永远的纪念。4月17日发生在北京海淀区阜石路的一起车祸，使孟秀云一家坠入极度的悲痛之中。
（一）
那天晚上8时许，孟秀云带着9岁的女儿张悦，乘坐北国风出租汽车公司的“面的”去外婆家。当车行至海淀区阜石路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大货车在双黄线处由东向南左拐弯，一辆在快车道由西向东行驶的超载大货斗车为避大货车驶入逆行道，与正由东向西行驶的“面的”相撞，“面的”被撞得向后倒退，又与在其后行驶的一辆小货车相撞。经前后夹击，“面的”起火，孟秀云像个火球似的被弹出车外，摔倒在路边。她听见车里的女儿叫“妈妈”，但她爬不起身（后经医院诊断：孟秀云骨盆骨折，第五腰椎横突骨折），无法去救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还有“面的”司机）烧死在车内……孟秀云模模糊糊地记得，是一位穿军装的人把她抱上一辆面包车送到医院的。
（二）
6月5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烧伤科病房见到孟秀云。虽然事先已有些思想准备，但看到她躺在病床上的惨样，还是让人感到揪心般地难受。
经医院诊断，孟秀云全身烧伤面积达45％，其中Ⅲ度烧伤31％，主要位于双手、双下肢；深Ⅱ度烧伤14％，主要位于双下肢和面部。
304医院烧伤研究所临床部主任柴家科告诉我，孟秀云的生命现已基本脱离危险，烧伤创面基本愈合，但外观（如面部）和肢体功能（如踝关节、膝关节）要康复还需进行多次手术。
孟秀云被转送到304医院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医院经初步会诊，立即实施紧急抢救，第二天又组织专家会诊。孟秀云的丈夫张建军强忍着失去爱女的悲痛，四处筹钱为妻子治伤，到6月25日已付医院8万元，尚欠医院医药手术费3．8万元（还不包括特护费、床位费等）。据医院估计，治愈孟秀云的伤，需要治疗费用35万元。这笔数字，张建军、孟秀云夫妇哪能拿得出！
（三）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大队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4月17日晚所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是大货车司机，因为他在“双黄线处左转弯且未避让直行车”。次要责任人是驾驶大货斗车的司机，因为他“超载且措施极为不当”。“面的”司机和小货车司机“不负事故责任”。但日前孟秀云委托王洋律师代理向海淀区法院提出起诉北国风出租汽车公司，并要求先予执行。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王洋律师。她说，尽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出租车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但乘客与出租车公司之间形成运送合同关系，出租车公司未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据了解，海淀区法院已受理此案，并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裁定北国风出租汽车公司先予支付28万元，用于孟秀云的住院治疗费用。可是直到记者发稿为止，北国风出租汽车公司只是分两次共付了5万元，孟秀云因拖欠医药费，康复手术只好一延再延。
一场车祸使一朵刚刚绽放的花朵凋谢了，它带给张建军、孟秀云夫妇的精神损伤是难以弥补的，而且孟秀云如今还在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急等医疗费到位实施康复手术。我们在慨叹车祸无情的同时，盼望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使孟秀云的医疗费能早日落实。（附图片）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一家之言
说说“芝麻官”捡“芝麻”
高凌
江西省宜丰县委书记毛野德同志真情为民，心系百姓，从小事做起，一座桥、一条路、一家特困户、一所小学、一个村党支部……他都挂在心上，认真对待。因此，被誉为“心里装着群众的好书记”。当一位记者赞扬他脚踏实地、工作认真时，他淡淡地说：“这没什么，‘芝麻官’就该捡‘芝麻’。”
好一个“芝麻官”的“芝麻”观！应该说，这并非毛野德同志的自谦之辞，而是他对县级领导干部职责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不是吗？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省、地、市领导部门也有部署要求，作为县级领导干部的任务，就是怎样把中央精神和本地实际科学地结合起来，一项一项地抓落实。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到捡“芝麻”中去，将“芝麻”一粒一粒捡起来，就是上下结合的具体体现。
捡“芝麻”，是务实的形象表述。“芝麻”虽小，没有爱民之心不易看到，不愿弯腰就捡不起来。何况有的“芝麻”埋在冷漠、推诿、扯皮和旧观念等人造“尘垢”里，有的“芝麻”嵌在人才奇缺、财物匮乏等困难的“岩缝”中，要把它们一粒一粒捡起来，谈何容易！因此，就得扎扎实实做一番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持之以恒，不然就捡不起来，落实就会变成落空。
一粒粒“芝麻”看似虽小，但却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粒粒都能拨动群众的心弦。捡“芝麻”的效应，决不只是“芝麻”，而是“西瓜”——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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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一位残疾少女
曾岩 孙文鹰
今年2月，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刊发《渴望行走》一文后，文中主人公残疾少女高建芳的不幸，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和关注。
高建芳是河北省张北县张北镇东梁村人，今年16岁。1995年春节刚过，正读小学四年级的高建芳突然得了脊髓炎。父母急忙把她送到张家口市附属医院，却被诊断为“神经根炎”。看着昏迷不醒的建芳，值班的医生告诉建芳的父母：人已经没救了，再看也是死。吓呆了的父母抱着女儿痛哭起来，建芳却在这时醒转过来了。她很清醒地求父母把她送到北京的医院去看病。
为了挽救女儿的性命，高家走上了一条坎坷的求医之路。
父母把建芳送到了北京。一连40多天的住院治疗，建芳的命是保住了，但高昂的治疗费已使高家负债累累。该借的都已借了，该卖的都已卖了，为了省钱，在医院里陪护建芳的母亲一天两次出去要饭。高建芳还有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也被迫停学在家。高家唯一剩下的，是张北坝上荒凉小村中的几间土屋。
好在建芳的病日渐好转，医生说，再凑点钱吧，这孩子的病能看好。此时的高家，已是山穷水尽，建芳只好被抬着出院。
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建芳一家的不幸，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张北镇妇联、团委通过镇党委、政府，向社会发出救助高建芳一家的号召。张北县委宣传部、妇联、团委、文化局等单位一起联手，两次给高建芳捐款。
1997年6月，张北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成立，康复中心免费收治的第一个病人就是高建芳。高建芳坐在县妇联捐赠的轮椅上，每天坚持去康复中心接受王栋大夫的治疗。王栋大夫反复诊视了她的病情以后，告诉记者，建芳的病一定能治好。但是要彻底治愈，能行走，就必须动手术，弥合受损的脊椎神经。可是，这需要十几万元钱，对建芳一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6月4日，《大地》杂志社为表达读者的良好祝愿，专程派人赶赴张北，将读者的捐款和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捐款共5065元送到高建芳手中（详见《大地》1998年第七期）。
题图：《大地》杂志工作人员和高建芳在一起。（附图片）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聚焦
私人炼油炉当禁！
在山西新绛县郊外的一片荒地上，有一些采用土法炼油的小型私人炼油炉。这种简陋的炼油炉既污染环境，又有很大的危险性，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明令禁止的。当地政府曾多次查禁，可风头一过，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又使其死灰复燃。今年5月中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炼油锅炉爆炸，一家四口当场被炸死。但这次爆炸并没有把人们炸醒，一些人仍在偷着炼油。希望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彻底禁止土法炼油。
山西临汾驻军某部 曹新旺 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