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透视
机遇 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庞元正
在哲学发展史上，对于机遇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古希腊时期，原子论的创始者德谟克利特主张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认为原子只能沿着垂直方向作直线运动，由此他把一切归结为必然性而否认任何偶然性。伊壁鸠鲁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认为原子可以脱离直线而偏斜。他认为原子的偏斜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造成的，因此他对德谟克利特的严格决定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他主张：“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性，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机遇在哲学史上历来被认为是偶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曾经对伊壁鸠鲁的有关思想给予了肯定，并称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在近代哲学史上，一些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非常重视对机遇的研究。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指出：“幸运之机就如同市场上的价格，只要错过机会，价格就会变化。”“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但是，当时在哲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论自然观。这种机械论哲学把古代的严格决定论发展成为一种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认为，机遇、偶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机遇，不过是人们掩饰无知而采取的认识上的权宜说法。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长期以来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后，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才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批判。他们明确提出了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联系的思想，认为必然性正是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遇是社会实现非常规发展的重要条件。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开始了由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终于把机遇问题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沿。192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基于量子性是波动性的反映这一认识，建立了量子波动力学，并用波函数来描写微观粒子的波动性。随后，作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德国物理学家玻恩提出了对波函数意义的几率解释，指出描写粒子的波是一种几率波。它所决定的东西，不是粒子在每一时刻的精确的位置和速度，而仅仅是它们出现的几率。它表明，量子力学不再具有经典力学规律的那种严格确定性，而是具有由机遇决定的随机性。这样量子力学就揭示了微观客体运动规律的统计学特征。1954年，玻恩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同年，玻恩出版了《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一书，依据量子力学的最新成果指出：机遇是一个极为基本的哲学范畴，“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从此，机遇问题开始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世界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曾专门研究了量子力学中的机遇问题，他说，人们有时听说，行星的运动服从严格的定律，而一粒骰子的掷下是碰运气，或受机遇支配。其区别在于，迄今我们已能成功地预测行星的运动，但还不能预测掷骰子的个别结果。由此产生了关于机遇的主观主义的说法，当我们的知识不足以作出预见时我们就说“机遇”，正如掷骰子时，我们说“机遇”一样。波普尔认为，更值得考虑的是关于机遇是客观的观点。他说，当我们的概率估计得到验证时，我们遇到客观意义上的“机遇”，正如我们遇到因果规律性一样。后来，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的创立，提出了随机涨落在系统有序化过程中的选择作用，又进一步把机遇的思想带进了对系统进化的研究之中。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拉兹洛就指出：自然界和历史进程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进化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机遇。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邦格则提出：“那种认为存在客观的机遇或偶然性的论点，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见，机遇作为一个反映现代科学精神的哲学范畴，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以现代科学精神武装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对机遇问题开始予以重视。特别是邓小平用机遇的观点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为历史研究注入了当代科学精神，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空白。邓小平的机遇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科学的思想内涵，是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新运用。邓小平在用历史机遇思想观察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对机遇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等辩证关系，有多方面的论述和深刻的揭示，所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他对于历史机遇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精辟分析，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原则。他认为，抓住机遇不仅是加快我国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他基于对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总结，高屋建瓴，极富远见地提出：“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上述思想，制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机遇思想的阐述和强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存在的机械决定论思想的拨乱反正，是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重视对机遇问题的研究，从辩证法和历史观两个层面阐明机遇的本质和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机遇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发挥哲学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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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在经济哲学研讨会上
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
□史砚湄
由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经济学会、空军政治学院、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经济哲学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提交论文五十余篇，集中讨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经济哲学兴起的学术背景与会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改革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界解答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哲学、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框架，需要经济哲学对已有理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综合创新，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作出科学的解释与预测。有学者认为，对经济哲学的探讨有助于经济学与哲学两大学科对自身的反思。哲学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促成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主动借鉴经济学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加强与现实的结合。
经济哲学的学科定位什么是经济哲学以及如何对经济哲学进行学科定位，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有学者把经济哲学看作哲学和经济学的中介，是以哲学为落脚点，属哲学应用中的一个分支。有学者认为，经济哲学并非单纯的应用哲学，它是从哲学层面上，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推动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学者将国内近几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哲学的界定概括为十九种，并归纳为广义、狭义和介于二者之间三类。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家要有哲学头脑就是对经济哲学这个大题目的回答。
经济哲学研究的技术路线它包括两个传统，一个是哲学的经济学传统；另一个是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应该恢复这两个传统的研究。有学者对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作了全面阐释，提出所谓经济学的哲学传统，意指哲学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范式革命的影响，表现为空间上的渗透和时间上的绵延。研究这一传统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强化我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头脑中的“哲学”观念，对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性思考抱有一个正确态度；为国内刚刚兴起的经济哲学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为寻找现代哲学和现代经济学的真正结合点，提供可靠的依据。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大量融入经济学中构成本世纪哲学影响经济学的典例，它带来了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也使经济学方法论中公认的戒律受到鉴别和批评。科学哲学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开阔、更为多元的方法论前景。哲学的经济学传统主要指认识视角的一种转换，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必将带来哲学的革命，马克思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经济哲学。有学者还提出，通过经济学思路可进一步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经济学与哲学虽属两大不同学科，却存在着天然联系。正确认识这个联系，对经济学与哲学的发展都大有裨益，并且这个联系也构成经济哲学的一个生长点。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诉诸哲学思考，在学术研究中自觉把经济学和哲学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优良传统，马克思本人就作出表率。马克思的著作往往以经济生活和现象为切入点，以经济学的分析为框架和主线，以哲学的思辨为精髓。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对这一传统继承和发扬的产物。邓小平所论述的重大经济问题渗透着哲学思维，而对哲学问题的阐释又是基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论，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当代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成果进行升华后作出的，充分体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自觉联系。当代中国为经济哲学提出的任务就是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发挥二者优势，揭示我国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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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在实践中寻求真知
—评《企业改革整合定理》
□王珏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是整个经济体制实现转变的关键。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最为艰巨的攻坚阶段，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一大批在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奉献出了他们的探索之作，向我们展现出他们上下求索寻求真知的精神风貌和给人以众多启迪的真知灼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潘新平同志的新著《企业改革整合定理——中国企业改革“双十”架构》，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
该著作第一个特色，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全方位的认识。国有企业改革，从产权关系到运行机制，从组织制度到管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改革也必须是全方位的。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既需要有全方位的深刻系统的理论认识，也需要有全方位的科学合理的政策配套，更需要有全方位的认真周密的实际操作。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课题，有些类似科学技术项目的研究推广，也需要有学术界、政府部门、企业界的互相沟通、支持、合作，共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是作为改革客体的国有企业，它是一套复杂的系统，需要全方位予以认识，进行改革；二是作为改革的主体、推进者，在组织改革行动方面也应是一个系统工程，相互协调，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以期取得预期的改革绩效。《企业改革整合定理》，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来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行动设计的：一方面揭示了企业改革内在的各种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说明了全方位塑造国有企业新机制的改革思路。由此作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辩证思维和系统方法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分析框架，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该著作的第二个特色是注重在操作层面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思考分析，从而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深刻且波及面很广的制度变迁。这样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采取什么样的变迁方式，即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就直接影响着能否达到所预想的改革目标模式，直接决定着改革的绩效。在“路径依赖”问题上，通常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路径的指向问题，即路径能否把我们带向预期的目标模式；二是成本与绩效的比较问题。制度的变迁需要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付出社会成本，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会使路径的可行性大大降低。由此而来，路径的选择就成为改革目标确定之后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涉及到选择，必然引申出一个逻辑，就是要允许多样化的探索，以形成可供选择的空间。通过多样化的探索，一方面尽可能动员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一方面可以增大发现绩效最好的改革路径的机会，提高改革的成效。《企业改革整合定理》一书中，结合作者改革实践中的操作经验，探讨了改革路径的优化选择，形成了思路开阔、纵横捭阖的分析论述特色。
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企业组织形式方面的改革，它也涉及到生产关系方面的深刻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也应当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塑造真正的改革利益主体，这个利益主体既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应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企业改革后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格局中的主导力量。这个主体就是包括企业管理者和普通工人在内的广大劳动者。这是需要做出不懈探索的新课题，希望在国有企业改革第一线的同志们，也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从实践中得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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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理论研讨会”
最近，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召开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理论研讨会”。来自首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四十多位教授、研究员及首都文化系统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结合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精神，讨论了当前文化市场发展的现状和战略。
与会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我国的文化市场发展迅速。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是深入进行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是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是不断满足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同时，这也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
与会者认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文化工作如何与之适应，文化体制如何改革，文化事业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繁荣发展，这些问题也就相应地提了出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繁荣和管理文化市场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对文化市场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充分说明了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
文化市场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与会者指出，文化市场的发展在实践上有待深入，在理论上更需要不断加以探讨、概括和总结。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在新形势下培育、发展和完善，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文化产品如何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得到保护，文化市场如何加强自身的行业管理等等，这里面有许多新的问题、新的规律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为文化市场的经营者、管理者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提供理论指导，以提高我们规范和管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自觉性。
（马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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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尔纲教授是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今年是罗尔纲教授逝世一周年，我们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纪念他、学习他。
纪念罗尔纲
作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学者，罗尔纲教授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是我国太平天国研究的奠基人。他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揭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教授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史观，坚持用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主持筹建了我国唯一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出版和印行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三十部之多，出版学术专著四十多种，发表论文四百余篇，计约七百万字，整理、编辑、出版太平天国文献资料三千余万字。其中1991年出版的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五易其稿，历时四十载，不仅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领域中最为突出、最有成就的专门学科之一，是与罗尔纲教授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的。
罗尔纲教授还对晚清兵制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补了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他对金石、训诂及《水浒传》等也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学术界所称道。罗先生擅长考证，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长而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风格。
罗尔纲教授之所以取得如许成绩，除了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观点外，还主要得益于他为人师表的崇高品质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罗先生在治学上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真求实精神。他在辨伪、校勘、订谬以及搜集、整理、编纂史料方面做出的令人惊异的成就，正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精神的体现。其中罗先生在南京图书馆“资料摸底”，从而搜集到一千二百万字的资料的创举就是一个真实、生动的例子。
罗先生在治学上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他不囿成说、努力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罗先生治史前后七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任凭时势变迁、世道沧桑，他总是以治史为己任，坚守岗位、勤奋工作。他早年撰写的几部著作，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完成的。全国解放后，他不计名利、甘于寂寞、埋头著书、成绩斐然。特别是在“文革”十年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顾年迈体弱，笔耕不辍。
同时，罗先生更是个心地无私、品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断追求进步；对他人讲求宽厚、忠信笃敬。在培养和造就研究人才上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对后学奖掖提携不遗余力，他对晚辈鼓励支持、诲人不倦，他能同各种不同年龄的学人平等地交换学术见解。他虚心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对于自己艰苦探索得来的正确学术见解，从不轻易放弃；但对自己的失误，他则“喜于闻过，勇于改错”。
（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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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产业重组时不我待》
王小强著的《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论述了产业重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该书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展开若干战略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是实现中国产业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日）
《系统科学精要》
苗东升著的《系统科学精要》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总结概括中国系统科学九十年代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介绍了系统科学的产生、对象和特点、体系结构及其意义和地位，阐述了建立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系统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杨文）
《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概论》
由李贺林、曹振刚主编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概论》一书，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二十万字，是一部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理论的专著。本书既有对文化市场理论问题的研讨，又有对文化市场实际问题的解剖，从文化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的角度和文化市场行业管理的角度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作了论述。
（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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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新进展
□叶秀山 李鹏程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以1978年“芜湖会议”为开端，西方哲学研究也借百废待兴的形势，重新被提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日程上。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相继成立，以这两个学会为依托，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研究者之间通过学会的年会和各种专业研讨会加强了交流和沟通，推动了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对象、方法、任务等一系列涉及学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许多重大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例如关于西方哲学史的思想理论性质、关于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分期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克服了过去对哲学与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形态等方面的关系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使我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学术道路。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西方哲学的通史、断代史、范畴史、重要人物、重要问题以及比较研究等研究领域内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前对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比较薄弱的局面得到了较大改善；老一代学者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和中西比较研究的传统特点得到了新的继承和发扬。近年来还出现了把西方哲学放置于西方文化大背景中进行研究、把西方哲学史同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新趋势。
同时，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西方一些当代哲学潮流的观念开始在我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热”起来，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获得了许多有利条件和广泛支持，全国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著作达100余册（种），发表的有关研究论文有500多篇，翻译出版西方著作家的现代哲学著作200余册（种），其中包括现代西方的著名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八十年代以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同西方哲学界之间的交流关系得到了发展，学术交往日益频繁。通过我国学者去西方国家考察和访问，参加国际会议，通过邀请西方国家哲学界同行来我国讲学或举行双边、多边研讨会等形式，国际学术活动逐渐扩大和展开，使得我们能够较快地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我们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水平，一些研究著作以西方国家文字在国外出版或发表，受到了西方学者的重视和好评。在国内，也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专著。比如，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方面有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苗力田的《古希腊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流派研究方面有陈修斋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有张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贺麟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等。此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都编写了关于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的通史类著作和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