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兼谈文学与政治
梁衡
近年编书之风日盛。一编者送来一文选，皇皇三百万言，分作家卷、学者卷、艺术家卷，共八大本。我问，“何不见有政治家卷？”问过之后，我不由得回视书架，但见各种散文集，探头伸脖，挤挤擦擦，立于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咏物、品酒、赏花、四季、旅游等，只一个“情”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开揉碎，一个颗粒名为一集。“选家”既是一种职业，当然要尽量开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标新立异，务求不漏，这也是一种尽职。但是，既然这样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学者、画者都可立卷，以题材而分，饮酒赏月，卿卿我我，都可成书，而政治大家之作，惊天动地之事，评人说史之论，反倒见弃，岂不怪哉？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势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共存共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人帮”的覆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万众，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钟。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1949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呼雷鸣，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四人帮”的黑纱白花和汪洋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集中爆发与流露。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能够使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许多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以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涵蕴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他们是各有互补，不能绝然分开的。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妨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更有的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确实有些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也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稀薄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如果政治和文学相得益彰互相尊重，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事实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过去一些“左”的做法和“左”的创作思想、创作模式已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我们曾经历过“文革”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弄得文学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作品中多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平淡无味。如杜甫所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事实是，每一个百姓都从来没有离开政治，作家也一天没有离开政治。上述谈到的近百年内的几件大事，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我们现在政治的民主空气比之前几十年是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我们认识中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转换的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开会时激动，游行庆祝时激动，但是照搬到文学上，常常要杀风景。如鲁迅所批评的标语口号式诗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学逻辑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间的转换一样，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与文学审美间的转换，才能达到内容与艺术的统一。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又提醒我们要讲政治，对作家来说首先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要积极大胆地去写大事。这种政治题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写，也可由作家来写。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士，先为士后为官。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文，言大理，抒大情，是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过秦论》、《出师表》、《岳阳楼记》，近代林觉民《与妻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及陶铸《松树的风格》等许多论文。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写政治，但是也不能都去回避政治。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他三千字。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时势所限，环境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皆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我们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翻天覆地，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是新中国。邓小平同志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新中国开创之初，曾出现过一大批好作品，至今为人乐道。新时期又该有再一轮新作品。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及现在改革开放的业绩不但要流传千古，她还该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艺术也千古流传。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作家笔记
发出诗歌的声音
高洪波
诗本来就是附丽于声音的一种艺术。
诗的声音是天籁，是大自然赋予人类诸多特权中最特殊的一份，不能想象人类没有了诗，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远古、蛮荒、蒙昧以及不由分说的杀戮……我想，可能自从人类拥有了火种之后，也同时就拥有了诗歌吧？诗与火同在，也许不是比喻，就是历史的真实。
火苗跳动着，点燃着夜幕，温暖着人心，陶罐里的肉汤翻滚着，放射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围住火塘的人们，在这一刹那产生了莫名的冲动和感动，他们快乐地吟唱出一种对上苍的感谢，对一个温饱之夜由衷的满足，诗就这样在吟唱中诞生了。
这当然是我的猜想，事实上诗这门艺术的诞生很复杂，也许是起源于劳动，也许是起源于巫术，也许是因为崇高而美丽的爱情，也许纯粹是由于快乐的游戏……一种复合因素使人类拥有了诗歌，拥有诗歌的同时或是之前，诗歌的声音已鼓动、燃烧着人们的灵魂，所以声音，一种和谐与共鸣的声音是诗的载体，在没有文字与书写工具的岁月中，诗依靠声音而代代相传；在产生了文字和书写工具直至当今的电脑时代，谁敢断言无声的诗永垂不朽？
诗永远离不开声音的帮助，它们事实上已被一句“言为心声”牢牢地焊接在一起。“无声的诗”当然存在，不过这指的是另一种艺术———绘画；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如果不是大言欺人兼欺世的话，全是上口成诵、过耳不忘、音韵和谐、意境曼妙的，而朗诵诗这一诗歌百花园中无比鲜艳的花，恰是诗歌借助声音而传之久远的力证。
真正意义上的诗，都应是可以朗诵的，而且都应是可以由诗人用母语直至方言或普通话朗诵的。1995年的一个秋日，我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聆听了一场由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诗人们举行的街头诗朗诵。他们分别吟唱出属于自己民族和祖国的诗章，虽然语言不通，但借助于诗人们淋漓尽致的手势和张弛有度的吟诵，我凭感觉领悟了诗人们的心声。罗马尼亚、日本、英国、新加坡……这些不同国度的诗人们的声音，仅仅是借助于扩音器传达出的声音，使我坚信人类最钟爱的艺术只能是诗歌。
中国的诗人们不应忽略朗诵诗，朗诵诗的执著作者们也应努力提高诗的艺术品质。诗歌离不开声音，但不等于三分诗意七分朗诵，仅凭音高声洪也决定不了一首诗的真正水平——这里面的辩证关系，自是一目了然的。
我殷切地希望诗歌界与朗诵艺术界直至电台、电视台通力合作，把好诗付诸声音，传导到我们读者和听众的心底，去撩拨、鼓荡、振奋他们敏感的神经，从而在诗意的观照下坦然面对人生与社会，成为心理上的一个强者。
二十一世纪需要这样的强者。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文学期刊最新小说月报
《应春玉兰》
作者 燕华君
1998年第七期
下岗女工林弟早晨起来，又恋恋不舍地来到了自己工作多年的花线厂，厂院里的那株玉兰树开起了一只只小酒盅样的白色花朵。
玉兰又叫白玉兰或应春花，玉兰的故乡在中国。在玉兰花清苦的香味中，林弟想起了女工们的欢笑和辛劳，想起了自己在玉兰树下萌生的爱情，这株玉兰伴随着花线厂走过许多岁月，玉兰花清苦的香味洁白的花色和林弟记忆中的花线厂连在一起。厂里的地皮被人买去做酒店生意，被锯倒的玉兰树“轰隆”一声巨响，沉实地砸在林弟的心里。林弟在雨中眺望着那已不属于自己的花线厂，玉兰树的叶子在风雨中轻轻歌唱……
小说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下岗女工心底深处的声音，一个普通女工对自己工厂朴素、真挚而又执拗的感情如玉兰花的清苦香味飘浮在整个作品之中……（杨博）
《树下》
作者铁凝
1998年第六期
快五十岁的老于参加了他们的同学聚会，初中时期的同学如今都各历沧桑天南海北。中学女同学项珠珠如今已经是市长了。
老于的女儿要考大学了，老于还住在没有暖气的破院子里，能不能托项市长找两间有暖气的房子呢？老于在妻子的催促、为人之父的责任和“老同学”关系的感情自信辅佐下决心向项珠珠张嘴求情。老于见到了项市长，却无论如何也把话题扯不到房子上去，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最后在冬夜的那树龙盘槐树下，老于向那株老树吐出了那难以启齿的请求。老于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树下，然后骑车离去。
“这时老于坚信一年后女儿肯定能考上大学离开家，那么她就会住进学校里有暖气的宿舍。剩下他和老婆两个人，又有什么对付不了的事呢。日子会好起来的。”作者平静沉稳的叙述背后是普通人的辛酸和幽默，老于在树下喃喃倾诉的身影将长久晃动在读者眼前。（杨博）
《忧伤的年代》
作者王安忆
1998年第三期
在匆忙紧张的生活中，谁能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呢？稚嫩的身体承载着成长的忧伤，被放大了的感觉尖锐地损伤着小孩子的心灵，成长的艰辛铺就了一条阳光与晦冥斑驳交错的记忆小路。
在敏感的成长阶段，和姐姐争取看一场电影的权利就是关乎整个人生荣辱成败的大事。对“丢失的电影票”和“错过的一场演出”这类不可挽回事件的刻骨铭心记忆是人生况味感受的第一课，“我”外形的变化使内心的自我充满了惊恐与怀疑，“我”身体的伤病却使“我”的心灵在“折磨”后得到了安宁。“我”从放映厅紫红色的丝绒帘幕后看到了哭泣女人的侧影，从那妇人的哭声中发现了自己的忧伤。但晦暗终将过去，成长不可阻挡，和平和安宁沉实地护卫着心灵。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复原”了儿时的生命场景，以温柔、悲悯的目光注视着那在成长时期勇敢挣扎的自我，这使得我们对日常感受之外的其他心灵世界有了更多的细心和敏感。对成长和生命的过程有了又有了另一观察视角。（胡悦）
《那一年我十九岁》
作者 马津
1998年第三期
十九岁的中学生遭遇到了微妙的感情问题。这是青春成长时期每个人都不同程度面临的故事和困惑。
对未来和感情的玄想，自我感伤的沉溺，与暗自喜欢的女孩子你来我往的“斗嘴”，对同龄人青春面庞和青春朝气的感受和赞美……青春的“第一次”令人怀念和激动，然而“飞蛾投火”式的激情冲动却难使这一时期的经历得到现实的根基和延续，感情的纯美臆造，玄想带来的纠葛缠绕，以及带有自我感伤成分的盟誓与伤别，都使十九岁的经历以酸涩的“青果”存留于青春的“历史”。
作者的叙述也许还不圆熟老到，但我们从仿佛是“变声期”的叙述音调中感受到的是朴素、真情和清水出芙蓉的感动。
（胡悦）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观察视点
观察视点
●文艺评论报刊召开座谈会文艺评论和文艺评论报刊如何走向社会走向群众以及文艺评论的现状、队伍建设等问题，是文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日前，江西省文艺评论委员会等单位，邀请首都及各地部分文艺评论报刊的负责人和评论家，在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进行座谈。
与会同志认为，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面临新世纪的到来，文艺评论必须加强，也亟待全社会的支持。文艺评论的发展与繁荣，必须由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编辑家形成三位一体的“合力”，才能实现。文艺评论应该正确引导文艺创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纠正错误思潮对文艺的影响；必须正确处理好作家和创作、读者与传媒之间的关系。评论家应该与人为善地开展文艺评论。而作品进入了市场，就应该允许并接受人们的“说短论长”。评论家和评论报刊应力戒“商业化”、“人情化”、“庸俗化”和“广告化”，坚持出于公心、热情帮助、以理服人。评论家和评论刊物应加强和提高自己的人格力量，树立高尚的人格形象。加强文艺评论的可读性，是吸引广大读者，巩固和发展文艺评论地位的重要关键。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体系，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以及真正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
这次座谈会是由江西省文艺评论委员会、江西日报、江西省文联《创作评谭》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及来自各地的评论家编辑家二十余人参加了座谈。（文平）
●《长城》辟专栏探讨文学与想象力《长城》从今年第二期起开辟了专栏“文学与想象力”，该刊“编者的话”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发现与创造，是一种精神，而在一部分作家的作品中，对于复杂社会生活和人物个性进行概括、提炼与升华的欠缺，对于表现人的灵魂的深入层面的漠视，屡屡出现的表面化、平庸化的倾向，对于本不能令人满意的某种社会现实无可奈何的认同，丧失了文学强大的感召力，丧失了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力，缺少了文学本应给予人们的浪漫与诗意，缺少了文学本应启迪人们超越现实、创造未来的一种人文精神。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除了商业大潮的冲击，快餐文化的流行，以至于读物可以流水线般制作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作家自身。这和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想象力的缺乏不无关系。“编者的话”呼吁评论家探讨想象与客观现实、虚拟世界、情感表达、理性精神等方面的关系。
该期发表了封秋昌的《创造与想象》、陈冲的《论想象力》、杨振喜的《关于想象力的随想》和丁帆、王世诚的《想象的贫困：现时代的写作》等文章。
（艾纪）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九十九个农民实话实说，林林总总写真实人生
《皇天后土》的意义
庞俭克
前不久揭晓的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年—1996年全国优秀散文奖，河南省作家周同宾创作的口述笔录散文集《皇天后土——九十九个农民说人生》（漓江出版社出版）获此殊荣。有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姑且不论其文体尚存不同说法——当其篇什陆续在一些报刊发表时，各报刊或将其放在散文栏内，或放在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栏内，更有将其放在小说栏内发表的，仅仅就其创作年月之长——《梨园》创作于1980年8月，《公粮》创作于1995年3月，历时十五年，也足见作家精神之执著，韧性之持久，爱心之宽广了。
作者在《皇天后土》获奖后应约发表感言：“我所以被看上，盖缘于我是‘乡下人’，‘乡下人’只能提供土特产……”诚哉斯言！一部《皇天后土》，九十九个农民，男女老少，村干部、地主、庄稼汉、工匠、专业户……自说自话，说出了原生状态的农民自己。于是读者面前便走过一长列性格鲜活音容各异的人物，流过一长串说不完道不尽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以及他们故事里蕴含着的浓重的中国文化积淀。若以七情六欲划分评说，生、死、爱、恨、喜、怒、哀、乐，大可以条分缕析出数倍于《皇天后土》的文字来，其涵意之深厚，亦大可以做出文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以及地理学的各类文字来。一切盖因这些话都出自农民之口，没有丝毫粉饰雕琢，亦无丝毫扭捏作态，更无趋炎附势之嫌。正因为如此，读者便可从这些生存状态各异的当代中国农民身上读到历史、今天与明天，读到积淀在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中国人身上某些共同的东西，读到中国和中国人本身。
《皇天后土》向读者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生活内涵，丰富的人生画面，有心的读者不难在每一篇什中读到熟悉的人和事，感受到人物的哲学和人生观，感受到人物活动于其间的生存环境的迫人气息。“悠悠岁月”着重再现农民对人生和命运的思索：结婚——廖京生的婚史从“文革”延续到承包单干年月；丁小艾的改嫁经历了孝道和同情心的激烈斗争……生存——盲人斐广寅眼瞎心明，能干锄地、使牛以外的一切农活，预测断事也有一手，但他决不干占卜算命等骗人把戏；专业户范梅敖，致富不忘乡亲，将种银耳的技术里里外外传播……“茫茫大地”着重再现农民和土地以及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土地：赵德富从地少，到分土地，买地，又分土地，活脱脱展出一幅土地变迁史；治家：徐兴顺和五个儿子搞集约经营，采用先进科技，充分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收益，俨然科技致富的带头人；日子：贺本久一年收入近三千元，应酬开销不少，人情世故花钱，娶媳妇、嫁闺女、生娃、死人、盖房，一来二去，买化肥、农药、种子的钱就不剩多少了……“芸芸众生”着重再现不同生活经历的农民的生存努力——村长李河生历数农村工作两大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工作难做，一头上级，一头群众，哪头弄不好都干不成；五奶盼孙子，宝贝媳妇，将就将就做老丫头，啥活都干，又和生娃子多的女人换裤带，上奶奶庙烧香，怕的就是三辈子单传要断线，无人上坟添土，家产归别人……人生即语言。
通过《皇天后土》看中国，其真实、真诚、真切都具备深厚的基础——历史的沧桑感，沉重的人生感，从而使我们的眼睛明亮起来，思索深邃起来，作品题材的丰满性使我们更多地注重现实关怀，内涵的深刻性使我们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反复上演的大戏有了更丰富的理性理解。
《皇天后土》作为土特产，它向我们提供的是马齿菜、高粱面窝头。作者做的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不是代农民立言，不是为农民写传记，而是让农民自说自话。九十九个真实的人生，林林总总，如小溪涓流汇集成大河。如此集中地跟踪记录农民的言语，恕我孤陋寡闻，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价值。题材上的突破——写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区别于当前一些虚张声势的散文、装腔作势的散文、矫情做作的散文等等，展现实实在在的人生，实实在在的精神。文本样式上的突破——以小见大，一叶知秋，切片似的显微，样本似的收集，口述笔录自说自话即生活形态和人生形态本身，而作者深入生活，艰苦采访，吃苦受累，亦非花拳绣腿者所能为。散文语言的突破——农民的口语为基本结构，平白浅显，质朴味正，形象鲜明，言之有物，“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行云流水般自然生动，全无刻意做派，质朴的文风是生活实在的作家的追求，而质朴文风的蔚成风气，则是求实进取的民族对通过变革走向强盛的时代的认同。遗憾的是当今充斥着我们感官的散文，缺乏的正是《皇天后土》的力量——冲击力、震撼力和结实，抑或说缺乏的是人格的力量。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短波
文艺短波
《华夏·记忆》创刊
一本追寻往昔岁月中重大事件，反映过去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往事，注重个人化的亲历感受，图片和文字并重的杂志《记忆》近日在北京创刊。创刊号发表了罗点点回忆父亲罗瑞卿将军的长篇纪实文学，有“八一三抗战专题”，有新老作家肖乾、冯骥才、余华等人的作品，栏目有《过去的新闻》、《永远的童年》等，由华夏杂志社出版发行。（夏霜）
长篇小说《刀客张大脚》出版
作家蒋留计的长篇小说《刀客张大脚》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该社地方人物志丛书中的一本。作者选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以传奇的笔法写出了河洛文化熏陶下的中原平民场景。作者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熟稔、对平民语言的自如运用和整篇的传奇色彩相互映衬，构成作品的特色。（熊耳山）
长篇小说《放逐》出版
青年作家刘方炜的长篇小说《放逐》日前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作品几乎涵盖了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九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面对中国所处的大动荡、大漂流的急剧变化时代，作者记录了当时人们的困惑和思考，描绘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命运及精神嬗变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朱丽华）
黄宏著《从头说起》出版
喜剧演员黄宏新作《从头说起》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黄宏从喜剧演员独特的视角，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幽默风趣的语言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完成了这部传记，为读者提供了一份有趣的人生参考。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收发室的老百姓，从国内的热心观众到海外华侨、外国友人……从珍宝岛战役到老山前线，从唐山大地震到淮河水灾，从申办奥运到香港回归……从说山东快书到演小品，几次改行，艺术探索的艰辛跃然纸上。作者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和朴素、诚挚、幽默的文风使作品具有了更大的可读性。（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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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讨信息
研讨信息
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举行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散文选刊》杂志社和焦作矿务局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于近日在韩愈故里焦作举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好势头，散文创作持续热闹火爆，涌现了一批专事散文的作家；一些学者、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艺术家也跻身进来；散文书籍俏销，散文刊物越来越多，报纸副刊及综合性杂志也多以散文充实版面。如何认识新时期尤其九十年代散文的繁荣，如何估价世纪之交散文的发展趋向，如何看待报纸副刊与文学刊物间的散文，与会人士结合自身的实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王剑冰）
《民间包公》研讨会
安徽巢湖地区有一位被誉为“民间包公”的律师陈三乐。年近花甲的他，改革开放以来，凭着一个人民律师敢入地狱之门的铁骨赤胆，南征北战，办了不少大案、要案、“胡子案”和“骨头案”，也饱尝了个中的艰辛和困惑。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的报告文学《民间包公》（载《当代》1998年第二期）描写了这位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倔强的老律师经手的几桩案件，反映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健全法制的必然历程。在近日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报告文学作家深入法律战线，描绘出陈三乐律师的刚正为民的形象，呼唤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极具现实意义。
（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