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经济专页)
专栏：
调整信贷结构 化解金融风险
邵苏江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盈利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看似谁都懂得的道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长期以来，“人情贷”、“行政贷”，甚至“谋私贷”影响了信贷结构调整，导致银行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包袱。近几年来，工商银行南宁分行在向商业银行转变中，坚定地实行信贷结构调整，努力实现资产从低效益高风险的企业、行业、地区，向高效益低风险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转移，实现资产经营集约化，从而实现信贷机制的转换和效益水平的提高。
增量投放稳中求严
确保新增贷款不再形成新的风险，关键是选准贷款投向，改革和加强信贷管理，严把增量投放关。
首先是制度上严。在贷款管理上，南宁工行从建章立制入手，以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信贷行为。组织制定了《贷款操作规程及审批管理办法》、《信贷员工作责任制》、《信贷贷款管理规定》、《贷款合同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如按新的规定，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资产负债率在60％以下，风险度在0．6以下。严格的制度管理，使这项业务得以顺利进行，两年来累计签出汇票42439万元，基本上未出现垫资的现象，按时承付率达99％。
其次是手续上严。一是从1996年起控制了城区和县支行的审批权限，实行辖内贷款集中审批，按信贷集约经营的思路抓信贷管理。二是分行成立贷款审查委员会，坚持每月召开两次审贷会议。年度贷款投向、大额贷款、疑难贷款坚持由委员会审定；县支行贷款审批权上交二级分行；建立贷款“分级报批、集体审批、责任人签批”制度；把贷款“三查”职责从岗位分离推进到部门分离；改变过去逐级划定重点企业和抛开信用等级发放贷款的操作办法，坚持按统一的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开展行业企业分析，确定贷款投放的基本客户群和优秀客户群，确保贷款投入安全又赢利。三是严格执行《贷款操作规程》、《贷款通则》和《担保法》，保证贷款手续的完整与合法。经严格审查，1996年以来就堵住不符合条件的贷款47笔，金额达5200万元；堵住不符合贷款投向的21笔，金额达3400万元；堵住手续不完善的贷款240笔，确保了贷款投向的合法，提高了信贷质量。
最后是管理上严。对各类有风险苗头的贷款，采取“谁的孩子谁抱走，谁放钓竿谁来收”的办法，责任到人，定期限、定目标，保证其转化和收回。通过执行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了岗位制约、部门制约、程序制约的“三制约”信贷投入机制，保证了新增贷款投向的合理与安全。
盘活存量四“点”一线
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错综复杂，盘活这些贷款须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南宁工行在调查、研究、分析、提出对策的基础上，根据转化的难易程度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植强点、抓重点、扶弱点、攻难点这四个“点”上，并由点及面，使存量盘活与转化工作的局面迅速打开。
植强点。为加大兼并力度，该行专门划出一定的专项贷款，用以增强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产权的吸纳能力。几年来，该行共发放近5000万元的专项贷款用于增强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兼并，有效地转化了自身的贷款风险，盘活企业资金9200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全市资本结构的优化试点工作。
抓重点。南宁工行按效益优劣和清收难易程度对企业进行分类排队。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把效益尚可、贷款被“搁浅”或因企业转制“母体裂变”、新企业不承担债务并将债务留在已成“空壳”的老企业，造成贷款“悬空”的24户企业列为转化风险的重点，采取“合并债务、借鸡生蛋、更换借据、重办担保”的方法逐户清理不良贷款。
扶弱点。对产品有市场潜力，扭亏有望而又一时跌入低谷的企业，南宁工行帮其查找症结，实行一厂一策，发放扭亏增盈专项贷款，使他们负债起飞，逐步实现扭亏增盈目标。
攻难点。在收贷收息过程中，遇到有意逃废银行债务的“钉子”户，长期不归还贷款的“睡眠”户，南宁工行实行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依法清收。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多来，该行共依法清收了15户企业355万元的贷款本息。
四“点”一线的盘活转化措施，为该行清收不良贷款工作创造了佳绩。1996年至今已累计转化“两呆”贷款4209．5万元，其中清收“两呆”本金3975．75万元、欠息1233．75万元。
在实施四“点”一线盘活转化措施的同时，南宁工行坚决按效益优先原则，切实把好贷款投向关，逐步实现“三个转移”，即：把贷款转移到有效益、有市场、有信誉的企业和企业集团上来，转移到中心城市和地区上来，转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来。集中资金支持公路、铁路、电力、邮电通讯、自来水、住房、制糖、化工、制药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优势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
（作者为工商银行南宁分行行长）
第6版(经济专页)
专栏：
人才市场面临新的发展局面
宋毅
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正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结构调整、提高质量、增加活力为主调的战略思想已居主导地位。在这样一个根本性转变时期，人才的成长和人才的社会运动形势十分活跃，中国的人才市场正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时期。
政府机构改革与再就业工程，为人才市场的发展创造出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
新一届政府已将政府机构改革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人才市场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运动，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革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将有大量人才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能释放出的潜力将增大。多年来，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吸引和积聚了一大批科学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但是，由于旧体制束缚、官僚化倾向制约，人浮于事现象严重，许多人才的潜力难以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浪费和损失。此次较大幅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将有一半左右的人才从公务员职位上下来，充实企业、充实基层；能否顺利地实现人员分流、能否真正达到人尽其才的目标，已经成为决定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成败的核心课题。
显见，再也不能完全采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完全由行政上安排分流人员的去向，依靠和发展人才市场已是大势所趋。人才市场的发展如何适应这样一场变革，正是改革深化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
国有企业改革，已有相当规模的职工下岗。搞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不但是关系到当前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关系到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事实上，人才市场已经在再就业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还应当看到今后的任务将更加沉重，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有几千万职工走向再就业工程的行列，由人才市场搞活再就业的局面日益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更新观念，多样化发展中的人才社会运动方式将成为人才市场发展的主要特征。
当代世界，人才就业方式正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那种一职而定终身的就业方式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人多职，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中人才就业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在西方国家，许多教授、许多研究人员都在多个大学任教、都有多种兼职，科技人才的社会化就职方式早已成为其人才成长、尽可能发挥出高智力潜力的重要途径。当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人才多种就业方式正显示出普遍化的发展趋势，一人多职，日工作制、钟点工作方式等都已广泛地发展起来。尤其在信息高速公路问世以来，通过电子信息网交流、交易、合作等从业方式正显示出其广阔的前景。
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传统的就业方式还占据着主体地位，人才市场的发展还不能不面对这一现实。可是，我们也应当充分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我国人才的择业、就业或从业方式已显示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许多老的观念、老的政策和老的办法都亟待更新和改革。
人才流动，实际上就是在传统就业方式下产生的一种人才的社会运动方式，它是对传统一职定终身的一种冲击和革命。可是，这个概念也有它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新的形势下也有待突破和发展。在人才市场中，应当发展多样化的人才社会运动方式，传统单一就业方式应当逐步得到改革。比如从中央政府下岗人员到外地、尤其是到边远地区就职，就可以不迁户口、不终生固定，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再次改变就业地区和岗位。
人才社会运动方式的发展，呼唤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无论是人才流动还是人才的多种从业方式的发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反响；无论是人才市场的发展，还是人才社会运动方式多样化的发展，都不能不有多方面配套改革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首先，是人事劳动管理制度的改革。传统那种单位所有制、层层控制的办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见突出，寻找能够极大促进人才潜力发挥的人事劳动管理制度已成为我们必须给予解决的命题。
其次，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诸如住房、医疗、退休等基本上是单位负责制，这不但大大地束缚了人才的社会流动，而且正在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只有走社会化改革的道路，才是根本的出路。
再有，户籍制度也应进行配套的改革。现在就业大多要联动户口的办法应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尤其应当鼓励那些从大城市去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才，来去自由，政府给予补贴、业绩嘉奖的办法，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我们国家更应当有这样一种政策。
总而言之，蕴藏在我国人才队伍中的潜力是巨大的，人才市场发展的前景也是广阔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一定会创造出物尽其力、人尽其能、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
（作者单位为国家经贸委经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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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好产业集团 促进农业发展
汪致重
我国农村经济当前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原有的经营体制，正经受现代社会经济浪潮一定程度的冲击，打破行业、地区界限；办好产业集团，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湖北荆龙集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集团现有资产总额3．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3．3亿元，调控资产总额达12亿元，涉及水产、粮油、畜牧、化工、医药、食品六大领域，生产产品12大类198种。
湖北荆龙集团运作的基本思路是，以销售市场为导向，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农渔户为基础，组建种、养、加、销产业链，形成以水产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其基本运作方式是，集团以市场为前提确立投资取向，制定所属各企业的发展项目；各企业除了按照自身发展需要与农渔户及集团内部相关经营实体建立产供销关系外，同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提供社会化服务。
在集团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产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职工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成为产业化工人；对农户而言实行统一规划、区域种（养）植、专业化生产，村组保持原行政体制不变，责任田块使用关系不变，农（渔）民既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个体，又是产业链上的产业工人。
集团内各企业过去都是孤立的生产经营者，独自承担市场风险。有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企业经营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这些企业加入集团后，生产经营有方向，产品有可靠的市场，技术、原材料（种源）、信息等有可靠保障，企业利润保证系数明显提高。加入集团的企业不仅不会出现批量下岗职工，而且还不断吸纳社会待业人员。
湖北荆龙集团是以水产品养殖和加工为主导特征的农业产业化集团。它的主体企业和核心层企业大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这里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且没有重工业和大型燃化工业进入，水质纯净无污染。根据自身优势和区域经济潜力，集团确立了九大骨干项目。即以养蟹公司为龙头的河蟹养殖基地，以养鳖公司为龙头的鳖类养殖基地，以银鱼公司为龙头的银鱼养殖基地，以油脂化工厂为龙头的农副产品加工基地，以水产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水产加工基地，以饲料厂为龙头的饲料生产基地，以蛇医药研究所为龙头的蛇类养殖加工生产基地，以畜禽养殖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养殖基地，以武汉水产品交易市场为龙头的内外贸易基地。以上九大项目目前正在投资改造中，部分已投入运行。全部投产后，可新创年产值11．5亿元，新创年利税3亿元。1998年可创总产值4．22亿元，利税1．05亿元，年生产鲜鱼4000吨，龟、鳖、蟹183吨，饲料4万吨，蛇类60万条，健身酒55万瓶，吸纳农渔民12万人，形成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融多种所有制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集团。
湖北荆龙集团的诞生与发展，是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是国家产业政策走向的标志，也是现代农业企业组织形式的一个典型范例。既是生产经营性企业，又是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协调组织。农业产业集团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突出作用。
湖北荆龙集团选择的产业方向是农业，而且侧重在水产业上。选择的组织形式是多级法人制下的全程产业模式，即产、加、销全程联结模式，在产加销各个环节中也有较为完备的运作体系。这样的产业导向，不仅是选择了一个水产业，而且是选择以水产为核心的产业链，它包容种植、养殖、供应、销售、加工、生产、科研等多个行业。湖北荆龙集团的产业导向作用在于它在明确产业方向的同时又明确了产业链的构造形式。
湖北荆龙集团是一种混合式集团，它既具备独体式集团特征，又具备组合式集团特征，但湖北荆龙集团不是一个简单方式的企业组合，而是围绕产业延伸和扩展方向，以资产权属变更的方式，并运用分级法人的叠式结构组合而成的。它是在国家经济体制改制改革宏观策略思想指导下，创造性运用现代企业结构思想而构筑的一种新兴企业结构模式。
湖北荆龙集团的体制改革作用在于它寻求了一条企业组合和构造企业结构的新路子，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目前集团管理9万多亩鱼塘，16万亩农田，接纳和改组了20个小型企业，吸纳渔业工人2万多人，吸纳城乡待业人员2000多人，通过经济手段，替代经济结构调整、产品销路、社会化服务等职能，为政府职能转变创造了条件。湖北荆龙集团的职能替代作用表现在解决政府转变职能中，实现保留社会管理职能、卸去经济管理职能的现实可能性。
（作者为湖北荆龙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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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度开发 永续利用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陈亚春
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任何一个地区资源分布都是不平衡的，不可能占尽所有的资源优势，只能扬长避短，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合理利用，综合开发，实现资源的优化有效配置。
丰富的农村自然资源，包括山水资源、农业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等，要使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我们必须走出一条适度开发，永续利用的路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人们利用农村自然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加工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但是，如果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超出环境承载力，就会使生态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各种自然资源由此陆续枯竭。因此，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农村资源，成为当前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必须正确处理好资源利用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切实抓出成效。
当前，农村耕地资源减少与人口增多的矛盾日益突出。地越种越少，越种越瘦，长此下去，子孙后代还要不要吃饭呢？对此，作为领导尤其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眼下要把保护、培育耕地摆在首位，坚决杜绝乱占滥用耕地，坚持节约用地和合理开发相结合，确保耕地的动态平衡。
在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乱采滥挖，破坏自然植被，造成水源、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等状况出现，也是一个突出问题。靠山吃山，一定要考虑“吃”法得当。我们暂时没有水平做到科学、合理利用资源，能不能等一等？资源埋在地底下又跑不掉。像少数地方那样乱挖乱采，真是眼看着“银子变水”，且地下的“银子”再多也是有限的，世上哪有挖不完的金山、银山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正确处理好生产与生存、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容易造成影响的矿产资源的开采，要着重注意废水、废渣的治理，尽可能通过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减轻环境负担，保护生态环境。
“有水快流”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资源开发利用上，我们不能梦想当“暴发户”，而应该当守法户，强调“慢慢富”，坚持适度开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易后难，滚动发展。开发资源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把长远规划与近期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近期开发纳入长远规划之中，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集中力量，重点开发。通过近期开发，积累资金，积累经验，积累技术，为将来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开发创造条件。对那些不可再生性资源，更要注意合理开采，着力在资源的加工利用上下功夫，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效果。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化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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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并购应慎行
林毅夫
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又出现了一股企业兼并、收购浪潮，而且著名大企业之间的合并特别引人注目。这股企业并购浪潮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国内也出现了实现企业兼并、收购，培育巨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主张和做法，甚至以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为追求目标，以为不如此就无法提高民族产业在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冷静思考可以发现并非如此，企业并购在我国是否可行关键要看其经济合理性如何。
其实，发达国家的并购风潮有其内在的经济合理性，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对中国民族工业也并未构成威胁，相反我们还可以分享其中的好处。发达国家此次企业并购浪潮源于它们的技术进步，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信息费用，运输成本也因技术进步大幅度下降，市场范围扩大，企业的有效经济规模也随之扩大。并购事实上是在新的条件下规模扩展、降低成本以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加强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抬高其产品售价。发达国家一般有较严格的反托拉斯制度，反托拉斯当局在审批企业合并时主要看合并是否会削弱市场竞争，那些可能削弱市场竞争的企业合并很难获准。而且，发达国家著名企业的产品结构与中国国内企业差别很大，进行并购的企业与国内企业并不存在直接竞争。我国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企业，它们因为并购而降低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我国进口成本就会相应降低。
国内当前看好企业并购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认为企业规模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的好处。但是，规模经济来源于要素投入的不可分性，如果不存在未被利用的不可分要素，企业合并就不会带来规模经济和成本的降低。我国目前进行的企业并购往往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因为企业之间一般并不存在共同的、可以进一步加以利用的不可分要素。相反，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充分发挥这方面比较优势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可能相当多，但资金的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大，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当前在国外进行合并的那些巨型资金密集型企业生存的条件。如果不顾我国的现状和经济的现实，合并就不可能有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之效，当然不会提高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倘若企业并购不能带来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的好处，不但不会增加社会福利，反而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因为这种并购只会加强企业的垄断地位，其账面利润即使增加也是消费者剩余减少的结果，是已有的社会财富的转移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净增加。而且，从长远看企业效率和整个经济运行效率都会因垄断势力增强而更为低下。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拉郎配式的并购更不可取，效率损失会更大。当然，确实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的企业并购还是应当加以鼓励的，不过应通过市场，并让并购成为企业自主、自愿的市场行为，政府要做的是审查企业合并是否会损害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正当权益，而不是仅仅考虑当事企业的利益。只有这样才可能规范企业并购行为，使并购真正成为具备经济合理性的正常的企业经营活动。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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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农民对科技的有效需求
胡应良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和农业科技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大体都在40％左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低30多个百分点。采取强有力措施，提高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进一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加快科教兴农、科教兴国步伐的重中之重。
刺激潜在需求，挖掘生产潜力
如何把农民对科技的潜在需求刺激起来，变成现实？一是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生产力作用。一定要让农民在应用农业科技中真正得到实惠，尝到甜头，比如增加产品产量，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劳动，降低成本，改善生产条件，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等等。二是符合农民需要。在推广农业科技中，要符合农民的实际需要、接受能力以及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力推广那些经济效益高的科学技术。三是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推进资源优势转化成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四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在稳定土地承包制度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推进规模经营，为应用农业科技，实现规模效益，提高竞争实力创造条件。
加大服务力度，搞好典型示范
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服务，除了要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改进服务方法外，还要大力加强科技服务网络建设。地（市）农业科研机构，要在稳定、加强的基础上进一步转换运行机制，提高服务层次，扩大服务内涵。县级要有一个集试验、示范、培训、推广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推广中心；乡镇农技站要实现“五有”，即有队伍，有基地，有设施，有培训场所，有经济实体。在发展这种纵向的科技推广网络的同时，也要十分重视横向的科技推广网络建设，形成纵横交错的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要积极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类综合性或专业性技术合作组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组织化程度和技术服务水平，建立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技术服务新机制，为更好地从技术上服务农民，增加农民对农科的有效需求提供组织保障。创办科技服务基地，搞好典型示范，也能够增加农民对应用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
立足教育培训，强化科技意识
帮助农民了解更多的科技信息，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培训，强化农民的科技意识，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在应用农业科技上的主观能动性，拉动对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所以，要通过各种媒体，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宣传力度，增加农业科技宣传的信息容量，把科技兴农的舆论氛围造得更浓。要进一步建设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努力形成一个包括各级政府信息中心、经济主管部门、专业协会、专业大户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信息网络系统。要进一步广泛开展对外信息交流，特别是同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信息咨询机构加强联系，在各地设立窗口，拓宽信息渠道，挖掘信息资源，极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科技信息的需求。
化解技术风险，制定防范措施
一是鼓励建立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或专业农技人员要主动与农民签订技术承包合同，与农民共享利益，共担风险，消除农民对采用先进技术的后顾之忧。对市场供求关系波动较大的产品，可以引导经营部门与农民签订农产品期货合同，利用期货交易和套期保值使农民规避价格风险。二是采用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化解技术风险，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这对于促使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也是很重要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建立技术应用风险储备金制度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在出现较大价格风险和自然灾害时从经济上给农民一些补偿。（作者为中共江西鹰潭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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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宝坻县的天津市三达服装厂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产品合格率由原来97％提高到99．2％，去年出口的服装合同全部完成，实现利税160万元。今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同比又有增加。蔡怀芝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