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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中国哲学几个问题的研究评析
张立文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文化侵略挑战下，一些有民族危机感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等。这些主张和方案都有其提出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还可以提出许许多多，但其背后却有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观这只手在起作用。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及对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和诠释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都会随价值观的不同而出现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评价。
分析这些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应当说，对中国所面临的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以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社会危机）、人与人（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精神危机）、不同文明（文明危机）之间的冲突，还不能做出成功的回应。和合学在九十年代的出现，就是试图把一百五十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的论争，落到一个实处，以回应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西方文化、现代化及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宇宙间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包涵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和合学对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上述五大冲突具有巨大的魅力，对回应西方文化挑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具有内驱的动力，从而使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儒学是“学”还是“教”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论争的一个热点是：儒学是“学”还是“教”？以及以什么角色与世界三大宗教对话？如果是“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是汤因比所说的“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切”的宗教？或以儒教本来就是教，毋需宗教化；或以儒学不是宗教，却起了比某些宗教还要大的作用等等。
所谓宗教，古往今来，见仁见智。一般说是指对超自然力量的尊崇和信仰，是一部分人对世界的一种观念掌握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大体上说有两种形态：一是体制化的宗教，二是精神化的宗教。前者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在其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教义、教规、教仪、教团，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教阶体制和教会组织等，是完善化的宗教。
就后者而言，人在物质生活得到相对满足以后，精神生活则是最深刻、最普遍、最永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适应了一些人试图超越自然的自我，而走向终极关切的需要；宗教的旨趣就在于安身立命，终极解脱，实际上是对于没有上帝的上帝，没有天国的天国的信仰。在现代高科技信息网络世界，对人来说宗教形式已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终极关切。这是因为人有追求自我意识、人生意义与终极存在、终极意义的需要，追求超越自我与终极关切的愿望。
如果我们超越体制化宗教的标准来看待精神化宗教，换言之，如果超越西方基督教为衡量一切宗教的标准，那么，中国古代就存在着宗教的传统，并营造了一个多元宗教共存、共处的格局。在《论语·八佾》中还透露了孔子对禘祭、祭神、祭泰山、祭祖先、奥神、灶神、天神的信息。可见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有深厚的宗教根基。他继承周公天与天命宗教思想，他的天命观不是仅滞留在世俗的、日用的层面，也不是仅着眼于道德的、伦理的层面，而是要追究一种终极境界或终极关切的内在超越的品格和功能，儒学自身已具备精神化宗教的性质（或称其为智慧型宗教）。宋明理学家使儒家宗教天命观理论化、思辨化。只要对儒学极度地尊敬和崇拜，作为精神化宗教的儒学，便是教。任何体制化或精神化的宗教对于信仰宗教的人来说，都具有教化的功能并发挥着教化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把儒教看成是学而不是教，究其思想原因：一是以体制化宗教为标准来衡量儒教；二是受西方宗教与哲学分二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影响，以为哲学与宗教总是互相排斥的；三是对精神化宗教缺乏深刻的研究；四是对宗教的巨大教化作用估计不足。
道学的出世与入世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道学研究很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于道学的出世与入世问题的研究还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人们对于道学的价值判断，往往只落在负面的出世、厌世、超世上，认为道学是要使人逃避现实的斗争，放弃改造社会的积极努力，其思想的主体是“为己的隐士”，“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悲观的宿命论者”等等。对道家的这种评价，由来已久。荀子讲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司马迁以“其言光洋自恣以适己”。唐宋明以来，思想家把释道放在一起批判。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
老庄道学以其对当时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的失序、战争的破坏、人世间的疾苦，即“礼坏乐崩”的关怀和忧患，以道莅天下，理世乱而求治，提出了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四大原理，以化解天、地、人三界的无为与有为、出世与入世、自然与人文、好静与好动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以正治国”。如何使这种现实社会、生存样式的冲突而达到和合？庄子认为顺着事物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便可以获得天、地、人“道通为一”的和合境界。
道贯天、地、人，是道学的核心逻辑结构。庄子明本显宗，弘扬大道。道内在于天、地、人，而又外在于天、地、人。天、地、人以道为其存在的根据，而负载着、呈现着道。天是道的显现，表征着道的意义；地作为自然和社会环境，亦显示着道的意义；人在此环境中才获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的感受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是追求在道的层次上使出世与入世、超世与顺世、无为与有为的自然而然的和合。
儒道文本的新发现
儒道两家在先秦究竟怎样？《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的发表，透露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因此立即引起国内外汉学界强烈反响，英、美汉学界已召开多次研讨会，国内亦多次座谈讨论。
根据郭店一号楚墓的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当属战国中期偏晚，是迄今为止已见年代最早的儒、道文献，并同时出土于一座墓中，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儒道的对峙冲突，并非互为水火。
儒家孔孟都以仁义为其最高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不仅仁者爱人，孝弟为仁之本，而且义是君子应具备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行为。今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老子》，都讲“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唯独竹简本《老子》作“绝 弃诈，民复孝慈”。抛弃虚伪和诈骗，人民自然回到孝慈，这与儒家思想并非激烈冲突，反而有互补之处。由于竹简《老子》是战国中期之前的本子，可能最接近原本《老子》。
一号楚墓出土有已失佚儒家著作十二篇，弥足珍贵，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路：如强调人的价值，重视人格力量；提出“天人之分”的思想，凸显人的主体功能；赞扬尚贤的禅让民主制度；强调心性道德修养，开启孟子的心性学说等。总的来看，《郭店楚墓竹简》的思想，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传统的看法，对先秦思想作出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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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称之为“新”，是指与历史上的先秦儒家、宋明儒家（理学家）相对而言，也称为“儒家第三期”。新儒家的兴起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相关。近年来，新儒家研究在国内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
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
向世陵
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思潮中一个特定的学派，其含义有宽严之不同。在祖国大陆流行的是较宽泛的概念，即凡是服膺儒家学说，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接续儒家道统，并对儒家理论确有新的阐释和发展者，都可以泛称为新儒家。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依历史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与西化论者的对立，突出地表现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上。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本位，要求以儒家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为主导来吸收消化西学，认为可以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来使儒家思想现代化，使传统儒学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新儒家所创立的“新易学”、“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也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第二代新儒家严守宋明以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学术传统，认为心性之学或曰“道德的形上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种精髓在当代赋予新儒家的主要使命，就是要从儒家传统的注重人格修养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来，即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建设科学与民主政治的蓝图。虽然由内圣而解决外王问题是传统儒家的既有的基本思路，但由于采取的是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直通”方式而未果。新儒家遂补充以“良知坎陷”，即道德良知经过自我限制、否定转生出知识理性智慧，这一补充体现了新儒家对于西方文化知性探求的挑战的回应，实际上承认了儒家的精神义理不能够直接作为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基础，而只能采取曲折间接的形态。“直通”方式转为“曲通”，是新儒家区别于传统儒家的显著特点。
但第二代新儒家的“曲通”方式在主要生活于西方文化氛围中的第三代新儒家那里，便已经感觉其不可行性。他们意识到新儒家前辈虽然着力于拯救西方世界人文精神的失落，但又将人文精神等同于道德精神而忽略知识和艺术等方面的精神的弊病。在理论旨趣上，“曲通”表现的仍然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偏向，实际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翻版，是为了应付西学的挑战而被迫谋求儒家思想的自我转折与充实的结果。故他们虽也力倡全面“复兴儒学”，但关注的重点已经移到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超越的价值理念对现代社会和人的生活可能发生的影响上。道统、政统、学统的“三统并建”已经向较为单纯的“学统”的创建转移。
近年来新儒家研究在祖国大陆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不仅有大量相关的专著、论文发表，而且成为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学者们对新儒家的研究虽有不同的目的和侧重，但总体上仍依新儒家的理论架构分为内圣与外王两大指向。
在内圣一方，学者们大都肯定新儒家的文化价值情怀有着积极的意义，即在对传统的关怀中包含有对普遍的人道和人性的关切，在对儒学命运的思考中也贯穿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只是抽象地谈文化而讳谈国难和民族生存危机，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思潮与社会现实和民族危亡的紧密关联。而且，在当今国际条件下，要想保存中华文化，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提高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希望依凭心性修养来摆脱危机和走向现代化，就显得非常幼稚。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新儒家在吸纳西学和重建儒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其对西学的批评并希望由此改变西方文化的走向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新儒家由原来并不显山露水的一个学派发展成为今天的“显学”，除了得益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外，东亚地区所谓儒学文化圈的经济“奇迹”或曰“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学复兴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令新儒家头痛的儒家伦理和现代化的矛盾在实践的层面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但这一“基础”和与之呼应的儒家伦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去年以来东亚地区爆发的战后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儒家伦理尤其是儒家“人治”的短长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与新儒家在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方面有一致性，但双方在理论基础、文化观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也是不应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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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日代表谈——
经济发展与合作
高华
不久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和日本北海学园大学、日本北太平洋地域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和日本北海道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应邀出席会议的有中日双方经济界、政界和学术界的代表共30余人。与会代表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国和北海道的经济交流、北海道的经济政策、新的产业振兴战略及国际化、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日经济发展合作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二十一世纪中日经济的发展与合作
与会者认为，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虽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是两国经济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随着中日两国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和加深，中国和日本北海道的经贸往来也与日俱增。举办“中国和日本北海道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双方之所以能够展开经济合作，携手共创未来，是因为存在着许多共同点。第一，双方都有经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第二，双方都面临着改造传统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建立新的产业群的课题；第三，双方在农业发展方面都亟待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发展生态农业；第四，双方都拥有宏大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观光资源可供开发；第五，作为正在上升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地区，双方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后劲。但是中国与北海道之间还有很大差异，双方都不应简单模仿和承袭对方的做法。
在肯定最近几年中国与北海道地区友好往来取得成绩的同时，与会代表共同感到，双方的经济交流还有许多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为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扩大经济交流与合作，大家各抒己见，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双方经济交流的重点应放在“培养人才与技术交流项目上”；结合当地市场需要，相互在对方举办有代表性的、体现本国、本地区、本企业特点和优势的展览会；中国应借鉴北海道产、官、学相结合的经验，通过企业、政府和学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把研究成果及时向地区的企业转移等等。
中日经济发展合作与世界经济全球化
研讨会的议题不仅限于中日、中国和北海道之间的经济交流，还进一步涉及到世界经济之间的种种联系。代表们强调指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然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首先要加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合作。现在东北亚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利用北海道的资金与技术、中国的劳动力及俄罗斯远东的资源共同开发东北亚，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课题。北海道地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核心地带，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会议认为，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亚洲一些国家最近爆发了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然而人们可以预期到，经过几年的调整，东亚将走出经济困境，创造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春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虽未遭到直接冲击，但承受了巨大压力。为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同舟共济，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东亚经济。此举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地区政府和人民的赞赏。
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稳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有责任为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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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外学者谈——伦理问题
晨喆
“普遍伦理：中国伦理传统的视角”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次区域专家会议。来自韩国、越南、德国、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40余位专家出席了会议。会前收到30多篇论文，37位学者作了发言。
建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很多学者指出：当代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道德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寻求解决的办法。为此，必须在交往过程中达成某种程度的道德共识，进而在道德共识基础上建立普遍可接受的道德规范。从另一方面看，人类不仅有可能达成某种程度和范围的道德共识，而且事实上已经共享过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道德价值观念。因此，建立一种普遍伦理是可能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信仰、伦理的共同之处并不能保证和平共处，但可以设想一种中国式的“和而不同”的思路，提倡对话和沟通，协调利益关系，引导世界多元共存，维护良好的国际秩序。
对于如何建立普遍伦理，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伦理、普遍的价值观念并不是某一种文化体系中现成的可以随时取用的东西，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伦理价值观撞击和交流中形成的。它凝聚了各种文化传统、各种伦理思想的共同智慧，是一种能够较为充分地回应现代人类社会道德问题和伦理挑战的普遍规范伦理。这种普遍规范伦理不仅要为大多数人认同，而且要使人们感到“需要而且能够执行”。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伦理道德发展的新阶段，应该成为普遍伦理的核心。
从中国伦理传统看普遍伦理。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资源，可以为当代普遍伦理的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比如，儒家的仁学，包括它的忠恕之道和通和之学，就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理念。
也有学者指出，任何民族的伦理传统都不是单一因素构成，中国有儒家的伦理传统，也有反儒家的伦理传统。要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伦理传统，仅仅注意研究儒家伦理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研究道家、道教的伦理、佛教伦理以及其他各种内涵丰富的伦理，作为构筑当代人类普遍伦理的重要资源。
有学者提出，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为核心建立一种和合伦理学。但也有学者指出，自古以来圣贤鼓吹所谓“和为贵”、所谓“和合”精神，恰恰是针对着现实生活的不和与不合、争斗和战乱的。
从应用伦理学有关学科看普遍伦理。从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和科技伦理等应用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及其与普遍伦理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这是本次研讨会一个富有新意的方面。比如，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专家指出，生命伦理学普遍性原则的提出并非出自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源于国际性的医疗卫生实践所引发的道德难题，如艾滋病流行、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克隆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问题。无论什么国家、文化和宗教都不能因其独特性而回避这些问题，相反，必须在不同国家、文化和宗教之间寻找共同的道德基础来解决这些问题。再比如，研究环境伦理学的专家指出：现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威胁到其他生命的生存。从中国“仁民而爱物”的伦理观念，以及当今人类现实的伦理生活考虑，要提倡实行“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他们认为，应当将伦理从人扩展到其他生命和整个自然界，使伦理成为真正的“普遍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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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发展提出的哲学问题
刘华杰
本世纪科学的持续突破性发展，提出一系列让哲学界应接不暇的严肃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新了牛顿时空观，当然也影响了对康德的时空描述的理解。当广义相对论在更大程度上扩展了人类视野的同时，哲学界同样深刻关心与此有关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宇宙”？它从哪里来？它整体上是什么样子？它的未来如何？大爆炸理论真的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反物质与暗物质意味着什么？这些常常引发哲学争论。
对于量子力学的创立，哲学界的兴趣有时竟胜过普通科学工作者（数物学科以外的科学家对量子力学关注并不太多），这特别表现在对量子力学的“哲学诠释”上。有关“测不准”（不确定性）、EPR佯谬、贝尔不等式等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发表的论文成千上万。在这场讨论中，虽然有些只是借用量子力学表达自己原有的哲学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世界的“整体性”被突出了出来。
围绕生命科学中遗传、基因、还原论、智能、克隆等问题，就相继出现过大范围的哲学争论。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和广义生态学研究，展现了一幅令人激动的新世纪曙光。目前，非线性科学还处于发展的早期（与线性科学相比），它主要包括混沌、分形、孤子、自组织理论等。混沌运动的分析促进了“因果问题”的深化，其结果虽然意味着因果律“在操作意义上”无法实现，却为人们理解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模型。
广义生态学研究可以把包括人类科技和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纳入研究视野。它注意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为人们及时考虑并构造新的自然观提供了契机。这意味着，不但哲学能够反思科学，科学也能反思自身。在现代意义上，科学与哲学是交叉渗透的，并不存在谁在谁上面的简单界面关系。
正是受到科学新进展的激励，哲学正在酝酿变革。当然，哲学的可能的发展状况是受科技进步的时代条件所限制的，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但并不等于说哲学要沦为科学的附庸。哲学相当程度上与语言有关，但哲学并不还原为语言问题。哲学必须从常识感觉经验和科学事实起步，战胜自我退化、自我降低要求的倾向，回答语言烟雾背后的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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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
张伟
冯之竣主编的《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一书，近日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知识经济社会的兴起与特征、知识经济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知识经济的对策与战略研究，并从中国新世纪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配合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对产业政策、区域经济、企业管理、科技政策、教育体制、机构改革等问题作了理性思考，提出了若干对策。这本书中还附录了国内外关于知识经济的重要文献，对于国内外研究知识经济的重要成果进行了介绍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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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股份合作制——理论、实践与操作》
文红
本书是盖建玲、李德伟撰写，工商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专著。其基本内容是，论述了我国城乡企业兴起股份合作制的历史条件，股份制发展的基本特点、面临的问题，股份合作制对我国企业改革的意义；分析了股份合作制的性质、组建和运转规则；介绍了我国关于股份合作制的有关政策。
作者以其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直接交往的经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实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西方国家对其经济及企业制度的调整，如西方国家广泛推行的“职工股权制”、“利润共享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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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华夏第一县共同富裕之路探索》
华同
本书为“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由张桂岳、毛海圻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本书对共同富裕的内涵提出了新见解，即界定为“四个统一”，概括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五大突破”，并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展开了论述。本书还通过对“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锡山市乡镇企业的实地调查，从微观层面阐述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对广大农村奔小康、走共同富裕之路，具有可供借鉴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