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戊戌维新的历史思考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
□马洪林
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迄今已掠过百年时空。百年沧桑，世纪巨变，使我们对它的历史价值看得更加真切。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发生的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爱国运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现状去比附历史，更不能以历史的陈迹来解释现在。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仅承载着人类的过去，而且也包含着启示未来的智慧因子，对戊戌维新作一次世纪回眸，仍然给我们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思考。
维新收获：承认民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合法性
戊戌变法的时间很短，其高潮只有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然而，在清末办事效率极端低下的社会风气中，维新志士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中仍有惊人的举措，仅通过光绪帝发布的变法上谕就多达二百八十六件，而臣僚有关新政的奏折和民间上书竟有六百五十九件之多。这些上谕、奏折和上书有其不切实际的地方，但不可一概视为纸上谈兵或空头支票，这些历史文献的内容，充分表明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中国的深思力学之士要求改革弊政和抵御列强侵略的呼声，它包括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风俗，几乎囊括了清末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集中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两大中心。
戊戌维新经济改革，包括建立新式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建立银行、清理税收、整理财政等。从物化的层面上看，这是洋务运动事业的延伸；从思想内涵上看，戊戌维新重在提倡科学发明，保护发明专利权，主张放手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反对洋务官僚对工商业的垄断与控制，折射出在外国列强经济侵略面前，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具有明显的反洋务运动性质。康有为的言论就代表了这种民族情绪，他批评洋务运动不是“变法”而是“变事”，枝枝节节，而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塞责，难望致精。他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军事工业如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都是民营厂，要求清政府下放机器厂、轮船、铁路甚至军事工厂的经营权，“纵民为之，并加保护”，设立考工院，保护发明者的专利权，设立通商院，立商会、办商学、行商律，以繁荣商业。这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呼吁，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提倡著书立说，奖励科学发明，支持兴办教育，并给予十年、三十年和五十年专利权。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已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合法性，可以说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收获，并感慨地说：“枪炮厂也允许民间经营，说明光绪帝全部接受维新派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变法失败并不损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5页）这是一种郑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主义评价。
但是，长期以来对戊戌维新的历史产生了误读，把它定为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但又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当时普遍认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至于为什么说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运动会起进步作用，则又不能自圆其说，陷入史实与理论的自相矛盾之中。经过近二十年的讨论，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识到革命和改良相对立，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兴起以后的事，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背景不同，她面临着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任务，戊戌维新就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近代中国又面临着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戊戌维新从理论到行动都是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成分，戊戌变法争得了民间资本主义生存的合法权，并成立了农工商总局，这就为中国引进了新的经济机制，促进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培育了新生的阶级力量，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显然，把推动历史前进的戊戌维新运动判为改良主义，是走进了教条主义的理论误区。
革命与改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
在研讨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时，有的学者已对改良与改良主义从理论上加以区分，界定改良是进步的，改良主义是反动的。这一区分使戊戌维新摆脱了改良主义的贬抑与谴责。戊戌维新奉行循序渐进哲学，政治上采取非暴力运动，行动上依靠皇帝的权杖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这些从旧文化营垒中走来的年轻“布衣”，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能够挣脱旧传统的束缚，为拯救民族的危亡而献身，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历史研究的责任应当是设身处地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论，不可以今天的标准和认识去苛求戊戌志士，而影响正确评价戊戌维新的障碍主要是没有摆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新社会的催生婆，这已被中国人民近百年的革命史所证明。所以，在近代史研究中，讴歌英雄，崇拜革命，是一种优秀的历史传统。但是，在阐明革命的价值时，不能以否认改良或改革为代价，尤其不可以贬低改良以达到礼赞革命的目的。在历史的进程中，革命和改良也会发生磨擦、争论和冲撞，但他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与双轮。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承续与和合，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真谛。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是以“救亡图存”为直接目的、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路向的爱国运动，民族灾难的深重迫使维新派和革命派几乎发出同样的呼声。前已论及，戊戌维新最大的收获是承认民间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发明创造的专利权，显然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了道路。而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推动更为强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那时候，“发达工业，振兴民生，挽回利权，抵制外货”，几乎成了社会的流行语，国内出现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十余个全国性的实业团体，资产阶级的报刊兴奋地高唱：“所谓工业革命，此其时矣！”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强烈地反对外来侵略，都热切地期望和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中国承上启下的历史环节。在毛泽东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戊戌维新和近代史上一切革命运动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爱国精神，它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发展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启蒙思想家严复和农民革命家洪秀全、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并列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维新和革命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为了反抗侵略或改革现状，是中国近代社会继往开来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1900年，维新派利用义和团崛起于北方的有利形势，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惨遭镇压，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血洒武昌滋阳湖畔，但维新志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自立军起义不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尾声，而且也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先河。十年后辛亥革命的枪声首先在维新烈士流血牺牲的武昌打响，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恰好证明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妨说自立军起义是辛亥武昌起义的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戊戌维新运动就没有辛亥革命。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是长期处于封建蒙昧笼罩下的国家，无论改良与革命都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启蒙，即唤起民众走进改革与革命的行列。救亡、革新与革命是近代中国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课题，救亡与革新曾激扬起历史的波涛，而启蒙之激发理性，启迪民智，反对迷信，反对愚昧，改造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切变革与革命的前提。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的手段与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以新学开民智，以学会团民力，以报刊鼓民气，以政党归民心，革命派高呼“唤起民众”的口号，维新派力言“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新潮，自由、平等、博爱之说成为各种文化现象的理论风骨，民主、民权、民生成为各种政治派别行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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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改革推动了历史进程
——读《中国改革史》
□苏双碧
漆侠主编的《中国改革史》，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规模大、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改革史。中国自有史记载以来，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改革、不断前进的历史，尤其是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竞相改革，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改革热潮。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或多或少推进了历史的进程。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历朝历代的改革进行了认真、客观的分析和总结，揭示了改革成功和失败的规律，这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其一，改革深入、力度大、内容又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的成效就大。本书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改革的意义时指出：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谁实行变法，采取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建立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谁就能实现国家富强，在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谁的改革最全面彻底，谁的富强程度就最高，二者是成正比的。这个概括很重要，在春秋战国时期，凡改革力度大的，都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出现了称雄的局面。管仲的改革造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晋文公的改革实现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商鞅变法最彻底，所以秦国就能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也是一样，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重大的改革措施，从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业；唐初李世民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大力度改革，使唐初出现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当然，改革不论力度大小，其实行的政策、制度都需要适应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改革收到的效果就只能南辕北辙。
其二，在封建社会，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中央政权，特别是皇帝本人（或实际掌握皇权的人）的支持与否。古往今来，中国历史进程经历的改革不下数百次，凡有较大影响或在一段时间里取得成功的，都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或由皇帝本人主持的改革。可以说，任何一次改革，只要皇帝持反对态度，改革就会迅速走向失败。春秋战国时，诸侯各国凡改革成功者，都得到国君的大力支持。商鞅是个著名的改革家，在魏国不能得到魏惠王的支持，一事无成；他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改革取得了划时代的效果。这种现象在宋代的两次改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到宋仁宗的支持，不到半年，十条改革纲领就有九条得到颁行，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实施。但宋仁宗态度一转变，从支持转到不支持，范仲淹立即被逐出朝廷。而王安石变法也是一样，当宋神宗一心支持王安石改革时，改革雷厉风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吏治诸多方面，社会出现生机，改革收到明显效果。但宋神宗一死，宋哲宗继位，高太后执政，便扶持守旧派打击改革派，新法遂即罢废，王安石改革宣告失败。在近代中国，戊戌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改革有声有色，但当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起而反对改革时，改革派人头落地，死的死，逃的逃，改革只好宣告失败。当然，这并不是过分突出皇帝本人的作用，而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皇权的至高无上和臣民对皇帝的愚忠造成的。
其三，改革成败的另一种现象，就是王朝初期的改革成功率高，收效大，而王朝由盛入衰的改革，由于以皇帝为首的守旧势力大，改革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建国初期，君臣都体会到王朝的建立来之不易，皇帝本人大多经历过夺取政权的艰辛，为巩固政权必须励精图治。这期间朝廷的重臣，大多较有作为。因此，这个阶段改革力度较大，收效也较明显。如西汉初年从刘邦实行“休养生息”等改革措施到出现“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共约经历了六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唐代李世民实行以“亡隋为戒”的改革措施，到出现封建社会著名的“贞观之治”，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明朝皇帝朱元璋实行强化统治核心和实行赋役制度改革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收到土地、粮食、包括其他农作物都有大幅度增加的效果，从朱元璋改革到永乐盛世的出现，也只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清王朝从1644年奠都北京，开始对内政、民族关系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康熙的改革基本上是顺治改革的继续，但在调整民族关系等内容上力度更大，使清王朝进入“康熙之治”的盛世，共用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初建王朝的改革，凡改革力度较大的，一般都能经历几代皇帝执政的繁荣（当然也有例外，如隋王朝），时间大多能延续一百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灿烂文化的创造，基本上得益于这些历史年代。
至于王朝由盛入衰时的改革，由于阻力大，改革者必须具有更大的气魄，以及更有才干，更有胆略，并承担更大的风险。当一个王朝腐败达到一定程度，统治阶级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调节时，改革家的意图和愿望就难以有回天之力了。
以上三点，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只有不断改革，改革历史进程中一切有碍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改革一切导致腐败滋生的吏治制度。前一条是说改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进程的总体标志；后一条则是指吏治，它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一个政权的腐败，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都是从吏治的腐败开始的。《中国改革史》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很多很丰富，除上述三点之外，还有别的许多供后人思考的问题。本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国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和丰富的史料，也为当代的改革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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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门话题
知识经济的特征
□顾春明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具有根本特征和表象特征，知识经济亦如此。
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从根本特征上来把握，关键是把握知识经济的实质。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以产业结构划分经济形态，可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从当代经济学来看，从资源配置来划分，可分为劳动力经济、（自然）资源经济和智力经济。无论从经济史还是经济学来看，所谓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指区别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它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在资本积累中更重视知识的积累和能量的释放。换言之，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突出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并表明未来社会将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实质而言，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在的核心因素。当知识成为主要经济要素后，经济的增长方式会发生根本的变化，长期高速增长将成为可能。
知识经济的表象特征。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显露出鲜明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知识化。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知识和智力。因此，掌握现代知识，并具有创新、创造和运用能力的人成为知识经济中的主力军，财富的再定义和利益的再分配取决于拥有的信息、知识、智力和创造力。知识化的特征还反映在制造业结构的高技术化、服务业的高科技化和就业结构的高技能化方面。目前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所占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80％以上的服务业采用了信息技术产品，就业机会增长最为迅速的是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岗位。
二是信息化。有人曾把石油比作工业经济发动机的燃料，而信息则是知识经济发动机的燃料。信息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要产业。在工业社会里，人们谈论发电机、铁路、生产流水线；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我们必须熟悉半导体、芯片、光盘和计算机。
三是网络化。网络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工业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公路网、电网、铁路网和电话网；而高速、互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的新一代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目前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已有近千万，据预计十五年内将有十亿人使用互联网。网络的特性将是一个给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庞大的全球性信息市场。
四是无形化。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这与传统工业经济需要大量资金、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产有很大的不同。
五是虚拟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加强，使空间变小，世界成为“地球村”。同时，又使空间扩大了，除物理空间外，多了个媒体空间，通过信息处理可以虚拟市场、虚拟现实，如虚拟银行等。
六是软性化。在知识经济中软件产品的比例大大增加，其本身不仅可作为一个产业，而且以前的传统产品也可以通过增加软件装置以提高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知识经济的软性化的特点还表现在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柔性化方面。
七是中空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度的信息化，导致最高决策层能够同最基层的执行单位直接联系，使中间组织的作用极大地减弱。从一个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来看，管理层次将减少，特别是中间层次的作用会逐渐消失。
八是知识资本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将成为分配的主要依据之一。
九是可持续化。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其主要生产要素是知识、智力和人的创造力，可以重复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其价值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而较少消耗自然资源。不仅如此，还能开发新的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尽的稀缺自然资源。因此，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十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知识无国界，以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的知识经济必然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高新技术领域全面领先，必须相互补充、相互协作，这就必然促进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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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戊戌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
□徐秀丽
为了对百年来的戊戌维新史研究作一个总结，《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日前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戊戌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座谈会，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认为，百年来的戊戌维新史的研究，虽经历过许多曲折，但总的看，研究领域逐步拓宽，视野逐渐开阔，史料不断发掘，队伍持续壮大，方法渐趋科学，评价日见公允，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一九四九年前，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成果甚少，且抬孙中山革命派、贬康梁改良派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种研究上的偏向，直到一九五八年纪念戊戌维新六十周年前后，情况才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史学家开始撰写正面肯定戊戌维新运动的文章，认为它是标志着中国民族觉醒的救亡运动，是冲决封建网罗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长久的意义。但好景不长，“文革”十年又将它说得一团漆黑，救亡变成了卖国，维新变成了反动。近二十年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以往的八十年。
与会学者认为，对戊戌维新的研究，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不人为地拔高或贬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戊戌维新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以贬抑为主。近年来，研究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抑革命而扬改良，甚至出现“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洋务，洋务不如洋人”的偏激论调。
与会者指出，戊戌维新史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摆脱教条化、定式化的影响，继续解放思想。譬如，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对戊戌人物也不例外，认为谭（嗣同）左、严（复）右、康（有为）梁（启超）中，这种划分几乎已经成为研究中难以突破的一个定式。其实，这些历史人物在思想来源以及救亡的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无论公谊还是私交都是很密切的，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为地把他们划分为左中右，是不利于正确客观地认识历史的。又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使史学研究丧失其独特功能。历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经典作家的论断固然有其权威性和合理性，但历史学家显然不能局限于此。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既有的定式中摆脱出来，还历史鲜活的本来面目。
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扩大研究领域。例如，以往我们比较重视对历次政治运动“异”的方面的研究，而对历史事件“同”的一面注意较少。戊戌思潮与前此的洋务运动，与同时的义和团运动，与稍后的辛亥革命，都有相通的地方，最起码，救亡图存是共同的。要注意研究近代各种思潮的融会贯通，只有把戊戌维新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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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
陈答才撰写的《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一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所有制模式论、经济建设中心论、发展目标论、指导方针论、农业基础论、工业主导论、科技人才关键论等十一个方面，论述了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该书指出，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经济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内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周恩来经济思想的一部专著，有助于深化对周恩来思想的研究。
（杨树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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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撰的大型工具书《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全纪录》，最近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刘华清题写了书名。
该书以独特的编撰形式，全面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七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书中不仅叙述了人民解放军建军作战的基本过程，还以相当的分量，反映了我军军事实践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同志关于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
本书配有三千余幅印刷精美的图片，如枪械、舰艇、飞机、导弹、火炮、坦克、战车、雷达等，收录了人民解放军曾经颁发的各种勋章、奖章图案，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军衔符号，人民军队各个历史时期军服的样式等。（江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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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书
赵春明等青年学者撰写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书，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共八本，对许多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讨论了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途，分析了世界霸权兴衰的原因；在经济领域，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赋予了新解，对农业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成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剖析，对国际金融的格局、跨国公司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描绘和评析；在科技、社会领域，聚焦于科学的未来，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信息高速公路将带来的巨大变革及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这套丛书资料较详实，有助于读者把握世界的现状。
（何艳 鄢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