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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明史研究的若干争鸣问题
□陈梧桐
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明史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自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格外关注。近年来，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并对明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强化。元亡明兴，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为此后的清朝所继承和发展，进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有的学者归咎于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好杀”的性格特点，有的认为它是明初淮西贵族集团与浙东豪绅集团权力之争的结果。有的学者则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指出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它虽然带有朱元璋性格的烙印，并同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归根到底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产物。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已步入晚期阶段，地主阶级的腐朽性以及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使明朝在建国之初就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很不稳固。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又使封建地主对土地和佃农的占有变得更不稳定，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削弱。面对这种状况，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明朝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封建统治，以强化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保证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榨取。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就是适应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出现的。最后一种说法，显然是较有说服力的。
对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作用，有的倾向肯定，有的倾向否定。经过多年讨论，多数学者主张应该辩证地分析，认为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确曾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并起到维护和加强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作用；但其最终的结果，又必然要导致政治的腐败，抑制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阻滞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封建社会的瓦解。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和缓慢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这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建国以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有战国、两汉、唐、宋（特别是南宋）、元末明初、明中期、明后期和清康雍乾时期的不同主张。明中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赋役制度的改革和农民、手工业者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工商型城镇的出现，商业资本向手工业的渗透，官营手工业的民营化倾向，民营手工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以及海上私人贸易冲破官府的海禁而不断发展等事实，为明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供较为充足的论据，使之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在西方，十九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曾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家产制具有传统主义与专断意志两个明显特点，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可预期的法律与管理，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工商业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伴随七十年代全球的“韦伯热”而传入中国。到八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超稳定系统论”。与此同时，有学者也著文指斥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首先产生于英国而后扩散于全球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外因论，因而不被广大学者所赞同。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这也是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原先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大顺与大西政权的性质、“流寇主义”、“均田免赋”、张献忠起义军的地位以及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上。八十年代以来，李自成兵败以后的结局则成了争论的热点。李自成兵败之后的结局，就死地与终年而言，自清初至今至少有十几种说法。其中流传较久、影响较大的有三种：一是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遇害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二是顺治二年九月死于湖北通城九宫山；三是顺治九年遁入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以奉天玉和尚名义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于该寺。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争论，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1988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1980年湖南石门县李自成调查组挖掘奉天玉和尚墓，发现并征集到一批文物，对文物作出种种解释以论证禅隐说，从而再次掀起一场争论。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说的争论达到高潮。
主张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主要的依据是清英亲王阿济格奏报、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逆闯伏诛疏》、费密《荒书》、康熙初《通山县志》等原始文献的记载，论据显得比较充足。主张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所持论据大多出自推论、揣测，依据的主要史料是何璘《书李自成传后》，但此文写于李自成死后一百多年，记的又是传闻，并不足信。
关于南明的抗清斗争。南明的历史，是明代历史的延续，它既是清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属于明末历史的研究范围。由于史料记载多有歧异、牴牾之处，研究者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争议的问题颇多。其中，对清入关与南明抗清斗争的性质和评价，分歧更为尖锐。一种观点把清取代明这个既成的历史事实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中国面临的是统一还是分裂问题。黑暗腐朽的明朝包括几个南明小朝廷已失去存在的价值，李自成与张献忠亦无力重建全国的统一政权，唯有生机勃勃的清政权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中国，避免了分裂继续下去。清军入关及其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应予以肯定。这种说法，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要发展，要进步，这是历史的必然，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属于偶然因素；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全国的大统一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清入关前，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主要历史任务是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朝廷宣告覆灭。清军紧接着入关占领北京，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农民军，南明的弘光朝廷也力图“联虏平寇”，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但清军在攻占黄河流域特别是占领南京后，悍然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一系列恶政，并强迫广大汉族按照满洲风俗剃发易制，稍遇反抗，即滥加屠戮。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农民军的余部于是调整斗争策略，联明以抗清。南明政权由于依靠曾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流寇”农民军余部和“海寇”郑成功队伍，实现大换血，实力骤增，多次挫败了清军的攻势。明清相争的局势因而呈现僵持的状态，谁胜谁负尚在未定之中，谁把握住机遇，谁就能够取得胜利。南明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最后虽然由于内部的重重矛盾而告失败，但却使满洲贵族看到汉族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如不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无法稳定其统治。因此，康熙帝在亲政后就采取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并在其当政前期基本完成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使民族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全国的大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前一种观点强调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史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相信只要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极探索，民主讨论，分歧会逐步缩小和消失，从而接近并最终到达真理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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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刘大年在《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历史观问题不管近现代史、古代史研究都要讲，这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根据。许多同志都会认为该拿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据。我想讲关于近现代史的历史观、方法论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神学，而是科学体系。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也碰到了几个问题：一是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在搞大跃进时，把共产主义到来的时间说得很短，苏联的历史上也讲过很快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是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苏联和我们都把这个过程讲得太短，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估计不足。过去所说的行不通，这对人们的思想形成了冲击。二是苏联的解体形成了另一个具体冲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还灵不灵？三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它是先有科学的体系，然后才有群众运动，最后才有政权。有了政权后，政权便与学说结合起来了，政权是个权威，这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加了一个权威。政权是什么都要管，所以到处都套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这样把许多事情庸俗化了。这个结果，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
我认为，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论就推翻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在现在，也没有什么学说可以代替它。还有阶级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虽不能乱贴标签，不能简单化，但也不能说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可以说有不同的斗争形式，但不能说没有。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没有过时。还有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一基本观点，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对这一观点有过争论，至今没有结果。我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辛亥革命，若不讲人民群众的作用就解释不清楚，所以这一基本观点也推翻不了。
总之，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不可理解，但即使有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它还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带给这个世界的改造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是不平衡，有高有低，以前英国是日不落之国，第二次大战使英国落下去了。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潮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也是如此。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还是黎明，不是充分发展的高潮，高潮还在后面。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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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林甘泉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一文中剖析：
历史研究中“左”的思想影响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照我看来，这与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的挫折，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都有一定的关系。而就历史学本身来说，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受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冷淡，是对“左”倾思想的一种惩罚。
我认为建国以来“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没有认真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很容易只看到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谬误，而对它们的学术成果了解不够，重视不足。建国以后，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这种偏向更有所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十分丰富，无论是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书编纂，都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东西，然而我们以往并没有认真加以总结。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可是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还是作出了很出色的成就。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应该批判，但资产阶级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对于他们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而我们过去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名义下，恰恰是把他们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否定了。
第二，对于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但知之甚少，而且采取一种盲目拒斥的态度。五十年代，我们强调向苏联学习，不少史学观念是从苏联史学那里搬过来的。苏联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看作是“伪科学”，我们也跟着贬低和拒斥西方史学。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史学变成禁区，外国史学就更没有什么可学习和借鉴的了。事实上，外国史学也有许多流派，在社会历史观、史学方法论和史学认识论等方面，并非都是一致的。有些外国史学家，或者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或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倾向唯物史观。即使是一些坚持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列宁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而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却用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外国史学，这就使我们的史学故步自封，知识结构老化。
第三，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作教条，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例如，在阐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忽视了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论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忽视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在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时，忽视了政治和思想文化因素的反作用；在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忽视了他们也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忽视了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重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忽视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和民族斗争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时，忽视了其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等等。由于思维方法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历史的诠释常常缺乏说服力和生命力，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一些研究课题不断重复劳动，然而成果却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一向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当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现成的公式而随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时，人们对它感到厌倦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我们过去把史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现在看来并不全面。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史学的政治功能。《春秋》“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都是为了总结剥削阶级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资产阶级史学尽管标榜“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也免不了要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又并不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史学的社会功能，比它的政治功能要宽泛得多。通过学习历史，人们可以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启迪智慧，提高文化素质。我们今天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既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深刻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是时代赋予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而我们过去把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这方面的研究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就史学的教育功能来说，我们过去强调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史学的教育功能决不仅于此。如果人们通过学习历史，也能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史学大概也就不会受到社会的冷落了。
历史研究要不要用理论指导，这是老问题，今天仍然是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淡化理论，甚至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研究。这显然是不对的。对这个问题，刘大年、林甘泉两位资深研究员撰文，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说理充分，分析深入，值得一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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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第八届清史学术讨论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边疆史研究中心、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第八届清史学术讨论会”日前在武夷山市召开，来自祖国内地及台湾、香港的一百二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清代边疆史、清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清代台湾史研究等。在清代边疆史讨论中，与会代表主要分析了清代国家统一及其与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关系问题，认为清朝统治者继承儒家“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把实现“大一统”作为其治国的终极目的，因此，清军入关，虽投入重兵戡定中原，但丝毫没有忽视边疆，而是把自己的统治命运与遥远的边疆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还指出，清代的“大一统”，重在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及其价值取向，已突破了历代关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其标志就是康熙三十年五月作出的“废长城而不用”的重大决策，把长城内外、边疆与内地、汉人与少数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这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一次真正变革，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划时代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国家统一不但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包括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自富自强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学者们在充分肯定清朝国家统一政策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特别是在制定边疆防卫战略上，具有明显的重陆疆轻海防的传统特色，这一战略失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近代被动挨打的严重后果。
在清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讨论中，与会代表以各自研究的专长与独特的视角，将经济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及社会习俗、家族社会、移民社会、城乡人口结构、灾荒史研究等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有宏观的描述，也有微观的剖析，反映了清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的趋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对《清实录》中蒙古史史料、中朝历代史料、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馆藏中文档案史料、清代前期沿海地区士人的笔记文录、家谱、族谱等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介绍，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认为无论是新史料的发掘，还是研究视角的更新，对于清史研究的深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讨论中，有些学者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就清代英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清代台湾与琉球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则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考察了清代台湾与菲律宾闽粤移民的家庭结构；还有些学者对清初台湾郑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往来、清代台湾商品市场的演变、中日贸易的贸易品目变化与数量等作了深入分析，其中还有学者就清代台湾嘉义地区的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进行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黄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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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中国古代科技何时领先于世界
陆敬严在《中国古代科技何时领先于世界？》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秦汉时已臻成熟，并领先于世界，时间约是公元前三世纪，比李约瑟博士所说的公元三世纪，约早五百年左右。
秦汉时期中国的重要发明特别多，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手摇纺车、织布机、造纸、冶金水排、风扇车（清洗粮食）、钻井机（可凿深井）、地动仪等。近年考古发现的秦陵铜车马，更令世人注目。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言中，列举了中国古代二十六种重要发明，以及这些发明传向西方的时间。而在这二十六种发明中，属于秦汉时期的就有八种之多。这还不包括汉代的指南车、记里鼓车和秦代的铜车马。因为这些帝王使用的东西，并未传向西方。而铜车马，在李约瑟博士撰写前言时，还没有被发现。
李约瑟博士认为，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国结束了科技领先于世界的局面。这个时期是中国明代中叶，结论是正确的。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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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龚育之指出，文化与精神文明，大体上是一个意思。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应当把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作用摆到应有的高度。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中心口号。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新文化”，把它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科学也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重申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加上邓小平同志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学也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规定性。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就其对生产力、物质生产的作用而言的。从精神方面来讲，还应该说“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思想不限于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成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内的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现在，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见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五四”运动时期，针对封建、愚昧、迷信等，陈独秀讲得慷慨激昂。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同志讲“三大害”，即“不识字、不卫生、迷信”，胡乔木同志写了“反迷信提纲”。建国初期，反对迷信、反对会道门，很有成效，但这些现象并未完全绝迹。研究精神文明，研究哲学，要面向实际，要研究这种社会现象产生、蔓延的原因以及与之斗争的方针、方法。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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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创造》
刘诚著的《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创造》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的专著。该书从总结中国人民对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艰辛探索入手，论述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在中国几度试验及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毛泽东、邓小平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开拓性贡献；并紧紧围绕多党合作理论这一中心，从理论渊源、政治策略思想、政党理论和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基本方针和运行机制、多党合作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等各个方面层层展开论述。
（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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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论》
葛守昆、金毅合著的《生产关系论》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揭示其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真正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做到一切为了劳动者，一切依靠劳动者。强调要以平等互利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认真调整和处理好劳动者在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矛盾，促进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既有利益驱动，又有行为约束，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书呼吁建立一门专门的生产关系科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该书在所有制性质、公平与效率、“雇工”剥削等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上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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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核心·追求》
刘仁学、范军、张森林主编的《宗旨·核心·追求——为人民服务理论与实践新探》一书，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为人民服务一系列论述为依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内容体系，揭示了为人民服务理论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的地位、作用。该书还注意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
（张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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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樊美筠撰写的《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剖析了现代西方美学体系，指出这种美学体系在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感性与理性等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割裂，由此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性的分裂和人的内心世界的失衡。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和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以和为美”的“整体意识”，“以清为美”的“尚清意识”，以敬畏热爱大自然为指归的“生态意识”，以崇尚“本色独造”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意识”，以尊重妇女为内容的“女性意识”，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非美倾向”、“人文导向”、“世俗化倾向”、“解释学传统”和“多元论传统”。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