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科技)
专栏：
沟通科技与社会
科学技术部部长 朱丽兰
科学技术重要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科技发展的水平，还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社会化的水平，即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程度。科技宣传是科学技术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在提高全民族科技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95科技大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科技宣传也进入了又一个大繁荣时期。人民日报大力宣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在服务于科教兴国战略和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值此人民日报《科技》专版出刊100期之际，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热诚地希望本栏目在以下几个方面越办越好。
一、突出创新意识，围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做新的“科普”文章。今天是科技和经济结合更加紧密的时代，社会中的大问题，既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科技发展的问题。就科技论科技，就经济谈经济，往往会带来发展上的延误，机遇的丧失。围绕经济发展分析其对科技的要求，围绕科技发展和发明探讨其经济价值、社会用途，或用创新理念实现新技术、新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这两方面也应被视为“科普”，是更高意义上的科技宣传。多请企业家分析他们的科技需要，多请公众讨论他们身边的科技问题，这无疑将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二、深化科技宣传，不仅应宣传科学知识，还应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科技宣传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就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培植“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现在，广大公众已不满足于简单地知道些新现象、新名词，他们要求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本质、机理和认识方法都有深入的了解。不仅要有文字介绍，而且最好是图文并茂，要有多媒体版本。这是一种市场需求，我们的科技宣传也要利用市场规律，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公众对知识的渴求。
三、报纸的“科技”栏目应成为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术业有专攻”，在本专业或本行之外，每个人都是一般的公众，也需要了解和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方法和技能。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需要公众的理解，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知识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就是知识更新加快，创新频繁，因此人们之间的相互学习就显得更为重要。另外，反对迷信，揭露伪科学，也需要新闻媒体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创造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也会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氛围。
第7版(科技)
专栏：
我与“科技专版”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气象局局长 温克刚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对人民日报“科技版”有着特殊的感情。三年多来，无论工作有多忙，我都每期必看。该版集思想性、科学性、科普性、趣味性于一体，报道思路、选材角度、体裁选择、表达方法、行文风格均独具特色。它紧扣时代脉搏，紧跟“科教兴国”伟大战略部署，瞄准先进科学技术，追踪社会关心的热点，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对“科技版”的评价可用五句话来概括：高扬一面旗帜，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普精品，造就科学未来，奉献一片真情。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气象科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一部分，也已更紧密地与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结合到一起，在防灾减灾、发展经济中显示了巨大的潜力，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也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关注。
希望“科技版”进一步加强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既要保持严密的科学性，也要增加趣味性和可读性，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在新的起点上更上一层楼。
第7版(科技)
专栏：
致读者
不知不觉，《科技》专版出到了第100期，走过4年多的道路，回首往事，愉悦和艰辛共存。如果说《科技》专版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为科技传播作出了些微贡献的话，那也完全得益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理解和关爱。翻开一封封热情的来信，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振奋和感动，也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
《科技》专版刊出百期之际，许多读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科技》专版更上层楼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分别为本刊题词：“追踪科技前沿，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知识得到尊重、科技空前繁荣的时代。我们有义务在这片小小的园地里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勾勒出知识创新、转移和应用的轨迹。任重道远，让我们一同努力。
第7版(科技)
专栏：
犀利的“杂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渝生
从《科技园地》到《科技》专版，从“科学杂谈”到“科技杂谈”——人民日报本版的右上栏，我是每期必读的。
1000来字的篇幅，短小、精干、活泼、犀利，信息量大，引人入胜，往往花上10分钟的时间便可以读完它，放下报纸，就像是享受了一顿美味的精神快餐，何其乐哉！
周光召的《弘扬科学精神》，思想深刻；庆承瑞、何祚庥的《从诺贝尔奖揭晓谈起》，发人深省；温红彦的《生物工程的伦理学思考》，意识超前；芦剑的《渐进发展和跨越前进》，颇具哲理。还有王树茂的《迷信活动社会心理透视》，入木三分；雨石的《“气功师的预测”及其它》，摧枯拉朽；石枫的《微观世界开始“可观”了》，以小见大；斯壮的《知识型经济呼之欲出》，高瞻远瞩……这一篇篇妙文，言简意赅，行云流水，至今仍使我感觉到余味无穷。
为科教兴国呐喊，《科技》专版出了100期；为科技人员代言，“科技杂谈”登了100篇。我祝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用结结实实的步子，走向第二个、第三个……新的100期和100篇。
让我们读者同作者和编者一道，共同努力吧！
第7版(科技)
专栏：
笔耕
陈天昌
科技名园汇师友，
群芳吐艳绘春秋；
全民素质提高后，
科教兴隆争上游。
弘扬科学有追求，
科普五重教育优；
寂寞甘于耕作好，
为人作嫁亦风流。
祝贺《人民日报》科技专版刊出一百期。
第7版(科技)
专栏：
二十一世纪我们生产什么
——对VCD大战的思考
本报记者 丁刚
报载：中国目前约有300多个VCD生产厂家，1997年年产量共计约1000多万台，其中60％—70％采用了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的伺服机芯。
DVD推出后，在国外市场上原来就不多见的VCD更是不见踪影。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飞利浦专营店里，服务员满是疑惑地说：“VCD？记不清是不是卖过，你要买VCD机干吗？DVD不就行了吗？”我把中国目前VCD的年产量告诉他，他眼睛瞪得更大了。这个不停地给顾客推荐新产品的小伙子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中国会出现VCD大战。我却因此得到了一个信息：原本就不那么火爆的VCD如今正在悄然退出市场。
对照飞利浦，不难看出中国市场上VCD大战的问题所在。我曾问过一位在飞利浦公司工作的技术人员：飞利浦是不是因为利润少才不生产VCD整机？他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整机装配是简单技术。有人说，世界上第一台VCD是中国生产的，但准确地讲，只能说是由中国厂家装配的。不久前，我从国内一家报纸上读到有关国内某名牌VCD的报道，说是此机型率先采用了飞利浦伺服机芯、美国C－Cube解码电路、日本雅马哈数字卡拉OK、夏普四端稳压电路等技术或部件，除此之外，还有为生产VCD从国外引进的许多名牌仪器和设备。那么，还有什么部件是这家企业或是国内企业自己生产的呢？许多中国厂家把国外名牌部件作为自家产品创名牌的基本条件，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是将自己挂在了外国企业的“拖轮”后面。人家可以甩掉你，你却不得不依赖人家。如此名牌又岂能维持长久？
不少中国专家都说过，中国企业当初考虑投资生产VCD，并非因为这是一项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而恰恰是看中了投资和技术要求都不高，关键部件可以进口，回报快，所以就一哄而上。一哄而上的又何止一个VCD？这许多年来，重复引进——扩大生产——低价竞争，直至“自相残杀”，几乎成了中国家用电器业发展的不变模式。有多少极有发展潜力的厂家就被这样的恶性循环所吞没。而这决不应被视为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
生产VCD并非不是一个方向，但与飞利浦相比，我们缺少的是创新，缺少的是长远的战略设想。我们有品牌战、价格战、广告战，唯独没有新产品开发战。1996年秋，当中国厂家正在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牌号的VCD时，飞利浦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布恩斯特拉走马上任。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曾被许多媒体引用：“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飞利浦未来的生产重点，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安排好这些重点。”布氏上任之初便大刀阔斧地将一些利润少、产品落后的生产项目砍掉，将一部分劳动力密集程度高、技术含量低的生产线或是卖掉，或是转由其他国家生产。一位曾参与过飞利浦产品开发的华裔专家说，飞利浦不只是从附加值多少来考虑放弃一些产品，更是从如何使飞利浦的产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来考虑的。因此，它在选择产品时不仅考虑短期利润，而更要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
国际强手的战略调整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企业下个世纪究竟应该生产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要由企业家来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须依靠创新，必须依靠提高产品的技术和知识含量。这绝不只关系到一两家或某一类企业的命运，而是关系到民族工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第7版(科技)
专栏：
《院士思维》：描绘智慧轨迹
东兴
关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著述应该说出得很多了，但真正探寻科技实践的活动规律和思维方法的力作却如凤毛麟角。对于今天的许多孩子来讲，看得更多的恐怕还是“高考状元谈学习”之类的应试指南。那么怎样才能体现教育的启智功能，为准备踏入科学殿堂的年轻一代指点迷津呢？
安徽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院士思维》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针对一些论著主要反映西方科学家的科技思维与科研方法、对我国古今学者仅有零星介绍的情况，这套专著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我国两院院士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独特的科研思维方法，追寻他们在长期科技实践中闪烁的思维之光，客观真实地记录两院院士在科技创造活动中思维运动的主轨迹，并从他们对当代各门学科的现状分析和21世纪科技发展的前景展望中明确未来的主攻方向。
书中收集了124位两院院士的自述，以每位院士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家庭、学校、留学经历或某些特殊环境对形成相应的思维方法的影响为铺垫；以他们在科研活动中，尤其是在理论和工程创新研究过程中，原始的、具体的思维方法为中心内容；以他们对本学科研究现状、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建议等为思维指向，构成完整的院士思维，可谓披沙拣金，以小见大。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在其自述中讲到了他30年代留学德国时一段往事：当时，波特用α粒子轰击钡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并认为它是γ射线。王淦昌对此表示怀疑，并计划重新检测。无奈导师否定了他的意见。此后不久，查德威克用王淦昌的方法做了这个实验，结果发现了中子。此事给王淦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也培养和坚定了他“大胆怀疑，小心验证”的思维习惯和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个性特点。这样的例子在这套著作中不胜枚举。相信每一个看完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深受教益。
第7版(科技)
专栏：
编织时代之网
——访思科系统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杨健
“网坛”巨星之路
走下237号高速公路，我们如同驶入了一个巨大的磁场。顺着静谧的林荫道前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数着路旁那一家家著名高技术公司的名字：施乐、三星、富士通……汽车在一群风格相近的素色建筑物间停下。大楼前，镀铬玻璃钢的徽标在加州5月的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到了，这里便是全球因特网的心脏——思科（CISCO）公司总部。
14年前，在离这里不远的斯坦福大学，辛蒂和莱昂纳德夫妇发明了“多协议路由器”，将校园网和外面的世界连在了一起。从此，因特网开始大踏步地从蓝图上走进人们的生活。
这一年，他们不经意地生下了自己的孩子——思科（CISCO）系统有限公司。面对市场和金钱，学者永远是学者。辛蒂和莱昂纳德甚至连给孩子取名都是漫不经心的。因为公司靠近旧金山（SANFRANCISCO），他们便叫她“FRANCISCO”。美国法律说不能这样做，他们就大笔一挥，划去了前面的4个字母。后来，他们被纠缠不清的业务弄得实在烦了，于是以每股40美分的价格卖掉了所有的股票，各奔西东。
6岁的思科独自留在了危机四伏的硅谷，她要成为信息时代最强有力的网络巨人。8年过去了，少年思科正一步步走近自己的梦想。依靠路由器、交换机、集线器以及一系列新技术产品，她在七大网络设备领域跻身前两名，市场价值达到770余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其七大竞争对手的总和，成为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高技术公司，创造出震撼世界的“网络神话”。在硅谷，人们把她和声名显赫的微软、英特尔相提并论，称之为“WINTELCO”。
解读“网络神话”
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度，思科是一个网络上的公司。
有人在流水线上干了一辈子，却从不知道他生产的零件将用在什么机器上，更不用说有机会使用那些机器了。做网络的思科可不是这样。她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而且构建起了网络化的企业发展模式。
在过去一年里，思科公司近一半的交易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差不多占到全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的1／3。而以往，客户订货大多依靠传真，差错率超过1／3，来回的修改和确认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与此类似，思科的技术支持通过电话承担30％的工作量，需要1000名工程师没日没夜地忙乎，而网络技术咨询只需10个人开发站点，就可以轻松完成70％的工作。
尽管思科的电子商务卓有成效，但她并不想将其固化为某种模式向用户推广。负责网络商务的高级经理托德告诉我们，用户的要求是千变万化的，根据其需要进行“配餐”是思科的职责；而如果只有几种固定搭配的“套餐”，那么他们总有一天要吃腻。“我并不喜欢变化，但在因特网时代，你必须接受它。”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左上图）这样说。
为适应日新月异的“菜单”，思科快速地扩充自己的“厨师”队伍。既然路由器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网络联结在一起，思科当然自信有能力将技术上占居优势的中小企业网罗于门下，把它们组合起来，形成一支令对手望而生畏的力量。过去4年中，她成功地收购了24家公司，而裁员量不到6％，麾下人才济济，从而奠定了自己网络设备制造的霸主地位。
从以往的经验看，世界高技术行业中的购并效果很少令人满意，像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购并头两年都要裁员30％—50％。因而思科在这方面的成绩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说到购并成功的秘诀，钱伯斯道出了几条与众不同的“金科玉律”：购并后要有全新的发展方向；被收购的企业规模最好小于自己；文化上和地理位置上必须接近。
创造人性化的网络文化
接近员工，接近客户，是思科始终坚守的信条。发展电子商务和企业内部网，对实现这种接近至关重要，但思科更强调情感的交流。钱伯斯本人一年有40％的时间花在访问客户上。他每天平均要接见2—12位客户。晚上7点结束工作后，他常常邀请当地的思科员工一起喝啤酒、吃比萨饼。
技术发展带来了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然而钱伯斯并不认为技术决定一切。在异步传输模式（ATM）明显在技术上占上风的时候，客户告诉思科他们需要以太网，经过慎重的思考，思科决定尊重用户的意见。于是他们开发出一种兼容ATM和以太网的技术。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直到今天，思科给经理们发放奖金的根据仍然是唯一的，那就是用户满意度。
钱伯斯认为，工业革命将机器设备与人联系起来，网络革命将信息与人联系起来。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不过后者要在10年中完成前者几百年才完成的变革，所以对人的要求将会更高。“日本晚了一个世纪，仍然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潮流；在网络革命时代，晚10年这种机会就不再存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教育和继续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能否把握好这些，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公司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我们常常将改造世界与移山填海的号子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圣何塞，在硅谷，在思科公司的车间里，这一切都变得非常遥远。来自世界各地的芯片和部件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经过整体设计、组装和测试，又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在智慧静悄悄的脚步声里，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搭建成型，那是网络的世界，未来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
（附记：一个月后的6月2日，约翰·钱伯斯先生访华。面对数以千计的中国用户，钱伯斯承诺，思科将在今后几年中投资1亿美元在中国建立网络实验室，并开设网络技术学院。思科在中国拓展着生存空间，而中国也在网络时代寻找着新的机会。）（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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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杂谈
谁来给科学家当助手？
思严
一位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中年科学家当了两年研究室主任后，本来就不多的头发几乎全军覆没。他说，在国外，每个系或研究室都配有数名秘书，来访接待、日程安排、后勤保障均由他们操持，系主任或研究室领导仅在学术上领衔，非常省心。而现在室里连领点复印纸都来找主任，头发哪有不掉之理？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人家呢？有的科研单位曾想将办公室工作人员具体安排到课题组，但受到的阻力非常大。一方面，被安排者认为做这些工作属于“下放”，低人一等；另一方面，科学家们也消受不起这些被旧体制惯坏了的“助手”。已有的资源尚且不能充分利用，另起炉灶的麻烦事就更多。在科研经费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课题组或研究室哪里有钱去招聘高素质的人才？工资上不去，人家自然在福利、住房等方面有要求。而满足这些要求，比发工资更让科学家们犯难。
说到底，这还是个体制问题。如果科研单位真正有权力裁减冗员，将部分经费用于为科学家配备助手，基本待遇与公司相当，光是那些博士后的家属就完全可以担当起这一重任。果真如此，我们保住的就不仅是科学家的头发，更是他们的学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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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科教兴国鸣锣开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祚庥
我和人民日报是老朋友了。从人民日报创刊的第一天起，我就是读者，几乎每天必读人民日报。尤其是我在清华读书时，一起共同编壁报的几位同学，都在人民日报当记者，而专跑科教文卫的陈柏生同学，就更是从青年时期就当科技方面的记者，一直到她退休。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一段时间直接介入科技方面的宣传工作，于是就和人民日报更密切了，隔两三天就会和专跑科技新闻的记者们通电话。四年前，人民日报开始出《科技》专版。至于我是当然的撰稿者兼义务的提供各种咨询意见的通讯员。
四年多来，《科技》专版旗帜鲜明地为科教兴国鸣锣开道，以弘扬科学精神、破除愚昧迷信为最主要的任务，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广大科技界是十分关注这里所发的每一篇文章的。尤其在《科技》专版上所刊登的热点、焦点问题……就更因其新闻的敏感性为读者所重视。
科技新闻的报道是有较大的难度的，科技的门类是太多太广而且是太深奥了，任何一位专门家都只能精通本行业中某一专门的部分。对于不可能都熟悉每一专业的记者们，就既要及时报道，而又要准确可靠，这当然有不少困难，可庆贺的是，《科技》专版的记者同志们是深知科学报道的这种困难的，而为了避免出现科学上的错误，就一次一次和作者们磋商，精心撰写和修改这些稿件。有时，作者们也会出现错误，出现疏漏，但是，编者和记者也尽可能力求补足。我以为，人民日报《科技》专版，是在各类报刊较少出现科学错误的一个版面，我不觉得有哪一次我曾经觉察到在《科技》专版上出现某种科学错误。
现在我国即将全面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我们国家无疑将在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上出现大动作，会部署一些涉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组织全国科技力量，精心组织，精心研究。我期待《科技》专版能在未来的即将出现战略决策的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