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扫描
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述要
□孙占元
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展了有关中国近代化的讨论。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助于对近代中国发展趋向的认识与把握，因而逐步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下面就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中的几个要点予以综述。
关于对中国近代化内涵的理解
一般说来，中国近代化（或称现代化）应指从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化。史学界较多学者持此看法，只是在表述上略有不同。有的学者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上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化是人类社会由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小农经济社会，向近代民主制大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变革过程，工业化、民主化、革命化，是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或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就是指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于是，不少学者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不同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概念，说明两个概念均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
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对“近代化”、“现代化”应依据其内涵加以区别。这种观点认为，应当对中国近代一百一十年间的近代化过程加以分段区分，1919年以前的80年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而此后三十年则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准备条件。因此，“近代化”是指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而“现代化”则是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加以区别。与这种观点相联系的是，有的学者主张以时代主角的变迁来确定近代化的内涵，认为近代中国前八十年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后三十年是无产阶级跃居近代化主角，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化。尽管这两种观点不乏新颖之见，但也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前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应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来确定近代化的内涵。
关于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化关系的阐述
在对两者的关系上，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现代化是融为一体的，中国社会内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以及由这种趋向而形成的近代化的进步潮流，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抗拒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这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核心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但它们又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有的学者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近代化分为先后两个顺序，认为只有先争取独立才能谈得上近代化，指出中国走向近代化，如果民族不独立，只能是殖民地化，是畸形的近代化。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列强恩赐给我们的，而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这只有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独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至于有的观点认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而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说法，则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不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关于与近代化有关的人物与事件的评价
从近代化的视角评价近代人物与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仅1986—1997年间史学界就分别先后召开了康有为、孙中山、张之洞、严复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探讨近代事件与近代化的论著也是层出不穷。
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评价的“度”的问题，即对有条件从事办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应当怎样适当地评价。有的学者指出，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势力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迫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因此，无限拔高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而去任意贬低把主要精力投入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这是对近代化标准的片面理解。许多学者既不同意以往那种只肯定近代革命运动而贬低或否定改良运动的说法，也反对近几年出现的那种认为改良要比革命好得多，甚至讲清末新政要优于辛亥革命，进而主张告别与背离革命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不应当把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改良是社会革命的准备和前奏，革命是解决改良所无法解决的那些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中国近代的进步政治运动，不管是温和的改革，或是暴力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近代化这个目的。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类型
史学界普遍认为，世界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历程又不尽相同，类型也有区别。因此，许多学者近年来注重探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类型，以求揭示中国近代化的特点，促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向深层次拓展。
有的学者把英、法、美等国率先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而逐步实现的近代化、现代化，称之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或“内发原生型现代化”。把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而进行近代、现代化探索的国家近代、现代化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外发次生型现代化”。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属于后一种类型。这种现代化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移位，而是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被迫由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有的学者则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称为“防御型现代化”，指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近代化、现代化运动，从而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合到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可见，关于中国近代化类型的探索，有助于对中外近现代化历程的比较和阐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起步的动因及发展方向。
此外，不少学者还专题研究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现代化问题，使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正是在史学界愈益重视对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氛围中，胡绳先生呼吁“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希望能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使中国近代化史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恰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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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
——读《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
□宋惠昌 沈冲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其中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精神文明建设过程论》、《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精神文明建设价值论》、《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论》等七部著作，已由广州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是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对我国多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一个哲学总结，它有助于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诚如本丛书的作者们指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层出不穷。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正确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但是，妥善处理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矛盾，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不是就事论事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恰恰相反，这需要我们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特别是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从实际出发，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去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摆脱通常说的“一手软，一手硬”的被动局面，把精神文明建设这项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在这方面，《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我们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层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从这里，我们同时也会深刻地认识到，对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是何等地重要。为了充分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所做出的重要理论概括。
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引下，全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概括，从而使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深化。
对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最早见于党的十二大报告。这个报告在从政治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的同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做了精辟的阐述。
继十二大之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在研究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这个重要历史文献中，除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外，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又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决议中一个值得强调的理论贡献是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即道德建设的层次性要求问题。决议指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决议有一个新提法，即我们“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这些理论概括，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又有了明显的进展。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在对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战略部署的同时，重申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重要理论观点，同时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决议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的双重效应问题，即从主要方面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积极的因素，但“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针对这种新问题，决议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义利观”的概念，并对其做了界定：“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五大报告的这些重要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就是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放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中来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始终是在改革的洪流中向前发展的。理所当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应当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向前发展。那么，这里我们应该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应当以改革的精神来进行。这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面临着体制转变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这其中包括精神生活领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在这方面，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如何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问题。应当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是不够的。比如说，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揭示腐败现象的形成机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十五大报告中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致性的理论，倒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以理论上的启发。这便是我们应当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体制改革中来探索腐败现象的形成机制，从精神文明的发展中来寻找遏制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并使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制定我们反腐败的战略。在精神文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尖锐矛盾还有不少，但是，我们又不能被这类具体问题牵着鼻子走，而是应当学会从理论上深入思考问题，探索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论，站得更高一些，认识得更深一些。这样，我们就会在复杂的条件下掌握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动权，不断把这项事业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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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管子》的国家战略思想
□徐兆仁
春秋时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名垂史册，其策略运筹，全凭管仲之谋。《管子》一书，集中了管仲及其学派在国家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在中国古代国家战略思想史上，《管子》一书享有崇高的地位，书内蕴藏着的国家强弱之道，政权存亡之理，战争胜败之机，民众穷富之钥，吸引着历代统治者。《管子》一书的国家战略思想特征，着重表现在预见性和创造性上。
春秋时代，王霸之业的标志是：国家强盛，能有足够的力量号令各国诸侯，能让本国的价值标准被别国接受，能以自己的意志改变诸国事务。王霸之业的根本象征是，如天地包容万物，改变国家的政治命运和前途，营造新的统一格局，重新安排诸侯的地位，促进新的统一，建立新的秩序。围绕王霸之业的实现，《管子》一书总结出几条带有根本性的法则。
一、“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争夺天下，必须首先征服人心、民心。《管子》将民心问题提到了王霸之业的高度进行论述。顺应民心、体察民情抑或违背民心、无视民情，直接关系到国家政令的实施效果。一个政权如果不能使其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而一味借重刑罚，血腥镇压，则很难巩固统治地位。只有真正懂得首先给予民众，才能赢得民众拥戴这一道理，才算懂得为政的原则。
国家的政权必须交由有德之士来执掌，社会才能安定；发展经济，才能使民富国强；赏罚必信，制度严明，才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他们远离邪恶，不畏艰难。
要想掌握统治天下的权力，必须对各诸侯国施行德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赢得国家舆论的支持，就能赢得力量。一旦赢得天下民众的拥护，就可成就王业；而赢得天下半数民众的拥护，就可成就霸业。
二、“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必须利用天下的财富，为天下人谋取福利。英明的君主总是看轻宝马、美玉，注重政治、军事，营造巨大的威慑力量，集中天下的权力，取得诸侯的亲附，规范天下民众的思想，保存圣贤的道德。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强大的物质力量，只有充分考虑给人民以巨大的物质利益，才能使国家处危亡而不乱，实现伟大的圣人之言，成就英明的君主之业。
三、“明王为天下正，理也。”英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主宰天下，在于深明道理、事理、哲理、情理、伦理、物理，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由于英明的君主能“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换言之，即精通人道、地道、天道，运用德行与仁义、智慧与策略、实力与时机，以顺伐逆，以易攻险，以正伐邪，以义击暴，释实伐虚，释坚攻脆，释难攻易，则成王霸之业。
四、“争强之国，必先争谋。”凡是争强称雄的国家，必先在策略上展开竞争。只有精通国家战略，君主的愿望才可能实现。只有这样的君王，才能看清天下形势，了解世界动向，明白政治目标，清楚政令所向。《管子》指出，“谋易（轻率）而祸及，计（计策）得而强伸。”策略运筹在成就王霸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管子》一书所指陈的国家战略思想直入根本，洞察国情，既有高超的理论水平，也有切实的操作办法，而其思想核心是营造王霸之业。齐桓公运用管仲之谋，成就一代霸业，即为《管子》国家战略思想的成功典范。“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国家战略以民为本的思想已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最强警示。国家战略的关键是统治上层，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最高统治者。《管子》强调明君治理国家，一定要胸襟宽阔，如天地能容载万物，如日月能普照环宇，兼容并蓄，无私无偏。管子认为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才能符合最高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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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对“弘扬”的理解
季羡林在《我看北大》一文中说，前几年，我们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个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立即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所谓“弘扬”，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国内弘扬，一个是向国外弘扬。二者不能偏废。在国内弘扬，其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我们常讲“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无法表现在科技上。即使我们的科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别，无所谓“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文化上。这个浅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明白。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社会风习，我们的文学创作，哪个地方没有特色呢？这个道理也是极浅的，一看就能明白。这些属于广义的文化，对内我们是要弘扬的。
除了对国内弘扬，我们还有对国外弘扬的责任和义务。在文化的给予方面，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是不吝惜的。现在国外那一些懵懵懂懂的“天之骄子”们还在自我欣赏。我们过去曾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了许多外国的好东西，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去拿。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不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愿意不愿意来拿我们中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实行“送去主义”，我们要“送货上门”。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觉悟过来而由衷地感谢我们的。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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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高放在《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学者的新见解》一文中认为，现在人们大都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不少人误以为这只是指自然科学，而不包括社会科学（含人文科学）。其实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这可以分四个层次来看：第一，社会科学虽然不直接决定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但是直接决定作为生产第一要素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智力水平，尤其是现代化的劳动者需要更多更好地懂得社会科学。第二，任何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成就都必须通过社会决策与社会实践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所以领导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组织科学、行为科学等等对于发展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加重要的第一生产力。第三，许多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社会科学理应也属于第一生产力，如信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运筹学、大协调学等等。第四，很多研究生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的社会科学，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不是直接的，然而也是关系十分密切的，如社会主义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等。
（摘自《理论前沿》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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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
黄卫平新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探索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新作。该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目标系统、政治前提、具体内容和若干难点；阐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具体辨析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认识中存在的“民主政治先导论”、“政体改革决定论”、“民主模式单一论”等思想误区；高度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所体现的政治理论智慧、政治战略智慧和政治策略智慧；论述了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性质及意义；深入探讨了党的十五大的思想飞跃和理论突破，是一本颇有深度的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政治学专著。
（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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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应用新闻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赵振宇著的《应用新闻论》。本书对如何掌握受众心理，提高宣传效果，提倡新时期的敬业精神，做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增强编辑的责任意识，新闻传播与公共关系，企业宣传与素质训练，发挥新闻媒体的整体合力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范敬宜题写了书名。
（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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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李工真撰写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德意志自十五至十六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入研究形成的专著。全书分序言和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与开端、向现代社会的突进、现代化的成就与困境、现代化的全面危机、暴力的现代化、现代化的重新起步，共六章。该书提出和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某些规律，论述了德意志现代化的一些经验，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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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经济学》
林文益主编的《贸易经济学》一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贸易经济学是以狭义的贸易为范围，研究特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商品市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它包括商业，但不以商业为研究对象，而是把商业作为研究商品市场———商品流通领域时所必须包含的内容来对待。相反，在商业经济学中作为商业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商品市场、商品供求关系、商品流通以及商品流通的主体、客体和条件等却成为贸易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是一门在商业经济学之外，系统阐明商品市场、商品流通和这个领域内的活动主体———流通产业组织的结构、运行和发展的领域经济学，从而阐明了原来商业经济学这一部门经济学所远不能承担的那些超过商业部门以外的商品流通领域的基本理论。
（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