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动态
依法治国问题
研究概览
□刘瀚 李林
自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后，法理学界就展开了关于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讨论。随着十五大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进一步确立，这场讨论更显示出了方兴未艾的势头。
依法治国的含义
学者们大多认为，依法治国即法治，是指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公民在各个领域的行为都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涉、阻碍和破坏；它的基本要求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法律的切实保障，国家机关的权力受法律的限制。
法治的存在不是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不同质的社会制度决定着法治的不同性质。因此，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特征是：（1）它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目的，以人民为历史和社会的主体，通过依法治国，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保障人权真正实现。（2）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高度的物质文明为依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法治的实现更具有真实性。（3）它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的共和政体为载体，尽可能地把人民的要求、共产党的主张和国家的意志统合于法律之中，使法治所依之法始终贯彻主权在民的原则。（4）它以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条件，不仅承袭和弘扬中国法文化中的精华，而且吸纳或借鉴外国法治文化中的人类共同的法治价值；不仅借助传统道德的合理内涵来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价值，而且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思想及方法来深化和充实社会主义法治的底蕴。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建设“法制国家”还是“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事关方向和目标的一个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如何理解和使用“法制”与“法治”两词，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观点：（1）认为“法制”与“法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制”概念是静态的，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并不必然地与民主政治相关联，它在“有什么法”和“如何保证依法办事”上缺乏规定性的要求。（2）认为两个概念是一回事，表达的都是“有法可依”和“依法办事”的内涵，“法治”这个概念可以不用。（3）认为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联系在于，都与一个国家的法律、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应当注意研究如何从法制转变过渡到法治。（4）认为两个概念均可通用，问题不在于使用哪一个概念来表达，而在于它们的内涵是否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法治”与“法制”不是同一的，只有把两者区别使用，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理论上的彻底性。法治与法制的主要区别在于：（1）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而法制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法律和制度”的简称，现代法治概念包括如法律的至高权威，法律的公正性、稳定性、普遍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法律对公权力的制约与对人权的保障等一系列原理原则和基本要求。法制则不必然地具有这些内涵。只要有法律和制度存在就有法制存在，但不一定就是实行法治。法制不仅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法制，而且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制。法制在界定和认识上容易产生人为的不确定性，出现把领导人说的话当成“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是“违法”这样一种人治状况。（2）在价值取向上，法治明确地表达了与人治根本对立的立场。强调依法治国以及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是法治概念具有的鲜明的本质特征。法治强调人民主权和法律的统治，反对个人的专横独裁或者少数人的恣意妄为；它倚重法律治国的必要性和稳定性，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法律防止“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悲剧的发生；它坚持法律的至高权威，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则不具有这种价值特性，它非但不能表明与人治的必然对立，而且还可能出现“人治底下的法制”。（3）法治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是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治体制之中的治国方略。法制则既可以建立在各类经济基础之上，又可以与各种政治体制为伴。所以，有法制的国家就可称为“法制国家”，但它并不必然地成为法治国家。
法治与制度文明
法治与制度文明是什么关系？能否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外，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文明？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否定论和肯定论。否定论的观点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层面来看，只有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两个范畴，不存在与之并列的其他范畴。制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归根结底属于精神的范畴。因此，只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形态和范畴，制度文明的命题不能成立。肯定论的观点则认为，制度文明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的范畴。制度的创立是主观和客观交互作用的产物，制度既有物质的属性，又有精神的属性，但制度一经创制，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表现为时间上延续存在的持续性，和与物质客体、与人的行为等相互关系的有效性。制度文明既不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不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也不是精神的存在形态，不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制度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以物质载体为依托，以精神文明为内涵，有效管理社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成果，它包括制度观念、制度文化、制度规则、制度组织等一系列构件。
持肯定论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关键和主要内容是法治文明，这就是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有一套理论观念和原则要求，把这些观念和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转化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就能把依法治国与制度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法治又有一套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规则，把法治的这些特质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体制，就能最有效地规范、调节和保障上述活动的有序进行。所以，从法治的功能意义上讲，实行法治、依法治国，就是进行制度文明建设。
实现依法治国的思路
一般认为，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即是法治化的过程，是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学者们在梳理如何实现依法治国的思路时，提出了几种方案：（1）改良主义法治论的方案。强调国家在法治建构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目前处在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法制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制，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制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与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中国法治化的出路，在于从整体上设计出立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切实可行的依法治国发展战略。（2）历史主义法治论的方案。认为中国依法治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3）“折衷主义”法治论的方案。主张中国的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法制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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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宏观经济学
发展的方向和问题
□张曙光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比较重视，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似乎还重视不够，目前的研究状况大致如下。
前沿问题
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在现代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中，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是制度给定，即制度是一个外生变量，讨论既定制度条件下的经济运行问题。这是由于作为其背景的市场制度已经成熟，比较稳定。但是，对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必须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察。这也许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很多中国学者也是这样做的。有的论著讨论了分权体制下公有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考察二元混合体制下的经济问题。这基本上可以解释80年代的经济现象，却无法说明90年代的经济问题。
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以及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结果的机制和过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始终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自从理性预期理论出现以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但对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结果的机制和过程的分析却比较欠缺。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很多宏观分析就事论事，甚至所谓“宏观看好，微观趋坏”成为流行看法，就是一个证明。但也有一些学者已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只是目前在理论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核心问题。自从菲力普斯曲线问世以来，人们对此作过很多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区分了长期和短期的不同情况。然而，失业和通货膨胀既然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那么，就与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相关，因而，在不同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学者曾经讨论过二者关系的理论发展，并对此作过进一步的探索，只是如何解释中国改革以来二者相互关系的变化，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热点和难点问题
关于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实践问题。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经验都证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推进市场化的条件和保证，而市场化的进展也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相当不容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一个时期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推进了市场化进程，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债务危机。这既与市场化次序的选择有关，也与宏观政策的操作有关。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既有宏观失衡的发生，也有宏观稳定的出现，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宏观稳定的讨论也相当热烈，但是，对政策操作关注较多，而对市场化次序注意不够。因此，如何选择市场化的次序，如何掌握宏观政策操作的主动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是市场化进程中宏观稳定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特别是近几年来，金融危机不断，墨西哥债务危机刚刚过去，泰国的金融危机又接踵而至，且波及整个东南亚和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其影响之大令世人震惊。因而，成为各国宏观政策当局和理论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不过，应当注意，金融风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由于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均与外债、外汇和国际收支有关，因而表现为外部的原因（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经济基本面上存在问题）。但是，金融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外汇储备充足，资本账户尚未自由化，另一方面，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不良债权扭结在一起，金融风险与其说在外部，不如说是在内部更为恰当。因此，对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机理及其对宏观稳定的影响的分析，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对策的研究，可以说是当务之急。
关于失业率的统计计量和失业问题的研究。直到现在，我国失业率的统计只有城镇的登记失业率，农村大量的隐蔽失业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和在职失业尚无科学统计，只有一些一次性抽样调查资料，这就给宏观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失业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目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众多，就业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尖锐。为此，一方面需要尽快建立有关失业的统计，为决策和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开展对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既要考察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原因和特殊机理，也要考察它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
发展的方向
关于二元经济的分析方法。中国的要素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分为两个部分，例如，劳动力市场，一部分是由市场配置，一部分是由政府调节；金融市场，一部分是正规金融，一部分是民间金融。有的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作了微观分析，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一个发展方向。但如何把这一研究引入宏观分析，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关于金融自由化和货币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实现了较高的金融增长，出现了较高的实际利率，为金融的自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根本上看，金融自由化有利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稳定，但也易于发生货币失控。因而，如何在搞好货币控制的同时，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或者说，如何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搞好货币控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内目前扎扎实实从事这种研究的人还很少，如果不能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将会使我们的宏观经济分析受到很大的局限。
关于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关系。在宏观分析中，区分事前和事后、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是基础性的一环，而考察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关系是宏观分析的核心内容。国内学术界往往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有所混淆。要使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运行分析有所前进，需要在这方面下一番工夫。
关于一致性稳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问题，历来是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交替实施扩张和反通胀政策，还是坚持一致性稳定政策，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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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邵景均撰文提出：
对干部要考核领导科学理论水平
根据党的十五大关于“完善考核”的要求，应当把领导科学理论水平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因为领导工作是时代性、先导性极强的社会实践。当前，各级干部面临的领导任务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艰巨性。仅仅依靠过去的领导经验和传统的领导方式，无法适应工作需要。现今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都会导致一门科学的出现。同时，从事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实践，都必须依赖相应的科学，否则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样，没有科学的领导理论，就没有科学的领导实践。领导科学，是适应现代领导工作需要而产生的一门综合科学。它是现代领导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和提炼，是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的东西。就社会功效来说，领导科学可以帮助领导者超越个人的局限，系统地吸收前人和今人领导经验中的精华，进而全面地认识和掌握领导活动的规律、程序和方法，实现领导工作的科学化。
为了把领导科学理论水平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有两种错误认识必须纠正。一种是“代替论”，认为“对干部考核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水平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提出领导科学理论水平的要求”。不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今天做好一切领导工作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但是，它们是以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为对象的大科学，不可能详尽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的领导问题。领导科学理论是领导干部的专业理论。做一名好的领导者，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作为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普遍规律，而领导科学解决的是领导这一领域的特殊规律。它们之间谁也不能代替谁。另一种是“不成熟论”，说“领导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还不成熟，不宜作为考核干部的内容”。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是永远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所谓成熟和完善，都是相对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因此，不能借口科学理论“不成熟”而拒绝应用。如今，领导科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关于领导的本质、规律、职能、原则和社会基础，关于领导决策、指挥、用人和协调，关于领导者的素质、条件，关于领导环境、领导对象、领导方法和领导目标等等，都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说明。这就是说，尽管领导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它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可以对领导实践发挥“说明和指导”的作用，完全能够胜任“考核内容”的重任。
（摘自《领导科学》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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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郑新立撰文主张：
重视引导消费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只有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七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因素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其中，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六年三年，消费的拉动作用均超过百分之六十；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两年，消费的拉动作用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间；一九九三年由于投资增长过猛，消费的拉动作用才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然而到去年，消费的拉动作用陡跌为百分之三十四点四，是九十年代以来最低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七百多美元，在世界上属于低收入国家，我们的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大量商品卖不出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呢？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一是消费方式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打破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模式，一些需要纳入个人消费领域的商品和服务还没有完全进入个人消费，一些消费政策不是有利于而是限制了消费的扩大，如城镇住宅等；二是农村的消费与城镇的消费差距较大，城市已饱和了的商品在农村市场不能很好接替，这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三是城镇失业、下岗人员增多，居民有钱宁可存起来以防不测，不愿消费。一部分需要商品的人又缺乏支付能力；四是卫生、文化、服务等新的消费领域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消费领域比较狭窄。如社区服务，发达国家已形成了方便配套的服务体系，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我国这还是一个新兴领域，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社区服务。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我们要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和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机制。要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对各类收费和价格的管理政策，通过市场竞争降低价格，改进服务。要提倡文明消费，引导居民把更多的钱花在智力投入上，花在增进身心健康上。要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解决个人和行业间收入过分悬殊的问题，增强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要抑制和减少集团消费，尽量减少和避免公款消费，实行个人收入分配的工资化、货币化。总之，要通过对消费需求的调节，不断扩大消费领域，提高消费水平，拉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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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推荐一本
转轨经济学新著
□董辅礽
江春泽与陈耀庭、雷达合著的《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一书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中国学者研究转轨经济学的学术专著。
转轨（或转型）经济学是近几年在国外刚兴起而且相当热门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主要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种种经济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国外已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书，但在国内这方面的著作还为数甚少。研究经济转轨中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时，一方面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的差异。《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一部从广泛的国际比较的角度，立足于中国的改革、总结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经验的著作。由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兴趣，因而有理由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是一个贡献，定将受到转轨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
读完《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一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收集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其中不少是第一手的资料，这保证了本书得以翔实地、客观地对各国的经济转轨进行国际比较。这是许多同类著作所不及的。
第二，本书有相当强的理论性。转轨经济中的种种问题异常复杂，无论是西方的市场理论还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都不足以透彻分析这些问题。必须广泛吸收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并予以创新，才能把握转轨经济中的问题，统率所掌握的资料。本书在理论上下了很大功夫，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实际中提炼理论，并用理论去观察实际，从而使本书达到了较高的理论高度。这也是同类著作所不及的。
第三，本书立足于中国来研究转轨经济学，这不仅有助于从国际比较中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而且还有助于从他国经济转轨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这与只是一般地研究各国转轨中的问题却并无明确的目标的转轨经济学著作有明显的不同：那些著作大多只具有纯学术的特点，而本书则是一本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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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
《产业经济学》
□方生
李悦教授主编的《产业经济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展示了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该书以揭示生产力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阐述经济增长理论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而把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实现诸客观规律的既定外部环境和条件。它突破了国外产业经济学只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这“三论”的理论框架，创造了有导论和增长理论、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增长方式和运行机制五篇专论的新体系和新框架。本书不设产业政策篇，而是把产业政策的内容以“对策建议和战略对策”为名列入上述各篇每章的最后实施举措部分。这样做既可避免行文中的重复，更有利于把党和政府机关制定产业政策这种主观行为与，制定产业政策必须遵循的客观科学依据（即产业经济发展诸客观规律）的关系，说得更加透彻。
该书博采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学科前沿性成果，为创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导论中提出管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则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只能是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搞为增长而增长，为生产而生产。在产业结构篇中，提出并阐明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标准和协调化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概括和阐明了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十大趋势，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和科学依据，重点产业转移趋势和科学依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应采取的战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等。在产业组织篇中，提出并阐明了产业组织合理化应以讲究规模效益为中心，走联合和跨国经营之路。在增长方式篇中，比较详尽地阐明了要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观，切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环保意识，发展环保产业；提出了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的基本原则和优化投资结构的基本原则。这些内容在学术观点上都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