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直言录
致北京居民：
让我们都来维护文明环境
我生长在北京，将来怕是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里，所以特别关注自己的文明环境。近几年，我常去上海、杭州、南宁、南京、大连等地出差，每次回到北京一比较，不禁汗颜，越来越为北京文明环境担忧。
首都机场拥挤、混乱，是令人非常头痛的问题，但这并非全要算在扩建工程尚未竣工的账上，服务质量、服务设施在现有条件下也可以改善。走进上海虹桥机场，处处可见明显标识，总有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告知你如何登机，走哪条路；而首都机场里，冷漠、不耐烦、衣冠不整、高声吆喝这类的“服务”，随时可遇。一旦多架航班延误，这里便成了“难民营”，基本服务荡然无存，一片无序状态，乘客只能靠自己的运气，东探西问，盲目闯荡。有一段时间，一降暴雨，机场高速公路就要堵塞，航班都会受影响，闹了半天乘客才明白，原来仅仅是临近机场的一小段路的积水所致，而解决这一问题却用了许多时间。北京西站的服务也不令人满意，还是旧站的那张老面孔。其实，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都不时在号召、督促、推动服务的改进，但管理和服务人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服务意识，所以优质服务不可能是普遍的惯常行为。
在北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一拥而上、冲锋陷阵、争先恐后，仍然是有些地方的常态。候车的人群多半立在马路上，公共汽车因此也养成了不在马路边沿停靠的习惯。先下后上经常变作先上后下或者同时上下。尤其是地铁复兴门站，因为换乘，上下的人特别多，老中青少，男男女女的眼睛盯着空位，车门一开便蜂拥而入。不讲文明、缺少礼貌还不仅暴露在行人的身上，有时交通堵塞了许久，最后终于弄清症结就是几辆汽车互不相让。东大桥到呼家楼的那条马路是个典型，多年来未见改观。109路总站位于路北，由西而来的车必须横驶路面才能进站，东西方向的来往车辆又从不礼让，于是人为的大塞车是此地一大景观。再向东靠近呼家楼有一南北方向的胡同，里面驶出左转的汽车特别多，非要挤入由东朝西本已塞得满满的车流，给由西向东的车辆横添一道屏障，一堵就是十来分钟。在北京，许多横穿马路者从不走人行横道，而经过人行横道的车辆也不避让行人，都是疾驶冲过。
果皮废纸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痰迹烟蒂在很多地方比比皆是，而有时这些东西就临近果皮箱，只是没有养成扔进去的好习惯。连比较整洁的东四朝北的那条街上，傍晚也遗弃着不少脏东西，至于灯市西口至王府井马路西侧和阜成门向东的北侧一入黄昏简直就成了垃圾堆放地，肮脏不堪。好端端的草坪为北京增添了绿色，对受风沙之苦的北京人来说，草地是何等的珍贵，可是许多草地假如不加护栏就肯定被践踏得支离破碎，踩出一条条小径，遗弃着种种废物。很多人，大多为成年人，宁愿脚踏机动车道与自行车道之间的草坪，也不肯多迈几步到人行道上行走。我看见一块美丽的草坪硬被踩出六条路，居然是附近早锻炼的一些老年人所为；还看见一个居民小区里需要臂戴红袖章的看护者不时值勤，才能劝阻居民不去践踏草地。钓鱼台国宾馆北面最近刚刚由武警官兵义务劳动，一身汗一身泥，把碎石、渣土清理翻整成上好的平地准备植草，不出两天便让行人踩得乱七八糟。自己不珍惜自己的生存环境，脑袋里不存在任何环境保护意识，真让人惊讶！现在有不少原本种草栽木的地面，因为草不活树已死，结果变成暴露于外的黄土。另外，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规定，许多地方已形同虚设；雨天之后，肮脏的车辆竟然还能在街上行驶，等等，也都是经常见到的现象。
如今北京的护栏、隔离栏日见增多，常常还要在栏杆栏网上挂出“不要跨越……”、“请爱护……”之类的告示。其实真是多余，连栏杆栏网都挡不住，告示又有何用？难道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栏杆栏网的用途吗？
前些日子北京下了一场泥雨，就在雨前两个小时，我眼见七辆不加任何苫盖的大卡车，满载着沙土，在航天桥以北的道路上飞驶，一路烟尘滚滚。这样的景象在这条路上常见。北京现在的工地已经设置了许多遮盖，但留落在外的泥土仍十分明显。尤其一出三环路，很多施工单位就在街路上堆土、筛沙。有些建筑工地遗留的砖砾、泥沙，一放便是数年，无人过问、清理。有的新建居民区已经住进成千上万的家庭，可是道路一直坎坷不平，建筑垃圾长期丢弃在道旁，“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路泥”。
在北京坐在小公共汽车或者新近运营的空调公共汽车里，最常听见的语言就是：那儿有警察，不能停！快下，别让警察看见！司机、售票员、乘客，都如是说。如果真没警察，这些车辆便随意乱停，司机和乘客还互相庆幸一番，好像交通法规、文明秩序不为安全、通畅、文明环境所立，而是专给警察使用的。
我很感激北京各级政府部门为北京的文明环境建设做了不少工作，但一场大动作一次强攻势只能收一时之效，过后很可能故态复萌，要想提高文明程度，必须依赖居民的自觉意识。如何产生这种意识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居民都应当思考的问题。我说居民而不讲市民，是因为我的话也想讲给那些没有北京户口但已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这几百万人对北京的环境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北京的环境也是他们的生存环境。
我期盼居住在北京的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的人，尽快以自觉的文明意识投入环境建设，让北京的文明建设步伐能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北京林敏求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上海国际艺术节
越办越有活力
▲参演剧目三十七台
▲外国演出十四台
▲外省市节目七台
▲祝贺表演二十一台
1998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从5月2日至5月31日在春意盎然的浦江之滨举行。上海市区和部分郊区的二十五个演出场所分别上演五十八台绚丽多彩的文艺节目。其艺术品种之丰富、时间跨度之长、演出分布点之广均超过以往历届艺术节，堪称上海市历年来所举办的大型艺术表演活动之最。
作为正式参演、展演的剧目共三十七台，其中不乏精品佳作。由上海艺术表演团体演出的十四台剧目中，有京剧《宝莲灯》、青年舞蹈家黄豆豆主演的民族舞剧《苏武》、越剧《舞台姐妹》、音乐话剧《歌星与猩猩》，都是在激烈的竞争选拔中脱颖而出的。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剧《琵琶记》、《古诗乐韵》民族音乐会、木偶剧《寻太阳》、沪剧《我心握你手》等是新创作、改编的剧目。青年歌唱家廖昌永专场音乐会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专场，也下了很大功夫。
这次艺术节邀请的国外节目和外省市节目也是历届艺术节中最多的。十四台国外节目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色列、朝鲜和瑞典等九个国家。其中有美国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经典交响音乐会，法国南锡国家芭蕾舞团的《天鹅湖》、意大利小提琴家萨尔瓦多·阿卡多的独奏音乐会、俄罗斯钢琴家亚历山大·曼尼科夫的独奏音乐会、日本著名歌星恰克演唱会，都以自身的艺术质量分别吸引了不同的观众群体。七台外省市剧目来自天津、四川、福建、吉林、广东、江苏。台湾朱宗庆打击乐团带来了海峡彼岸音乐家的精湛演技，而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三场京剧则向上海观众展示京剧新星的风采。还有二十一台是上海各艺术表演团体推出的祝贺演出剧目。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场次在一百一十场以上，戏票数估计也将超过十万张。有关剧场纷纷推出电话订票、送票上门的服务措施，为上海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的极好机会。艺术节前举行的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和国际园艺博览会也让上海观众的视野更开阔，情趣更广泛。（若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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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交响乐中迎接“五四”
为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中新荣集团承办的“祖国颂歌”交响乐音乐晚会日前在北京世纪剧院拉开帷幕。在京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第十二届“五四奖章”获得者及其他青年代表一千余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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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政歌舞团推出两台精彩歌舞
为纪念总政歌舞团成立四十五周年，总政歌舞团在北京中国剧院分别举行两场演出，左青、王海晨担任策划，胡德风、徐新、刘云厚、郑健执棒，克里木、彭丽媛、董文华、程志、王秀芬、郁钧剑、熊卿材、阎维文、蔡国庆等联袂演出。
总政歌舞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艺术团体，建团四十五年来，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以军事题材为主、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音乐舞蹈节目，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先后出访过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五月五日举行的歌曲回顾音乐会，展示总政歌舞团四十五年来的艺术成就，将多年创作演出的优秀音乐作品汇聚一台，既有五六十年代观众熟悉的歌曲，也有七八十年代脍炙人口的作品，又有九十年代的新作。曾在总政歌舞团工作过的歌唱家徐有光、苏盛兰、李双江等参加演出，给演出带来另一番光彩。
五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举行的歌舞新作品演出，将集中推出总政歌舞团今年来最新创作的一批歌舞佳作，都是第一次和观众见面，有合唱、独唱，还有舞蹈，并首次推出女子民乐五重奏节目。（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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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嘉德春季有“重”拍
成立五年的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以异彩纷呈的’98春季拍卖作为自己的庆典。5月8日至11日，总估价八千万元的二千八百多件珍贵文物与艺术品在京与海内外收藏家见面。
重头排列是嘉德这次拍卖的一大特点。在书画专场，有傅抱石的《龙蟠虎跃今胜昔》，这是历年拍卖会上最大的一幅作品。南宋淳熙改元锦溪张监税宅刻本《昌黎先生集》是迭经二百年间名家流传的国宝之一，目前海内外仅存三部，其附录一卷，更为孤本。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器形壮硕，工艺精美，是一件气势恢宏的艺术珍品。珠宝专场有近四百件珠宝翡翠精品，其中的一只翡翠手镯，估价二百万至二百二十万元，是迄今为止国内拍过的品质最高的。清代邮品中，大龙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的品种、数量、质量均大大超过以往。上海工部局一两试铸银币是存世极为稀少的钱币品种。（建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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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芭蕾又登北京舞台
南锡芭蕾舞团明晚演《天鹅湖》
继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吉赛尔》之后，北京舞台又迎来了也是法国三大国家芭蕾舞团之一的南锡国家芭蕾舞团。他们将于5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法国浪漫派古典芭蕾《天鹅湖》全剧。
被誉为演绎古典芭蕾典范的法国南锡国家芭蕾舞团，以充满活力和勇于创新著称。这支芭蕾舞团从创立到闻名世界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现为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团长的特里克·杜邦就曾长期担任该团的艺术总监。从1991年被评定为国家级芭蕾舞团之后，素有古典浪漫派芭蕾杰出代表之称的皮埃尔·拉考特率领这支年轻的芭蕾舞团，汇聚了一大批颇具实力的芭蕾名家。
演出由上海市演出公司主办，北京启明演出公司承办。（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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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脸》无私
观众动情
由河北省纪委、河北电视台、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黑脸》，历经两年拍成，已在中央电视台与观众见面。
该剧根据一合创作的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同名长篇报告文学改编，在丰富的真实生活基础上，通过精心创作，使讴歌时代新人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观众反响强烈。这部电视剧既注重树立党的形象，反映人民心声，又表现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干群关系必须不断得到净化和改善的思想内涵。
该剧由吴天明执导，宋聚丰编剧，何伟主演。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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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举世闻名的北京故宫，前些日子在墙下却漂浮着许多烂纸和塑料袋。徐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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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里原来没有路，可人一多…… 徐烨摄于北京新兴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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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市场之后……
本报记者 刘琼
一个险些散伙的合唱团，在文化市场的波浪中却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而且越办越有光彩，收入明显增多，这是为什么？
4月10日晚，北京音乐厅，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德国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巨匠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在舒缓的混声合唱声中画下休止符。
乐池里，满头白发的美国指挥黑尔·毕什站在乐池里一次又一次地朝合唱团跷起大拇指。
台下，两名德国合唱团团员眼角早已渗出感动的泪水。
事后，他们专门拜访指挥，表达对合唱团全体成员的敬意。国内一些媒体也纷纷著文，盛赞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在亚洲首唱这首音乐界公认的合唱难曲的勇气。
然而，谁曾想到，一年多以前，也是在北京音乐厅，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上演了一出闹剧式的悲剧……
争取来的“附属”地位
1996年7月，在文化部下辖的文艺团体改组中，原中央乐团易名中国交响乐团，由原中央乐团交响团组建。原中央乐团合唱团部分人分流到中国歌剧院和中央歌剧舞剧院；余下三十来人除发给百分之六十基本工资外，主管部门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天就要宣布文化部改革方案了，眼瞅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合唱艺术团有可能解散，团员们怎能不着急？7月正热，备受生存压力的团员们心火更旺。北京音乐厅的后台，演出尚未结束，突然，一个情绪恶劣到极点的女团员实在无法自控，伸手打了身边指挥左文龙一个耳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几秒钟后，委屈的眼泪几乎同时从打人者和被打者的心底流出。同时流泪的还有李培智这个老团员的心：无论如何，这个拥有许多国家一流好嗓子的合唱队伍不能散！唯一的出路，自找门路。
为此，炎炎烈日下的北京街头巷尾，奔走着老指挥严良堃和李培智等人四处游说的身影。团里六十四个编制最终保留下来，但条件也是“苛刻”的：作为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合唱团，每年除了上级部门补贴的二万四千元外，要“自己养活自己”，不享受交响团的任何待遇。此令一下，合唱团里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一分钱流动资金，没有一平方米排练厅，甚至连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只剩亟待养活的六十四个团员。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李培智精神压力更重了。
置于死地而后生
从昔日的养尊处优“沦落”为“自己养活自己”，团里这些国内外音乐院校的优秀毕业生承受了最初的阵痛后，并未停留在单纯的失落和悲哀上，而是擦干眼泪努力自救。没有排练厅，就发动力量四处去借；资金不足，最大限度地降低演出成本，领唱兼合唱，演员兼后勤，不养闲人，不置小车；严格执行排演制度，请假一次扣一百元奖金，迟到一次扣五十元，经常不排练者不得上台演出；团员平时只拿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其他部分有效益后补齐，全团分担演出压力；等等。
高山流水有知音。北京音乐厅看好该团，不论票房如何，每年与其签约演出二十多场。北京市科委决定1996年至2000年，每年给予合唱团三十万元赞助，合唱团负责辅导科委开展文化活动。拳打脚踢了一年左右，去年该团的业务收入近一百万元，团员每月人均收入也能达二千多元。“进入市场不可怕，事实证明，我们还能活下来。”时至今日，团长李培智可以略微舒口气了。
最重要的是，今年年初，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合唱团”的“附属”二字去掉了。许多人认为，被“逼下海”的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一年多来虽“疲于生计”，但演出质量却较原来更好。原因不难解释。李培智说：“逼到这个地步，不练不行呀。”没有观众，就要“下岗”，就要挨饿，不过残酷的市场有时也是理性的，观众非常认可艺术质量。在社会音乐学院一楼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简陋小屋就是合唱团争取到的唯一的一间办公室。团员李初建、许晶等人给我讲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从前排《弥撒曲》排到最后，应有的七十个人往往来不了三十人。现在，一个星期有时候要排练十几场，肉做的嗓子尽管很疼，可极少有人无故不来。
欣慰中的忧思
作为“附属”的合唱团，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与此同时，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一些“吃皇粮”的演员纷纷跳槽到该团。这个现象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包养众多文艺团体的时代已过去了，文艺团体走向市场是不可避免的。被“逼”下海的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从伸手向国家要钱，转为通过艺术活动向社会要效益；从一味地输血转向自我造血，在文化市场初步立住脚。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探索为文艺团体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作为改革的先行者，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路走得很辛苦，尚存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排练厅，请不起一流乐团，养不起顶尖的指挥、独唱演员，使演出质量不得不打折扣。此外，队伍老化得厉害。由于编制的限制，老的出不去，新的就进不来。合唱团也许尚未意识到，队伍的不断老化，也是演出水平的隐患。
最不容忽视的是，迫于生存，这一年多，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经济行为远远多于艺术行为。李培智十分无奈地告诉记者，经典的作品能锻造合唱水平，开阔观众欣赏视野，作为国家一流合唱团，不能不加以引介。但目前的市场决定了这样的音乐会票房肯定很惨。以上演《B小调弥撒曲》为例，排练一个月花掉近七万，而票房只卖了三四千元。长此以往，团员吃什么？因此肯定不能多演，只能多演难度小、有票房的音乐会。作为已走向市场的文艺团体，他们这样做是无可奈何的。关键是，文艺市场改革如果以牺牲高精尖艺术为代价，是否惨重了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不仅文艺团体需要好好思索，政府有关部门也应慎重考虑考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