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8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楼阁清癯类硕儒
  周而复
  天一阁是明代范钦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所建。范钦(公元1506—1585),号东明,二十七岁中进士,做过湖广随州知州,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用现在职称来说,他最后当了副部长。
  范钦为人耿直,不畏权贵。任职工部员外郎时,他就敢于顶撞武定侯郭勋。郭勋,何许人也?是开国功臣五世嫡孙,又是皇亲国戚,权倾当朝,朝野之人无不畏惧。一个小小员外郎敢于顶撞红得发紫的“侯爷”,可以说是胆大包天了,终于受了廷杖之责,蒙受冤狱,范钦却不在乎。在袁州知府任内,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敢于得罪严世蕃。严世蕃者,是宰辅严嵩之子,也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权臣。范钦知道严氏父子在寻衅,嘉靖四十年,便告老还乡,住在宁波湖西。
  范钦一生酷爱书籍,每到一个地方,无不注意搜集公私刻本,着手辑录;无法购得者,就雇员抄录,经史百家之书,兼收并蓄,其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之诗文集以及历科试士录(即科举题名录),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除此之外,还汇集许多珍贵碑帖,刻印《范氏奇书》。著名的有北宋拓本《石鼓文》,可惜已佚。
  范钦藏书地方,原来叫“东明草堂”。告老回乡后,要使所藏的书能够永久保存,“于其宅东月湖深处,构楼六间,以为藏书之所”。书楼与住宅不相毗连,远离灶火。
  我和外交家韩念龙同志曾经参观天一阁,先登楼,是一大通间,用修长的书橱隔开,陪同参观的人,打开书橱给我们看,里面齐整整地放着书籍,上有标签注明。我们没有把书取出来看,走完楼上大通间,到了楼下,是六间书库,光线暗了下来,显得更加沉寂,彼此之间的呼吸几乎都可以清晰听到。六间书库分门别类陈列,井井有条。我在国内国外参观过不少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但没有见过这样藏书楼的结构布局。原来范钦为了保护藏书煞费苦心,根据《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楼上一大通间,楼下六间,用以象征“天一地六”,取以水制火之义,因此,把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可以看出范钦对防火高度重视。
  天一阁藏有明刻版片数百块,这对研究我国雕版印刷史是最珍贵的实物和例证。
  藏书楼前,有天一池,碧水粼粼,草木葱葱,这不是一般仿制江南风景名园,倘藏书楼意外发生火患,可以就近引水灭火。
  为了保护书籍不发生意外,范钦和他的后人还订了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烟酒火烛,不许登楼”,其他禁约如:
  ……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房者,罚不得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远摈逐,不得与祭。
  在封建社会,祭祀祖宗是大典,凡不能参加者,目为不孝子孙,是奇耻大辱。范钦他们立下的禁约,足见其严格。范钦还立下更加严格的决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书不出阁”,民间流传一个故事:相传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极欲入天一阁披阅珍藏书籍,托丘为媒,嫁给范钦后裔范邦柱秀才为妻。婚后她认为可如愿以偿登阁读书了,格于范氏族规,不准妇女登阁,大失所望,郁郁不得志,含恨弃世。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以及天一阁规章制度之严峻。
  清代乾隆皇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用昭文治之盛”,下旨各省采访遗书,进呈备用。范钦八世孙范懋柱代表天一阁进呈六百二十八种珍贵古籍,其中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有九十六种,列入存目的有三百七十七种。乾隆念范氏进呈藏书之功,特颁旨嘉奖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一万卷,以后又赐给《平定回部得胜图》和《平定全川图》各一套。
  乾隆曾命杭州织造寅著到宁波,考察天一阁构造,排列书架情况,绘图呈奉御览,以便参考修建楼阁收藏《四库全书》。乾隆年间建造北方四阁:文渊、文源、文溯和文津,以及南方三阁:文宗、文汇、文澜等,都是参考天一阁格局营造。因此,天一阁名闻遐迩,饮誉海内外。
  天一阁历经沧桑,英国侵略军占领宁波,掠去《一统志》和舆地书等;太平军进住宁波前后,小偷乘机而起,拆毁墙垣,偷运藏书;损失最大者是窃贼薛继渭,潜入阁中,以枣充饥,昼伏夜窃,同伙驾小舟接运(阁东垣外为小仓弄口湖西河),致使阁藏珍贵古籍几乎损失一半。解放前夕,藏书只剩下一万三千多卷,仅有原藏书五分之一左右,而且余下的不少藏书已经虫蛀霉烂,成为断简残篇。
  这一万三千多卷幸存下来的书籍,大部分为海内孤本,其中有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明代史料和钞本,仍然是价值连城。
  那天,我和韩念龙同志从天一阁下来,曾到“伏跗室”参观藏书,皇皇十万卷,不少海内罕见珍本。现在天一阁共藏有三十万卷,其中善本就有八万卷,蔚为大观。天一阁从建楼,历经散失,衰败,残破,修缮,新建,扩充,可以说到了中兴时期,也可以叫做鼎盛时期。郭沫若在1962年10月参观天一阁后,题诗一首:
  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环信不虚。
  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
  林泉雅洁多泉石,楼阁清癯类硕儒。
  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
  “楼阁清癯类硕儒”,所有图书馆,包括藏书楼在内,都是“硕儒”,免费教育任何一位愿意学习的人,把他的学识和业务成果无私地奉献给社会和人类。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白水城梦水
  喻晓
  清波汩汩,绿弦淙淙,阿克苏河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不停地歌唱。
  一觉醒来,是梦。
  但又不是梦。
  当我从喀什长驱五百公里到达阿克苏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阿克苏河,看见了那么多白花花的水。
  当时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刚刚还是一片荒漠,视野里挤满了苍凉与荒瘠,那些在瀚海中苦苦挣扎的沙柳、芨芨草和胡杨树,让你触目惊心。可顷刻间,汽车一刺溜,就跑进了江南,车窗映现的是浓绿的林带,广阔的正待收割的稻田,时已黄昏,几声蛙鸣清晰可闻,这一切与江南何异?阿克苏军分区政治部李主任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塞外江南,鱼米之乡,除了不生产热带水果以外,几乎所有的作物都生长。
  然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城市的市容。街道很宽,很漂亮,很干净,桔黄色很现代的街灯,使你猛然间觉得到了北京的长安街。街心有精美的雕塑,沿街最漂亮的建筑是小学和中学,一式的五层楼,琉璃瓦装饰,楼前有花池和雕塑。一切都超出想象之外,一切又都在向你炫示:此地非等闲之地,此地之人非等闲之人。
  果然如此。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赞此地土宜气序,树木蓊郁,乃膏腴之地。世代聚居这里的维吾尔族人勤劳智慧,有很好的农耕技术,他们种植的香稻自古闻名。人们更不会忘记的是,这里留下了三五九旅的主力农一师,还是上海知青支边人数最多的地方———一个革命精神,一个人才资源,当二者结合起来以后,阿克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产生奇迹的基础是水,没有水,一切都无从谈起。
  阿克苏,维语意为“白水”,唐玄奘称它为“白水城”。在新疆,哪里只要有水,哪里就有绿洲,就有葡萄和瓜果,就有稻麦和棉花,就有美丽和富饶。从天山深处流来的雪水,如浓浓的乳汁,闪着白色的波光,成溪,成河,成网,浩浩荡荡地从阿克苏的土地上流过,流向塔里木河,浇灌着无边的农田,柔润着燥热的风,滋养了希望和梦想。
  水啊,一个全球最敏感的话题,在新疆更是如此。新疆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水利史,开发水,就开发了土地。制约新疆持续发展的也是水。我们刚刚经过的三岔口,兵站的教导员说,他们吃喝的水是从二十公里外拉来的。人们告诉我,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注入塔里木河的水量已减少了四分之一,塔里木河的干流已缩短了三百多公里,它末段的罗布泊、台特玛湖已相继干涸,下游断流,上百万亩胡杨林濒于枯死,大面积的芦苇沼泽和红柳灌木基本消失。可怕的荒漠化正在向一块块绿洲逼近。
  我目睹过这种逼近的严酷,土地被抽干了血,肤色苍白,那些土地的卫士胡杨树在经历过最后的拼杀以后,满身伤痕,无声地死去,它们巨大的光秃秃的身躯站立着,枯枝指向天空,留下了对上苍最后的祈求。
  每当我看到这样悲壮的胡杨林,我的心就为之颤栗。
  显然,天公厚爱阿克苏,它拥有最宝贵的水,拥有得令人羡慕,拥有得甚至有些奢侈。到处是水网。哗哗的水在渠道里唱歌,在多浪公园游戏,在“双拥”纪念碑下的彩色喷泉里跳舞,在稻穗上签名,在棉田里留影,在维族汉子的酒杯里得意洋洋。阿克苏得雪水之先,造就了一方肥田沃壤,一处塞外新城。
  可新疆不可能处处都是阿克苏,如果别处不保,阿克苏能独善吗?
  人类不仅要应付自然的挑战,同时要应付自身造成的灾难的挑战。永定河干涸了,黄河断流了,塔里木河在痛苦地腾挪。广袤的土地在呼唤水。水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决定着人类的明天。一念至此,我的心不禁沉重起来。
  今天,人们都在谈论水了。据说,一些专家有了这样的构想:从通天河开凿一百二十公里隧道,把水引进新疆;甚至有更大胆的设想,开凿八百四十公里的超长隧道,借调雅鲁藏布江的水到天山南北。无疑,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梦。但愿梦想成真。人类梦想过飞天、奔月,梦想过千里眼、顺风耳,如今都实现了。我想,人类梦想水随人意也绝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为了生存,人类会设想并实施这样的办法的。依我看,与其去登月、实施火星计划,倒不如改造一片荒漠来得更有实际意义。仅塔里木河流域面积就有一百零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日本。如果这些地方有了水,就能化荒漠为良田,那么新疆将是一幅多么诱人的前景啊!
  我们有过大禹这样伏波治洪的“神”,未来,也一定会出现新的借水调江的“神”。
  阿克苏很美,很富饶,新疆需要很多的“阿克苏”———我在阿克苏做着水的梦。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父母的歌谣
  程宝林
  有十多年没有回乡下过年了。前不久,约齐了众多的弟妹,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老老少少十七人聚了个热热闹闹。拍“全家福”那会儿,三个儿子,两个儿媳,三个女儿,两个女婿,将父母大人簇拥在长凳中央。四个孙辈,正好是两对金童玉女,挤在爷爷奶奶旁边,叽叽喳喳,将他们拉扯得东倒西歪,引得围观的村民们哈哈大笑。他们都羡慕地说:“瞧这两口子的福气!”
  即使按城里的标准,我的父母也算是有福气的:六个儿女中,有五个上了大学,除了我在外省工作,其他弟妹都在家乡那座中等城市里,有的当报社编辑,有的当银行职员,有的当中学教师。在老家,地也退了,牛也卖了,渐入老年的父母,守着空空落落的十几间土坯房,也守着村子东头松林中老人们的坟茔,过起了“退休”的生活。我与弟妹们相约:每人每月给父母提供一百元生活费,节余的部分权充医疗保险金。可钱寄回去了,实指望父母能用这笔钱割肉称鱼,将日子过得像个样子。可谁知春节回家,看见母亲仍穿着那件连外套都没有的男式旧棉袄,头上包着条毛巾,数九寒天,连一顶帽子也没有。
  问她钱到哪里去了,回答是“赶了人情”。
  问起父母“退休”后的生活,父亲说:“给别人打短工。”
  母亲也有事情干。稻子收割后,她就到别人的田里拣散落的稻穗。可叹她是患过直肠癌作了手术的“残缺人”。
  在乡下无事可干的时候,父母就到城里儿女家中住几天。实在闲不住,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要去卖菜。于是,花八十元在批发市场买了两筐黄瓜,驮到农贸市场上零售。老两口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买卖,守着黄瓜,想吆喝,可就是张不开嘴。两天下来,瓜蔫了大半,只卖出了三五斤。最后,只好“出血大甩卖”,十元钱“批发”给了旁边的专业菜贩。拖着疲乏的身子往女儿家走,路上老两口一人凑一句,竟编了一首题为“卖菜”的歌:
  乡巴佬,进城来,
  学做生意卖小菜。
  只好买来不好卖,
  两人发呆像蜡台。
  走个人来请他买,
  回头就将手儿摆。
  本想搭车回农村,
  两个女儿不批准。
  父母共同创作的这首顺口溜,逗得女儿女婿、儿子媳妇们笑痛了腰。母亲说,这样的歌编得真不少呢!就说大前年二儿媳生孩子吧,按农村的风俗,孩子出生前,双方的父母都要提着糯米、红鸡蛋去看孕妇的,这叫“催生”。父母因要去亲戚家“赶人情”,耽搁了两天才进城,结果孕妇已变成了产妇———生了一个孙女。我家二小子落了个话柄在妻子手中———女方的父母早就将糯米鸡蛋提进了家门。父母刚进他屋,二小子对父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父母也顾不得生气,急忙跑到卧室里看儿媳和孙女。母亲偷偷地又编了一首歌:
  鸡蛋糯米提进城,
  一见儿子就挨训。
  挨了训来也高兴,
  添了一个小女孙。
  女孙生得实在乖,
  不久就会喊奶奶。
  看来,这是母亲单独创作的作品。她刚念完,屋子里又是一阵大笑。我问父亲,有没有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父亲呵呵一笑说:几十年来,我编的歌少说也有几百首,但都没有抄下来,有一些我还记得。他随口念了一首“分鱼”,讲的是生产队那会儿,队里堰塘里养了鱼,年终分鱼时,队长书记分鲤鱼草鱼,贫下中农分鲫鱼鲢鱼,其他社员分大头鱼等杂鱼的不公平现象:
  鱼在水中游九州,
  寸水能养九百九。
  哪家是你新主人,
  你就往他锅里游。
  大跟大来小跟小,
  鲫鱼跟着鲤鱼跑。
  剩下杂鱼无处去,
  随着大头把尾摇。
  这回,大家都没有笑。我打破沉闷,和父亲开玩笑说:你这还是一首朦胧诗呢!他不知所云。
  我的父母,生了我们兄妹六人,给这个不堪人口重负的国家,添了六张嘴,使自己的一生,像牛,像马;他们也向这个扫盲任务艰巨的农业大国,贡献了五个大学生,使自己晚年的脸上,有笑,有光。当我们和父母团聚时,注定了有多少骄傲,就有多少悲哀和无奈———为他们爱的伟大,生的愚昧。
  那年夏天,当我闲坐在曼哈顿街头的酒吧里,捧读一份《纽约时报》时,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了远隔重洋的父母。他们就在那个村子里过了一辈子。母亲只认识两个汉字———“男、女”,那是为了进城时别摸错了厕所。
  同座的美国人问我为什么突然泪流满面。
  我说:“我的母亲一辈子都不认识汉字,你这洋鬼子哪会明白!”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河神
  杨景民
  我到渡口时,已是黄昏。
  高原黄昏,天还甚亮,多有晚霞。可今天,晚霞不是红色,也不是金色,却是灰色。灰色晚霞是从雪山的西丫口上透过来的。离太阳近处,是白而亮的纯光,往下,就是浅亮,缕缕云丝像灰色的线,从那空白处抛出来。再往下,是灰色了。再深灰、深灰。深灰还不是黑。黑是要掩盖一切的。灰色却像亮光被故意遮上了一层薄薄的覆盖物,深处还是亮色,甚至相当的明。看惯了平日的大明大亮,倒觉得这灰色竟有着朴素的意趣。我就是趁着这灰色的晚霞来到河畔,来到这渡口的。
  河叫尼洋河。是整日在世界屋脊上欢歌不止的雅鲁藏布江的一个重要支流。渡口在河的中游,无名。汉族、藏族都只叫它渡口。尼洋河面通常很宽,可在这儿,由于一山之脚伸向河心,就窄,水也就深、就缓,平平静静,就像那个老成的船工的脸,表情藏到水的深层,只知道年复一年在这儿摆渡。白日,水在这里就是一块绿色的玉,船一移,河面的丝丝纹路就像碧玉的瑕线了。质朴、可人。这时,一条木船悠悠划了过来,船工背对我。我上得船,就掏钱问价,船工只是唔了一声,并不接钱。我想他不会不要钱。内地某些地方上厕所,现在还收几个大子儿,这都是当然的。船工也要生活的呀。恐怕过了河后他要收钱的。
  天渐黑,又没其他渡人,我叫他走吧,他还是不吭声。他引颈四望,像寻觅渡人。一身黑氆氇,显得庄重。他是慢慢转过脸来的。———哪儿见过?脸,不美,黑皮肤,对一切都漠然似的。他有二十多岁了吧?在哪儿见过呢?他并不觉得我的存在,只是自己已认为晚上无人渡河了,才摇起了桨。那划船动作却极利索,甚至有种凌厉感。这平衡了我的心,方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也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影从他身上托了出来。
  那是一位老船工。五十多岁了吧?人们都叫他河神。我认识他是在一个雪域的梅雨季节。雨很大。尼洋河似用它的张力撑开两山之间的河的上空,云层深黑,两山背景虽有些熹光,可那里的雨水更大。我冒着雨,跌跌撞撞来到这渡口。“文革”中,某单位的造反派要来抢部队的枪支,也就是要来抢我们工兵团的枪;因为有内线,得到消息后,我们连长改变了往日在他们光临之前把枪埋好的做法,让我把全连的枪捆成一包送到河对岸森林中的生产班去(那时工兵连枪极少)。我到渡口时,码头空荡荡,木船倒是兀自躺着。雨大极了,我呐喊。好久,那河神才从岸边崖石中的一个山洞里走出来。他穿着一身黑氆氇,并无雨具。开始慢吞吞的,可能是看清了我在指着帽子上的红五星向他求援,就几步到了船边,一个箭步,像一个张翅的黑鹰飞到船上,几下,船过来了。我上船。看他恐怕已有五十岁了吧?他一扬头使我想起《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敲钟人。人丑,但强壮。他见我那捆东西,疑虑不已。我又不好说什么。他像在担忧着什么。忽然,像军人发现了敌情,他一把抓起橹,摆起船来。船很奋进,几下,过了河。我扛起东西要走,被他一把拉到他栖身的洞子。外边一片雨声一片嘈杂声,是一行马队。许久,他们远去了,只有马队背上的马刀在雨中闪亮。我明白是河神救了我,就用还不太熟的藏语说:吐儿齐(感谢)!他像没听见一样,一挥手,似赶走麻烦一样让我走。第二天,我专门到渡口去,想看看他。那是一个有着金色晚霞的黄昏。尼洋河谷的山影、水光、树、草儿都泛着一层金的晕色。江声细小。脚儿踩在河边沙柳丛中的沙地上悄悄的……我悄然走了。以后遇到生产师农场一个写美术字的熟人,才知道一些河神情况。他说河神平时很少有一句话,谁也不知道他是哪儿人,只知道他早就在这个渡口划羊皮筏子,后来生产师在这儿建农场,他就被包下,当了农工,还干老活,只不过是公家的木船代替了他的小羊皮筏子。他除了几个月领一次口粮,从不到农场去。终身未娶。
  后来,我到内地军区工作。一晃又是十年多了,但他确实又太像他了。
  果真,我踩着灰色晚霞到了河那边的乡政府———这里地理环境不宜建产粮基地,农场早撤了,又改成了乡,才知道河神早在前几年就已谢世。他得了什么病,从何时得的,人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一个金晃晃的黄昏,看见他撑起病体,划着船到了河心,然后从船帮边扑向尼洋河,变成了大河一滴水。不久,就有一个小伙子从并不遥远的山沟里到了渡口,来划船。他还不划大船,划羊皮筏子。日复一日。并不收船钱,有糌粑吃就行了。也不多言。但他说过那深山里有他的母亲,母亲一日对他说你到那渡口去摆渡吧,他就来了。母亲告诉他说她从此就死了,不要他再回去。他听母亲的话,从未离开过这码头。
  显然,他是河神的什么亲人了。
  我心有些颤栗。
  从乡里回来,我仔细打量这年轻的船工。那敲钟人的面孔仍然有些黧黑,可线条却像花岗石划过的,胸部的腱子肉绷着力。他是太像河神了。但他比他的眼睛有神。我书生气十足地直接向他打听老河神。他不置可否,摇摇头,就没有再理我的意思,只是一个劲摇船。仍然是个黄昏时刻。这里两岸仍驻有不少部队,人们像是看惯了当兵的,并不太注意我的所作所为。几个同船的藏族少男少女只顾说自己的,或聚首低语,或开怀而笑。船工听到笑声,船就划得愈快。好像那欢声、笑语都是他摇出来的、划出来的。那水面上不断有扩大的波纹的河水(准确地说像是潭水),像时兴的立体声大密纹的唱片,录下了人间这美好的乐章。昨日黄昏,昨日晚霞。那灰的光亮映在船工的脸上,使人常看到托出的另一个人的模样。他是河神。他是去了。不过,有河就会有河神。我对着江水自语。江水无言,只是流,还泛着那灰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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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暖雪之思
  周熠
  人生面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天天都有新感受。虽久不作文,文思欠通,可眼前,这场不期而至的春雪,倒动了三分文兴。早有人说过,雪最讨人爱,最具诗意。因此,关于雪的诗文多多。泰戈尔见雪生情,“那白雪的洁净进入了我的灵府。”鲁迅称誉雪“是雨的精魂”,“滋润美艳之至”。巴金说那满地的落雪“像洒满了白糖似的”,语近平实,却多了童话的想象。《水浒》中忙于写人,描景极简:“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被金圣叹评为:妙绝!我这回的写雪,不敢附庸大家风雅,却是别有一番人生体味。
  本是经典的阳春三月了。白河的柳已悄然摇绿,公园的桃花也正艳若佳人,所谓“春在枝头已十分”吧。街面上女人们抢先穿起裙裾,暗香波动色彩,将春天充实得更富性感。便是恪信“春捂秋冻”的我辈,也开始谨慎地减裁臃肿了。可是,蓦然,遥遥地寒流袭来,下午,先是起了风,继之飘起了若无若有、欲连欲断的春雨来了。然而毕竟是三月,风已不再上身,雨也带了温情。古人所吟“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即指此。而到后来,雨中渐渐有了雪的影子,薄薄的绒绒的碎雪点缀其间,改变了雨的线型结构,代之以旋转、摇曳之态了。终于,高处不胜寒,密的雪花取代了疏的雨丝,天地间尽成了纷纭迷离的暖雪。但因地面气温尚暖,故而,尽管空中纷纷扬扬,晶莹闪烁,到地上则统统融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于是,人人都有了诗兴,心中兴叹:真妙呀,这三月的桃花雪。
  然而,黑夜总诱使生灵的个性和欲望得到膨胀。无声的落雪进入夜晚,更加恣意奔放,愈下愈紧。就在这茫茫苍穹间,由雪们谱写的迪斯科的浓艳的旋律里,或严肃或深沉或风流或多情的人们,相继都沉入了酣畅多彩的梦湖的时候,我独醒着。不是高明,是正值夜班。朝窗外瞥去,在街灯的射映下,雪愈发下得缜密而匆忙。打开窗,天地一片圣洁的白,松柯竹枝上,峨冠博带,层层叠叠,不堪负重。因气温转低,地面上已是厚厚的一层白。
  两点,下班回家,车轮轧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噌噌的钝响。车灯照射的前方,千万个银蝶飘飞,令人眼花。那轻佻开放的雪影,使人想见那失去约束的歌舞厅。摇下车窗,路旁的梧桐树,粉妆玉琢,高深莫测。我让同行们赏雪,回答说:冷啊,小心。
  是啊,暖雪成了冷雪,冰冻。据气象部门预报,由于寒流和这场风雪,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这将对将起身生长的麦子造成危害。人亦如此。翌日,我的头便隐隐作痛。不是弱不禁风,是两月前因颈椎出点麻烦,右脑神经时不时疼痛,刚刚治愈,还不算除根。我下午再去卫校。那位术业有专攻、身手颇不凡并善解人意的大夫,以其三月桃花般的微笑再次为我按摩,消除痛苦,并嘱我要注意些,特别在这乍暖还寒的季节。我点头诺诺。
  也算是“痛定思痛”吧,这件事让我在琢磨,雪是美的,富于诗意的。但如果这美表现的不是时候,不合时宜,美也会成为一种伤害。换言之,美到了极致,也会走向其另一面。自然与人与物是如此;人与人,甚至男人与女人之间,大抵也如此。
  然而,无论如何,雪本身所具有的美的艺术价值,则毋庸置疑。人的爱美,也没有错。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我们在严寒中锻炼青春
  程树榛
  我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在遥远的北方富拉尔基一家新建的工厂工作。当年的富拉尔基可不像今天这样是名震中外的现代化重工业城区,而是人口不足千人的达斡尔族同胞聚居的小渔村,蜗居在嫩江拐弯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年月了,无人理睬,无人知晓。
  我们初到富拉尔基时,生活条件很差,七八个人挤在一间低矮的窝棚里,棚顶是用薄薄的麦秸稻草铺盖,四周是土坯垒起的墙壁。白天温度较高还可以忍受,但是一到夜晚,特别是三九严寒的冬天,朔风从房顶和墙缝中袭进室内,直往被子里边钻,任凭怎样掖紧也无济于事。没有法只好一齐把被子摊开,摞在身上,我们则互相紧紧地挨着,用体温驱寒。说来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相信,当时我们并不感到苦不堪言,倒觉得乐趣横生。记得有一天冬夜,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五十摄氏度,冻得我们怎么也无法入睡,只好起来围被而坐,口里不断地咒骂这鬼天气冷得如此无情。可是,同室的一位从江南某大学分配来的老兄此时居然诗兴大发,竟作起诗来了,而且当场进行朗诵。事隔四十年,诗句我大都忘却了,但其中有一句却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呵!冷一点算什么?
  我们在严寒中锻炼青春。
  这首很平常的诗作,很快地在我们厂里的年轻人中间传开了,几乎人人都会背诵,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当时,我们虽然工作在厂内的不同岗位,除了住集体宿舍之外,每天早晨还一同到室外进行体育锻炼,或跑步,或做操,或攀双杠,或玩吊环。那才叫冷呢!哈气成霜,吐水成冰,寒风吹到脸上如针刺的一般。因此,出得门来,全身从头到脚要作“全方位”的包装,即使这样,我们每天照例早练不误;有睡懒觉不起的,被子便会被伙伴给掀掉,让你根本睡不下去,最后还得乖乖地和大家一块儿出去。也许是出于年轻人的好强,我们偏偏选择最冷的地方去锻炼。比如,嫩江的岸边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场所。那儿无遮无拦,寒风顺着江面上厚厚的冰层吹过来,像刀子一样硬往里边皮肤上钻。可是,我们就是迎着风在岸上跑步,或者“就地取材”,利用岸边的林木树杈上下攀缘。要是有谁说个冷字,马上就有人把话递送过来:伙计,冷一点算什么?我们在严寒中锻炼青春!
  这话还真灵,之后,再没有人叫唤冷了。
  那时,我们也经常举行晚会。不过,由于当时尚无现在如此之多的厅堂馆所,晚会只好在室外进行。好在住处不远便是甩手无边的大草原,可以无偿地提供晚会的会场,人数多少不用限制,更不收门票,所以到的人很多,玩得也很热闹。我那时身上虽然因反右派时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而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但浸沉在大伙儿共同营造的愉快氛围中,也不再颓萎不振了,觉得生活的天地仍然是很广阔的、美好的。人们之间并不全像开斗争会时那样彼此虎视眈眈;而抛却某种人为的相互争斗的畸形心态,恢复正常人应有的彼此信任和友爱的理智,在为开发边疆、建设祖国的共同理想召唤下,会将命运之舟共同驶向幸福的彼岸。特别是当我们的那位江南诗友又扯起大嗓门朗诵他的那首已为大伙儿所熟悉的诗篇时,我立即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联想: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这首诗了。于是,我也把自己的心声融进众人已经共鸣的声浪之中,只听整个大草原都在震荡着同一个声音:
  我们在严寒中锻炼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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