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巴塞罗那的梦幻世界
章云
巴塞罗那是座世界名城，文人们称它为“欧洲之花”，商人们称它为“地中海之船”。它是西班牙最富裕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首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作家塞万提斯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我对它仰慕已久，终于有一天来到了它的怀抱。我在“朗波拉”大道上漫步，在哥伦布纪念碑下流连；我还到毕加索故居去瞻仰，最后来到蒂比达博山顶上向全城眺望。
我发现，我过去对巴塞罗那的了解是多么地肤浅，对它的认识实际上只停留在它的表面。就整体市容而言，它确是一座纯欧洲式的城市，处处见教堂，时时闻钟声，罗马、哥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的建筑比比皆是。但是，巴塞罗那远远不止于此。它那深邃的文化内涵远非一个匆匆过客所能窥视，它那梦幻般的艺术世界更非浮光掠影般的游览所能深入。特别是在它的新区里，一些奇形怪状的建筑和雕塑会不时地映入眼帘。首先是那座代表巴塞罗那陆标的著名的“神圣家族”教堂，它那8个光怪陆离的尖塔像一根根从泥土里钻出来的巨大竹笋，茁壮向上，直指云天；奎尔公园里的那些色彩斑斓、造型古怪的建筑和雕塑，像一个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天真烂漫得让人忍俊不禁；即使在大街上，也能看到一座阳台像死人骷髅或窗户像女人红唇的大楼；也会看见街心公园的水池里竖立着一座像《女人和鸟》那样轻重倒置的彩雕；甚至在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广场的草坪上，也能看见一座比例失调的人物雕像。所有这些建筑和艺术，它们或由于过度夸张而显得荒诞不经，或由于太过幼稚而显得原始笨拙，都使初来者始而瞠目结舌，继而哑然失笑。
直到上个世纪末，巴塞罗那同欧洲其它城市还没有什么两样。随着西方现代工业从巴塞罗那开始进入西班牙，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化艺术也从这里打开缺口。它们一经与加泰罗尼亚人放荡不羁的独立个性相结合，随之产生了浓厚的自由主义的文艺气氛。没多久，要求打破几个世纪来封建王朝对文化艺术的封锁和禁锢的呼声日高，一批现代派的画家和建筑家应运而生。他们在绘画和建筑艺术上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相继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
毕加索是举世闻名的抽象派画家，他虽然出生在西班牙的南部，但在巴塞罗那整整生活了9年。在他故居的画展里，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加泰罗尼亚人的个性。特别是在他那幅曾令全世界倾倒、纳粹分子惊恐的《格尔尼卡》中，那些错体的人和错位的物，无一不体现了这位超现实主义大师的艺术天才和一个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思想。在他之后，高迪、米罗和达利这些掷地有声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名字相继出现在近现代世界艺术史上。我曾多次在高迪创作的“神圣家族”教堂里和奎尔公园中驻足观赏，他巧妙地采用表现加泰罗尼亚山丘和海滨特点的象征手法，令人难以置信地展现了一幅幅奇特的超现实主义画卷，充分体现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强烈个性。米罗的作品遍及巴塞罗那，我在飞机场的陶瓷壁画里和“朗波拉”大道的马赛克路面上都看到了它们。这些画构图虽然简单，却融合了活泼、幽默、轻松和优雅，给人以欢快的感觉。但他的那些“梦幻画”不重视任何实体，只用心灵的幻觉和符号作画，让人看后如堕五里云雾之中。达利则更甚之，他用一种自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身诱发幻觉境界后作画，以努力证明“人的潜在意识超乎理智之上”。其实，在他那个作贱自我和游戏人生的内心世界里，蕴藏着一颗不随声附和、不亦步亦趋的加泰罗尼亚之心。连弗洛伊德都说，达利“是西班牙人的经典楷模，一个不折不扣的狂人”。对这些看似狂人、实为天才的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们，巴塞罗那人对他们十分敬慕、崇拜，并引以为荣。据说，高迪1926年去世时，几乎有一半巴塞罗那人为他送葬。
无论是毕加索或高迪，无论是米罗或达利，加泰罗尼亚人在艺术上不生搬硬套，不机械模仿，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独立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但也无需讳言，那种把艺术创作视为想入非非和随心所欲的做法也并非总是可取的。因为，离了谱的荒诞和怪异，过分夸大了的原始和笨拙，只会使自己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生活。事实上，即使像毕加索那样的名画，虽然在艺术上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但后世的人们还是将它们作为珍品加以收藏和欣赏的居多，刻意摹仿和实行的毕竟是少。高迪的建筑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在巴塞罗那被视为神圣，但毕竟是成本太贵，设计过繁，客观上不适合于大规模推广。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巴塞罗那城市的点缀和旅游的景观，甚至不可能走向全西班牙。（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培养学生“三强”
李学江
和来国外的中国留学生聊天，话题往往涉及到中外教育的比较。同西方国家的学生相比，最让中国留学生感到自豪的是三好：基本功好；书本知识好；考试成绩好；但最让他们觉得自愧弗如的是，外国学生有三强：创新能力强；动手能力强；演说能力强。这样的差别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问题一直引起笔者的兴趣。
不久前，笔者与一位从国内来堪培拉高中就读的学生华华谈及两种教学体系的区别，她不假思索地说：这里的高中既没有固定的班级和教室，也没有必修课，全根据自己对未来的打算选学，而大多数课还没有课本，学生学习主要是靠自己，靠图书馆。
她告诉我，她选学了法律课。上课时，老师只是提纲挈领地对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作了个简要介绍，或印发几页有关材料；然后就是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去做，至于答案在哪里，全要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查阅书籍和资料。说着，华华搬出了她借到的几本法律书给我看。我再看老师出的题目，是找出欧美两种陪审制度的优缺点，并提出你自己的改进建议。华华告诉我，她的会计课的作业是要求学生采访一个会计，然后就会计工作的性质、目的、所提供服务以及最近的技术进步给会计工作所带来的变化等，写一份1000字的报告。
报告完成后，学生将在课堂上面对师生，就采访结果作10分钟的讲述。讲述时要求配上有关的图表幻灯片等，俨然是一场专业性的学术报告。而听讲的师生们则人手一个评分表，对讲述者表达的清晰度与条理性、分析的透彻性和逻辑性、说服力，甚至眼神表情、身体语言、自信程度等分别给出分数，并作出评语。在这里，结论正确与否不论，只要求言之成理，越是独树一帜，越有独到见解得分越高；重复书本或他人则会被认为无任何价值，因为要求学生贡献的是他个人的那份创见。由此可知，外国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及即席演讲能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了。
眼见为实，为此我实地走访了一所公立学校。这所名为“湖畔高中”的学校有6座教学楼，回环相连，临湖照影。校长约翰·西告诉我，学校共有70多门课可供学生选择。这让笔者吃了一惊。校长接着说：除文理艺术各科外，还有诸如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电视、摄影、广告等）、时装设计、铁工、木工、汽车修理，甚至潜水训练和飞行等课程。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兴趣，在这里没有找不到的课程；只要你想工作，在这里没有学不到的技能。校长告诉笔者，在这里想上大学的一般都能入大学，但远不是人人都想上大学，上大学的仅占30％多，更多的学生想早些工作，有些课程就是为满足就业需要设置的。比如在全校875名学生中，参加工程设计及其他技术课学习的有370名，学习大众传媒的125人，服装设计的50多人。也就是说，学校的路通往社会的四面八方、行行业业，学生们并不挤在上大学这一条独木桥上。
当校长带笔者走进一个走廊时，突然飘来香味，传来笑语。走进一看，原来是个巨大的厨房，数十个电灶，十几个学生正在煎炒烹炸，跟着教师上烹调课。另一个车间里，一个教师和三五个学生正围在一个打开前盖的汽车旁，听发动机故障修理课。最引人注目的是制陶车间，有的学生在伏案作画，有的在捏泥巴，有的在焙烧炉前烧制。课桌上，书架上，到处都是学生们制作的陶器，光怪陆离，色彩纷呈，有的足可以当手工艺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参观完学校，我陷入了沉思：中外教学应该说各有所长，国外不太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学生过于自由，有的学生功底还没扎实，就急于求异创新。而我们则正好相反，过于注重本本和教条，往往束缚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如果两个体系能增加交流，以长补短，是不是可以收到相得益彰之效呢？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毕业典礼
李彦春
3月，参加某日本语学校的毕业典礼。这是一所基督教组织办的学校，典礼大厅内七色彩带层层环绕，灯笼鲜花松枝工艺品充塞各个角落。校长上田美保一袭藏青套裙，微笑着颁发毕业证书。印度纱丽、朝鲜长裙、中国旗袍等婆娑上台。当韩国人金玉顺身着橘红长裙接过证书时，上田破例拥抱了她，金玉顺低头无语。
司仪宣布1997年度唯一优秀生金玉顺致辞，只见金快步上台，她先向上田等教师深深鞠躬，后缓缓开口：“我来日本半年，在先生们的教授下，日语水平提高了，真诚感谢先生们。”她再鞠躬，“本来预计学习一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经济原因，我只能提前回去了，请你们原谅，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回国后，我希望互相通信，如果各位有机会来韩国观光，请与我联系。补充一句，韩国的经济3年内会振兴的，我相信，也请诸位相信。”
23岁的金玉顺1997年10月入学。她做自我介绍时，流畅的日语立刻让同学矮她半截。她谦逊地对大家说：“是朝语语法与日语语法相似的原因。”日语教师偏爱她，当大家困惑时，教师常常把头一偏：“金桑，你来回答。”
12月，金玉顺的作文内容全部是对韩国经济状况的分析、焦虑及对家庭、个人前途的考虑。第一次作文发表会，她的讲演令全班动容。她说：“上周，我遵母命把祖传白银戒指寄回国了。目前，我国发起捐献财产和献血运动，母亲捐了结婚戒指、手镯、项链，父亲、哥哥也献了血。母亲说国家电视台每天播放‘海外留学的学子们，请回国’的广告。家人让我自己考虑去留，他们虽然没谈经济，但我感到还是……窘吧……”她讲演始终，同学的目光在她右手中指上扫来扫去。二次作文发表，金玉顺已决定听从政府召唤回国。
“乔旺来了！”有人惊喊。泰国人乔旺身穿浅蓝工作服冲大家挥手。他3个月前因无钱交学费而退学，现就职于一家食品公司，业余教授英语。上田给他夹了一盘寿司，迎上前关切地问：“抽空来的？脸色不好。”乔旺捋捋头发：“嗯，常加班。”他踮脚观察一周，问上田：“怎么不见瓦伦？”上田表情无奈：“上个月他回国了。”
瓦伦来自印尼，刚入学时，比划着手势，站立着大声说他日语学校毕业后就考大阪大学医学部。做医生在他家乡有钱又受人敬重。因他祖母患有严重糖尿病，瓦伦甚至设计了专攻课题———糖尿病。课余，常见瓦伦捧着英文版的医书翻看。然而，一封家书使瓦伦不辞而别。听上田说，瓦伦祖母病重住院，需人照顾，加之印尼盾急剧下跌，医疗费与学费难以得兼，瓦伦父亲放弃了学费。
乔旺躲开人群，推开教室门，在他从前的椅子上坐下。巴西人欣嘉跟进去挨他坐下，轻声道：“今晚加班吗？请个假吧，我和鲍毕请你吃巴西料理。”
欣嘉20岁，日裔三世混血儿，黑眼、卷发、棕肤。1997年3月她和同是日裔三世的男友鲍毕来日寻亲和学习。欣嘉进了日本语学校，鲍毕白天在一家电脑公司做录入员，晚上教授葡萄牙语。来日后，欣嘉拿着奶奶的手谕敲开众亲戚家门，但事实令欣嘉眼神暗淡。亲戚们唤她欣嘉桑，而不认同她的日本名字富士纯子。闲聊时，问她：“你们巴西如何？亚马孙河怎样？……”梦想在第二故乡成为富士纯子的欣嘉被亲戚们有礼有节地还原为巴西人欣嘉桑。
入学时，她印制的名片上有富士纯子、欣嘉两个名字，半年后，再印名片，日本名字消失了。欣嘉的父亲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在他的杂志上发起“保卫亚马孙森林”的运动。她回国如找不到合适工作，就协助父亲做力所能及的事。
《送别》的音乐缠绵柔情。欣嘉剥了块糖给上田，邀校长游览圣保罗和原始森林，并请她帮助搜集日本森林保护法、规章制度之类的文献，上田满口应承：“下个世纪去，你给我当导游的时候，我不希望看到哭泣的亚马孙。”
“下个世纪来中国吧。”5个考上大学的中国人把一床大红苏绣百子图被面递给上田。36岁的上田持独身主义，学生多多益善是她的终身目标。5个中国人劝她：“放弃独身，早择佳婿，共结连理，子孙绕膝。”上田仰头大笑：“都说下个世纪是中国的，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日本，那就拜托你们给我找个中国丈夫。我会点中文，去中国相亲没问题。”
“真的？好说！”5人齐拍胸脯。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博物馆里寓教于乐
管彦忠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怀着浓厚兴趣步入加拉加斯儿童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里观众参观展品、听讲解员介绍情况不同，这里的青少年观众可以动手实践，在生动活泼的娱乐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
儿童博物馆设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中央公园区的两座四层楼里，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分为物理、生物、通信、生态、宇航等部门，展品有600多件，附有简明准确的说明和活泼的图解，可以进行500多项与科学技术有联系的实验，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物理馆里，几个孩子坐在汽车里，一个女孩把住方向盘，辅导员为她系上安全带。车子前方高处的大屏幕放映录像带，音乐声起，解说员在汽车“行进”的过程中向小观众介绍汽车结构和交通知识。旁边陈列着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等零件。另一角上，在模仿钻石分子结构做成的高大有机玻璃模型内，几个孩子在里面爬上爬下，有的在做光与色彩变化的实验，有的在体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有的在试验电路串联……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家长高兴地陪着他们做实验。
委内瑞拉是石油大国。博物馆里陈列着石油井架、油罐、炼油厂等设备的模型，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石油对国家的重要性。六年级女学生阿德里亚娜在操作计算机“找石油”，她按照程序移动鼠标，屏幕上出现飞机勘探、打井、采油的图像。最后石油顺着管道上升到了油罐里。电脑打出“祝贺你找到了石油”的字样，并将她列入10名“最佳采油工”名单。阿德里亚娜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声叫妈妈快来看她的成绩。
通信馆吸引的观众最多。小观众们在这里学到运用先进技术传递信息的知识。一个小男孩在做识别日常生活中各种噪音的游戏，爸爸在旁边不时指点一下。在相对设置的两个大圆盘处，两名学生在对话，了解声音传播的知识。在电视转播室里，一些孩子坐在地上接受“采访”，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他们，旁边的电视机屏幕上映出他们的形象，家长们隔着玻璃窗看，满意地笑了。有的小观众按动模型电钮，了解从加拉加斯怎样与其他城市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进行联系。有的学生通过因特网专心地查找他们有兴趣的信息。两个学生在打电视电话，高兴地互相问候，图像虽小，可看得一清二楚。
生物学是生命的科学。小观众们在这个馆通过实验和操作各种模型，得到下列问题的答案：我们从哪儿来？世界上的动物和植物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如何繁殖、生长和发展等等。这里还教孩子们如何保护牙齿，如何保持身体健康，让他们学到在课堂里学不到的许多实际而有用的知识。
博物馆的第四层是生态馆，多幅彩色图片和一部录像片“到一个神奇的国家旅行”，使观众形象地了解国家的基本面貌，包括历史、自然资源和各地的风俗习惯等。在水资源利用的模型那里，向导绘声绘色的讲解，使孩子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从小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这里还有小种子站和小苗圃。
1993年，博物馆建新楼增设“征服太空”馆。这里可以进行30多项实验。孩子们身穿太空服，在轻微摇晃的航天飞机模型里学习宇航知识；登上“阿波罗号”体验登月的探险经历；通过电脑驾驶宇宙飞船“遨游太空”。世界宇航科学的发展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
博物馆聘用70名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担任“向导—朋友”。他们经过培训后上岗，任期一年，领取适当的报酬。他们身穿黄夹克，辅导学生做实验，进行讲解，热心为观众服务。
儿童博物馆的经理帕雷德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博物馆由儿童基金会主办，对象是6至14岁的中小学生，作为一个教育和娱乐中心，目的是让学生在实地操作中了解生活和科学现象，在消遣的环境中学习科学知识。1982年开放以来，已有400多万人参观过，包括来访的一些国家元首的夫人。现在每天接待2000人左右，大部分是学校组团参观，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资金来自公共机构和个人赞助，政府拨款只占小部分。馆长是卡尔德拉总统的夫人阿里西亚·彼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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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罗公学名人辈出
陈家生
伦敦有一所闻名遐迩的中学，曾培养过七位首相、一批将军和几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它就是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哈罗中学。去年底的一天，我们参观访问了这所公学。
哈罗公学创办于1571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中学。它的学生不多，目前在校生仅785人，但校园面积很大，有485英亩。站在校门口极目远眺，4公里外的草地都还属于校园范围。校园内古老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比比皆是，全校光图书馆就有20多个，其中一座靠近路边的图书馆，像个富丽堂皇的艺术馆。校园里有好几座教堂。靠路边的一座，是建于1572年的古老教堂，规模很大，前边墙上挂满了各种宗教题材的油画。除了基督教堂外，还有伊斯兰寺院、佛教的庙宇，供各种信仰的师生前往礼拜。
学校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学校办公区，有一座两层的办公楼。据说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克伦威尔将军来到这里时特地要求建造的。该楼所用建筑材料十分“特殊”：二楼会议室的楼板，是用海船上的船板修建的，有的木料是从伊丽莎白一世房子拆过来的，屋中的壁炉，也是从亨利八世皇帝房子中移过来的。楼上校长旧办公室里摆着两排各式各样古旧的坐椅。原来，当年学生到学校念书，都要自带凳子。学生毕业后，这些椅子就留给学校，由学校妥善保管。现在排列在这里的第一张椅子，就是邱吉尔首相1892年在这里念书时用的。他在这里一共念了5年。除了邱吉尔外，英国首相张伯伦、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也都在这里念过书。发现原子裂变原理的原子弹发明人莱雷也曾在这里求学。
在校门口一间小屋里，一位负责学校文物保管的老师傅士百夫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这位老师傅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用200多年前制造的木棰和凿子，把每年入学的学生名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并将这些木板悬挂在校园各处显眼的建筑物的墙上，以示纪念。
在一幢教学楼的旁边，学校还保留了一间建于1571年的古老教室。这座教室没有桌子，只有用长木板钉成的长凳。这就是学生上课用的座位。由于没有桌子，学生书写时只得用膝盖当书桌。教室前面有一张十分粗糙简陋的硬木讲台，旁边放着一顶高帽和一把由细竹条绑成的竹鞭。高帽是校长专用的，上课时，校长就戴着高帽站在讲台上目视四方，维护课堂纪律。竹鞭是校长用于惩罚违纪学生用的。讲台正对面，才是上课教师的座位。在教师座位的旁边，还有让被体罚学生站立示众的位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间教室的一面墙上，至今还保留着邱吉尔当年念书时偷偷写下的名字。这一淘气行为产生的“作品”，如今却变为一个特殊的文物，成了邱吉尔留给母校的一个别具一格的“纪念品”。
哈罗公学十分重视学生的文娱体育活动，以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与艺术才能。在饭厅前面，有一大片绿地，那里有平展的英式足球场和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经常举行各种球类比赛。学校还是欧洲板球运动的发源地。在学校办公楼下面，有一堵高大斑驳的石墙。据说，这就是当年板球的撞痕。为了让学生能够开展经常性的艺术表演活动，学校特地建造了一个精致的小剧场，可容纳400多名观众。每周两次，由学生业余剧团上演莎士比亚剧作等戏剧。我们到小戏院时，看见有十几位学生和教师，正在紧张地布幕与装置灯光、音响。据说当天晚上就有一场精彩的演出。
走在绿茵连片的哈罗公学校园，古典建筑不时映入眼帘，感觉正在参观的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座弥漫着英国历史文化气息的教育博物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计算收入的木偶钢琴家
庞中英摄于奥地利萨尔茨堡街头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儿童时装表演 侯树人摄于德国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