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深化财税改革 振兴国家财政
□徐佳蓉 马拴友
在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和中国财经报社联合召开的“财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化财税改革、振兴国家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与会者认为，近十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由1980年的25.7％降为1995年的10.7％，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在以收定支原则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下滑，由1980年的27.2％下降为11.7％。在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下，出现了财政收入慢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慢于财政支出增长两种反差，财政收支矛盾相当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公共分配机制没有理顺，政府分配关系混乱导致财力过散，财政职能未随着市场化进程而调整。因此，振兴财政的关键在于集中财力与职能转变。
在财政职能转变和支出结构调整方面，与会者指出：首先，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转变财政职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发挥着促使资源有效配置、保证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稳定及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国民素质的职能。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职能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重要了，应该大力强化。但财政职能的强化不等于财政职能范围的扩大。财政理论与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财政职能范围既有扩张的一面，也存在收缩的一面，要在变革中不断调整。目前我国财政职能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而相应调整，依旧保持着统收统支时期的范围。这就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增加支出的客观需要一起导致了支出规模的超常增长。因此，财政要走出困境，强化自身职能，就必须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及时调整和转变职能范围。其次，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这是转变政府财政职能的基本要求。一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财政支出膨胀；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进行实质性的精兵简政。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强化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集中财力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充分发挥财政的结构调整作用。
在理顺分配关系、集中财力方面，大家认为我国财政收入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在于财力过少而是因为财力过散。单就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看，中国在1996年为10.9％，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8.7％和发展中国家平均35.3％的水平；但若综合考虑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因素，中国的财政收入并不低，约占GDP的27％。目前，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手中的职权以各种名义向个人收费、摊派、集资，除了少数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外，绝大部分由各部门自行分配使用。这种政府分配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我国分配关系混乱和财力过度分散，既严重侵蚀了税基，造成财政难以统筹国家财力，形成政府系统内苦乐不均、风气不正现象，也给浪费和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应该加以规范管理。集中过散的财力是振兴财政的核心，集中的途径是整顿分配秩序与加强税收征管相结合，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及财政部门与各主管部门的关系。其中，整顿分配秩序是增加预算内收入的前提，加强征管不仅直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有助于分配秩序的好转。
振兴财政的标准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正确处理也是振兴财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与会者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是成功的，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由改革前的22％提高到50％左右，增量分配中中央的比重提高得更快，纵向集中初见成效，明显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实力和调控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有利于整个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但目前分税制仍然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的缺陷。其一，分税制的事权划分应十分具体而明确地落实到每一级政权、每一级财政，并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而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尚不详实，这也造成了支出随意性大、约束性不强、支出规模难以控制。其二，完善的分税制要求实行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各地的财政能力差异。而我国当前的税收返还制度，并不能有效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另外，专项补助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这样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使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很好贯彻，而且公平原则亦没有充分体现，地区间财力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其三，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划分办法不尽合理，像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这种宏观调节作用强的税种却列为地方税或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很难发挥它们固有的作用。因此，专家们提出，事权划分必须规范而具体；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打破既得利益，将增量分配和存量分配统筹考虑，按因素法计算确定各地的支出水平和转移支付数额；建议将固定资产调节税划为中央税，将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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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略论国家经济安全
□庞中英
安全，一般指社会行为主体没有或很少受到威胁的生存状态。在传统观念中，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军事力量的稳定和强大能够确保国家不受外来力量的进攻，非军事因素引出的国家安全问题非常不突出。确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安全概念的形成主要受制于国与国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人们常常把安全与对一国边界的威胁相提并论。
当今世界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也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广泛含义。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许多非军事因素，其中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就国家而言，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金融危机、失业、生态灾难、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冲击等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以及一国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国家既要保护、调节和控制国内市场，又要维护全球化了的民族利益，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实现国际经济合作。前者是在国内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后者是在国际上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保证全球经济的自由和有序。
最近人们强调经济安全，好像这是一个新问题。其实，经济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国家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到国家政权与其经济生活紧密相联；从追求比别的国家更高一些的增长速度，到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军事竞争；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现代化）的责任到由此而增强国家的实力，无不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切经济政策或在其控制、管辖下的经济活动都要服务和服从于最高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民族国家的职责不仅是维护本国的军事安全，更重要的是保证本国的经济繁荣和维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自本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一旦遇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民族国家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或者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二战后，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完整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通过各种工具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艰苦的多边贸易谈判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后，一些国家又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维护经济安全的手段，诸如加强教育与培训、建设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重视国家在增强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总之，这些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经济安全问题。
193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政府应尽可能追求自给自足。他相信在缺少有效国际权威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单方面行动以克服大规模失业，认为只有政府干预经济才能提高有效需求，以便解决国家存在的急迫问题。但到了1945年，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凯恩斯在内，他当时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之一）反而坚决认为，任何经济保护主义的复兴都是对新国际秩序的威胁，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经济生存，因为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关税战的蔓延、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其它以邻为壑的政策，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经济上失败、政治上法西斯主义崛起以及最后导致世界战争的原因。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盟国在战时的1942年就开始了国际经济领域的和平努力，以建立一个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体系，使保护性和侵略性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再复苏，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安全环境。但是，由于各国利益上的矛盾，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极为复杂的。
奠定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安全环境的关贸总协定（GATT），目的是拆除一切贸易壁垒，但它还是留下了诸多例外条款。这些条款明确写在总协定的文本中，以便参加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国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援引这些条款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安全。最惠国待遇是GATT中的最基本条款，但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则例外，这就使有关国家可以通过结成贸易集团来确保经济稳定，降低外部经济威胁。GATT的国民待遇条款也有两个例外，即政府采购本国商品和允许对生产者进行国内补贴。其它例外还有关于允许政府在其国际收支不平衡、影响国内就业时采取保护措施，允许出于经济发展的目的保护幼稚工业等的规定。与传统国家安全最直接相关的重要例外，是关于各国出于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考虑，可以对有关物品和原料的贸易进行限制、撤出单方面的市场让步这一规定。这些例外情况表明：经济安全一直是国家利益的中心，国家安全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关系中。
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安全之所以受到各国的空前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到目前为止，虽然各国面对的经济安全问题不尽相同，但以下一些内容是共同的：
第一，如何确保市场和资源供给的安全。扩大世界市场、保证资源供给的安全一直困扰着各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通观世界近代史，市场、能源和原料的供给曾是许多国际纠纷、民族冲突甚至战争的起因。二战中的《大西洋宪章》就有要求签署国“为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不分战胜国或战败国，都有进一步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原料的同等机会”的条款，它是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体制的基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其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导致世界大战的极端经济民族主义，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确保西方国家特别是依靠自由贸易的欧美国家的经济安全。到了70年代，作为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掀起的“国有化”和限制跨国公司运动，使市场和资源供给安全问题重新表面化。其中，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罗马俱乐部”关于世界资源供应行将枯竭的预测，美国为避免“无法接受的”国内价格上升而对一些农产品实行出口管制，各国对海洋资源主权的争夺等均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挑战。80年代，两伊战争、美国在伊朗的受挫、苏联入侵阿富汗，再一次使市场和资源安全保障居于各国政策的前列。在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维护西方世界的能源安全。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相继成功，也引起了西方国家对市场和资源供给安全的极大关注。
第二，如何保持一国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保障，经济是否发展、竞争力是否增强本身就是国家是否安全的一部分。这种经济安全观在今日的美国已为许多人所接受。冷战刚结束时，美国一度流行用“地缘经济学”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舆论，把国际竞争力当作当今地缘经济学的主题。克林顿总统不仅把经济安全当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且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公司，多次强调“美国的竞争力问题”。学术界和传媒更是呼声甚高。1993年，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为何国际支配地位至关重要》的文章中明确提出：“经济活动确实可以是最重要的实力之源。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可能处于军事对抗的新世界中，经济力量将是决定国家是处于支配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因素。”亨氏甚至宣称：冷战并没有结束，而是以大国的经济战取代美苏争霸。“日本的战略就是经济战争战略，日本的言行都明白无误地指出美日处于冷战中。”实际上，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的结合上，近年来的美国政府就是这么做的：在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同时，积极参加和企图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和美洲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区域经济组织，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美国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还制定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家出口战略，以新兴市场为目标，“动员政府各级领导人为了美国企业而奋斗”，“通过贸易和商业建立一种机会与和平的新结构”。
第三，如何处理好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无疑可使各国经济从中受益，但全球化的逻辑是无边界化，它必然向国家主权和其控制力提出无情的挑战，对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西方跨国公司占领和冲击其市场是必然的。全球化的世界资本市场的资金大都追逐投机性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甚至导致金融和银行危机。由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沉重的外债压力下，而这些外债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的，因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它们总是与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监管全球私人资本流动，保证各国的经济安全显得十分迫切。不过，虽然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日显必要，但没有几个西方金融大国的合作，以及南北的协调，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处理好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防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时代没有绝对的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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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动态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几种看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概括起来，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认为亨廷顿关于冷战后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战争原因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其主题是以文明冲突消解国际政治的真实意义。他的用心所在是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他以“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且又暗含着“文明末日论”的学说，来图解活生生的国际现实的时候，则不可避免地遁入了理性的迷津。纵观冷战后的世界现实，冲突的主因当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方面；文明间的差异固然可以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因素，在冷战后时代，可能更是如此，但它不是根本原因，甚至也算不上是主要原因。就国际视野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平等，权力关系不平衡，民族特性（爱好和平抑或是好战）、政治结构（极权主义抑或是帝国主义）、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引致的思想危机都是构成冲突的重要根源。其中，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认为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是以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来提出其观点的。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是种族界限。亨廷顿在他的关于文明冲突的三篇文章中，其真正想要说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传遍了世界，然而其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日益萎缩，不但被非西方人远远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被淹没的危险。这些文章还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这种前景所感到的忧虑和恐惧。亨廷顿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言人类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也不例外。然而亨廷顿的观点也值得重视，因为这种恐惧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恐惧会产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军事集团———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样他也不能排除21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亨廷顿说，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地再走过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才能到达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第三，认为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讨论提供了另一个契机，可以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轨迹上来加以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文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对亨廷顿关于文明的讨论，其意义主要不在于讨论本身，而在于它可以启发我们使国际政治从大厦的一隅走向世界文明史的整个大厦。即使是亨廷顿笔下的“文明”，也分明是政治化了的（或意识形态化了的）“文明”。然而，“文明”既已在“国际政治”中出场了，那就需要把这个持之有故的问题抓住，并深究下去。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当把它弄得能够自圆其说。各种文明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外扩性质。人类越是深入到文明时代，文明的外扩品格便越会为人们所体验到。不同的文明在交会中总免不了相互排斥或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表明文明含有不易改变的个性，相互吸引则表明文明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因此，在历史进程中，一成不变的文明是没有的，在一个时期内全然改观的文明也是不可思议的。沿着文明的外扩性去想，则会发现人类社会必定要走向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依赖，从而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把关于文明的一条线索，化为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内的“公式”，就是：文明———国家（民族）———国际政治———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前瞻）。这条线索与康德提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理性发展是重合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似乎有两重意思可说：一是既然文明可以决定一国的发展，由此自会影响该国对外关系中的思想、政治、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的样式；二是在“全球化”的远视角下的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类文明史（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多幕戏剧；无论舞台上进行着怎样的表演，“戏剧”的进行总是越来越接近人类文明的目的地。也许可以说，前者是政治学的命题，后者是哲学和人类学的命题。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学术动态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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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工程移民的理论研究
□王冰 刘喜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很重视工程移民问题，并制定了开发性移民政策。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改变了过去不直接管理工程移民的政策，制定了专门的守则，要求各国利用世行贷款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都要按程序编制工程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并经世行官员和专家实地考察、论证、批准后，方可实施工程拨款，进行施工。
我国政府和世界银行重视工程移民工作的政策，是我国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原则和宏观指导思想，在减少工程移民工作遗留问题和工程移民的安置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要妥善安置工程移民还需要有科学的工程移民理论作具体的指导。目前已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在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则编制某些工程建设项目的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可是，总的来说对工程移民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够。至于综合性工程移民理论体系的架构，以及如何将工程移民的安置与有关区域的环境、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协调起来，通过工程移民安置促进工程建设区域和移民安置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研究编制工程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等等理论问题，都有待从理论上深入展开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对工程移民的理论研究，可首先围绕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展开，主要包括：
工程移民的界定和类型。每一项重大工程建设都会对建设区域一定范围内居民的生活和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范围内，有些居民的住房位于工程建设区域，有些居民的耕地位于工程建设区域，有些居民的生活或生产的某些条件受到工程建设的影响，有些居民的就业场所在工程建设区域或受影响的地区。究竟哪些居民属于工程移民，工程移民应怎样界定？目前我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日益增多，相应的工程移民有哪些类型？等等。这一类问题都是工程移民理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
工程移民安置与工程建设项目的关系。工程移民安置对工程建设项目有哪些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怎样分析工程移民与工程建设项目的利弊，如何采取措施兴利除弊，安置好工程移民，促进工程项目建设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工程移民和区域发展的特征及趋势。研究工程建设区域和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在这种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工程移民的特征，如工程移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和心理等方面的特征，工程移民对搬迁安置的态度、期望和要求，预测工程移民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建设区域、影响区域的发展目标与工程移民安置的关系。不同的工程移民安置方式对工程建设区域、影响区域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工程移民安置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发展目标，在各种发展目标下的工程移民安置方式又如何，以及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及与之相适应的工程移民安置方式？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指导人们克服工程移民安置的随意性，有意识地采取促进建设区域、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移民安置方式。
建设区域工程移民状况和安置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全面调研。设计科学的调查表，对建设区域需要搬迁安置的工程移民的财产、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状况和安置工程移民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的调研，计算工程建设区域需迁出的移民数量和安置区域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人口容量，为确定安置区域的发展目标、选择科学的移民安置方式、确定安置移民的具体数量提供实际资料。在工程移民搬迁以后定期进行相应指标的对比性调查研究，用以检查工程移民的安置方式是否妥当，以及工程移民安置后对安置区域发展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以便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调整，从而真正促进移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建设区域、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
促进建设区域和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移民安置方式。总结国内外工程移民的经验教训，研究促进建设区域和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移民安置指导思想、原则及具体的工程移民安置方式，分析各种安置方式的利弊，从而为工程建设项目单位选择科学的安置方式、妥善安置工程移民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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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银行论》
□金言惠
曾康霖、谢太峰与王敬合著的《银行论》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该书从银行的生成、相关关系的比较、变化发展的动态、传导机制、中国银行业现状与国际惯例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了以银行的生成和运作为研究对象的货币银行学分析框架，克服了国内货币银行学研究中的某些缺陷。
第二，该书部分地借鉴了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方法，注重银行生成制度背景的研究，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范式，分析了银行生成的政治、经济、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早期银行业的类型与功能。此外，作者对法国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为什么滞后于英国近100年，以及中国早期的钱庄、票号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银行进行案例分析，回答了一系列学术界研究较少而又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问题。
第三，作者不仅注重各类银行特殊性的研究，而且注重其一般共性的研究，实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作者从不同类型银行之间、同类银行不同国家之间、银行内部经营管理这三个方面，进行了颇具创新特色的比较研究。从市场主体、投入产出、经营管理、行为目标和社会评价五个方面阐释了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从自由参加原则，民主、平等原则，公共积累、利润返还、股金分红的分配原则阐释了合作银行的合作性；从组织上的政府控制性、资金来源的财政性、资金投放的政策主导性、行为目标的非盈利性、业务经营的非竞争性阐释了政策性银行的机关性等。这些比较研究和阐释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各类银行的理解，对中国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理论参考意义。
第四，理论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作者在《银行论》的每一章中，都有专节评说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未来以及与国际惯例的差距，为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