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大地周刊·读书天地)
专栏：
值得欢迎的书
林默涵
《中国大众创作文艺丛书》第一辑出版了，这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一线上的广大业余文艺创作者的书，是值得欢迎的。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作为文艺界的一个老兵，我已年高体衰，做不了什么事情了。但只要是有益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事，要我当个拉拉队员，我还是应该干的。因此，这套丛书创办伊始，我就慷然应允了总编委会的要求，担任了总顾问；丛书第一辑付梓之前，我也同意作一个总序；现在丛书问世了，作为总顾问之一，为了表示对这项工作的支持，我认为写上几句也是应当的。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我认为是非常需要的。它不但推动和扶植基层文艺创作活动，促使它更加强壮地成长，而且还鼓励文艺贴近生活，倡导作家、艺术家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对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的要求，也是大有裨益的。
读着这些基层业余作者反映现代生活、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虽然它们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但是，我心里仍有说不出的高兴！
丛书的质量和影响，是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程度所决定的。为此，我期望文艺界的有关方面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进一步关怀、支持基层业余文艺创作活动，使文艺百花园中这朵奇葩更加绚丽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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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部长诗，半部诗韵
吕进
1997年出现的大诗中，八十年代曾以《风流歌》名噪一时的山东诗人纪宇的长篇抒情诗《’97诗韵》（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纪宇的这部新作长达七千余行，从香江回归落墨，将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纳入诗的视野。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纵横历史天地，吐纳世纪风云。”大诗要求于诗人的更多。没有相应的学养，没有感受力（对当前）、记忆力（对历史）、想象力（对未来）的诗人难当此任。写作大诗的诗人只要在修养上稍有缺失，他的作品就必然只是时髦一时、喧哗一时而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昙花”。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从文化革命中走来的、对任何分行的标语口号都极其敏感和反感的读者。应当说，这种敏感和反感是读者的成熟，但它也给政治抒情诗创作带来更大难度。
我并不打算说，《’97诗韵》一定会流传久远。它的长处和短处似乎和当年的《风流歌》有血缘关系。如果说，这是一部表现不俗的长诗，它包含了诗人在诗体重建上的艰苦探索，也许是不错的。《’97诗韵》正是在这个视角里，自有它的艺术价值。
对中国新诗来说，1997年是诗体重建成为诗界中心话题之一的一年，海峡两岸均如是。依我之见，中国新诗经历了初期白话诗、新诗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现在正在向第三个阶段前行。这第三个阶段姑且叫做现代汉诗吧。由郭沫若奠基的新诗已经从初期白话诗中走出了近八十年。由于对新诗的“新”、自由诗的“自由”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解，因此在诗体重建上建树不多。寻找诗体，成为中国新诗走向下个世纪的事关自身兴衰甚至存亡的大问题。诗体重建的中心是诗的音乐性问题。纪宇的新作正是在这一紧要课题上付出了努力。
《’97诗韵》在寻求新诗的音乐美上颇有特色。
音乐性，是诗与散文的主要分界。依照一般的说法，诗的音乐性有内外之分。内在音乐性是诗呈现出的诗情状态，外在音乐性是诗的段式和韵式。其实，所谓内在音乐性就是音乐精神，这是一切艺术的追求。而外在音乐性才是诗的专属，它是诗的定位手段。
和音乐性是中国新诗的弱项相反，音乐性是中国古诗的强项。新诗对音韵的排除，实在是对西诗的不成功的模仿，正是新诗出世已近一个世纪仍立足不稳的重要原因。《’97诗韵》是有韵之诗。
《’97诗韵》以十八韵为十八个诗章，每韵一章，且以韵部排列顺序次第展开，洪亮级、柔和级、细弱级音韵交错，长诗的独特面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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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血乳浇铸的丰碑
辛茹
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没有为死者树碑的习俗，然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却矗立着一方独特的碑！
这是六个汉族孩子为蒙古族母亲立的碑。这座石碑，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人性美德的象征。作者从这座丰碑开始，探寻了三十八年前三千南方孤儿在内蒙古草原母亲怀抱里成长的历程，写成了一部蕴藉深厚、撼人魂魄的诗篇———《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差不多四十年前，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那场大饥荒，使数以千计的孤儿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救助这些孤儿，成为共和国总理以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揪心的问题。急国家所急，并不富饶的内蒙古草原就在此时敞开了大海般的情怀，拥抱了这些南国孤儿。
作者从这一非凡的事件里，看到了“社会品格和人性的辉煌”，敏锐地捕捉到在那多事之秋，这些生命花朵所绽放出的“奇异的色彩”。
一方面是“共和国用她艰难地和饥荒搏斗的手臂托举着这些幼小生命”，从中央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党、政部门，都把救助这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孤儿当成“政治任务”，层层动员部署，拨出专款专用，指派专人负责，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暂时的灾难面前所显示出的无比力量。
另一方面，“是蒙古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人民以慈母的襟怀，拥抱和抚养了这些生命”。在这里，民族情感的融合，人性美德的展示，都具有不可摧折的力量。
《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是一曲民族团结和人性美德的颂歌，是一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颂歌；但是，作者并没有使自己的文字停留在肤浅的歌颂里，她不回避灾难和其时某些令人生厌的现实，因而使这首辉煌颂歌里有一种凝重而苦涩的历史感。
三年困难时期，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作者以广阔的视角观照了灾年的成因，揭示了南北大跨越的真实时代背景，使三千孤儿北迁成为黯淡年月里一道耀眼的彩虹。
在这些孤儿成长的近四十年里，我们国家出现过“文革”的大灾难，许多孤儿因之又经受了深重的不幸，甚至重新沦为孤儿，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作者写他们的成长，依然不忘写他们在命运中的拼搏和挫折。
正是这些磨砺如同燧石，撞击出了人性美丽的火花，折射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社会与人生的深刻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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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篇激励后人
骆寒超
杰出的诗人艾青，已于1996年5月5日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从那时以来，时闻海内外有集会举行悼念，时见各地报刊有诗文表示追思的，绵延至今，已经是一年了。此中情意，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艾青为追求真理、向往光明、鞭笞黑暗而作的歌唱，正是海内外广大民主人士心灵的回声。
艾青一生的道路十分坎坷，虽几起几落，饱经风霜，但他始终像海中的礁石一样，纵使遍身伤痕，也依旧矗立在狂涛巨浪中，“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呢？是他的大爱，他创造的激情，更是他对未来的信念。艾青的爱是辽阔而深沉的，在《我爱这土地》这首献给祖国的诗里，他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献给乳娘的诗里，他说要把自己的爱“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可见这种爱既属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他既倾心于繁殖生命的土地，更倾心于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劳动者。艾青创造的激情来自于对生活的追求，认为“生活与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而这种激情的结晶则是诗，所以“诗是生活的牧歌”。正是这种大爱，这种创造激情，使艾青发现人类生活的主宰者是那些洒血流汗劳动着却又一无所有、正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困苦的人群”，在他看来，正是他们才“对世界怀有希望，对人类怀有梦想”，是“人类从今天到明天的桥梁”，因此，他就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牢固地建立起他对人类未来必然光明的信念而纵情歌唱。
这使艾青获得了生存的力量，诗的力量。
这也使艾青及其诗歌终于从中国走向世界，从现世的短暂进入历史的永恒，从令人困惑的传统转化为更富于人性表现的现代，完成了现代汉诗的世纪性超越。
作为历史的存在，他的价值就在这里！
为此，许多诗友同艾青夫人高瑛聚在一起时，纷纷建议把这一年来散见于世界各地报刊的那些悼念诗文搜集起来，出一册《艾青纪念集》。夫人高瑛难以拂逆众意，委托我代办此事。我于是在众人协力合作下，经数月的努力，搜集到数百篇诗文，从中挑选出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分成九辑，编成了这本文集。呈献于读者之前的这本《艾青纪念集》，所汇集的虽是社会各界对他的悼念之情，诗友亲属对他的追思之意，却也很能体现出他的那一份遗愿：人民的诗人会永远以他高尚的情操和辉煌的诗篇激励后人。
（《艾青纪念集》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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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讲述名人的故事
杨永源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少年儿童读物一直有着特殊的兴趣和关注。当我读到《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时，不禁喜出望外。我已经把它推荐给我身边的孩子们；也很愿意把它推荐给更多的青少年朋友。
这是一套能有力地唤起人们对祖国、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的优秀图书。当孩子们读到其中孙中山、甘地、戴高乐、华盛顿、爱因斯坦、鲁迅、安徒生、周恩来等人青少年时代追求理想、献身祖国独立自由的时候，不会不受到一种崇高精神的感召。
同时，这也是能给予青少年丰富的智慧启迪的迷人图书。其中著名人物青少年时代的聪明才智的多方面体现，使青少年读来深觉亲切有趣，也鼓舞青少年读者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这套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其中主人公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期里探索人生、磨炼意志、学习合作、完善个性等种种真实故事。这些小故事往往不为人所知，在一般概念中，仿佛伟人从来就是成熟的不同寻常的人，而忽视了正确得法的学习、教育、自我训练对青少年成长的巨大作用。所以看到这些具体真切地展示中外著名人物成长过程的故事，顿时感到传达了一种重视、提倡素质教育的精神，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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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信息
新书信息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中国近代产生了一批思想家。其中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炳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熊十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丛书，将这十五位大师级人物的著作分辑整理，选出其最具代表性的语录，并加有一定的注释、提示，是一套走近大师、聆听大师的读本。
《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信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信集》精选了一百五十余位名人的五百多封著名书信，分为《爱情卷》、《亲情卷》、《文情卷》三辑。
《当代文学新潮》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当代文学新潮》（朱寨、张炯主编）一书。这本由朱寨、张炯、蔡葵、张韧、杨匡汉、白烨、张德祥联袂撰著的当代文学思潮专著，分八章详述了新时期文学中理论批评的嬗变、现实主义的新变、人道主义的复苏、现代主义的冲击、文化寻根的漫泛、新写实思潮的兴起、生命思潮的拓展，系统描述了新时期文学新潮迭出、彼此冲撞的波澜壮阔的发展与演进。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
近年在文坛备受关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于今已有小说专集面世。这本由白烨主编、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收有关仁山、谈歌、何申、刘醒龙四位“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家的八部中篇，均为描写国有大中型企业濒临困境的艰难抉择和乡镇干部面临新旧矛盾的殚思极虑的写实力作。
《北大百年百联》
4月中旬，由北大一位民俗学者独立创作，海内外一百多位书法家书写的《北大百年百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据了解，作为民俗学、俗文学一分子的楹联作品，由个人创作完成，以书法为载体，以联书合璧的形式出现尚属首次。
《朝霞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近日推出崔璇的《朝霞集》，这是作者从抗战以来大量中短篇小说及散文中精选出来的，分燃烧篇、早霞篇、阳光篇和作品评论四部分。充分展现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文学创作六十年走过的文学之路。
《蓝色通道———16个人到16个亿》
忠实纪录高科技上市公司———福建实达电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年发展轨迹的《蓝色通道》（刘勇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结合当代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大背景及发展迅猛的电子信息产业特点，诠释了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中国高科技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发展出路。
《克里姆林宫的儿女们》
俄罗斯当代女诗人、作家拉里莎·瓦西里耶娃的一部以克里姆林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克里姆林宫的儿女们》中译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北京眼》
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的文集《北京眼》三册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以写北京风俗民情著称的刘一达在报章杂志上发有大量吸引人的文章，此次精选结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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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书天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季羡林先生的新作《牛棚杂忆》，并在风入松书店举办了首发式。季羡林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叙说了“十年浩劫”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魄、不堪回首的往事。图为《牛棚杂忆》中的作者手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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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里书外
阅读化境
陆昕
藏书家讲聚书之乐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丈夫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百城，即拥有许多好书；南面王，即帝王。意为拥有许多好书便形同拥有许多城池，纵给予帝王之尊亦不交换。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怜自慰。拥有百部旧刻名抄就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将人民与土地握于掌中的帝王相比？我认为另有一句话讲聚书之乐很恰切，“冷摊负手对残书”。
冷摊，生荒寂落寞之感；负手，状悠然飘洒之态；残书，是对深远绵长的传统文化的指代。而“对”字最可玩味，“对”残书而作何感？也许在感叹荒摊之冷落，也许在叹息书之聚散无常，也许由书的内容而沉湎于历史的风云变幻，也许在寻思口袋里有几个钱，琢磨如何讲价可讲出便宜来。
搜书的最大快乐是在某一荒摊或某一冷肆，偶然间觅得一本久思而不得极佳的善本书，再一翻书末，价奇廉。于是心中那份狂喜，犹如怀里揣了兔子怦怦乱跳。交钱出门，那天即便是阴云密布也感觉阳光灿烂。
然而搜书不仅有乐，也有悲。悲有多种，有与好书失之交臂之悲，有因价昂而不得购之悲等等，而我所说的却是书运之悲。常常，打开一本书，上面有原主人的印章及题跋，有赠者之赠言、受者之记述，有些还是名人的，这些人或在政治上叱咤风云，或在文坛上翻江倒海，随着他们的烟消云散，这些遗物也灰头土脸地躺在狼藉的丛残中，似乎在表达着一种无声的诉说。
读书之乐，乐在情趣。古人云：“雪夜闭门读禁书。”一情也。又云：“红袖添香夜读书。”又一情也。真正的读书之乐，是将书的意趣融于自己的生命，使它成为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生命的热爱。
我常常回忆少年时读书的情致。那时我家居一古老的四合院，院中有古槐一株，顶如巨伞，遮蔽了半个院子。少年时的我，搬了小凳，坐在树下读中外文学名著。院中常常寂无人声，只有瓜棚豆架四周，响着蜂鸣；偶然闪过蝶影，舞于树下花间。我长久地沉浸于书中所描绘的广大而神奇的世界，痴迷于那万花筒般绚烂而多彩的人生。及至眼前渐渐矇眬，方知黄昏已至，树枝间透出秋阳最后的金色落辉，晚风吹拂，白色槐花悠然飘洒，在我身旁泛起一片柔和的明亮。
在这样的氛围中读书，才摆脱了那种“雪夜闭门”的社会背景和“红袖添香”的人造环境，才真正能使生命脱去束缚化作自我，这种自我就是目极千古，神游八极，吐纳山川日月，包容天地古今。只有通过读书而至化境，才可以不负聚书之艰苦，因为你已经体现了书的终极价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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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儿科普新书
“六一”期间，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一批少年儿童科普读物。其中《三毛大世界丛书》和《儿童百科图谱》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图书，这两套百科类图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制作精美。《知识魔方丛书》分《兽类世界》、《六足王国》、《地球奥秘》、《星际太空》四册，是一套有特色的科普图书。（朱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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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邻为鉴
——读《后明治维新——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纪实》随感
袁晞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腾飞，经历了百年的曲折发展；中国从戊戌变法至今整整一百年，中国人从曲折奋斗中走上了改革之途。此一百年和彼一百年很有一些需要研究和比较的东西。作为同源文化的近邻，可以说日本是中国的镜子，最值得学习和借鉴。为总结日本的一百年，吉田茂先生写下了著名的《激荡的百年史》，记得八十年代初，很多第一次读到这本小册子中译本的中国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震撼，给有志于从“文革”中复兴祖国的人以有益的启示。中国学者马平新近完成的《后明治维新———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纪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着重评述了“激荡的百年”的后二十年，即战后日本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民主改革，给在改革开放中步入第二十个年头的中国人提供了应该深入思考的内容。我觉得吉田茂的书是一种当事人概括性的总结，马平的新作则是用翔实的资料、生动的文字客观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既是一本经济史，也是一篇纪实文学。
马平的故事从佩里的军舰入江户湾讲起。在简述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时，专门谈了吉田茂回避的军国主义问题，用日本从富国强兵到对外扩张，直至彻底失败的史实，对日本固有的封建武士精神与新的资本扩张相结合产生的这一毒瘤予以剖析。这是不能回避，尤其是日本人不应回避的问题。翻开这本书我最想知道的是：从战后的废墟到经济强国，短短二十年靠的是什么。我找到的答案是：锐意进取的领导集团、远见卓识的知识精英、自强不息的全体民众和这三者的结合。领导者励精图治，身先民众，对知识界的建议从善如流，政策为百姓着想；知识分子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掌握各种知识，注重实际，上通下达；最感人的是日本千百万普通百姓，他们承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养无食、居无屋，但依然诚恳、勤劳，与政府同舟共济。还有，明治维新以教育为基本国策，战后又把重建教育放在第一位，为后来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给今天以“科教兴国”为要务的中国以榜样。
作为纪实文学，书中穿插了“战败国中几个人物素描”，文字不多却准确传神。这几个人物中不仅有池田勇人、田中角荣、松下幸之助、下村治等风云人物，也有普通农民。在引用大量经济数字的同时，马平笔下也写出了动人的细节：在战后忍饥挨饿的恶劣条件下，靠欺骗为生的日本国民为数甚少；身为日本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出国访问时住最低档的旅馆，吃家里带的咸菜；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乡村最好的房子不是小学就是幼儿园……这引起我的联想，我们的“打假”行动如火如荼，可见坑蒙拐骗者不在少数；全国贫困县的父母官儿出门，有没有人住最便宜的旅馆？我也想有那么一天，全国每个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而不是乡政府……用着日本电器、坐着日本车的中国人真应该多想几个“为什么”。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要讲深讲透常常讲，这不仅是历史，也是关系到今天的日本向何处去这一影响亚洲和世界的大问题。对日本民族优秀的方面要虚心学习，真正学到手。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史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应该说已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马平做了有益的工作，愿这种工作有更多人深入下去。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一平所著《将帅论》，最近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对古今中外关于将帅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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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曲终能再奏”
盛英
孙犁自述，自己的晚年文字“既非眼前琼林，更乏步下芳草。非时下之所好尚也”。（见《文集续编序》）《曲终集》是孙犁继《孙犁文集续编》后的又一部晚年著作，但其追怀往昔、说古道今的叙述脉络，守护真善美理想的中心立场，却道出了老作家对传统和现实的思索及其伤感的心境。《曲终集》确实为孙犁独立的文化性格添上了苍劲一笔，又呈露了他晚年对现实的思考目光。《曲终集》给人们留下的思考空间是宽阔的。无疑，“曲终能再奏”。
《曲终集》收入的小说、散文、杂论、书话、通信等均为九十年代之作。孙犁在其间也时而以保守“九斤”自嘲。然而，孙犁并没有因为自己对传统，尤其对革命传统的“守成”而感到羞涩。
对于革命文学，孙犁始终一往情深。他看重自己和侪辈投身民族解放战争时所持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追求理想的情愫；他怀念革命队伍同志之间彼此相扶相助的骨肉般情谊；他更崇拜鲁迅。在《曲终集》中，孙犁抒写延安那段师生恋情的小说《忆梅读〈易〉》，缅怀晋察冀故人的那组散文《记陈肇》、《悼康濯》等，比起以往的回忆文字，似多了几分暮年的沧桑感，但革命人的“亲和力”依然翠润温存，使人如沐春风。
众所周知，孙犁对革命文学所持立场和感情，同他尊鲁迅为师，重“五四”遗风的立场密切相联。假若说，孙犁在青年时代，通过钻研、背诵鲁迅小说、杂文，乃至编写《鲁迅的故事》，意在从中吸吮鲁迅思想、文字养分的话，那么，孙犁晚年，特别重视研读鲁迅日记、书信和书账，其意可就在于探究鲁迅思想何以形成，以及鲁迅行止的深意了。孙犁做事喜欢从“识小”开始，潜入“几微”领域，渐次把握事物本相与缘由（见给韩映山的信，1991年11月13日）。他从鲁迅日记、书简里，洞悉鲁迅观世察人的实际情势，从而深入事情底奥。
对于历史文化，孙犁博识稔熟，既钟情其博大精深，又发挥其历史昭示，所形成文字已铺就为文坛一大奇观，启人神智、令人神往。
对于生活和文坛，孙犁时而以优秀传统作为参照予以审视，时而以直言不隐提供批评催其进步。就在“审视”和“批评”中，老作家透出了自己远离世俗喧哗的心思，透出了自己遥望仙逝的幻象。长时期地以墨代心，近几年的连续大病，孙犁到底老了，倦了。假如说，思想也有季节的话，那么，《曲终集》已不再是春歌秋谱。
今天，当商业文化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曲终集》确实显得有点悲壮和感伤。